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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6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编者按:5月22日,河南农民维权代表金荣山一案在河南商城县法院开庭审理,当天数百名商城县老百姓将警车团团围住,要求无罪释放金荣山,联名抗议书的签名人数更是达到了万名左右。6月20日,商城县法院违背公开宣判的原则对金荣山作出有期徒刑一年半的判决,离奇的是这份判决书明显自说自话,对金荣山的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读者可对照判决书和律师辩护词,从中对商城县政府为掩盖其侵害农民利益的恶行的良苦用心略知一二。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践踏法律 自说自话——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判决书


    
    附:河南商城金荣山案一审辩护词
    
    关于金荣山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一案
    
    一 审 辩 护 词
    
    (金荣山的辩护律师提交)
    
    
    
    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金荣山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金荣山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一案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金荣山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们多次会见了被告人金荣山 ,认真审阅了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检察院商检刑诉[2008]第18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现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庭审情况,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金荣山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金荣山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
    
    《起诉书》指控:“2004年5月份被告人王幼德、金荣山经预谋,由金荣山出面,以王幼德掌握有商城县上石桥镇计生所乱收费的证据,要挟该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书记涂家友,要求镇计生所不要收取王幼德大儿媳周世秀无证生育二胎的社会抚育费,否则要去上面告状。涂家友被迫同意,并安排镇计生所财务人员在未收取周世秀无证生育二胎的社会抚育费情况下,开具一张收取周世秀7000元的社会抚育费行政事业票据给被告人王幼德。”
    
    辩护人认为,控辩双方对以下基本事实没有争议:①金荣山将王幼德要求“上石桥镇计生所不收取周世秀的社会抚养费,否则就去上面告状”的意图告诉了涂家友;②上石桥镇计生所将7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票据开给王幼德后,收取了王幼德掌握的镇计生所乱收费的材料,并且将该材料毁损。③金荣山向上石桥镇计生所出具了一张7000元的欠条。
    
    控辩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一是金荣山与王幼德是否有“共同”实施敲诈勒索的“预谋”;二是金荣山的行为是否对上石桥镇计生所构成“要挟”;三是《起诉书》指控金荣山犯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一、金荣山主观上不具有“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预谋”,是指事先计谋。刑法中,所谓共同犯罪的“预谋”,是指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以前,对拟定犯罪的性质、分工、对象、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犯罪后湮灭罪迹、分配赃物等,形成共同犯罪的事前通谋。
    
    (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金荣山与王幼德有“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1、在2008年1月2日金荣山的《询问笔录》中,金荣山供述“王幼德把材料递给我的时候说:‘你把材料整理一下,告涂家友。’我说告个人的事我不干”(见该《询问笔录》第3页),这说明金荣山从一开始就与王幼德没有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2、在2008年1月1日王幼德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王幼德“你大儿生第二胎,金荣山对你说过他打条子给计生所没有?”,王幼德说“他打没打条子这事我不清楚”(见该《讯问笔录》第2页);在2008年1月11日王幼德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王幼德“金荣山打欠条的事你知道吗?”王幼德说“我记得金荣山事后给我说过,让我别告状了,计生所里有他打的欠条”(见该《讯问笔录》第4页),由此可见,王幼德事先连金荣山有没有打欠条的事都不知情,足以证明他和王幼德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3、王幼德当庭供述其不愿交7000元社会抚养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镇计生所在计生执法过程中,对部分超生对象罚款、对部分超生对象不罚款,自己产生了攀比心理;二是镇计生所在前几年的计生执法过程中,曾经将自己家里的部分财物砸烂,而计生所分文未赔;三是自己上访好几年,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但从来就没有得到补偿。辩护人认为,王幼德不愿交7000元事出有因,这说明了王幼德本人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既然王幼德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那么,金荣山也就不存在与王幼德有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公诉人当庭称:金荣山明知王幼德意图敲诈勒索镇计生所,仍然帮助王幼德实现目的,从而具有敲诈勒索犯罪的主观故意。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刑法》第十四条又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本案中,金荣山如果要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共犯,那么,从主观上讲,其必须具有共同敲诈勒索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上讲,刑法要求金荣山必须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在实施敲诈勒索,而不是要求金荣山明知别人的行为在实施敲诈勒索。如果将金荣山明知王幼德不愿交纳7000元社会抚养费的行为,等同理解为金荣山明知自己在帮助王幼德敲诈勒索镇计生所,这显然是错误的。比如说,明知别人盗窃而将盗窃的财物隐藏,明知别人绑架而将绑架的信息通知被绑架人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构成盗窃犯罪或者绑架犯罪的共犯。从意志因素上讲,刑法要求金荣山必须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在本案中,金荣山为了控制王幼德再去上访而主动出具了一张欠条给镇计生所,显然,他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从逻辑和情理上分析,金荣山也不具有与王幼德“共同”敲诈勒索的“预谋”
    
    1、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二胎的人是王幼德的大儿媳周世秀,而不是金荣山或者金荣山的亲属。
    
    2、应该交而没有交超生罚款的人是王幼德的家人,而不是金荣
    
    山。
    
    3、金荣山是武桥镇月塘村人,与上石桥镇计生所之间没有任何
    
    利害冲突。
    
    4、收集上石桥镇计生所乱收费的材料、要去信访告状的人是王幼德,而不是金荣山。
    
    5、王幼德事先没有承诺给予金荣山利益,事后也没有给金荣山
    
    实际利益。
    
    二、金荣山客观上没有实施“要挟”行为
    
    (一)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金荣山实施要挟行为的证据主要有王幼德的供述、金荣山的供述、证人涂家友、王玉坤、曹庆茹、蔡前程等人的证言及票据、欠条等,辩护人一一辨析如下:
    
    1、王幼德的供述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1)2007年12月31日王幼德在《询问笔录》中供述“我把材料递给金荣山时对金荣山说‘你去找涂家友,让他别罚我款,否则这里有他的把柄’。后来金荣山、涂家友两个人把材料烧了,烧材料时我不在场”(见该《询问笔录》第5页)。
    
    (2)在2008年1月1日王幼德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王幼德:“你大儿生第二胎,金荣山对你说过他打条子给计生所没有?”王幼德说“他打没打条子这事我不清楚”(见该《讯问笔录》第2页)。
    
    (3)王幼德在2008年1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我对金荣山说‘我不识字,你看看能不能让计生所别罚我大儿子超生罚款了,我们有这份材料,你找一下涂家友,否则我们就告涂家友’。金荣山当时就同意了,说:‘好,我去试试’……我听金荣山说那材料他当着涂书记的面烧了”(见该《讯问笔录》第3页)。公安机关问王幼德:“金荣山打欠条的事你知道吗?”王幼德说“我记得金荣山事后给我说过,让我别告状了,计生所里有他打的欠条”(见该《讯问笔录》第4页)。
    
    辩护人认为:要去告镇计生所状的人是王幼德,而不是金荣山与王幼德一起去告状。同时,王幼德供述自己“后来听说金荣山、涂家友两个人把材料烧了、不清楚金荣山当时打条子的事、金荣山事后让王幼德别告状,计生所里有金荣山打的欠条”等情节,这就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计生所去协调王幼德上访的问题。
    
    2、金荣山的供述不能证明其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1)2008年1月2日金荣山在《询问笔录》中供述“我当时就心里想一个点子,怕老王以后还告,我就打一个欠条给计生所,欠条是欠到计生所现金柒仟元整”(见该《询问笔录》第4页)。
    
    (2)金荣山在2008年1月14日《讯问笔录》中供述“我当时想到王幼德这人不地道,好出尔反尔,就想打个欠条控制他,如果他要告计生所,我就向他要这个钱,不告就算了”(见该《讯问笔录》第3页);
    
    (3)金荣山当庭供述:欠条是自己主动向镇计生所出具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王幼德再去信访告状。
    
    辩护人认为:金荣山供述自己向镇计生所出具欠条一事,对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利益反而设置了负担,这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计生所去协调王幼德上访的问题。
    
    3、涂家友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金荣山“要挟”镇计生所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
    
    (1)涂家友在2008年1月1日《询问笔录》中证明“我们为了今后开展工作和乡镇的平稳就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见该《询问笔录》第3页)。
    
    (2)涂家友在2008年1月11日《询问笔录》中证明“有了这张欠条我们也能控制金荣山……也就有金荣山控制王幼德别再告了” (见该《询问笔录》第4页)。
    
    辩护人认为:涂家友在《询问笔录》中,一方面证明镇计生所受到了金荣山的“要挟”,被迫答应金荣山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证明有了金荣山打的欠条,镇计生所就能控制金荣山,金荣山也就能够控制王幼德别再告了,这充分说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去协调王幼德的上访问题。由此可见,涂家友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金荣山“要挟”镇计生所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
    
    4、王玉坤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金荣山“要挟”镇计生所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
    
    (1)王玉坤在2008年1月1日《询问笔录》中证明“金运(荣)山拿到这个材料之后,找到当时乡里分管计生的涂家友副书记,以要拿此材料告状相威胁,不让计生所罚王幼德家大儿子的超生罚款,乡里和计生所为了稳定工作,被迫答应了金运(荣)山的要求”(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他打的那张欠条,一方面是有利于我们的走帐,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他讲,如果他再告我们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要钱”(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2)在2008年1月2日王玉坤《询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王玉坤“金荣山打那柒仟元的欠条说了什么话没有?”王玉坤说“当时他保证不再找我们计生所的麻烦”(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3)王玉坤在2008年1月13日《询问笔录》中证明“当时金荣山担心王幼德没有将材料的复印件拿全,我和刘致远、金荣山一块包车到王幼德家又找了一点”(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辩护人认为:王玉坤在《询问笔录》中,一方面证明镇计生受到了金荣山的“要挟”,被迫答应金荣山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证明有了金荣山打的欠条,镇计生所就能控制金荣山,金荣山就能控制王幼德别再告了,同时,王玉坤还证明金荣山担心王幼德没有将告状材料的复印件拿全,于是,金荣山就和王玉坤、刘致远一块包车到王幼德家又找了一点材料,这就说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去协调王幼德的上访问题。由此可见,王玉坤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金荣山“要挟”镇计生所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
    
    5、曾庆茹的证言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1)曾庆茹在2008年1月12日《询问笔录》中证明“2004年,涂家友书记跟我说,有人想告上石桥计生所超生对象户太多,并且收集了材料,材料涉及高棚村和范围孜村,并且材料现在在武桥金荣山手里,让王玉坤、刘致远到武桥找金荣山协调此事。后来,我们所里会计王玉坤给王幼德开了柒仟元的社会抚养费罚款收据,我们收回关于高棚村、范围孜超生明细材料,我还看到了这个材料,只要王幼德不告了,我们这柒仟元的现金就不收了”(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2)曾庆茹在2008年1月21日《询问笔录》中证明“有一天涂书记在计生办,他和我通了一个气,说‘有人想告俺们计生所,材料在武桥乡金荣山手里。’后来,我才知道是王幼德要告的”(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辩护人认为:曾庆茹的证言证明要去告镇计生所状的人是王幼德,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6、蔡前程的证言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蔡前程2008年1月21日在《询问笔录》中证明“当时计生所的王玉坤到俺们财政所报账,少交7000块钱现金,俺们就问他咋回事,他就说:‘王幼德这家伙好告状,俺们收不上来,他不给’”(见该《询问笔录》第2页)。
    
    辩护人认为:蔡前程的证言证明要去告镇计生所状的人是王幼德,但是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7、社会抚育费行政事业票据只能证明镇计生所将该票据开给王幼德家人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
    
    8、金荣山出具的一张“欠到计生所现金柒仟元整”的欠条,由于这张欠条是金荣山为了控制王幼德再去上访告状而主动向镇计生所出具的,对金荣山来说,不但没有任何利益反而设置了负担,因此,它恰恰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二)辩护人当庭出示的三份证据证明金荣山是中间人,他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当庭出示了金荣山与涂家友的对话录音、证人胡成舟的证言及检察机关于2008年3月14日对金荣山的《讯问笔录》等三份证据。
    
    1、金荣山与涂家友的对话录音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在金荣山与涂家友的对话录音中,金荣山说“当时我也没有告你们任何事,只是帮你们协调工作,我那五千块钱更形成不了敲诈”、“我后来知道这事,想帮协调一下子”,涂家友说“我说说实话金荣山是出来协调”、“并不是说他(金荣山)帮王幼德敲诈”、“那不能反映,一反映,计划生育罚款太多了。带的太多,就这个事,王幼德准备告这个事”、“俺们当时这个事,叫金荣山出头帮这个事化解了”。由此可以证明,要去告镇计生所状的人是王幼德,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公诉人当庭称,由于录音有剪辑的痕迹,同时检察机关于2008年5月20日又对涂家友作了个《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涂家友证明其和金荣山的对话“纯粹是应付他、哄哄他”,因此,金荣山与涂家友的对话录音不能被采信。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是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录音被剪辑过;二是录音是金荣山与涂家友当时对话的原始记载,更能反映出涂家友的真实意思,属于一种原始证据,根据证据的一般规则,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非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三是检察机关于2008年5月20日对涂家友所作的《询问笔录》,尽管涂家友称“纯粹是应付他、哄哄他”,但是,不仅涂家友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录音中的对话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检察机关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录音中的对话不是涂家友真实意思的表示。公诉人当庭又称,检察机关无须证据证明录音中的对话不是涂家友真实意思的表示。辩护人认为,涂家友作为一个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如果涂家友在刑事诉讼中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证言,那么,涂家友的证言不仅不可信,而且其行为涉嫌伪证犯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2、证人胡成舟的证言证明金荣山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证人胡成舟在2008年4月23日的书面证言证明“2004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我们这里农村的庙会。金荣山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我说:‘我准备下午去赶会,我不再过去了。’他说:‘我家来客人了,你来陪陪他们。’我问他来的是谁?他说:‘来的是上石桥计生所的人,他们来委托我调解一件事情。” 由此可以证明,金荣山是中间人,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3、2008年3月14日金荣山的《讯问笔录》证明金荣山不但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在检察机关于2008年3月14日对金荣山的《讯问笔录》中,金荣山供述“我还补充一点就是打欠条的事是事前涂家友在电话里跟我商量好的,是涂家友之前问我计生所把罚款票开给王幼德后,如果王幼德将来还要上访告状怎么办,我就说打个欠条,涂家友就同意了”(见该《讯问笔录》第2页)、“我怕王幼德再上访,他要上访我就可以拿欠条找王幼德要钱,因为王幼德要上访,计生所找我要钱,我就可以找王幼德要钱(见该《讯问笔录》第3页)。检察机关又问金荣山“你认为你在王幼德计生罚款的事上起着什么作用?”,金荣山说“帮助计生所来骗王幼德”(见该《讯问笔录》第2页)。由此可以证明,金荣山不仅不是在要挟镇计生所,反而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辩护人同时认为,检察机关没有随案移送该证据,从而没有给辩护人质证的准备时间,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公诉人当庭称:该份证据系金荣山的翻供,无须移送。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检察机关仅移送金荣山“有罪”的各种证据,而对于金荣山“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并没有随案移送,违反了我国《刑诉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的规定。
    
    综上,公诉机关的证据不但不能证明金荣山有要挟镇计生所的行为,相反,现有证据证明金荣山是中间人,他是在“帮助”镇计生所“协调”解决王幼德的上访问题。
    
    三、《起诉书》指控金荣山的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
    
    1、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从物的方面讲,我国刑法明确地将其限定为“公私财物”,从而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外。《刑法》第91条、第92条分别对公共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做了列举性规定。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商城县公安机关在本案执法过程中,不应当将“公私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
    
    2、从敲诈勒索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它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公私财物的行为。作为被害人交出公私财物的前提条件是:被害人已经拥有该项财物。本案中,王幼德的家人应当交纳的7000元的社会抚养费,只有在上石桥镇计生所依法收取之后,才由私有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显然,在王幼德的家人还未交纳之前,上石桥镇计生所无法取得该财物的所有权或管理权,只是一种可期待的财产性利益。既然镇计生所并未取得、拥有该财物,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交出财物的问题。由此可见,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不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公诉人当庭称,在诈骗犯罪中,有关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把“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同时,为了打击犯罪,有必要把“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是片面的,理由是:一是我国刑法已经取消了对犯罪的类推适用,确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即使有关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把“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也不能由此类推适用于对敲诈勒索犯罪的解释;二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除了打击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可罪可不为罪时,则不作犯罪处理;可刑罚可不予刑罚时,则以非刑罚方法处理;可重刑可轻刑时,毋宁施以轻刑”,当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模糊时,要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按非罪、轻罪处理。
    
    四、上石桥镇计生所在本案中有重大过错
    
    1、信访告状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上石桥镇压制王幼德信访告状是一种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国家之所以对公民的信访告状予以法律保护,是因为公民的信访告状可以促使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纠正违法行为。本案中,由于镇计生所在计生执法过程中,的确存在违法行为,王幼德要去信访告状,这无疑有助于促使镇计生所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这种行为,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对镇计生所正当、合法地行使职权产生任何危害。因此,上石桥镇压制王幼德信访告状是一种违法行为。
    
    2、镇计生所在计生执法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
    
    一是镇计生所在计生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公的重大过错即对部分超生对象罚款、对部分超生对象不罚款,这严重违反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同种情况,同种对待”的基本要求;二是镇计生所在前几年的计生执法过程中,曾经将王幼德家里的部分财物砸烂,且长时间没有赔偿其损失,这显然违法了行政机关应当“文明执法”和“有错必纠”的基本要求。
    
    公诉人当庭称:没有证据证明镇计生所有违法行为。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其一,公诉人称金荣山掌握有镇计生所违法行为的材料,以此作为要挟镇计生所的筹码,这说明公诉人也承认镇计生所有违法行为;同时,在金荣山与涂家友的对话录音中,涂家友也承认镇计生所有违法行为;此外,王幼德将上访材料交给镇计生所后,镇计生所将这些上访材料烧毁,这说明镇计生所害怕违法行为被揭露出去。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金荣山依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请求法院依法宣告其无罪。
    
    
    
    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马纲权 律师
    
     岳路献 律师
    
     2008年5月22日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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