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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文化部《余秋雨调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4日 转载)
    
    《余秋雨调查》专题由新京报文化部策划制作。
     (博讯 boxun.com)

    ■ 专题前言
    
    理性面对余秋雨的执拗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困惑我们很久了。
    
    这困惑,不在于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件非常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争论?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坚持不愿意按照传统的做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出惹人同情的“一声叹息”?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可不可以调查?余秋雨将如何解决他的历史问题?
    
    “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出版,部分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它说明余秋雨希望高调地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
    
    余秋雨的高调表现在,在出版之前,他将《借我一生》中的一部分提前在《收获》杂志发表,而编者选取恰恰有敏感的“文革”话题。此举立即收到了全国性“效果”。
    
    7月22日,仍是在《借我一生》出版前夕,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回答了一系列敏感问题,并高调宣布即将退出文化圈。同时,余秋雨通过《南方周末》向媒体发出了“质询”,其问题有七,但问题的核心是:既然媒体对他在“文革”以及后来的种种作为充满疑问,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
    
    余秋雨此问,虽颇具挑战意味,倒也正应合了我们的想法。虽然我们与余秋雨并无任何纠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接受余秋雨的质询,决定采取一次无预设立场的调查。我们深信,困惑的解决之道,惟理性面对一途。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辗转京沪两地,访问了多名在余秋雨人生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调查并不容易,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想像,好在调查的人多了,就循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终于可以形成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一可以为媒体的理性正名,二可以向历史的理性发一个宏愿。当然,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论战,令读者耳根清净,也是一个顺带的小小心愿。
    
    从调查的结果看,余秋雨“文革”中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值得去隐瞒。“文革”是全中国的“文革”,不是余秋雨的“文革”,它就像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伤口,虽然伤口会痊愈,但疤痕将永远难以消失,每一个参与的细胞,都被彰显得无比狰狞。跟当时许多人比起来,余秋雨相对清白。从这些经历反观余秋雨,他在这个问题上执拗的坚持并不常见。
    
    但是,我们尊重余秋雨的执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拒不认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态度。他用《借我一生》为自己辩护,未尝不是有效的办法。
    
    编者注:文中“本报”指新京报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 人物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 采访手记
    
    余秋雨在1975-1985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态。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 ‘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清查岁月:余秋雨回到学校
    
    清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余秋雨也是被清查对象之一,在清查的最初阶段,他很受车文仪的赏识,曾经担任写作组文艺组清查的召集人。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徐缉熙: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
    
    徐缉熙也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事过境迁之后,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余秋雨回写作组之后,清查工作就快要开始了,工作组来了没有我就没有印象了。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清查规定,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做结论的时候处理还是有轻重的,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当时给我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余秋雨当时与我一样,不像朱、肖、王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被捕。
    
    “原来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好像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那时候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他们好像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我的理解),像我们这样大量的成员,当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政策好像还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余秋雨与我是同一类型,在文艺组当时处在同一个等级,但他更受重用,又是党员,当然我在写作组资格比他老,有十多年。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般成员,虽然那个时候讲要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没成为事实。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高义龙是在写作组入党的,运动到最后把他除名了(他在工作单位是重新入党的,写作组成员重新入党,他大概是惟一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强调‘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当时来的时候都不会写文章,去别的组的也有,文艺组有两个。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豆,总希望早点解脱,总之是非常紧张。当时讨论时陈冀德总说有些问题余秋雨不承认,态度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说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不是我经手的。印象中,主要是打小报告、朝霞事件及一些文章的背景。据高义龙讲,余秋雨是最后解脱的,但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
    
    不过,徐缉熙关于工作组更换的回忆与夏其言有一些不同,夏其言在香港《纯文学》杂志副刊第3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
    
    胡锡涛: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余秋雨在清查时的情形,胡锡涛也有记叙: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 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
    
    “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我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当时,清查组的负责人夏其言、冯岗、黄道、陈宜宜等人一般不负责具体的工作,也不与孙光萱等人见面。孙光萱等人只负责提供清查的情况,然后清查组讨论,再送到市委清查办。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从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
    
    复查的时间和过程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当时,主要负责复查的F(原上海戏剧学院复查组副组长)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新市委成立以后,班子调换,批评了‘两个凡是’,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从内部来讲也怕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为了这个,市委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我们戏剧学院的复查组当时没有把余秋雨包括在内,一个是因为他是学生,再一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主要活动也不在学校里。复查是由丁瑛和我负责的,丁瑛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中途退出了,主要工作由我来做。
    
    “这个任务是市里布置下来的,并且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在康平路开会时,我去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过来后我提了几点要求:一、把材料全转下来;二、成立一个复查班子。后来发现原来的审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他当院长之前,还在写作组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在档案里他写过一个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我当时为复查背了一点黑锅,最后怎么给他定性,当时有几种意见。我当时的出发点很清楚,一个是要实事求是,因为我从肃反到后来,经历过多次运动。”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姓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他讲了一个情况,他原来是写作组清查组的,清查工作结束后,已经回到单位了(指《解放日报》),有些事情跟大家谈谈。现在外面对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有些反应,他讲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上海本身和以外的地区说清查写作组的工作搞得比较‘右’。夏其言还说,他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他们另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组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
    
    陈恭敏:戏剧学院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时候说:
    
    “复查与老干部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的,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惟一的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学校对余秋雨有争议,陈恭敏当时的态度是,他比较年轻,“文革”时进写作组(石一歌)时才26岁。此外陈恭敏认为他有才华,而学校当时缺师资,陈恭敏是搞理论的,而余秋雨在理论上很有修养。组织上当时复查时的争论是,究竟把他作为“严重政治错误”还是“一般问题”。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清查中解脱,已经属于说清楚的对象,属于第三档,现在既然要复查,就说明原来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学校要关心这个问题。陈恭敏当时希望把余秋雨作为一般错误处理,有人想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种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复查结果出来,基本与原清查组的情况一样。复查主要经手人F说:
    
    “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我有时去市里开会,有时有人来指责我‘你们怎么给这种人评职称,提拔他’。这些都有的,我回来后就对党委说‘我顶住压力了啊,有人对我们使用余秋雨有意见’。这种压力是有一些,但党委认为没有错。可以说,戏剧学院绝对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意气风发的院长生涯
    
    ■ 当事人物
    
    周培松 195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到毕业前这个班改为戏曲创作班),1961年毕业,分配到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里工作。1973年7月份调回上海戏剧学院,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兼任一些党政工作,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
    
    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
    
    陈恭敏 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1984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F 上海戏剧学院复查负责人,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徐缉熙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光萱 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外交学院。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下属外围组织“石一歌”成员,曾做过清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曾被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王知常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陈冀德 女,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 名词解释
    
    清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这次清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结束。从结果来说,清查活动打击了一部分“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分子,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清查的政策还不够明确,手段也部分延续了“文革”期间的做法,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复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对于不少人员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复查中被查出问题的。
    
    解脱 这是清查和复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别说法。意思是被清查人员在组织做出结论后结束清查,可以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了。解脱人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过清查可以认定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可以不予处理的。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 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余这么年轻,便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订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我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他提讲师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太清楚)。”
    
    ■ 解密
    
    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新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七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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