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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恐惧:志愿者NGO震区救灾 遭警察调查
请看博讯热点:四川地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01日 转载)
     提交者:绿色江河水
    
       神情严肃的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一幕,说明你已惹来了麻烦。 (博讯 boxun.com)

    
      5月24日,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正在这里忙碌的20多名志愿者,被吓了一跳。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年轻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标志:NGO。字母“O”被设计成震中,辐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个字母紧密串连在一起。除了表明他们与灾区民众团结一心,还志在说明,震后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间的NGO联合在一起的这个临时机构,不是乌合之众。
    当时,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张国远,正在协调前方物资的调配:广东狮子会捐助的3台流动厕所,需紧急运往位于绵阳安县的灾民安置中心。另一个发起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院长刑陌将亲自送货上路。
    
      张国远的另一个身份,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地震次日,他就来到成都,被推荐为这个NGO联合组织的总协调人。他发现,不速之客来自自己的家乡。两名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的刑警,显然冲着他而来。
    
      警方接到举报称,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根据有关规定,抗震救灾接受捐赠的主体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而作为一个临时成立的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不光没有来得及注册,甚至连账号也没有。
    
      “这是一个法律空白,专门对NGO如何接受捐赠的相关法规需要规范。”律师陈渡强说。
    
      “我们没有接受捐赠。我们只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利用各自NGO的经验和组织,把这些善心安全地送达需要的灾民手里。”张国远小心翼翼地组织着字眼。他28岁,面对警察的问讯很镇静。他到成都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劳累。
    
      基于NGO组织之间的信任,一些对于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选择和张国远他们合作。广东狮子会会长刘小刚表示,许多捐赠者没有选择红十字会而是点名要求委托NGO代为向灾区捐赠,就是因为这些NGO多年积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刘小刚在电话里说:“地震的形势太紧急,根本不容许我们按照过去的流程工作。我基于对张国远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钱拨付给了他本人。”
    
      张国远介绍,他们的运行,得到了来自广东狮子会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并相继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万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晓燕5万元支持。这些钱主要用来采购救灾物资。
    
      警察在办公室检查了账目,并没有发现这几笔钱的异常。在经过2个小时的问讯和笔录之后,他们还是奉命请张国远一起回趟攀枝花,给上级领导做更详细的说明。
    
      张国远已经被这事困绕了好几天,当地政法委、组织部、团委都不断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张国远无奈地说,“如果当时及时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并且以依托政府的名义做,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刘小刚说,他们的合作是透明的。“我们欢迎监督,查得越清楚,我们越欢迎。”每一笔钱财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账目,张国远并不担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觉得中途离开灾区太耽误时间。他想坐飞机回攀枝花,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离开伙伴们前,张国远很有感慨地说。这个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时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时期的联合
      算起来,警察造访之时,这个迄今最大规模的NGO合作组织,已在灾区紧锣密鼓运转了11天。“一切良好。”“根与芽”办公室主任罗丹这样评价这个阶段的团队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国远正在北京开会。地震中断了他正在参加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成都方向电话无法接通,重大伤亡消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联系各个NGO负责人:“我们这么多NGO,是不是该为灾区做点事情?”当晚,与会的100多个NGO负责人做出第一个决定:委派张国远到成都实地了解灾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关注领域不同、行事风格不一,在张国远印象中,他们还从来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当天早上,张国远乘飞机往成都赶。双流机场关闭,直到中午飞机才降在重庆。刚打开手机,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电话和短信就追踪而至。心急如焚的张国远又换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时,在成都的NGO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根与芽”的罗丹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NGO商讨方案。余震来了他们就跑下四楼,停了再跑上楼和大家在网上交流。很多人在问罗丹:我们能为四川做些什么?
    
      13日晚上,罗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来到四川团省委,表达了希望参与地震救灾的想法。罗丹说,团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方式,欢迎。但是,也只能以志愿者的方式,仅此而已,其他方式并不提倡。
    
      NGO们想的是以一种全面的姿态介入救灾。“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NGO,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张国远认为这种合作意义不大。他们决定自己单独搞。陆非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5月14日,50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诞生。地点就设在“根与芽”,因为这里能上网,办公室也足够宽敞。
    
      陆非坐镇后方,负责搜集和编辑有关灾区的信息。“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火线诞生。张国远坐镇前方,具体协调前方灾区的信息收集、物资的收集、发送和调配。
    
      与此同时,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1点半,另一个NGO爱白组织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
    
      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的两大NGO平台。
    
    奔赴灾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4日,几个关键部门先后成立。首先是服务捐赠机构,NGO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时间迅速发动,一呼百应。14日,1.2万吨大米抵达成都。24小时之内,这批大米就从张国远手里配送到灾区。
    
      而根据张国远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资,堆积如山,但是因为需要层层审批和调拨,很多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来不及发放到灾民手里。
    
      此后这里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平均每天在50万-60万元。为了临时储存这些物资,又成立了物资转运中心,朋友免费提供了一处近200多平方米的仓库,地点就在“根与芽”的楼下。大批救灾物资,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们声明不接受个人捐赠,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和对个人捐款者负责。25日,根据前线的调查,灾区的救灾物资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赠也将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备灾中心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在灾区前线,他们成立了7人组成的调查队,利用狮子会在绵阳等地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搜集灾区信息,根据调查和灾民需要,由物资转运中心发放物资。运输工具也是通过网络或者志愿者中征集。30-35辆救灾物资转运车辆,全部是志愿者车队,有些汽油钱,都是志愿者自己掏的。运输费用基本为零。
    
      5月24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要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的汉旺镇。同车的还有云南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周蓉,司机是来自贵阳的女志愿者魏薇。
    
      这是一个临时组合,此前都不认识。邢陌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次。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货车到达汉旺,绵竹的救灾物资中心就设在东汽的院子里,约上万平方米。邢陌把物资卸载,又通过当地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签收。邢陌说,因为涉及到处方药品,不能直接发送到灾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处,都会向接收单位索要收条。除了回去入账,还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保证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这个救灾物资中心的总指挥、绵竹市副市长张滔听说邢陌是NGO组织,很感兴趣地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他说,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这些NGO组织。
    
      从物资中心出来,车又开到了汉旺镇武都村11组。前天邢陌来运送物资,这里的灾民告诉他,因为还没有恢复供电,很多人是摸黑吃饭,有些小孩没法读书。政府送来了粮食和衣服,还没有顾得上这些细节。这天邢陌专门送来了一箱蜡烛。村民闻讯,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有的要了2支还想继续要。维持秩序的当地干部不得不大声劝说:“不要重复领取了!需要的人还很多,请大家表现出素质来。”
    
      晚上7点,行动结束,他们没有停顿,立马往成都赶。晚上还要回去开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计划。
    
      这些志愿者最大的本钱,就是热情和专业技能。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专门从事国际培训,对管理和协调十分熟稔。贵阳的魏薇已经来了一星期,她在贵阳一家汽车4S店工作,请假来这里。她的丈夫是贵阳消防队员,两人前后脚来抗灾。魏薇开车是一把好手,自称只听发动机就能判断出不同车辆的型号,这次一辆小货车别人开不了,她自告奋勇,虽然中途两次迷路,但是基本没耽误事。周蓉主要开展灾区儿童心理干预,每到一处,都去灾区儿童安置点收集信息。来自攀枝花的志愿者刘红斌主要负责看管仓库,到成都后哪里都没去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和其他志愿者晚上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帐篷里,但是他并不介意。“这里一样是前线,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间表达
      除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还有为数众多的NGO在灾区单独活动。绿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江河是典型的国产“草根”NGO。负责人杨欣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长江漂流,后来成立了旨在关注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绿色江河。
    
      地震发生后,杨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拉着救灾物品奔赴灾区,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货物卸载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释放慈善情怀,但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疏导。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欣说。
    
      绿色江河的一个大本营是在深圳。当天,深圳的企业、市民就把捐赠的物品送到了他们手里。但是绿色江河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账号接受捐款。杨欣显然对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双刃剑,不能伤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么漂亮,事后总是有人质疑。”
    
      地震次日,绿色江河紧急动员各地志愿者。“挖人肯定不是绿色江河这类环保组织的强项。”他们能做的,就是利用一个NGO的组织和目标管理经验,救助灾民。
    
      NGO灵活快速的反应速度,在这次抗灾中表现出来。杨欣认为,“NGO是一个补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组织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居多,但总有滞后的点。而我们则关注冷点,以及没有被关注到的乡镇和边远角落。”
    
      在具体的救助过程中,杨欣发现,政府机构为维护灾区稳定,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基本会平均发放,有些乡镇干部因为物资不够,怕引起灾民不满,甚至就不敢发放了;绿色江河却更侧重于帮助那些恢复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还没有精力顾及的灾民。
    
      比如绵竹的兴隆镇灵桥村。这是一个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中,基层政府遭受重创。村镇干部也成为灾民。
    
      志愿者杨礁记得,14日,他们第一次驱车来到灵桥村,政府的救援队伍还没有触及这个角落。因为这个地方的灾情不是最严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当时主要顾及重灾区。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车辆经过,灾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拦在道路中央。
    
      根据先期搜集的信息,他们带去了面包等食品。深圳志愿者熊杨得知灾区断水断电,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立刻联系了深圳的一个净水器厂家,改装生产了一种不需要电力就可以操作的净水设备,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来。
    
      兴隆镇的谭镇长感激地说:“绿色江河是最早到我们这里的救援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绿色江河第二次去灵桥村,发现灾民的秩序已经开始有序,政府救援队伍是15日抵达这里的。他们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样的赈灾
      绿色江河决定把灵桥村作为自己长期帮扶的一个固定村子。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再决定捐赠。比如政府部门也向这里的灾民发放了很多救灾物资,但一些灾民觉得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方便面,因为缺水停电没法吃。
    
    
      杨礁发现,因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灾民家存放的粮食,面临遭受雨水侵蚀的威胁。此外,一些受灾家庭没有做饭的地方。于是他们采购募集了一批用于遮雨的塑料彩条布,以及熟馒头、食用油、蚊香、蜡烛等救灾物资。
    
      志愿者听到这个村村民在传言:另一个村子的灾民将袭击这里抢粮。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因为信息不畅引发的恐慌,于是专门采购了100台收音机发放给灾民。
    
      一次,一个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悄悄地问杨礁,很多天没有洗澡换内衣裤,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一次性内裤?镇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临时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个,但是安插了30多个人住,能否提供一个布帘,把男女搁开。这些细小的要求,绿色江河一一满足。
    杨欣比喻说,就好比一个瓶子,光把石头扔进去,看着好像填满了。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满空隙的这些沙子,就是民间的力量。
    
      他认为,政府的优势,是统一指挥,信息一级一级汇报,物资是一级一级配发,包括采集信息和调配。但是体形巨大,所以转身困难。而NGO的优势是灵活。用杨欣的话,就是直销。灵桥村缺棚布,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可以去采购,具体到多少米,几个人使用,都有详细的信息。
    
      5月26日,绿色江河一行再次驱车赶往灵桥村。地震后,他们平均一两天就来运送一次物资。
    
      3小时后,车队开进灵桥村,这里伤亡数量不大,但是超过90%的房屋受损,村民都露宿临时帐篷。看到绿色江河,他们都很热情。灵巧村的村长景正荣介绍,这个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户,是过去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因为受灾普遍,救灾形式很严峻,而绿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于“NGO”,村民一直没弄懂是啥意思,景正荣也说不清。但灵桥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运抵这个村子的救灾物品中,NGO组织“绿色江河”发送来的物资就占到了一半。
    
      当天村民清理废墟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个88岁的已经死亡的老人。半个月后才发现尸体,村民很恐慌,虽然消毒多次,大家纷纷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连帐篷也不愿意呆了。
    
      绿色江河此行,就是运送刚刚从深圳运来的70多顶帐篷,来给灾民安置临时住所。在分发帐篷时,他们还特别注意公平,首先发给老弱病残。
    
      熊杨还从深圳捎来了深圳荔园小学的同学李致安给灾区孩子的问候,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邮寄来自己的111元压岁钱,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平安符,熊杨把这个物品转送给了兴隆小学的一个学生。学生激动得小脸通红,在一张纸上写下感激的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
    
      熊杨表示,即使是小学生委托他们送到灾区的东西,他们也要尽可能让接收者出具收条,每一个捐赠人的物品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有交代。
    “我们是透明的。NGO应该脱光了让人监督。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杨欣说。
    
      另一边,身在攀枝花的张国远则打来电话称,28日他原本计划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调查”仍在继续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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