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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手上有百多个右派作家致江青的效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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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3日 转载)
    原编者按:
    
     自由派作家朱健国《“争议浩然”何处去》一文中透露: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 (博讯 boxun.com)

    
    该文虽是自由派文人所写,但还算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比如03年暴露出的汉奸焦国标即是九十年代“讨伐”浩然的急先锋。特推荐给读者一阅。
    
    浩然说:手上有100多个作家致江青的效忠信
    
    
    1999年6月11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发表了一位杂文家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
    
    
    “近10个月来,浩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独领风骚的那个作家)及其‘奇迹说’,几乎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20余年,彻底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一点没有责备发表上述专访与为浩然辩护的文章的传媒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戒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刘文指出“浩然左意犹存”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报》也早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编者不禁感叹:通过“争议浩然”,一下子检验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胜利。真是“改革远未成功,同志亟须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自称是浩然辅导起来的一百多个文学青年之一),甚至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
    
    
    他和我的具体谈话如下——
    
       
    
    朱:我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写浩然,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联恢复大会”上作检查,那个事件你知不知道?
    
    
    红:那是1978年前后的事。我跟你讲啊,关于浩然老师的一些情况,虽然外界写了一些微词,很多人对浩然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让浩然作检查,那也是当时中央强加给他的,当时有一些情况,最近浩然在写他的第四本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几本自传了?
    
    
    红: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写文革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大批作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当时为什么批浩然那么狠啊?这些人害怕了,因为他们在当初的时候,在文革期间,他们给浩然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是什么信呢?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这些信捏在浩然手里了,到现在都有。当今所谓最活跃的、所谓最改革的这一批人,其实当时(文革)是最软弱的。而且这帮人求浩然说,浩然同志,请你在江青面前给我说句话,给我一次生命,给我一次机会,也让我复出吧,不要再斗我了。那都是一帮软骨头,你知道吗?这一百多封信,在他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中要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这个问题,一公开,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别看他当个什么官,可能是个什么人,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为什么批那么狠啊。
    
    
    朱:噢,都是求过浩然的。
    
    
    红:对呀。浩然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农村去,那么在山沟里当作协主席,培养了一百多位文学青年,结束了三河市没有文学的历史,人家出了长篇小说、出了短篇小说集、出了诗歌,培养了一百多位,辐射京东八县。那么,我就是被他辅导过的,被他影响过的,浩然和刘绍棠他们两个对我都挺好的,刘绍棠当时,文革结束后,刘绍棠当时是和浩然同时挨批的嘛。刘绍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祖国是我妈,妈都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那作为儿子我算什么呢?”当时刘绍棠说了一些很革命的话,这样,浩然就被迫作出检查。当时的情况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这些事。当时你想,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但是浩然那个时候,人家是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对国家的感情,写了那么几个东西,那你说拿那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丝毫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对当初那些作家,浩然至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在任何一个场合没说过一句对别人讽刺的话,对党对祖国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所以说,你比如说前几年,关于浩然问题的指责,有一个大的企业老板跟浩然谈,只要浩然说一句话,“渴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一部《艳阳天》”,答应给浩然一百万,建立浩然基金。浩然都公开拒绝了。这就说明什么?他的人品极正的,他在家里,现在老伴有心脏病,浩然也中风了,半身不遂,还在不遗余力地在写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自己陪着老伴到医院看病去,你想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啊?自己培养了那么多作者,《苍生文学》那杂志,办了那么多期,他自己每期都要审稿要看,要跟作者谈话,要复信,还要组织活动,你想,现在中国还有几个浩然这样的作家?我倒觉得中国像浩然这样的人太少了,应该多出几个浩然来。现在很多思想有问题的人对浩然才有看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最平等的、最平静的一种心态去审视一些作家,因为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清楚,那就没法让别人明白。否则,因为你不处在这个时代,你要处在70年代那个时候,就知道浩然的作品是个什么份量了。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不能抛开历史、抛开环境去看他的。因为我跟浩然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多少年了,我们有一些交情。
    
    
    那些人当时都熬不住了,给人家江青写信,通过浩然,那都在浩然手里呢,浩然就没把这些信给江青送过去。你明白吗?这些背景,什么声讨他,都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包括当前文艺界一大堆现象。我就是说,你们这些写杂文的也好,什么人也好,要声讨就声讨余秋雨去,这些人,简直他妈的小丑似的。像浩然这种人深入生活,深入农民,一个老老实实的作家,中国多几个才好呢。你说像什么余秋雨这帮人,多几个这种人,中国就完蛋了。这帮人像什么政治小丑似的,我是这么看。
    
    
    朱:《读书》上那个陈徒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你看了那篇文章没有?
    
    红:我不看那杂志。很多反动杂志我根本都不看。不能看。为什么?他们骨子里有的是亲美的,有的是反共的,他都是被少数人左右的那些东西,骨子里头都不是什么很好的杂志,我是不看那种杂志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浩然关系很深的,问我一些浩然的情况,我跟他们都是比较客观地说浩然,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人都指责这面镜子,那你赖谁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争名不争利,在郊区干自己的事,多好的人啊!起码比那些到处鼓吹跟江主席是好朋友、跟什么人怎么样,比那些人强多了⒄。
    
    
    此说如果属实,真是颇像马克·吐温在小说《败坏哈特莱堡的人》中所描述的,一个世称诚实清白的小镇,结果其中的名人们皆是为不义之财而不惜冒名顶替的骗子——如果浩然此说真有凭据,那么中国文革史就又添精彩史料了——像反右时期一样,一批可怜的右派,既是受难者,也是被迫互相揭发,投降专制的软骨头。不过,就算浩然真有这一百多封效忠信,就能减轻他自己的“争议”——特别是他九十年代以来的狂妄?别人的欠帐不能减自己的债吧。
    
    
    看来,几篇小小的的“争议浩然”之文,将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到底有多少深度和广度,中国知识分子中,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不为权势所动的“威武不能屈”者的大讨论。较之前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也许是一次更为现实而深远的论战。
    
    “争议浩然”何处去?谁胜谁负?好戏还在后面。
    
    
    
    
    
    
    
    
    附:《“争议浩然”何处去》全文
    
    .朱健国.
    
    
    1.浩然与老舍之死
    
    
    “争议浩然”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
    
      停息了20来年的“争议浩然”,近10个月来再起高潮━━争论的焦点是,浩然应不应为“文革”中受“四人帮”之宠后悔?浩然是不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奇迹?浩然在1989年秋复出后,为何愈来愈狂妄?浩然到底是有贡献的农民作家,还是有过的文革帮闲?浩然声称手中保存了100多个作家托他转给江青的信,到底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还是伸冤信?
    
    20年前,“争论浩然”的要点是:浩然是不是“四人帮”帮派?是不是江青的面首?是不是与迫使老舍自杀有直接关联?是不是假大空“文革小说”的始作俑者?许多作家的质疑、批评、批判和来自高层的压力,促使浩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文联恢复大会”上作了“说清楚”的检查,念完一个小时的检讨稿后, “争议浩然”的第一阶段算是告了一段落,浩然又开始躲进密云,按原有框架,“按既定方针”写完《金光大道》第4部。这期间报刊关于浩然的争论,是由广州《作品》杂志打先锋⑴,发表了关于浩然“诗体小说”《西沙儿女》的批评。
    
    
    那一次“争议浩然”,似乎认可了浩然不算“四人帮”的帮派成员,不是“江青的面首”,但对于浩然与老舍之死是否有直接关联,没有结论。浩然1998年12月9 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采访时回答说: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后来叫到老舍,……后来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红卫兵让他继续交待,场面乱哄哄的。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赶紧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并给老舍家打电话,胡潔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⑵”
    
    
      有人说,从浩然自己这段回忆中,可见老舍之死确与他有所关联:1.他声称派了一个人去保护老舍,为何老舍还是被打了?为何不自己亲自去或多派几个人去保老舍?2.他把老舍送到专政机关派出所,老舍是否以为是意在“保护”?老舍是否以为浩然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是一种保护而不是罪加一等?明明是红卫兵打伤了老舍,为何浩然还要说老舍打红卫兵?浩然此前与老舍一直关系不好,老舍能理解一个“政见不合者”这种突然而来的“特殊保护”么?浩然真要保护老舍,为什么不护送受伤的老舍回家?3.他又赶到派出所批评老舍,还叫老舍“明天到机关开会”,老舍对这个批判会的恐惧感是否极大?一个无辜挨打的人,又无辜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又还要开批判会,这种压力是何等之大!这种种压力除了挨打是“红卫兵”施行的,其它都是来自浩然啊!而第二天浩然又带领造反派去老舍家贴大字报,再施高压——在这种行动之中的浩然,对老舍的说话态度能让老舍感到“保护”么?老舍是否只感觉相反之意——不断升级打骂 ——这种感觉是否最终促使老舍自杀?浩然是否好心办了坏事?以浩然自己的回忆,尚且不能说清楚他与老舍之死无关,那么他人所掌握的材料就更不易解脱浩然与老舍之死的关系,此事当然也就仍以疑窦留待历史最后定夺。而浩然在61岁就早患脑溢血——1993年、1997年两次患脑溢血,是否也与这种长期摆脱不掉的心理阴影有关?
    
    
      这也就是第二次“争议浩然”的一个隐藏的“井喷”所在。
    
    
    2.两个应战先锋
    
    
    重新“争议浩然”始于《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主办的《环球时报》(周报),1998年9月20 日突然发表本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文革回忆录》为新闻由头,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3 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今天人们尊敬高尔基,不在于他是自学成才的工农作家,而是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批判列宁、斯大林专制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有不顾一切营救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大无畏行动和高风亮节,不知浩然是否有过类似言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浩然的这些“新观念”,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一场新的“争议浩然”随之而起。
    
    
    人们由浩然的这些新观念,记起1974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写《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桃峰》、《评湘剧园丁之歌》等而成为“四人帮”“文艺评论家”的“初澜”的长篇文艺评论:《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开门见山地说: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肖长春的英雄形象。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探讨和研究《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批判林彪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等,是很在现实意义的。⑶
    
    
      最先作出有力批驳的是北京青年杂文家、新闻学博士焦国标。1998年12月,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天津),在1998年第6期发表了焦国标批评浩然的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到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0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浩然说,‘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某种路子写。’干了错事,因为出于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谅么?他就从而没有错么?“(难道浩然就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当“皇后钦差”,专程写自己至今也私下认为“不足为法”的《西沙儿女》么?难道《金光大道》第二、第三部不就是在江青等人喜欢了前面的作品而“人来疯”的更上一层楼么?)
    
    
      与北京的焦国标几乎同步,南京的吴跃农(江苏省委统战部干部)更是四处发文诘问浩然。
    
    1998年12月23日,北京《新闻出版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机关报)在“该说就说”栏目发表了吴跃农的杂文《不和谐的杂音》;1999年1月12 日,石家庄《杂文报》(《河北日报》主办)又发表了其《不后悔什么?》;《中国青年报》、《燕赵都市报》等报刊也都发表了吴跃农的同类文章。
    
    
      吴文的主要观点是:1.《环球时报》发表的“浩然访谈录”,“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2.“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3.“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4.“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 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5.“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执地坚持着他对当年不后悔的光荣和梦想,奇怪的是他竟然还真的能够不后悔地占据在《北京文学》的主编位置上(还担任着北京市作协主席),更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他的这种论调采取‘应和’的态度,拿出一个整版来传播。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他们为什么情有独钟地搞出这么一篇明显是与改革开放精神相悖的专访来?”
    
    3.章明遭围攻
    
    
    “两个应战先锋”焦国标、吴跃农的文章发表后,浩然方面的反响似乎不是很及时。直到1999年2 月19日,《杂文报》才发表了一篇署名“张宁”的文章:《并非为浩然辩护》,这篇四、五百字的短文,主要是批驳吴跃农不允许浩然发言,不允许有报刊发表浩然的专访。张文说:“我理解吴先生的意思是,浩然的自我评价是不对的,而不对的言论报刊是绝不能刊登的。既然不能刊登,浩然就只有把话憋在肚子里面。我不禁追想浩然当年红得发紫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以正确的名义行事的,所行的事之一就是坚决消灭‘不正确’言论,自然也就没有‘不合谐的杂音’。结果,却是荒谬不容辩驳地取代了真理,它的副产品就是一个并非一流的写作者竟然成了唯一的大作家。‘该说就说’,我这里要说的有两个意思,一是真正批判荒谬的东西,就不能再使用产生荒谬东西的思维;二是要想使‘正确’存活、生长,发展起来,就必须有起码的外部条件,那就是让人说话,让媒体发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
    
    
    离开这种比较客观的第三方意见,完全站在浩然立场,为浩然辩护,甚至辱骂批评者的局面,是著名杂文家章明上阵之后的新趋势。
    
    
    1999年4月3日,天津《今晚报》副刊发表了章明的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74岁的章明一直是广州军区的专业作家,1974年曾在西沙群岛现场观察了浩然的“受宠若傲”的“皇后钦差”姿态。其文要点是:
    
    
    1.“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路子写。’这句话我最多只能相信一半。”其理由是,“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由广州、海南去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虽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脱离实际,胡编乱造,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究竟是歌颂谁的?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内心中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是‘奇迹’,也就只好承认他是‘奇迹’了。”
    
    2.“最近在某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某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性甚至延续到不属于他的时代,只有很少的作家是重要的,同时又是优秀的。’所谓‘某一阶段’不就是十年浩劫吗?说话何必这样绕脖子?既‘重要’又‘优秀’?恐怕离浩然的实际还远了点吧?”
    
    
    一个月后,浩然方面猛烈反攻了。1999年5月11日,《今晚报》副刊发表了署名“凤翔”的骂章之文━━《“轻薄为文”可以体矣》,文章先交待了此文写作背景━━
    
    
    “一天上午,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老作家管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看到4月3日的《今晚报》了没有。……放下电话,找到报纸,看到了章明先生的《浩然的确是个‘奇迹’》的大作。但当我看完这篇大作,第一个感觉便是章明先生写作态度极不严肃,颇似唐朝杜甫所批评的“轻薄为文哂未休”者。”
    
    
    这段文字说明了此文是“遵命文学”,遵一位文艺届领导之意写的,所以此文就可以从题目上便开始骂一骂章明“轻薄为文”了,并且可以不受修改地发表出来。
    
    
      凤文立论骂人的依据是,章文曾将同写农民的柳青与浩然作比,说“柳青为了熟悉农村,而在1952年就放弃北京户口,全家迁居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浩然于1954年离开农村迁入北京……)”此话不准确。据凤翔先生考证,浩然是1954年“先从蓟县调入《河北日报》通州地区记者站……1956 年秋天,由于工作需要,浩然由《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他的家也由保定迁到了北京。……章明先生为贬斥浩然,竟编造“浩然于1954年离开农村迁入北京。”
    
    
    这就是说,凤翔指出了章明把浩然由农村进京的时间提早了两年,据此得出了其“轻薄为文”的结论。而一些读者们对此说是大笑。他们认为,浩然即便是从1956年进京——比1954年晚两年进京,但依然是离村进城,这并未改变章明说浩然进城写农村,柳青离京入农村写农民的基本事实,即便浩然确实晚两年进京,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本质依然。在浩然离农村进京40多年的历史上,多2年,少2年,虽有精确与非精确之别,但并非本质失实之过,又何以是什么轻薄为文呢?何况,章文的主题是批评浩然其实还是一个按江青等“四人帮”旨意创造“文革文学”的“假大空”作家,这一点已有《西沙儿女》和《金光大道》、《艳阳天》等铁证在案,无可辩驳。凤文不论其批评主旨,而故意在枝节上算细帐找差错,这才真是有点“轻薄为文”呢。
    
    
    北京一位著名杂文家因此给章明一信:“我想了想,觉得浩然的作品的倾向,是必然的。他在当朱光(原对外友协副主任)同志的秘书时,曾送我几本短篇小说集,基本是歌颂农村新事物的,遵命唱颂歌,不可避免。但文革中为什么受到江青一伙的特别赏识,则是个谜。问题不在于他写过什么,甚至也不在于他在文革如何走红,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文革中的特殊遭际(可以说殊荣),应该如何看。不去反思也罢,还要说出那样的话来,确实使人生气,而且那口气也狂得可以。老兄对他进行批评,完全是应该的。是他自己先出言不逊,别人才起而批评的,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考虑的。看来您讲的不错,在他后面和周围,恐怕有一股力量,只是我们一无所知而已。……关于那位凤翔先生的大作,……回避重要问题,给您乱扣帽子,乱上纲,不署真实姓名,而且借名人来垫窝,自己真是‘轻薄为文’了。⑷”
    
    
    
    也许凤翔先生背后真有一群什么人,一篇骂了章明,唯恐不够力,又来一篇正面颂浩然,暗箭射杀章明。半个月后,1999年5月27日,《今晚报》发表了署名苏连硕的“争鸣”文章:《浩然的气度》,文章主要记述了浩然对章明文章的“宽容”━━
    
    
    “第一次通电话,他(浩然)只说不知道章明其人,文章都说什么了,愿意看看剪报原文。……说话其间有无奈,有感叹,有惆怅,但对那篇文章却显得很平静,很理智,没有发一点不满或议论。……过了十来天,我们又通了电话。我问他,剪报收到了没有,有什么想法,他平静地说:‘这类文章我见得多了,百家争鸣嘛,让人家去说吧。’我很想听一听他埋藏在心里的话,但是他还是重复那么一两句话,‘任人家去说吧,不会因为谁说了些什么,我就改弦易辙,放弃我的追求。’最后,才稍微开展了一些,‘人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期。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一直为我所钦敬,但作家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各自的经历、各自的风格。还有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我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将有很详尽的再现的。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当江青问我愿不愿意在首长身边工作时,我婉言谢绝了,我是作家,什么也干不了,连小组长也当不了,我只希望多给我时间写作。……”
    
    
    苏文又说:“他(浩然)曾对我说,再版《金光大道》时只改动了两个字,没有按现在的形势去套改那段历史。在一些作家被金钱搞得五迷三倒时,他坚持在县市安家,搞旨在培养农民作者的‘绿化工程’,发誓当‘农民的忠实代言人。’……最近一两个月的电话,他总是镇静而声含喜悦地说,‘回忆录写作又有进展,又有新进展,又有大进展’,……看来,浩然不是要写什么忏悔录,而是决心拿出他自己的新作说话了。浩然作为作家远比章明之所谓评论家宽容大度。” (这话其实主指焦国标。)
    
    
    章明的一个朋友对浩然的这种现代宽容精神很是欣赏,只是有一个大疑问:当年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都是不但反对宽容精神,而且力主残酷斗争,如“初澜”所概括,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批判林彪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⑸”的全国唯一的优秀小说。浩然如此对自己有过的不宽容给予慷慨的宽容,是否是以宽容的表情掩护坚持不宽容的“阶级斗争”思想呢?而浩然那句“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期”,实在有点睁着眼说瞎话——对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改革开放20年来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否定了么?浩然难道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否定的文革历史,再宽容新生?
    
    
    4.陈徒手写“浩然春秋”
    
    
    这一轮的“争议浩然”,除了这些短兵相接的论战,更有人在整理历史性的记录。陈徒手在1998年底对浩然及其当事人作了近三个月的系列采访后,写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故人看浩然”━━《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载《读书》1999年5月号)。
    
    
    陈徒手先后采访了包括浩然在内的14人,他们依次是北京市作协主席浩然(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1998年10月25日),老作家古立高(1998年11月25日),著名女作家草明(1998年12月8日),前新华社记者蒋豪纪(1998年12月 5日),北影演员、电影《金光大道》主角扮演者张连文(1998年12月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原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著名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1998年12月16日),前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陈模(1998年12月22日),前北京市宣传部干部宋汛(1998年12月22日),著名作家林斤澜(1998年10月24日)。
    
    
    通过这篇文章,再参照其它材料,人们可以理出浩然的人生悲欢简历:
    
    
      1932年出生于天津宝坻;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22岁的浩然以小学三年级学历调入《河北日报》通州记者站,不久到《河北日报》编辑部,安家保定;
    
      1956年秋,调北京《俄文友好报》;不久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主任朱光的秘书;尔后调《红旗》杂志;
    
      1964年出版长篇小说《艳阳天》,32岁;被中国作协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介绍加入中国作协;
    
      1965年,因不愿下乡“四清”,与周扬、张光年、张天翼发生冲突,“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⑹”
    
    1966年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
    
      1966年夏,由军宣队推荐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文联机关目睹女八中红卫兵殴打老舍,后自作主张宣布老舍为“现行反革命”,把被打伤的老舍送交派出所,并通知其明天到机关开批判会。第二天一早带领造反派(由浩然发起组织的作协红卫兵)到老舍家贴大字报,其时老舍已出门投湖自尽了;
    
    1970年前后,“上面”点名浩然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写事迹展览介绍。浩然写出《王国福的故事》,后由姚文元审稿通过。从此传开 “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王国福故事后溶于《金光大道》第一部。后多次参加江青主持的《艳阳天》京剧剧本讨论会,受到江青一再褒奖;
    
    1973年8月24日,当选中共十大代表,参加“十大”;
    
    1974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长篇文艺评论:《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说:“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1974年正月初二,受江青委托,和张永枚等乘专机到西沙群岛传达江青信件,写作《西沙儿女》;
    
      1975年1月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9月,应江青之召到大寨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参加江青、于会咏、谢静宜负责的文艺小组,被江青邀请同坐一桌,之后写出颂扬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
    
      1975年10月,“躲”在北京三0一医院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
    
      1976年4月5日,接北京市委紧急电话,离京上《井岗山》创作组;
    
    1976年夏,被江青确定为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拟接替袁水拍(据刘庆棠回忆); 
    
     1976年9月9日,成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与杨成武一起值班守灵;
    
      1977年,广州《作品》杂志发表批判浩然《西沙儿女》文章,为期一百天的第一次“争议浩然”开始;浩然即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信鸣冤,但没有回信;
    
    1977年底,被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作一个小时的检讨,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专业作家,从此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写作《山水情》,主办《苍生文学》等,开始在北京郊区培养和自己观点相近的“文学青年”,称为“文化绿化工程”,迄今已有弟子一百多人。
    
    1983年,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班,浩然提出对“文革”不能用“浩劫”形容,只能用“十年动乱”,浩然解释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端木蕻良坐只好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⑺”
    
    1985年前后,浩然文革后第一篇短篇说终于在内蒙一家杂志问世,尔后出版了写改革后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苍生》,并被拍成电视剧。
    
    1989年秋,重新活跃于一系列社会活动,多次向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建议:“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表示了对改革开放中新的文艺队伍的强烈不满。在重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后,1993年因向组织上为儿子另外要一套房受挫等苦恼,引发脑溢血住院,陷入说话有障碍的病态。1996年前后出版了《乐土》、《活泉》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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