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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凤诉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二审代理词
请看博讯热点:劳教制度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2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李春富 郭少飞
     (博讯 boxun.com)

    审判长、审判员:
    
     接受张淑凤的委托,受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作为其代理律师参加此次庭审。在了解相关事实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发表如下意见:
    
     一、劳教制度是恶的制度,应予以废除,不适宜作为规范依据。
    
     劳教制度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已经变异为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破坏社会稳定,违反宪法、法律的恶制度。其理由如下:
    
    
     1、劳教规范违背宪法、法律,劳教制度侵犯人权,不符合人权保护的国际趋势,是非文明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3年。
    
     再者,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判决,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对劳教制度的认可与适用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宪法、法律以及签署的国际公约,是对当前国际人权保护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2、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立法原旨。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为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上即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但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科学教研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够刑事处分的。
    
     以上所列六种可以劳动教养的人员中,在刑法分则中均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予以制裁,其制裁方式从不负刑事责任,管制到有期徒刑直到剥夺生命的死刑,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从一个月(拘役)直至终身(无期徒刑)。劳教对不构成犯罪的公民人身自由限制却甚于刑法,完全违背了法理,是刑法之外施刑。
    
     3、劳动教养的存在,为某些腐败现象提供了孳生场所。
    
     劳动教养,从立案侦查到处罚决定的作出,实际均由公安部门负责,这就使其权力失去监督与制约,很容易导致重犯轻处,轻犯重处。有些执法者也过不了金钱关、人情关,某些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些漏洞,进行违法犯罪,之后又规避法律,逃避刑法更为严厉的制裁。而有些公民却又被劳教制度限制人身自由,把一些不构成犯罪的人通过劳教达到刑罚相同的效果。张淑凤被劳教一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劳动教养的存在,使公安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变相行使检查权和审判权,而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置于一旁,导致司法机关的职能混乱。
    
     我国刑诉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被定罪,如果尚未确定为有罪则更不可能受到比刑罚更为严重的处罚。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这种不能已经有大量存在的现实,并在近几年大有肆意泛滥之势;虽然不能确认为有罪,但是根据该办法,公安机关照样可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一到三年。如此,公安机关是否越组代疱,行使了法院的裁判权呢?这与我国宪法的规定的人民法院是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是否一致呢?
    
     5、保留劳动教养制度,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一个行为,如教唆犯罪,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所教唆之罪的,教唆者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六项以及第十三条之规定,无论教唆犯何种罪,只要不够刑罚处罚,均可以对之处以劳动教养一至四年,这一处罚,较刑罚尤为严厉,这就让人产生法律无常似魔方的感觉,使人对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产生动摇。
    
     总之,劳动教养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已经完全沦为不合宪法法律,侵犯人权的恶的制度。若依据现行的劳教制度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侵害是一种变相的吃人,是一种有违现代法治精神的行径,也是对依法治国、尊重人权的宪法承诺的践踏与贬损。
    
     二、一审法院作出的(2007)宣行初字第189号行政判决书,及被上诉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所作出的京劳审字(2006)第74号劳动教养决定,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撤销。
    
     在对劳教制度本质阐述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上诉人张淑凤劳动教养处罚决定是违法的,因为劳教制度在当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应废弃的。而就劳动教养决定及一审判决而言无论从事实层面,还是规范层面都是错误的。具体如下:
    
     1、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材料,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要求……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错误。
    
     《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一)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二)证人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三)证人因路途远、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四)证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五)证人因其他原因实在无法出庭的。”
    
     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人证言的提供者全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参与迫害或截访者。他们无一人符合上述任何一种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其证词由于路人皆知的原因,根本不足采信。但原审法院却不顾律师的当庭异议毫无原则地全盘采信!
    
     从上述原审法官明显违反最高法院相关解释采信完全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在必须出庭接授法庭质证的证人无一人出庭的情况下,全盘采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的事实,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审法官决不可能公正判案。
    
     2、原审法院偏听偏信,错误认定事实。
    
     原审法院判决对有利害关系的被上诉方的证人证言,尽管完全不符合法定要件,尽管必须出庭的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却全盘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规定》)第71条第2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这些证人证言是拒不出庭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作出的,并且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属于不真实非法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有关被上诉人的证据见附件《有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实性的问题》)
    
     第一、本案争议焦点乃上诉人是否属于正常信访。
    
     首先,上诉人女儿张楠于2001年12月因患病上学迟到被王秋菊老师打伤,上诉人的丈夫下午到学校理论,被闫丕雄等四人打伤,后住院,至今失去劳动能力,走路需要借助于双拐!后却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鉴定为“轻微伤(上限)”,上诉人认为应当构成重伤,对其丈夫的鉴定结论及处理结果不服,多次找相关部门要求给予公正处理,却没有结果。
    
    其次,上诉人张淑凤丈夫张德利被打后丧失劳动能力,土地又被村委会卖掉,上诉人至此已经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上诉人捡废品为生,符合北京市办理低保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要求仁和镇民政部门为其办理低保,以保证其全家人能够活命,此种合法要求公仆们履行职责的行为却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认定成应对上诉人张淑凤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上诉人是在多次要求基层政府解决问题无果后才走上信访之路,并且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证实,不能说是非正常信访,并且上诉人只是要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所有行动都非常理性,依法信访,并无任何违法行为。
    
    再次,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到中南海、中央党校等地上访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定性显然是违法的。
    
    被上诉人称“张淑凤自2003年至2006年间,先后无理到中南海地区、中央党校等地缠访缠诉,扰乱社会秩序”。一审法院也认为:“信访人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事项,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自觉的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原告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几十次到中南海、中央党校等地上访,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被上诉人的指控和一审法院的认定让人哭笑不得,中南海地区、中央党校等地方是什么场所,它是中央方面公仆们办公和学习的地方,公仆们要了解群众疾苦,要到群众中去,现在上诉人要向公仆们反映情况怎么就不行呢?如果这些公仆们连情况都不了解,他们又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上诉人还不是去公仆们办公和学习的具体场所向,只是去了一下公仆们工作和学习场所的外围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怎么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了呢?显然,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把公仆们抹黑为“官老爷”,把公仆为纳税人办事的场所视为“皇家禁地”,主人在“皇家禁地”走走路,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就是缠访缠诉!这只能表明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的法官封建专制思想非常顽固,没有一点现代法治观念,这一指控和判决,不仅抹黑了公仆的形象,也抹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被上诉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程序严重违法,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的陈述权利和申辩权利,这一法定权利不能被非法剥夺!2006年3月2日上午10点,仁和镇派出所副所长周伏涛将上诉人及其丈夫骗到仁和镇派出所,将两人强制分开,口头对上诉人宣布:“你被劳教了”后就给上诉人强制戴上手铐,用金杯车押到顺义泥河拘留所,换上专门押送犯人的专用警车直接拉到劳教调遣处执行劳教。根本没有听取上诉人的辩解,也没有给上诉人辩解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其次,即使适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行政规章,被上诉人也没有严格履行程序,程序严重违法!《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第二十五条规定: 除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和吸食、注射毒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决定劳动教养的案件外,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地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以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组织聆询:(一) …… (二) ……。对其他种类的劳动教养案件是否实行聆询,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规定。第四十九条 地级以上公安机关以本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后,应当制作《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加盖本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印章,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后的三日内送达呈报单位。《劳动教养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一) ……(二) ……(三)是否举行聆询,聆询的基本情况;……然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告知上诉人聆询的权利,在针对上诉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上也没有“聆询”的字样,更别说记载是否举行聆询,聆询的基本情况了,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该案程序严重违法违规,应当予以撤销!
    
     3、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明显错误,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适用依据并无不当”导致判决错误。
    
     第一、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明显违反《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严重侵犯了上诉人依法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而不能继续适用。
    
     劳动教养规范违反宪法与立法法正如前述。除此之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换而言之,只有法律才能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行政法规和规章均不得为之。
    
     但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仅是行政法规或规章。(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教案件规定》都是行政法规或规章,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只是行政法规),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最长达4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种类中亦不包括劳动教养!
    
     因此,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上列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因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宗旨及具体条文相冲突,自《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生效之日起已因违宪违法而不能继续适用。
    
     第二、根据具体事实,本案也不应适用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而应当适用《信访条例》、《治安处罚法》等法律。
    
     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处罚是因上诉人的信访行为引起的,即便上诉人之行为违法或不当,也应根据专门调整信访行为的2005年5月1日生效的由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来处理。该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而明确规定了对信访不当或违法的处理有四种:1、劝阻、批评或者教育;2、警告、训诫或者制止;3、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4、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被上诉人处理来看,显然是指控上诉人“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并给予上诉人治安管理处罚。
    
     既然是治安管理处罚就应当适用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根本没有什么“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种类!被上诉人适用的是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该办法是一行政法规。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同时,《立法法》还规定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等法律适用原则。
    
     因此被上诉人适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违反了《宪法》,违反了《立法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了《行政处罚法》,违反了《信访条例》,是再明显不过的严重违法!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适用依据正确”自然导致判决错误。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道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唯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唯有司法公正,才能真正保障社会安全团结,才能根本解决信访洪流越来越猛的严重问题,才能使国民尊重法律、尊重法官、遵循法治。
    
     劳教制度是一项违背法治精神、漠视人权、非法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这一制度在新一届政府极力主张建立和谐社会、提倡法治、提倡司法文明、政治文明、保障人权的今天,显得多么不和谐、多么不合时宜!鉴此,代理人恳请二审法院秉公执法,公正裁判,还上诉人公道,恢复上诉人人身自由。
    
    
    
    
    
     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春 富 郭 少 飞
    
     2 0 0 8 年 1 月 2 4 日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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