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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8日 转载)
    
    来源:《炎黄春秋》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博讯 boxun.com)

    
    ----田纪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经进行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伟大的三十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的篇章的三十年。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17604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45.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1980年增长4.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80年增长3.8倍。我国十三亿人民,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膳食结构大大改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年的时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步战略目标----由饥饿到温饱、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贫穷落后、商品匮乏、定量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
    
    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简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起步、怎样逐步展开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改革开放的条件准备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使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谁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革命干部还在蒙受不白之冤,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依靠谁去搞改革开放?!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政治上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倡导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在组织上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积极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晚年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下面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妥当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号召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如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就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
    
    胡耀邦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们党最讲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大多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比如:党政职责分开,党委不对口设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门;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村委会由村民直选,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等等,都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农村改革打头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人民的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进、改革工作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见1985年3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评价名符其实。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同志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与万里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总书记和总理去邓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去邓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邓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赵紫阳作补充。邓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顺利时就步子迈大一点,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把步子放慢一点。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次年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杨尚昆、王兆国也讲了话。随后向邓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赵紫阳和我又向邓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造成粮食生产滑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在农业连续五年大丰收,全国性出现卖粮难、卖棉难、卖肉难等形势下,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棉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到邓的客厅刚刚坐下,邓就说,紫阳啊,农业问题要注意呀!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平时比较严肃,但很少见他发脾气,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
    
    邓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
    
    “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设想,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赵紫阳、姚依林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邓小平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赵紫阳回答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86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邓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赵紫阳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邓小平强调说:明年工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邓小平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最后,邓小平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得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邓小平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邓小平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胡、赵和我,向邓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赵紫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赵主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把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甩到国际市场上去,到外国找饭吃,把国内市场让出来给内陆地区。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邓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从我与邓小平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棉里藏针,柔里有刚,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于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建设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二十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就是在中国大地造就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又说: “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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