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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蘅芳:情牵命运峨边行-伴夫访沙坪劳教农场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8日 转载)
    来源:观察
    
     (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按我的年龄与50年前那场运动是无论如何也挨不上边的。因为50年前,我仅是个8岁的小女孩,还在边陲云南滇池边的一个小县城——呈贡(如今已是鲜花之乡)上小学2年级。我在重庆出生,生之初恰好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夺得天下之时,新政权急需各方面人才,而我父亲是旧政权的公务员(财政部会计),此时旧政权已然土崩瓦解,作为一个小人物的父亲,是不可能随部迁去台湾,只好失业在家,等着新政权来临,一旦受到招聘,便携妇将雏从四川支援边疆来到春城昆明,在昆明工作了两年,便又支援基层来到了昆明近郊呈贡县。1957年我正在呈贡,反右是怎么兴起的,什么人才是右派?幼小的我,哪里懂得,只知道县委礼堂晚上灯火通明地斗右派。那右派(我也不认识,反正是县委干部)站在台上,低着头,台底上人群七嘴八舌地呼口号,举拳头,时不时有人跳到台上激动地说着,指着,我是一句也听不懂他(她)们在说什么?嚷什么?喊什么?只觉得和小伙伴在他她们中间窜来窜去挺好玩。印象很为深刻地是县新华书店的一个女孩,大约二十出头,这个女孩非常漂亮,梳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穿着漂亮的花布拉吉,呈贡是那样地小,她是如此地出众,县政府,县委的干部,乃至街上的居民,没有不认识她的,连我这样的小学生,也经常在街上时不时碰上她。她仿佛像一只花蝴蝶,翩翩地飞舞在边陲小县里,让无数人为她的美丽而赞叹倾倒。当然也让我这丑小鸭也时时梦想,有朝一日化成她那样美丽的蝴蝶,而今,她站在台上,好像两条长辫子被剪了,头发披散着,头低着,看不到表情,穿了一件皱皱的兰列宁装,仅从瘦削的肩头在不停颤抖,揣测到了她内心的恐惧,惊慌,无助。回家后我悄悄地问爸爸怎么回事,爸爸说:小孩不知不要问,只隐约地听见爸爸对妈妈说:让我提意见,我才没那么傻,伸出脖子让人家宰,我是一言不发。可能是我爸爸为人温厚听话,工作认真并出色,又加上是一般干部,虽然他是旧社会留用人员,却逃过“五七”劫,在我内心深处,却不认为右派是坏人。
    原以为我与57年的缘分尽于这边陲小镇,谁知24年后,我却嫁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右派——铁流(黄泽荣),今年又是26年了,其间酸甜苦辣,实在是丰富多彩,一言难尽。我也曾风光过,我也曾倒霉过,我也曾欢笑过,我曾痛苦过,奢华过,节俭过,总之那种时而浪尖,时而谷底,起伏颠簸的生活,不是人人都愿过的。
    今年9月我陪他回到成都,恰好我们的朋友老范新换了一辆三菱越野车,并兴致勃勃地讲他前不久自驾车横穿川、鄂、湘三省,行程2700多公里,上神龙架,越武当山,并表示我们想上哪玩,他愿当司机。一语勾起了老公藏在心底的愿望,那就是要到他当年当右派时改造过的地方峨边沙坪,旧地重游。与老范一拍即合,他出车,出司机(他自驾) 我们出费用,沿着老公当年右派的足迹走一遭。
    西出成都,第一站便歇乐山。乐山乃我桑梓之地,父亲是乐山人,去世之后遵他遗愿,骨灰送回原籍安葬。他原本想把骨灰沉入大佛脚底的江水之中,可那是名胜之地,只好退一步,在大佛背后的一座山上置地安葬,也算是叶落归根了吧!想我爸爸这辈子虽未掉进毛泽东的“阳谋”之中,他谨小慎微,競競业业,作事认真负责,对人厚道。但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头顶着旧职员的帽子,也未好到那里去。因为参加过国民党,所以57年反右后就将下放农村,他不得不退职回到成都,失去了公务员的职位,只好到集体所有制街道公共食堂任会计,工作仍然出色,任总会计,但当食堂一撤,便又成街道生产组的工人,工资低得可怜,勉强糊口。不过那个时代,大家都穷,也就无所谓了。他曾对我说起,1949年后,他为新政权欢呼过,雀跃过,认为他的女儿们遇上好时代,生活会越来越幸福,能跟着毛泽东,共产党,奔共产主义真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机遇,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遇上盛世,何况这是文景,贞观,开元,康乾的封建盛世,无法比的盛世。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三年人祸,饿死几千万无辜百姓,他老人家思想越来越“反动”。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失望而痛恨,常常对我们说:我一定要活过毛泽东,看他暴君是什么下场?他确实活过毛泽东,76年毛泽东殡天不到83岁,爸爸93年去世实龄83岁,于他,算是遂愿了。
    扫墓毕不再回乐山而是直发峨边。峨边是个彝族自治县,我1992年曾匆忙来此看望一位亲戚,在依稀的记忆里就那一条窄窄的小街,不成规模的零星店铺,随处可见的是披着肮脏察尔瓦,满身羊骚味的彝胞在狭窄的街道上晃来晃去。如今也有六层楼房的通衢,满街是人还跑着小轿车。不披察尔瓦的彝胞,只有凭长相和隆鼻宽腭,黑红肤色与不太标准的口音上才判断其为彝胞。饭后,老公向载客三轮车夫打听沙坪农场及去南瓜山的路线,因事过50年,他也早已晕头转向,找不着当年进山的路线了。载客的三轮,是烧柴油,在各街道来来往往,是这小县的“的士”,其方便倒也不比“的士”差。被打听的车夫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最多20出头,自告奋勇载我们前去,说好30元钱包来回,“火三轮”(成都人对这类柴油三轮的称谓)载着我们一行四人(我老公,老范,我们家的二小姐肖敏),由县西面出城,开始水泥路还算可以,一里以后便成为比机耕道宽不了多少的行车路,因为山上除了沿途不稠密的彝胞住户外,就没有多少单位,所以道路就没有人检修,破烂不堪,坑坑洼洼,乱石飞溅,路上有条被卡车走压出两条轨迹,坐在火三轮上,犹如腾云驾雾,时而腾空,时而挫地,时而东倒,时而西扑。只得双手紧紧抓住车上的一个把手,车夫大约早已习惯了这种行车方式,仍旧滔滔不绝,我们早已苦不堪言,只剩下喘气的份,哪里还顾得上答话,大约走到离顶不远处,车夫说他只能到这里,再上就要加钱,这种中国式勒索于人生地不熟的我们除了被迫接受外,是没有二路可走,再往上一里多路停下,老公一看并非当年之地。他的当年劳教首站名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印象中是三面为山,前面为大渡河,背后800多里的原始森林,时时有虎狼出没,只要有人把关,是插翅难飞,可如今,山还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森林荡然无存,有的只是难己成林的小树,三三两两地在房边、在路旁,且是后补的树。那汹涌奔腾的大渡河,而今河水缓慢,流量不足,不复当年的气势,可能是因时值秋日,潦水尽而寒潭清吧?问路边房旁蹲在地上的农民(彝胞)白夹林还有多远,答曰:还有几里路,车夫一听,又不干了,称还须加钱,否则打道回府,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到的地方有多远,不过就利用我们外地人无法与他说清楚地点罢了,他那心中的小九九,明眼人看就知,只不过出门在外,有时须要装糊涂,何况他是凭力气吃饭,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了一群迷途羔羊,还不宰,何况宰得也不算狠,加上这道路实在难走,他也只是多要了点辛苦钱。
    我们同意后,继续上山,所谓山,其实光秃秃,零星地一丛丛灌木,那一块块黄脊土地就像阿Q头上的癞痢头,实在难看。老公他们那批右派来此开荒种玉米刨荆棘,砍灌木,两掌血泡,手捧清如水的稀粥,用青春与生命播下希望,而今又退耕还林回到原始,走了五十年回到起点,真不知该怎么去解释它?老公默默望着大山,向我们说:“好些朋友死这里啊!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到了一处类似单位的几幢四层楼的地方,老公依稀认得这是场部地点,只是房子不一样,问里面人说,这是一家私人的茶场,以前的劳改农场早已撤了,茶山还往上面走,白夹林中队还有一两里路。路不好走,上面什么也没有,剩下的只有一座座茶山,由于包给私人,採茶时雇人繁忙,此时早已过季,所以仅二,三人留守看门。望着往上走的路似乎不到头,回首夕阳已衔山,老公决定不再到当年的白夹林中队,去了又如何,什么也没有,不过遗址尚在,茶山已採,连背后800里的原始森林也不知去向,那里能寻旧时样呢?反正此山已上,此情已知,何妨“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也学唐人不必进门。
    火三轮载着我们四人下山,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腾云驾雾,下山那简直就是斛斗云,闪避腾挪,颠得我们都不知身在何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下了三分之二处停下来,车夫指道此为南瓜山。眼前一遍荒坡。老公下车望着那遍山坡,久久不言,眼里分明泛起一层水汽,夕阳照在山坡上依旧灿烂,上面长满野草,疯藤,南瓜山得名里蕴藏了一个极为悲惨秘密,此坡原为无名山,是农场医院后面一片荒坡。1958年自成都,重庆仍至全川各地送到沙坪农场劳教的右派万余人,老公所在地白夹林中队有200多人,这批送来的右派,绝大多数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有知识,有理想,有能力,有热情,怀着对新社会憧憬,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信任和崇敬,恨不得洒一腔热血尽化碧涛来贡献给这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却在一夜之间论为人民的“敌人”,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初当右派时,还天真地认为,不过是小施惩罚,而后便重回阵营,因此到沙坪时,尚高高兴兴,兴致勃勃,劳动锻炼,用劳动的汗水洗掉自身的污浊,上帝自然会伸出双手接尔等进天堂。万想不到,1959年开始,重活、饥饿、伤病,接踵而来,这帮人方才意识到,不但回乡无望,恐怕将葬身于此了,正所谓天堂无路,地狱有门,唯有意识到才格外痛苦,若糊里糊涂倒还幸福。1959年—1962年,听老公和他的一些活下来的难友讲,沙坪农场在此三年之中,死亡高达50%,就是说一万多人死了五千多人,归根结底是死于饥饿。因为这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内忧外患凑在一起,在劫难逃,内忧三年“自然灾害”,外是苏修逼债,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也要还苏修债,以显示中华民族骨气,展示民族骨气本也无可厚非,内忧也好,外患也罢,可全是人为出来就可恨了。而中国这三年,纵观历史,恰恰是“人祸”,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一手泡制出来的,这些都有大量史料为据,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其中五千多死于饥饿的人,正式连安葬都来不及,只有一窖一窖地往这面山坡上掩埋,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更没有苍松环绕,绿草萋萋,连谁是谁的搂息地都无法分清?据说后来亲属们到这里奠祭死者,也只能望坡拜祭,这一片山坡本什么也没有种植,但自从埋了这几千人后,便在上面种了南瓜,奇怪的是原来十分贫瘠的土地,自埋了人后,所种南瓜长得又肥又大,异于常瓜,正是“血沃荒山肥南瓜”,只可怜家中父母妻儿,夜夜盼亲归,难盼一堆灰。要想相见,只在梦中,南瓜山自此得名。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罗广斌、杨益言先生所著小说《红岩》中一副悼龙光华的对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可怜这些饿死的年轻的右派,却是“纵七尺男儿生罗陷阱 ,做千秋饿鬼死难还家”。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南瓜山,但我敢说,这是最特殊的一座,人啊!一旦掉进统治阶级所设陷阱中,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命大,我老公就属这种命大之人。
    南瓜山往下转弯就看见一个院落大门挂着一个牌子:[沙坪农场留守服务处]老公激动起来,那就是当年沙坪农场的医院,哦!原来如此,南瓜山就在他的背后山上,当年饿死的人都是从医院拉出直接到后山坡掩埋,是得天独厚的“坟场”,否则,南瓜山岂能得名。我们陪着老公走进留守处,里面楼房前的空坝有一些健身设施,几张水泥砌的桌凳,乒乓台,三三两两都有人在那里活动着,闲聊着,下棋打牌,仔细一看,清一色的老年人,大都70岁左右,身著简单,面色灰黄,行动迟缓,身驱佝偻,相比我家老公的红润面孔,神采奕奕,腰板直挺,形成强烈反差。一问之下,却是1958年以后陆续进沙坪劳教农场,与我老公交谈的一位60多岁的老头,姓李,重庆南川人,当年(57年13岁)因偷一斤废铁被送此劳教,这一教就教了四十多年,教满后留场就业,家乡是回不去了,没有地方愿意接受劳教,劳改释放犯。劳教,劳改解除后尚称“二劳人员”,只此中国一家,另无分店,历次“平反”也轮不到他身上,因为他毕竟偷过废品站的一斤废铁,是谓“强盗”(南川派出所定的性),将13岁的他以安排工作为名骗到沙坪劳改半年,这与冉阿让的遭遇何其相乃尔。冉阿让后来当小镇市长经商赚钱,尚且风光了一把,李姓少年却是望其项背而不得,李姓少年现是李姓老头,老公问起一些故人,他还认识,问起现状,言道现在算就业退休人员,每月大约四百多元的生活费,仅能糊口,劳保福利均谈不上,农场撤后,这医院就成了这些无处可去的就业人员栖身之地,总算有了落脚之处,还未流落街头。他指着正在和其他人下棋一个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告诉。我们,那人原是农场的管教干部,农场撤后,也是无处可去,仍旧留在此处,和他们区别就是拿的是退休工资一千余元,于李姓老头来说算是一点平衡,因为殊途同归嘛。看到我们与李姓老头聊天,一些老头渐渐上来七嘴八舌纷纷叙叙说自己的遭遇,唯独那管教干部显得鹤立鸡群,不但没凑上来,反而走远,可能他也听到了所聊内容,认为不宜,同时也意识自己的身分毕竟和李姓们不一样,不愿意淌这浑水。想想也真有意思,所囚之人人(老公和他的未死的难友),尚且能打破樊笼飞金凤,砸碎锁练走蛟龙,飞出这穷山恶水,可这些安家于此的管教干部却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些管教干部子弟因缺乏竞争力,只好留监狱接班,好歹是公务员。)这一切只能用“中国特色”这几个字解释。
    在我们走出大门时,李姓老头几人又追出来递给我们一些他们的申诉材料,把我们当作来自京城的“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来到这偏僻小城,深深刺痛了我们,老公捧着这几页轻飘飘的纸张,却是异常地沉重,他是这里走出去囚徒。有幸脱困,看着这群与他有相同经历的难友们,却感到如此地无力。望着他们一双双热切企盼的眼睛,他又实在不忍告之他的无力,只好连连说:我尽力,我尽力。告别他们,走了十几步,老公回头望着那留守处的大门久久没有挪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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