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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系列》农民工出身的老板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20日 转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A“我给你照张相吧。”采访结束时,我提议。 (博讯 boxun.com)

    
    “怎么照呢?”一直颇为放松的邱启光顿时拘谨起来。
    
    “你还是坐在董事长办公桌后吧。”
    
    邱启光从命,离开采访时坐的沙发,来到办公桌后的高背黑皮转椅中坐下,两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后的墙上挂着镶着玻璃镜框的横幅大字:“诚信为本”,大字下面是同样镶着玻璃镜框的毛泽东画像。
    
    “笑一下。”我准备按下快门。
    
    邱启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脸虔诚。他没觉得背后“诚信为本”的企业经营之道与毛泽东画像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
    
    邱启光信奉“以诚待人,以信经商”的哲学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是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
    
    也难怪,文革结束时,邱启光才刚刚四岁;也难怪,在邱启光进城打工和创业的年代,毛泽东画像已失去其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为中国百姓发财致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作为中国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亿鑫钢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启光在东莞市企石镇上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企业是企石镇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经常来他的企业“视察”;镇上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专门有一间以他的企业命名的餐厅“亿鑫厅”;他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传奇经历,刚刚作为东莞市电视台“创业故事”栏目的开篇之作而隆重播出;听说“外国媒体”专程从英国派遣记者采访“邱总”,企石镇电视站还派出了强大的电视报道团队,打算拍摄“邱总接受外记采访”的全程经过……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团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印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手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B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工。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且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我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长、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他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屡试屡败的零售业。
    
    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钢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鼓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台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后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C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过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别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和“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职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显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 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层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后,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风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作,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D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的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成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要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会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不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进城农民学习和借鉴的。
    
    邱启光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也是他赠给所有同样来自农村的寻梦者的格言──
    
    “我觉着,先有思路,后有出路,没有‘梦想’,如何‘成真’?”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email protected],其新书《所谓中产》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城市化系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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