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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矿难不止与生命伦理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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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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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卸任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矿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铁腕领导,对矿难的治理亦难以见明显的成效。于幼军给自己在山西的政绩打了六十分,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他表示,每次发生矿难我都赶到现场,看到矿工家属那种悲痛的样子,听到他们痛哭的声音,自己也非常地难受。就是这仅存的一点良知和诚实,本来并不值得赞扬,但在中共高级官员却已然十分罕见。 (博讯 boxun.com)

    
    而于幼军的接任者,居然是四年前在萨斯危机中因说谎而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尽管孟学农上任时发表的感言诚惶诚恐,但我们能寄希望于一个谎言大师来遏制矿难吗?在民主国家,像孟学农这样的人物,其政治生命肯定早已终结,甚至还要承担渎职罪的刑事责任,岂能如此迅速地东山再起?这一任命这么看都觉得别扭,这一任命显示了口口声声宣扬“八荣八耻”的中共当局其实完全是恬不知耻。
    
    矿难并非山西一个省的问题,而是遍及中国所有的省区。可以说,矿难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特色”:正是矿难的存在,才使得“稳定”成为可能;正是矿难的存在,才使得GDP保持飞速增长。我记得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曾洋洋得意地说,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一个GDP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GDP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发生了动荡。但是,我不知道那些永远在幽深黑暗的矿井深处闭上眼睛的矿工们,以及他们哭干了眼泪的家属们是否也这样认为。
    
    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没有能力评估矿难的经济学意义。但是,我为此感到幸运,我与“当代中国经济学”这样一个肮脏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矿难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但我所关注的问题乃是矿难的频繁发生与当代中国生命伦理之匮乏之间的关系。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置换的。
    
    仅仅以二零零五年为例,我根据官方公开的报道,整理出了一张不完整的矿难的名单:
    
    一月:七日,河南省渑池县矿难,四人死亡;十二日,河南省宜阳县矿难,十人死亡,十人受伤;十六日,重庆南川市矿难,十二人死亡;二十一日,辽宁省调兵山市矿难,九人死亡,四人受伤。
    二月:十四日,辽宁省阜新市矿难,二百一十三人死亡,一人失踪;十七日,云南省富源县矿难,二十四人死亡,十四人受伤,三人失踪;二十六日,重庆市铜梁县矿难,二人死亡,二人受伤;
    三月:九日,山西交城矿难,二十八人死亡,六十九人失踪;十日,山西灵石矿难,六人死亡;十四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十八人死亡;十七日,四川奉节县苏龙寺煤矿矿难,十九人死亡;十九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矿难,七十二人死亡;
    四月:五日,重庆合川矿难,二十三人死亡;二十四日,吉林省吉林市奶子山腾达煤矿矿难,三十人失踪;
    五月:十一日,哈尔滨七台河矿难,九人死亡;十二日,四川攀枝花金江畔海煤矿矿难,十七人死亡;十六日,内蒙古矿难,五人死亡,七人重伤;十九日,河北省承德市暖儿河煤矿矿难,四十五人死亡,五人失踪;
    六月:八日,湖南娄底市资江煤矿矿难,二十一人死亡;二十二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矿难,三十七人死亡;
    七月:二日,山西忻州宁武县贾家堡煤矿矿难,三十六人死亡;十一日,新疆阜康矿难,八十三人死亡;十四日,广东兴宁矿难,十六人死亡;十四日,四川奉节金泉煤矿矿难,三人死亡;十九日,陕西铜川市矿难,二十六人死亡;
    八月:一日,四川大竹县田坝煤矿矿难,五人失踪;二日,河南省禹州市兴发煤矿矿难,二十六人死亡;三日,河北邯郸县桃顶山煤矿矿难,十三人死亡;七日,广东省梅州市大兴煤矿矿难,一百二十三人死亡;八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湾子煤矿矿难,十四人死亡,二人失踪;十九日,吉林省舒兰矿务局矿难,十六人失踪;
    九月:十日,贵州省天柱县大豪煤矿矿难,十人死亡;十一日,黑龙江省双鸭山矿难,十四人死亡,一人失踪;
    十月:三日,河南省鹤煤矿难,三十四人死亡;四日,新疆拜城县亚吐尔煤矿矿难,十四人死亡;四日,四川广安龙滩煤矿矿难,十二人死亡,十六人失踪;二十七日,新疆乌苏电站沟中兴煤矿矿难,十六人死亡;三十一日,山西省原平市矿难,十七人死亡;
    十一月:三日,辽宁灯塔市昌盛煤矿矿难,六人死亡;六日,河北省邢台县石膏矿矿难,三十三人死亡;八日,河北省邢台远大矿难,十九人死亡;十一日,内蒙古乌海乌达区矿难,十六人死亡;十六日,陕西府谷县府榆煤矿矿难,二人死亡;十八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沙沟煤矿矿难,十三人死亡;十九日,河北内丘县远大煤矿矿难,十四人死亡;二十七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矿难,一百七十一人死亡;三十日,河北蔚县西坡煤矿矿难,五人死亡一人失踪;
    十二月:二日,贵州水城县仲河煤矿矿难,十六人死亡;三日,河南新安县寺沟煤矿矿难,四十二人死亡;七日,河北省唐山市刘官屯矿难,七十四人死亡,三十二人失踪;七日,湖南涟源市新坪煤矿矿难,二人死亡一人失踪;八日,吉林省长春市长岭煤矿矿难,六人失踪。
    
    这张名单太长了。但它还仅仅是媒体公布的部分矿难,在缺乏基本的新闻自由的当今中国,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更大数量的矿难,根本没有被揭露出来,根本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而像电影《盲井》中所讲述的故事,决非出于小说家的想像,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远远超过了虚构文学作家的想象力。
    
    这也是我近年来看重“非虚构文学”超过虚构文学的原因:虚构文学基本上没有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而“非虚构文学”则成为这个时代忠实的镜鉴,如二零零四年度两本最受公众欢迎、又先后被毁禁的著作《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我对矿难的关注还有个人的原因: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矿区度过的,那是在浊浪滚滚的大渡河边的一个中型国营矿区。我的父亲是能源勘探方面的工程师,他经常与矿工们一起到井下工作。母亲整天都担惊受怕,因为父亲从事的是一份危险度极高的工作。我就多次亲眼目睹了矿工们漆黑的尸体,以及遇难者的家属们呼天喊地的哭泣。那些悲惨的场景成为我童年的黑色记忆。
    
    从上面这张名单中可以看出,矿难多发区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北、辽宁、河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省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此而引咎辞职,就更不用说主管该领域的中央官员了。中共还真是承接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近年来,我在官方新闻报道中仅仅发现过这样一则信息,因山西和广东两省出现特大矿难,“经国务院研究决定,给予陕西省原副省长巩德顺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成陕西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这种如同“吹面不寒杨柳风”一样的处罚,轻轻地便将数千计的人命抹去了。
    
    在帝国时代,皇帝会下罪己诏,官员会挂冠而去;然而,今天的官员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耻辱感、道德感和公务员的职业素养。这一点也是八十年代官场与九十年代以来官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八十年代,这套体制还有一定的生机和活力,若干颇具改革精神、施政能力和高尚人格的地府方官员,或造福一方,如任仲夷、项南等人;乃至因此而被提拔到中央任要职,如赵紫阳、万里、朱厚泽等人。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却是谁最“厚黑”、谁最腐败,谁就最迅速地获得提升。在此背景下,希望这些官员们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甚至因矿工的无辜死亡而引咎辞职,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如果说官员的麻木是“可以理解”的,官员的麻木适应了官场的“潜规则”;那么,公众的麻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矿难如此频繁、密集地发生,逐渐使得公众的心理趋于麻木。就好像对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来说,集中营中死囚的数目仅仅是一组平凡的数字一样,矿难中日益升高的死亡数字再也不能激起公众心灵深处的震惊。
    
    二十世纪以来,战争、饥荒和政治运动相当频仍,中国人对死亡已经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进而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政权或者强有力的一方,随心所欲地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不再有道德上的压力和伦理上的困境。暴君毛泽东便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官方的人权学说已经退步到了“人权就是生存权”的层次上(这是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受聘北大教授的时候的豪言壮语:“我挨过饿,所以我最有资格谈人权!”),但在中国这种与“猪权”相提并论的“人权”仍然得不到起码的保障——矿工的生命或分文不值,或一两万乃至二十万,被明码标价定格下来。一个一部分成员可以用钱来买另一部分成员生命的社会,乃是最不稳定和最不和谐的社会,也是最缺乏公义的社会。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要从根本上遏制矿难的问题,除了彻底更改竭泽而渔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实现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外,更艰难的乃是完成道德伦理上的重建。后者似乎过于迂阔、过于务虚了,但在我看来,我们只有这样做,才不至于舍本逐末;我们只有这样做,才可能抓住我们时代的病根。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神学家、医生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深切思考人类的命运,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命题。那时的欧洲,处于两种思想的争战之中:一种是反对古典欧洲文化的尼采的思想,尼采认为真正的文化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不受“奴隶道德”的约束,“超人”信奉“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此思想的变种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
    
    而另一种是从基督教—东正教传统中诞生的托尔斯泰的思想,托尔斯泰认为爱比暴力更有力量,质朴的虔诚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才是改变世界的动力,人应当以弱者的姿态过一种有道德感的生活,托尔斯泰主义深刻地启发了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史怀泽选择了托尔斯泰的道路,为了回应尼采对欧洲传统的挑战,他致力于发现提出一种深刻而广博的伦理文化,这就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
    
    史怀泽接受上帝的呼召,去非洲为苦难的黑人进行医疗工作,他认为自己的道路不是深入“黑暗的心脏”,而是一段实践上帝之爱的天堂之旅。史怀泽指出:“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史怀泽是这一原理的发现者和实践者,他与德兰修女一样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两个活生生的圣徒。
    
    在我看来,史怀泽所倡导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正是解决中国症状的“对症良药”——无论是国学、祭孔、拜黄帝陵的闹剧,还是官方在社科院创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绝望的挣扎”,都无法让中国起死回生。今天我们缺少的不是金钱,资源,技术和思想,而是爱,正像史怀泽所指出的那样:“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像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深陷在恶性循环的、“GDP优先”的经济发展观之中的中国,最缺乏的是敬畏我们的生命本身。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关心能源问题除了可以获得巨额利益(“红顶商人”形象已无法遏制)之外,能源还是实现该地区GDP高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一个地方官员一般不会因为几起矿难而被免职(除非该矿难的后果极其严重,便会有低级官员被免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许多地方官员并不担心其辖区内矿难频繁,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该地区GDP增长不足而无法在官场获得升迁。于是,煤炭这种“黑色的金子”便成为无形杀手,吞噬了无数劳动者的生命。没有人为这些死难者举行盛大的葬礼,他们的死亡正如他们的生命一样卑微。他们大都没有生命保险,地方当局仅仅是拔出一笔钱来作为对他们的家属的“恩赐”。电视上不断播放这样的镜头,死难者的家属们哭泣着呼喊:“感谢党和政府!”这是对死难者的第二次的谋杀。
    今天的中国是尼采的中国,是“狼图腾”的中国,是信奉丛林原则的中国;而不是托尔斯泰的中国和史怀泽的中国,不是敬畏生命、以爱来联结的中国。为了扭转此种局面,我们必须像史怀泽所说的那样,“变成另外一种人”,以另一种伦理观念来组建我们的社会,以另一种伦理观念来处理我们与其他同类、其他生物和自然界的关系——“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有人说,这是天方夜谭;也有人说,这种做法没有革命过瘾。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惟一的道路。
    
    尽管这是一种最为笨拙的办法,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去尝试。
    
    
    ——二零零七年九月定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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