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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魂断罗湖桥/杨恒均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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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湖桥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一个小桥梁,桥的两头分别设有香港和深圳海关。桥分上下两层,从香港进入深圳走上面一层,从深圳进入香港通过下层的桥。
     香港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在英帝国主义枪炮胁迫下,被迫割让给英国的人的。教科书上声称,割让香港给英国人标志着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始。1949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后,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派兵抢回香港和澳门,随后韩战爆发阻止了解放军攻占台湾,结果形成了持续至今的两岸三地政治格局。 (博讯 boxun.com)

    香港能够顺利回归,要归功于高瞻远瞩的“一国两制”政策。“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最高结晶,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然而,“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当时无论从公开的意见征询还是秘密的情报收集得出的结论,一直支持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如果不承诺保持香港的制度不变,中方到时收回的将是一个“空港”,或者“臭港”,甚至是“死港”——各方当时都希望回归后的那块地方仍然是一个“香港”。
    
    我是1992年被政府派到香港一家中资贸易和旅游公司任部门主管。这之前出国公干时,我两次经过香港,但都是匆匆而过。这次我是来工作,是要长期住在香港的。当时中资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做生意,但其领导干部几乎都有“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确保香港顺利回归”的不言而喻的任务。我是学习国际关系的,又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加上工作后表现不错,很快入党和提干,使得我在年轻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二十多岁就驻外的机会。
    一到香港我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当时在国内的工资只有不到两百元,一到香港就拿到将近一万元的工资。不久我还发现,除了我和其他一些真正干事(做生意)的专业人员和中级主管外,从大陆外派出来的中资机构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或者和各省高级干部沾亲带故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大量的中资机构进驻香港,使得香港配给大陆中资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签证名额供不应求,轮到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过去时,只能持多次往返签证。多次往返签证就像现在的通行证,持此签证的人在香港住满十五天时必须出境一次,以便重新进入时再次得到停留十五天的停留签证。当时离香港最近的处境地是澳门和深圳。到澳门的船票贵一些,深圳不但火车票便宜,而且过去后的消费也相对较低。
    就这样我和连接深圳与香港的罗湖桥结下了不解之缘。回顾我前后在香港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虽然见证了“香港之死”和香港移民潮、中英争拗、两地经济大发展以及香港回归,可到头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竟然是那座小桥——就是我平均每个月都要来回两次的罗湖桥。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第二次踏过罗湖桥的情景,我仿佛还能够听到每一次走过罗湖桥时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罗湖桥周末拥挤的人流至今还历历在目——
    记得开始的那些日子,每次踏上罗湖桥都有一种新鲜感,特别是看到身边提着大包小包匆匆而过的香港居民(当时深圳居民出入境还不是那么方便),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想到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最终将要划上句号,而我不但将见证历史,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我忍不住昂首阔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牛逼烘烘。不过没过多久,我心中开始产生了不安,我开始感觉到罗湖桥连接的那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二年,当我一次又一次踏上罗湖桥时,我的兴奋和自豪感渐渐消失了,我没有读很多书,也没有思考更深的问题。可是,我却凭直觉感到不对劲。我开始对照、思考脚下的罗湖桥连接的同一个中国的两个部分——这截然不同的这两个世界,我也开始学会敞开胸怀,试着去了解香港和香港同胞。我原以为我在认识和思考香港,其实我却是在思考我一直生活其中的大陆……
    第三年,一次次走过罗湖桥的我心中生出越来越多的疑问和痛苦:香港要收回到祖国怀抱了,香港市民为什么充满恐慌?邓X小平为什么再三答应要保持香港制度不变?香港的制度到底优越和吸引人在什么地方?……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却是最真实的想法。八十年代充斥在大学校园对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对我的影响有限,我这人不见棺材不流泪,一切以眼见为实。再说,从我咿哑学语就被反复不停被灌输的那些大陆最伟大、全世界都在受苦受难的观念实在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一些人的演讲和几本启智的书就能动摇的。
    直到今天,很多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会不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杨子,到底是什么促使了你思想上的变化?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如果一定要说个时间,我想就是在我一次次踏上连接两个世界的罗湖桥;如果一定要说出个地方,那就是罗湖桥。也许我已经被教育成一种人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的本性是“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眼前的两个世界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思考。香港是一个法制的地方,也是人民享受充分自由的地方,有了这两点,这里贪污腐败无法萌发更无法成长起来,港民安居乐业、和谐相处……。
    可是,这一切该归功于谁和什么呢?在感情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把这一切归功于帝国主义英国的。而且,英殖民主义者并没有拿钱来建设香港,他们当初带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有别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殖民制度,这种制度与时俱进,演变成一种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自由,讲究法制,人民不但充分享受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监督政府的自由和权力……把这一切和罗湖桥这边的大陆相比,不用我这个深入其中的体制内干部,就算一个外人,一个文盲也能看出来,我们这里是一个缺乏人权,人民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府的绝对权力不受限制,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绝对腐败……。
    我是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共产党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我的内心痛苦和挣扎至今还留有痕迹。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收回香港并没有洗刷掉我内心深深烙上的耻辱,收回一个比大陆任何地方都繁荣、文明、自由和法治的香港才是我们内心更应该感觉到羞辱的。毕竟——当初割让香港给英国时,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臭港……。如今,香港人要回归祖国了,可是却忧心忡忡,弄得邓X小平不能不向人家承诺“五十年不变”——这是否也能算上是我们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新一页?
    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麻木,那么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歌舞升平的气氛中,我们至少不应该停止思考,自由和独立的思考!
    弹指一算,去国已经十年,可是却仿佛始终在罗湖桥上踽踽独行,心中也始放不下那座小桥两头的土地和同胞。
    这些年,我开始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小说等)抨击集权和落后体制弊端,抓住一切机会提倡政治改革,最近又建议把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引进到大陆的上海、广东等地),有好朋友问我,你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们,我的目的和我二十年前参加工作、加入共产党时一模一样,我想中国变得强大,人民变得幸福和富强。朋友笑说,那么伟大和无私?我说,你恰恰错了,我是最自私的,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改变自己和子孙后代那张中国人的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不但大国崛起,而且人民也富裕和活得有尊严了,我才能真正从内心牛逼起来。我就是这么自私的。
    普通老百姓对外面那个“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知有限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精英,包括我认识的那么多华人华侨,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放在海外,却在那里帮着某些国内的精英和权贵鼓噪外面的制度不适合中国,可见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倒是很合适这样外面的制度。
    
    还是说到香港,香港人在英国人的体制下过得和谐得很,这次选特首也让大陆人开了眼界。
    其实,对于中国的精英,中国目前的机会(包括一夜暴富,发财,升官,甚至玩女人)确实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然而,普通老百姓呢?
    精英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也许有能力在腐败和不公正的体制中靠不那么光彩或者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爬到高位,从而用特权和损人利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富裕、享有特权,但没有人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受人欺负的人上人的特权,只有一个人民自己创造、为了人民存在和服务于人民的民主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所有的人生活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下。
    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个月,我离开香港来到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任资深研究员,我认为我已经弄懂了香港,我需要了解更广大的世界。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至今还有朋友不理解。当时我已经成功从政府部门脱出,开始在香港做生意,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际资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抛弃一切,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语言都没有完全过关)的地方去搞学术研究。我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学术研究?
    可是我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要找原因,大概也是因为罗湖桥,罗湖桥已经把我的魂勾去了,从那以后,我有点失魂落魄了。罗湖桥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么大,自己的认识又是如此肤浅,我得找机会多走一些地方,多走过和认识一些类似的像罗湖桥——连接世界各地,连接不同的世界……
    
    很多人当然不必象我这样,他们比我聪明,也更有悟性,他们靠几本书就能认识到真理。我不同,我早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告诉我的,我必须靠自己去感受。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好,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我一定得自己住在那里用耳朵和眼睛去体会,用心去感受。同样的道理,当我说香港的制度好的时候,有我在那里生活四年的经历支持我的结论。
    也只有深入到某地和某种制度,你才能从内心感受到好坏和优良。我见到太多吹捧西方制度的人,其实他们只不过从书本和报纸上看到了一点皮毛而已,一旦到了那个国家,最不能适应的就是他们,一旦参入政治活动或者有了点小权,最先暴露原形的也是他们。这些人一个个平时高调之极,遇到一些挫折就垂头丧气了。
    多少年后,当我告诉朋友我当初去美国的原因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有些甚至认为我在编故事,还有说我“傻B”。向周围看看,我确实有些傻。中国人出国有各种理由,但有几个是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所谓要去探索制度和思想的优劣的?再说,又有几个自费出国的人会愚蠢到一头扎进华盛顿这种政治和思想中心去搞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研究呢?
    我就是这样的傻B 了,而且一点也不后悔,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活得明白?我认为我在一些事情上已经有些明白了,我坚决相信,无论中国走什么特色的道路,最终一定会以法治和自由、民主为终点,而在法治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结社和媒体的自由)方面,罗湖桥那一边的香港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就是我们的楷模!我们不应该拉住她的后腿,而应该大踏步赶上去。
    不要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不要说有多少阻力和困难,不要说人民有多愚昧,只要晚一天引进香港的制度到大陆,中国的老百姓就会多受一天贪官污吏的欺负,北京中央政府的威信就减少一天,同时人民的耐心又失去了一天……
    一般多年了,回归十年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大陆的同胞跨越过那座小小的罗湖桥?
    在我心中,罗湖桥连接的不止是香港和大陆,而是此岸和彼岸。
    如果一个人不再被愚昧、贪欲和残忍挡住双眼、蒙蔽心智,那么他心中应该装着一座罗湖桥,那么,再朦胧的彼岸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杨恒均写于2007-5-3,修改于2007-6-30 香港回归十周年
    (杨恒均香港回归十周年三记:《魂断罗湖桥》、《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香港,你准备五十年都不变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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