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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网络政治——湖南省委书记的另类网络管制
(博讯2007年5月12日 转载)
    
    湖南鼓励官员亲近和主动利用互联网,试图提升执政质量和政府形象,或可推动中国各级政府决策、管理方式的变化。
     (博讯 boxun.com)

    湖南的网络政治
    
    邓飞
    
    2007年4月下旬到六月下旬,湖南省的数十名厅局一把手将出现在互联网上,他们将在省委书记张春贤的要求下在网络上解释,湖南将如何消化、吸纳来自全球超过1万条“好主意”。
    
    此前的2006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启动“全球寻策”计划,试图通过网络汇集官民智慧以求推动湖南发展。
    
    当时围绕是否借助互联网手段曾产生分歧,持异议者认为互联网天生有“唱衰”特质,网民良莠不齐,“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后来接受红网采访说,网络虽有难以掌控的一方面,但湖南省委和民众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人都希望发展、建设好湖南,共谋福祉,执政者不应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
    
    在“全球寻策”的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是湖南省省委书记张春贤。
    
    张试图畅通省委和民众之间的障碍,打造一条“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的通道。此前做过三年的中国交通部长的张,最主要的政绩是顺通畅了中国的基础交通:启动规模浩大的农村道路建改工程、规划了未来30年中国基础路网的建设、修筑众多桥梁、试图扭转沿海港口和内河航运长期以来的发展颓势。
    
    或许,张比其他官员都更加信奉“畅通即活力”的道理,“道路要畅通,人心更要畅通”。
    
    湖南省“全球寻策”计划开始推动,16个问答题被公布在互联网上。起初,有网民嘲笑政府做秀,但一些人则很认真写下自己的想法,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写下自己的想法。
    
    网民表示惊讶,执政党的高级官员看上去更多是通过内部渠道获取信息,依靠批示传递意见,少有政府如此开门问计。
    
    湖南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寻计问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张因为这次“疏通”大获丰收,他在三个月的献计献策活动里一共收到了1.1万件信函,其中5500份来自互联网。2006年11月,湖南省委将具代表性的一百一十九条建议和领导人批示结集出版《献策湖南》一书。
    
    张春贤说,互联网踊跃而善意的参政议政热潮让他始料不及,全球各地各行业人士提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各个领域的众多对策建议,不乏真知灼见。有网民称,张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放手发动了群众,最大限度收集了民智,提升了执政质量。
    
    2007年2月15日,因互联网络受益的张,在湖南省官方网站“红网”论坛实名注册用户,发出了一个恭贺湖南人民新年快乐的拜年帖,此举再度赢得省内互联网用户的广泛好评。
    
    截至2007年4月12日,张拜年帖的跟贴已近千条,点击率节节攀升。
    
    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跟贴,因言词激烈或是公开批评地方政府和官员,被网站管理者删除后改由该网总编室收集汇总,形成书面材料送交省委办公厅。
    
    盛行的电子诉状
    
    张春贤于湖南上任之初,曾向湖南民众做出承诺:“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找我”。
    
    4月12日晚上,一个叫彭绍坤的大二学生给张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百度网站的郴州贴吧里。
    
    彭讲述了他和他家人这些年来的梦魇----一个叫黄生福的人在原湖南省郴州市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支持下,将他父亲价值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水泥厂巧取豪夺,让他的家庭陷入痛苦绝望。
    
    之前,彭的同学看见张的拜年贴,给湖南人民拜年,众多网民的跟贴,让彭得到了启发。他的帖子最终没有出现在红网上,但他坚信,只要是在互联网中,省委书记就可以看到他的信。
    
    彭不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给张春贤写信的人。
    
    去年3月,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张春贤的电子遗书。他控诉的也是黄生福。黄的煤矿损害了村民的粮田和水井,且拖欠村民各项费用70多万元人民币。
    
    黄指控黄生福在曾锦春的支持下,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遗书里写到,黄元勋决心以死抗争。
    
    黄对在网络上申冤没有把握,但持续数年举报使他别无他途。让他感觉意外的是,包括张春贤在内的湖南高层领导很快看到了他的信。中纪委书记吴官正通过互联网获知该封遗书,并做出批示。
    
    致信省委书记得到中央重视一事激发了网络热评,吸引了更多知情者的举报。
    
    遗书发表两个月后,湖南郴州政坛发生“地震”----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2006年9月,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
    
    郴州官场的巨大变动显然不是源于黄的这封电子遗书,但知情人士透露,互联网上对一个地区和少数官员的罕见密集攻击和汹涌民意令中央高层震惊,直接促使整肃行动的开始。
    
    黄元勋说,湖南人似乎学会利用互联网手段,直接寻求省委书记的注意和支持。
    
    互联网催生的变化
    
    一位接近张春贤的湖南省委干部称,张时常上网,他很注意拜年贴后面的跟贴,不仅对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全部“打收条”,还会选出他认为言之有理的跟贴,写下自己的意见,转给其他同僚阅处。
    
    一名叫“杨长羽”的广东网友在拜年贴后写了10条建议,其中还措辞激烈地抨击了官场的腐败问题,要求加强对政府的新闻舆论监督。张春贤对此深以为然,批示给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委托专人对网友转达谢意。
    
    2007年3月,张春贤在北京“两会”会场呼吁领导干部要接受互联网的挑战。他鼓励湖南省官员要学习好网络这一新兴媒体,不懂就要学习。他强调说,作为一名执政者,只有不断了解民意,集中民智,才能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四年机械学院的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多年的技术员经历,或许使张轻松接受和掌握了网络新技术。
    
    在交通部的表现,使张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官员。他竭力支持中国修筑“古丝绸之路”连通西亚和欧洲,加速与境外的经济交流。这一努力获得国际道路联盟几乎完美的评价----“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而且也有益于亚洲相邻国家社会和经济的日益繁荣”。
    
    在省委书记的影响下,湖南省省委的官员们现在认为,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聋子和瞎子。
    
    湖南省内,目前网站总数接近80万家,网民超过500万人,且这个数字在持续增加,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博客或者独立的网络空间,可以部分自由的表达意见。
    
    湖南省委宣传部门的官员承认,互联网已经在新的舆论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政府管理方式正产生着一系列冲击和深刻影响。
    
    湖南省宣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苏进跃说,湖南加强了在互联网上的舆情收集和处置工作,他们每天都在百度、谷歌等多个搜索引擎里收集与湖南有关的重大报道和其他热点网络信息,然后择要编辑为一期《涉湘舆情》,送省委常委、副省长和人大政协相关领导,由领导做出相应批示。
    
    湖南省领导群体对互联网的重视客观上强化了该省的网络舆论监督力度。
    
    湖南红网副总经理陈明说,今年3月,《百姓呼声》收集民众投诉信息后给相关部门发调查函145份,收到回函125份。相对开放的网络信息很容易暴露政府的治理困境或者不足,然后很快形成压力,督促政府选择修补或者改善。
    
    一个个案是,他们将《郴州网友反映市民饮用水水质“每况愈下”》的调查函发至郴州市府,得到市委书记、市长迅速回应,由副市长督办成立调查组彻查水质。
    
    一些新闻管治手段也正在发生变化。湖南的宣传官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他们告诉其他政府部门的同僚,“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除出现“负面报道”的源头,是唯一和最重要的。
    
    宣传部门开始松动对媒体长期沿袭的堵、盖、封等手段,湖南省的官员称,他们正在尝试建立一套新的信息发布机制,重大突发信息改由自己说、主动说、专人说、及时说。
    
    在持续不断的民间举报最终击倒郴州腐败官员之后,郴州市宣传部长李荐国也被发现是一个互联网上的常客。
    
    2007年初,桂阳县和平镇一些农民在网上抱怨,镇上邮政所对他们子女寄回来的钱要强扣百分之一的手续费,并强迫他们订阅报刊杂志。李很快作出批示,并派专人核查处理了该事。
    
    郴州市宣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中心主任麻杰说,郴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注重互联网舆情,“政府和民意的距离保持最近”。
    
    张的开放和开明态度获得了不少同僚的支持和响应。2007年3月底,湖南省纪委书记许云昭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媒体有权利向公众反映真实情况,对舆论监督人为设卡阻止是种愚蠢的行为”。此观点逐渐来势成为官员们的共识。
    
    4月11日,湖南省纪委向新闻界公开发布了2006年度查处的10起大案要案,其中包括省纪委一名前副书记作风腐化的案件。
    
    “湖南现在更加开明而透明”湖南省委一名干部说,而在过去,民众往往无法获知信息,各种版本的传言满天飞。
    
    官员面对互联网
    
    1月2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网民总数已达1.37亿人,这个数字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将持续递增。强大的网络基建为互联网渗入中国社会各领域缔造了坚实基础。
    
    大陆较高级官员总是要在自己办公室里摆上一台电脑,没有人愿意被取笑落伍,但很多官员还不习惯电脑的用途,相当一部分电脑成为摆设。
    
    对一些官员来说,互联网让他们寝食难安。内地警方往往谨慎对待上街游行申请,禁止五人以上的人就一个问题共同上访。日渐强大的民间力量却缺乏平台和制度支持他们的权利表达,但他们现在发现可以在互联网上集体发表意见。
    
    现年48岁的中共党员李新德只是一个退伍水兵,没有记者证和官方界定的采访权,但他不停“揭发”被他调查出“劣迹”证据的官员。
    
    当一些官员费尽周折、疏通关系终于得以屏蔽一个含有“不良”文章网页的时候,李却可以利用约一分钟时间,再造出一个网页,重新贴出那些文章。
    
    “他像一只灵活的猴子在互联网的森林里,从这棵树上跳到了那棵树上。”路透社的文章评价称他是一个绞尽脑汁开拓网络自由和资源的高手。
    
    李说,越来越多的人在仿效他,利用互联网来揭发某些官员的不法行为。互联网逐渐成为中国网民可以公开、安全和较高效率表达意见的少数渠道之一。
    
    内地对互联网络公司的新闻审查力量往往感觉“力不从心”,百度公司公开发誓他们保守任何一个该公司用户的秘密。2005年,雅虎公司一宗涉嫌泄露用户邮箱的事件,遭到了全球舆论的谴责,这又迫使网络公司更加恪守开放和中立立场。
    
    2006年,重庆市彭水县一名老师写了一首短诗,以一种俏皮而隐晦的方式批评县委书记,并通过短信流传开来。愤怒的县委书记动用刑侦手段寻找这名教师,并准备将他送进监狱以示惩罚。
    
    内地媒体从互联网发现并刊登了这一故事,引发网络怒潮,数以万计的民众呼吁合力抗议文字狱,保卫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力。最后,重庆市政府免去该县委书记职务。
    
    得到鼓舞的民众越来越多在互联网上直率发表意见。官员遭遇直接批评成为一种常态。在网络的注视下,一些官员不能用习惯的行政资源与手段找到和惩罚批评者,他们只能像普通人一样,寻找证据证明自己被人身攻击和恶意毁谤,之后诉诸法律。
    
    互联网上知识和信息的轻松获取,强大了大陆民众的监督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争取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事实上,大陆民众的网络参政素质在不断进步,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越来越多的通过私人博客和网民交流,以求沟通民意、获取民智。
    
    “各种力量在互联网上博弈,政府如何避害趋利,最大限度利用网络资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湖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梁媛说,湖南鼓励领导干部立足民本,亲近和主动利用互联网,良性汲取了民间蓬勃的政治智慧,这或许是一个成功范例。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表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在执政高层眼中,互联网除帮助民众制约权力之外还有其他多元价值。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郑必坚认为,互联网既是一种新的认识武器、认识工具,又是一种新的交流工具,还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提出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胡说,中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2006年9月,美国Pew研究中心发表《互联网的未来Ⅱ》,称世界将因通讯网络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圈,世界各地的人在互联网上深刻频繁交流,人类普世价值将更深入人心。
    
    内地网络政治学的研究者称,互联网最大的魅力在于给个人带来了自由感,参与感和多元化,这也正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它势必会加强这些特质而谋求持续发展。任何在互联网之海控制信息发布和信息传播的试图,都将可能失败。
    
    令很多官员头痛的李新德提出了一个忠告,他说,官员要想在互联网上不被攻击,他首先要心存敬畏,让自己成为一个端正的人,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官员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接受网民的赞扬、建议或是批评。曾经180万网民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网站上留言要求政府取消新的道路税,“这帮助政治决策更加透明而科学”。
    
    张春贤在全球问策获取广泛支持后称,湖南省委更加深刻认识到坚持民众路线是执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凡是民心所向的事,我们一定要做好,凡是民心所背的事,我们一定不能做”。
    
    张说,湖南借用互联网寻计问策拉近了省委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科学决策和民主政治建设。他承诺将坚持畅通民意,“进一步建立健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效机制”。
    
    一种乐观预测是,中国新式官员群体正在放弃对互联网的恶感,更多亲近和利用互联网,听民意和汲取民智以及和民间的互动,将引发更多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或可推动中国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红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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