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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 一组数字传出邓小平逝世消息
(博讯2007年2月10日 转载)
    星岛环球网
    “65329999”。1997年2月19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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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洸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中南海里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依然忙于国务——1月,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
    
      春节前夕,邓小平没有回家过年,但他仍然可以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件大事办好。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一位当时的部级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说小平同志快不行了,这段时间要待在北京。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它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三个文件。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专家说:“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平静告别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刘忠德回忆说,当时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当时也有种种担心,但最终能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看来,说明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赞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
    
    不留遗言
    
      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同样在这天,《大公报》一记者匆匆从深圳赶回香港,他在中环地铁站做了随机采访。采访了大约100个人。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二、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大陆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三、你觉得邓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采访结果,86%的人知道邓小平去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大陆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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