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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案近况与维权画家严正学的故事(二)/RFA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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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1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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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 严正学案近况】
    
    * 律师首次看守所会见严正学 *
    
     去年10月18日被拘捕、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的维权人士、画家严正学先生1月16日首次获准会见了他的辩护律师。
     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会见经过及严正学案相关情况。
    
     问:“请问您会见严正学确切的时间和地点。”
     答:“1月16日下午三点到四点。”
    
     问:“一个小时时间?”
     答:“不太到(一小时)。地点是台州市路桥区看守所。”
    
     严正学先生原是北京市圆明园艺术家村,又叫画家村村长。1993年以来,严正学提起近百次“民告官”行政诉讼。1994年,在他担任浙江省椒江市人大代表期间,他被投入监狱,后被劳动教养两年。去年夏天,严正学发表了《来自浙东农村组建农会的考察报告》。
     严正学这次被拘捕后,他聘请律师的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当局有关方面的批准,直到本月上旬,案件移交台州市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才批准他聘请律师。
    
     李建强律师谈严正学案目前的情况和这次会见。
     他说:“他这个案子有点特殊性,政府已经把它列入国家机密,起诉意见书上就标着‘机密’二字。检察院可能是要下一个礼拜左右就提起诉讼,提起公诉,他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问:“这次您和严正学会面当时是什麽样的环境?根据现在的法律阶段,应该是在什么样环境下会见?”
     答:“直接在一个会见室会见,中间只是隔着一个铁栅栏,我们可以握手、可以说话。”
    
     问:“当时你们见面,有警察在场吗?”
     答:“没有没有。”
    
     问:“会见的方式和环境符合法律规定,是吗?”
     答:“对。”
    
     问:“严正学的状态,他的身体和精神情况怎么样?”
     答:“我看他非常憔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对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问:“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罪名量刑,法律是怎麽规定的?”
     答:“刑法第105条第一款,还有刑法第106条从重处罚的条文,这个罪名就可能判十年以上。”
    
     问:“严正学怎麽看对他的指控?”
     答:“起诉意见书指控的那些‘事实’,他是否认的。”
    
     问:“他在整个侦察阶段有没有受到过体罚,或者暴力侵害?”
     答:“这个没有。我问过他。”
    
     问:“您估计这个案件什麽时候开庭?”
     答:“有可能在2月上旬或中旬开庭。春节前判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问:“您作为辩护律师,可不可以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和下一步想要做的?”
     答:“严正学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法律顾问、辩护律师,对严正学提供辩护是我们的职责。
     严正学是一个很有良知、正义感、社会责任心的艺术家。他今年六十二岁了,如果起诉被判重刑的话,这对笔会是个很大的损失,对他个人也是很大的不幸,对国家的司法形象也是一个损害。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为他作辩护,争取相对好一点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相信严正学先生没有、也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个很纯粹的作家和艺术家。
     政府对他的指控,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讲,是说不过去的。”
    
    * 朱春柳吁请帮助 *
    
     在律师与严正学会面之后,我采访了现在在台州家中的、严正学的太太朱春柳。朱春柳说:“现在检察院能让我请律师,能让他见(律师)面,我就比原来放心点。”
     谈到严正学涉嫌的罪名,朱春柳认为:“我觉得他这个罪名太重。这个罪名根据刑法应该是‘组织、策划、实施’的 ,对他来说这个罪名应该不成立。”
    
     问:“您现在是什麽样的心情?”
     答:“他年纪这麽大了,如果按照这个罪名判的话,我想可能很重吧。实际上他没有犯这个罪。我想是不会。他不过是‘民告官’、反腐败,应该说他是帮助这个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不会颠覆这个国家的。
     我就想外界能帮帮他,让他早点出来吧!”
    
    【 严正学人生故事(二)】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严正学先生讲述过他的人生经历,现在我把他和他亲友所讲的严正学的人生故事汇编摘要,陆续分段播出。
    
    * 上集回溯 *
    
     严正学先生1944年生于浙江海门,后来这个地方叫椒江市,就是现在的浙江台州。
     在前面节目里,严正学先生回顾了他1951年上小学之前,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严正学少年时代备受社会歧视,他一面作苦工,一面学画画。
     严正学也讲述了1965年他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期间,为了寻找真实的人生和新的艺术天地,他离开学校,独自一人前往新疆,希望用艺术去表现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
     但现实粉碎了他的想像,严正学到达乌鲁木齐之后,被作为盲流,就是当时被称作“盲目流窜者”的简称。严正学先生说,他当时和另外一些被称为“盲流”的人一起,被送到戈壁滩上,一个像劳改农场一样的地方。
     严正学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变成新疆戈壁滩上‘盲流’收容地的苦力。就是这位坠入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严正学,赢得了浙江家乡一位姑娘,他自幼的同学朱春柳的爱情。
     1965年,朱春柳乘火车去新疆找严正学,他们结婚了。
    
    * 在边城阿尔泰画宣传画的严正学 *
    
     2002年我采访朱春柳的时候,问过她:“您到新疆去找他的时候对未来的生活作的什么样思想准备?”
    答: “他当时在良种繁育场,原来的一个劳改农场,他就被困在那边,我也不嫌弃他。反正是我想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奋斗,今后的生活就靠我们自己努力。”
    
    人生的路上常会遇到出人意料的变化。作好思想准备和严正学一起当苦力的朱春柳,没想到自己和严正学竟然双双进了机关办公室。
    严正学先生说:“因为我带了一个画夹子,我也去画画,我能很快把一个人画得活生生的,这个技巧马上被工五团的领导看到了。这个消息一下子传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富蕴县。当时富蕴县文化馆派人来看我,马上把我借用到富蕴县文化馆。
    我到富蕴县以后,还是画那些宣传画,画毛泽东的头像,画毛主席和各民族在一起的很大的壁画。阿尔泰的地区书记刚好到富蕴县来,他当场就拍板,要我到阿尔泰去。”
    
    问:“那春柳到新疆来找您的时候, 您在什么地方?”
    答:“她跟我通信的时候,我还在农场,她到新疆的时候,我已经到阿尔泰地委宣传部工作了。她去了以后,也就在那里工作。
    结婚以后,我们还在那里画画,搞雕塑。因为阿尔泰是跟苏联哈萨克斯坦、蒙古交界的一个新疆北边一个很大的城市,他们希望把阿尔泰建设得比苏联的哈萨克斯坦还要好,所以叫我去给他们做雕塑。我就开始了艺术创作。”
    
    * 重返浙江 *
    
    女儿出生在列车上――
    
    问: “您后来是怎么离开新疆的呢?”
    答: “67年底、68年初我回家来了。当时因为文化革命在新疆也武斗得非常厉害;第二,恰恰她父亲在浙江去世了,所以我们又不得不从新疆往浙江去奔丧。
    从乌鲁木齐,交通都瘫痪了,没办法走。她当时已经怀孕将近十个月了,文化革命时的火车特别拥挤。根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是人,连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是人。我们上车以后,我爱人挺着大肚子,也挤在人群里。最后,我们的孩子就生在火车上,就是我女儿,她叫严颖鸿。”
    
    严颖鸿这个名字对有些人来说并不陌生,1988年夏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严正学-严颖鸿两代人画展”。
     听了严正学先生回忆,我们才知道严颖鸿来到世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在文革中父母从新疆返回浙江的列车上。
    
    见到一别十六年的父亲――
    
     严正学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回家乡为岳父奔丧,同时见到了当年被关进监狱后一别十六年的父亲。
    
    
    严正学说: “这是第一次允许他回家探亲。”
    
    问::“您说他是回来探亲,就是说还要回到劳改农场去?他回来探亲是不是已经刑满了呢?”
    答: “中国的劳改是作(服刑)满了还要留场的,身份已经变了,但是你还回不来,以后特赦给赦出来了。对他来说也是个错案。”
    
    问: “是个什么样的错案?”
    答:“我父亲当时是国民党庶务局的庶务官。共产党作地下工作的人,没解放的时候就‘策反’,当时浙江省三五支队的人让我父亲起义了。以后因为三五支队的人解放后吃不开,换成山东来的,北方来的那些共产党人。换人以后,我父亲当时跟着共产党起义的事情被抹煞了,因为那些三五支队的人也都被打倒了,我父亲跟着就进了监狱。”
    
    父亲被判刑后二十一年归来成‘民主人士’――
    
     问: “您父亲坐了十几年牢之后又留在劳改农场,后来他什么时候离开劳改农场,真正能够长时间住在家里?”
    答: “1972年(被判刑后二十一年)他回来了,因为共产党统战的需要,又给他安排工作,能拿点退休金,然后又变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一个统战的‘民主人士’。
    我(对他)说‘你要是文化革命不呆在监狱里,肯定也给人家折磨死了’。我说‘好多人跟你一样的,他们因为没在监狱里,反而被红卫兵给弄死了。’”
    
    问: “您的父母亲他们怎么说?”
    答:“我的母亲怎么多年来,生活对她的压迫,以及她受到我父亲的株连,但是她为了我们儿子,为了我们好,她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好,也希望我们不去反对共产党,毫无怨言地就这麽生活在最苦的地方。”
    
    * 专画两种画像的画家严正学 *
    
    问: “您为什么再没有回到新疆去呢?”
    答: “我返回台州以后,被作为外逃分子,送到学习班去学习。因为我不是从浙江跑到新疆吗,他们造谣诬蔑说我们要跑到苏联去,我不可能再返回新疆了,只能在浙江台州生活下去。”
    
    问: “那您靠什么谋生?”
    答: “我在文革时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要逃避作为宣传工具,但我还必须要作为宣传工具去谋生,我天天画毛主席巨幅画像,而且越画越大,我成了当时浙江台州非常有名的画毛主席像的画家。”
    
    问: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 “一直持续了一年多。因为当时文化革命高潮,成立革命委员会。每个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一幅毛主席画像,天天在那画像下面跳忠字舞,去‘早请示,晚汇报’,都要那个画像的。我心灵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不希望自己作为工具存在,但是我为了生活,还是要作为工具去画画。”
    
    问: “这个时期后来到什么时候结束?”
    答: “接下去两派开始武斗,而且都是真枪实弹的双方开火。我亲眼看到双方武斗,子弹就在我脚下飞过,而且打得非常厉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造反派,谁也分不出谁是怎么样,双方就开火了。这边是根据中央文革江青的指示,那边又根据其他的。。。打派仗,一打就是十几具十几具尸体,人死掉了。而且还有抓起来以后打死的、枪毙的,把人打死以后还挂到广场上示众。
    种种很残酷的现实一幕幕。。。我想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看到了人性的那种绝灭和凶残赤裸裸的表现。我觉得这个社会非常畸形。
    还有,我能画死人。因为我们浙江的风俗,人死了以后,需要一个遗像,一个照片放在那儿,我就给死了的去画遗像。
    两种经历掺和在一起。我不能画任何的别的画,画任何画都是作为资产阶级或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东西,会遭到人家的批判。”
    
    * 丢下画笔去养蜂 *
    
    严正学说,当时在艺术上有所追求的他感到绝望。
    他说:“我对艺术很绝望,只能以人家的意志去左右自己的画画,(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艺术,而且不可能有艺术。我觉得我这段活得非常虚伪。我既不能认同那种统治,但偏偏还要画他们,画像,为了生活。
    最后我就把画笔丢掉,带着我的夫人和孩子,开始去养蜜蜂。我要逃避社会现实,希望自己融入大自然里,天天跟着蜜蜂,跟着那些花期,到处去养蜂采蜜。”
    
    问: “您去养蜜蜂,是哪年?”
    答: “1971年。”
    
    问: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答: “一家一户的,大家都是养蜂的,一起就跟吉普赛人一样,浪迹天涯。今天油菜花开了,就到有油菜花的地方去。屯(音)树花开了,就上东北去,荆条(音)花开了,就上山西去。。。跟着那花源,走天下。而且我觉得,返回大自然,就摆脱了社会最丑恶的现实。
    但是,我的养蜂也很惨。当时走到宁波,蜂就停在码头,当时要上东北去采屯树,赶花期。因为珍宝岛事件,中苏已经开战,交通工具完全服从备战的需要,往东北去不了了。加上那一年雨水特别多,最后我的养蜂也是很失败的,亏了以后就不养了。养了一年。”
    
    * 办工艺厂的严正学 *
    
    一办工艺厂――
    
    问: “养蜜蜂不成,您又去做什么谋生呢?”
    答: “我就办工艺厂,在黄岩办了一个竹丝花帘厂。拿毛竹抽成细丝,结成布帘,然后在上面画画。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们当时反对帝修反,但是我画的那些画出口到国外,为国家挣外汇。办了两年多的工艺厂,只能在那个地方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当时我又碰到非常令我痛心的事。我在工艺厂办得蒸蒸日上的时候,工艺厂的领导去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历史,说我父亲坐过监狱,就宣布我是‘世仇份子’。
    还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生气。一次下班的时候,我跟爱人在河边洗衣服,看到两个小女孩,割了草,在河里边洗草,篮子一提, 那小女孩就掉到河里。那河很深,有好几人深的.我当时就跳下去,把那小孩子给救起来了。救了以后,当时政府不但没有表扬我,而且还批评我,说我救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女儿,因为她的父亲攻击林彪,被公社关起来了,他是‘现行反革命’。
     当时我就说,哪怕是他父亲,就是现行反革命跳下去,我也得救他,你们都没有人性了。
    因为这两件事,我就离开了我一手办的工艺厂。
    
    二办工艺厂――
    
    回到浙江海门,我在那里又重新办工艺厂,把羽毛做成羽毛画,羽毛花,卖给外贸公司。”
    
    问: “在那个年代,像您这样办厂,收入是不是就已经很多了,比周围的人要多?”
    答: “那时候也就是挣工资,我完全是给政府干的,给集体干的,我完全(多)挣不到钱的。
    在1975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办了工艺厂以后,县里面一些领导因为我们厂办得好,他也去搞。他们的好多做法都是违法的。我对当时黄岩县县委一个领导贪赃枉法、奸淫妇女,我给他写了份材料去举报他,结果我被他们投入监狱。”
    
    问: “关了多长时间?”
    答: “关了将近三十多天。他们就想给我罗织罪名,而且还有人举报我在文化革命画毛主席像的时候,说了好多诋毁、攻击毛主席的话。那些举报材料都是送到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所以当时公安局一再追问我,要我承认,曾经攻击过毛泽东和江青。我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承认,马上就被枪毙。当时的公安局长白天黑夜审问我,要我承认曾经攻击过毛泽东跟江青。
    
    我当时就说‘你说我什么时候怎么攻击了毛泽东或者江青?’但是在当时他们也不敢说,他们尽管拿了举报我的材料,他们也不敢重复,一重复他们也变成反革命了。”在当时文化革命那个特殊年代,很有戏剧意味的,他们不敢说(举报人写的那些攻击毛和江的话)。我绝对不承认。这个罪名在当时是非常重的,因为有人哪怕对毛泽东的画像做了无意的损坏,都是押赴刑场枪决的。我不承认,最后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挂了。
    
    当时艺术只能作为一种附属品,就是宣传工具存在的。而且文革把传统文化都毁灭掉了,中国已经变成一个艺术的沙漠了。”
    
    * 艺术追求的新起点 *
    
    问: “后来您的艺术追求的新的起点是从什么时候?”
    答: “我觉得,从1978年以后开始有了转变,80年代初才开始慢慢有了好转。开始经济改革了,各方面应该说比以前放松了点,好了点。我还是回到我的艺术里边去,能够陶醉自己,把心沉在艺术里.”
    
    严正学说,他是1965年底离开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紧接着文革开始,学校停止招生。十多年以后,当母校恢复招生的时候,录取了他的女儿严颖鸿。这父子两代人竟然成了只相差两届的校友,这其中既有心酸,也有欣慰.
    
    严正学说: “从85年开始,就有一个艺术新潮,对文艺方面有些宽松,可以表现自我了。‘八五新潮’开放以后,国外的那些新的艺术思潮,包括各种流派,都有人去参与,都有人搬到中国艺术界去演绎一遍。所以这个时期,对抽象主义,或者原来共产党拒之门外的,或者是西方东西,现在都已经进来了。
    
    这个时期,我当时觉得在艺术上还有一些希望,所以希望重新沉到艺术里面去,而且我当时是椒江市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也从艺术上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深造。这段时间,至少说文艺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尽管有各种流派的争论,或者也受到一些打压,比如我们办的展览受到官方诋毁,或者不准展出,给你封了都有,但是基本上说,还是能够存在,或者是能够露个面。”
    
    *严氏父女两代画家*
    
    从1985年到1989年,严正学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严颖鸿。
    
    严正学说: “我女儿读完了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已经毕业了。她88年夏天跟我一起背了帐篷和睡袋,沿着黄河一直露营,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各地区采风、写生。1988年夏天,我们就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严正学和严颖鸿两代人画展’,引起北京艺术界的一些关注和轰动.”
    
    住在北京的原中国文化部艺术评论家霍山先生,对严正学先生和他的作品有些评论。他说:“作为艺术家,他是代表了文革一代知识份子所走的一个艰辛历程。从74到79这五年之间,在美术史上,严正学在这个阶段是有相当贡献的。
    文革后期到文革刚结束这段时间,尽管大家都不太知道严正学在那个时期的绘画,应该是说打破了国画很长时间的一个模式,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节目时间所限,严正学的故事今天暂讲到这里,几天以后再续。
    
    “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以上节目可在自由亚洲电台WWW.RFA.ORG普通话节目网页“心灵之旅”专栏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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