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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抄家亲历记— 附何家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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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23日)
    
    
     抄家是我梦魇中的文革。没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让我遭遇到了。 (博讯 boxun.com)

    
    2006 年10月17日凌晨3点钟,我们家的门铃突然响起。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丁东起身用对讲机询问:“喂?”没有回声。我们也没有在意,继续睡觉。当门铃再次响起,我一看,才5点多,谁这么早来啊?这时有了声音,是传达室的师傅。丁东穿着睡衣就去开门,结果发现门外站着一堆人。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等我们穿好衣服吧。没等我们穿好衣服,一群人已经进来。丁东请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中的一人拿出北京市安全局的工作证。然后另一人,开始念“传唤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09条,犯罪嫌疑人丁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问:“109条是什么?”他又从兜里拿出一个纸条念,念得很快,我们根本没有听清。但他们已经不耐烦。接着念“搜查令”。要求丁东跟他们走一趟,说“有些事情调查”。丁东要求搜查完了再同他们走,他们说不行。理论一番,无用,决定我来看着他们搜查,丁东先走。
    
    经历过文革,我们心里并不慌。但是我的87岁的婆婆(丁东的母亲)还是吓坏了。我们住的是里外屋,老太太睡在外屋,老太太是眼睁睁地看着黑压压一群人把儿子带走的。我送走丁东后,看到老太太在被子里半起半卧不住地发抖,就我对冲进来的男人们说,请你们回避一下,让我给老太太穿好衣服,她不习惯当着男人的面穿衣服。他们还好,先退了出去。留下了两个女警察。但是一个女警察马上问我,有没有手机?我说有,但平时不用。她让我交给她。我着急先照顾老太太,就从提包里拿出手机给了她,她说:“手机还是关着的。” 过后我回味,她是证实了我还没有用手机给外面打电话。其实她没有权力要去我的手机。
    
    我先给婆婆倒了尿盆,在衣服还没有穿好时,那些人已经冲到了里屋。只见一个人上来就开始搬电脑。我问,这是要做什么?他们说,要转录硬盘。我说,这不行,这是私人资料,你不能随便拷贝。这时,有个人来揪我的衣服,说:请你不要干扰公务。我说,我不是你们的嫌疑犯,这个电脑是我和丁东的共用品,里面也有我的文件。搞电脑的说,你可以把你的文件拷走。我说,我要向律师咨询。他们同意了。我给律师打了个电话。律师说,他们硬要拷,你是拦不住的。但你有权要求他们不破坏你的私人用品。我只好先拷了我的文件。由着他们用仪器去拷贝整个硬盘。
    
    这时,我婆婆吓得手脚发凉,我一边给她倒水喝,一边要求给丁东的妹妹打电话,让她过来照顾老人,他们同意了。丁东的妹妹半小时左右从她家里赶来。这中间,老太太说心跳得厉害,我又赶快给老人冲了一碗藕粉,让她把心慌劲儿压一压。
    
    里屋有四个人同时在搜翻,翻书,翻一罗一罗牛皮纸袋里各种文稿,翻书架上的各类笔记本,翻抽屉里的纸条,整个屋子在一寸一寸地筛着。另有人专门摄像。他们把随时发现有嫌疑东西都要排在小桌子拍摄。但拍摄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我心中的人物》、《怀念二十篇》、《李锐论说文》这些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我很奇怪,还拍摄了与李老有关的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大哉李锐》,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上下两本等,还有钟沛璋先生的《与江泽民一席谈》、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上下两本,《胡绩伟自选集》11本,丁群先生所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等,我已经明白了许多。朋友们集资印的《怀念李慎之》,还有作者寄来请丁东提意见的打印稿《李慎之评传》,章诒和最初送给我们的《往事并不如烟》复印稿,也拍摄并抄走。我和一些文友待出版的随笔丛书共五本校样,竟也在抄走之列。很多信件、手记更在拍摄之中。他们把我们放在书架上的《明报月刊》全部排开拍摄。还问我,这是哪来的?我说:“朋友送的。不是港澳自由行了吗?”还有一个女警官,一边拿着已经捡出来要登记的书,一边问:“张申府是谁?”我没好气地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总之,抄走的书籍达203本之多。
    
    这时就听见外屋老太太不停地说:“你们把我也带走吧,把我儿子换回来……。我儿子是大好人……”
    
    一会,鼓捣电脑的人又在拆卸我家电脑,我问:“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要把硬盘取下来。我说:“不是已经转录了吗?”他们说没有录下来。我说:“你拆卸电脑,丁东回来怎么办公?”其中一个人说;“你以为他还能回来吗?”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丁东回不来了吗?”那个人立即感觉他说的有问题,嘴软了,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担心丁东回不来了。这时那个曾揪我的衣服的人又凑过来说:“这是涉嫌物品。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儿子拿着你家的菜刀去杀人,你说,这把刀还是你家的菜刀吗?它就是涉嫌凶器。”我说:“这个举例很生动,这样的素材还有什么,尽管提供,我会写在文章中。”他不说话了。我预感,他们这次来可能不只为了调查某件事,明摆着是有罪推定,再设法取证。后来又进了一步,不要硬盘了,而是连主机一块拿走。并嘱咐卸电脑的人不要忘记带电线。
    
    丁东是5点45分被带走的,抄家是从6点开始的。大约9点左右,他们说,抄到的一个小笔记本不见了,让我拿出来,我说我没有看见。那个年轻的便衣女警员,睁着锥子一样的眼睛对我说:“拿出来吧,刚才还是文明搜查,否则就不要说我们不文明了。”意思是野蛮的要上手了。我心说,反正已经满屋狼籍,我不怕你们再来一次。他们又开始翻老太太的抽屉、衣橱,被褥;还在厨房、厕所,声响很大地翻了起来。家里的煤气灶两个眼,经他们折腾,一个眼已经不能用。
    
    本来我是想拒绝签字的,但他们说不签字就不给我登记的附本,附本的重要性我当然明白,就签了字。但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认为抄走我们私人的用书、手稿,信件,电脑主机,是非法的。
    
    抄家之后,丁东母亲由于生气,呼气不顺,我们很担心,妹妹丁宁请朋友帮忙,叫来一辆车,把老太大送到了医院。开了中药,服了一剂之后才好转。
    
    丁东被带走时,我不清楚他“涉嫌”了什么问题。晚上他回来后,才知道是因为帮助何家栋先生印制文集的事。丁东为他所敬重的长者做一些编辑图书的事情不止一次。我知道其中的意义。对于中国很多知识界人士来说,当前的出版环境非常狭窄,很多人希望把自己毕生的作品或想说的话留下来,除了自己印制别无选择。我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走的。我非常理解我先生的精神追求和历史责任感。我不认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先不要说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具体的行政法规,哪一条禁止公民印制自己的作品存之后世,赠送亲友?
    
    抄走学者的研究资料,抄走学者赖以工作的电脑,强行窥视人家的私人空间,将其视为刑事犯罪工具,中国公民哪里还谈得上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是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何家栋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我的专业。当我得知何先生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并在这个被钦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冤案中受到牵连迫害后,于2002年11月对他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我想,何老近些年的研究与思考大家会陆续在网上看到,但知道何老命运经历的人并不多。何老前一天中午去世,我家第二天凌晨就被抄,我不知道应该悲痛,还是应该愤怒。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何家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愿公布那篇采访的全文,表达我对何老不尽的哀思。
    
    
    
    附:
    
    关于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前前后后
    
    ————何家栋访谈
    
    邢小群
    
    
    
    邢:何先生,这几年,看了不少您立足于思想文化前沿写的颇有分量的文章。当我听说您还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故事的执笔人时,非常惊讶。按照现在的说法,您应该是家喻户晓的畅销小说家,我是看这些作品长大的。那时,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您的名字?当我听说您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时,就一直想听您讲讲关于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经过。这部小说从发表、批判、整肃、平反,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更是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
    
    何:当年写那些东西时,认为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不出名也少丢人。我干吗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学力不足,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从来没有想以文字为职业。顾准说能添一粒沙就不错了,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1949年刚解放时,我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是搞经营管理的。比如你父亲(邢野)写的话剧《不上地主当》,就是在我手里印的,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报社的工厂本来只印报,我把它改造成也可以印书,就大量承印外活,以增加收入,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工人日报》接收的是杜聿明的《新生报》。《新生报》有一批原来的留用人员,本来是实行薪金制,因为,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对原留用人员也实行了供给制。但是这种供给制,不管留用人员的家属。不像解放区来的干部,家属也是由国家供给的,孩子还给保姆费,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供给。这样一来,留用人员的家属就没了饭吃。当时我这个工务科的科长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有人因没了饭吃,要上吊。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赚钱,扩大就业,养活这些人。
    
    解放初,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那时穷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出报了,今天夜里12点还没有纸呢!我骑着车到处借纸,或去买人民日报的下脚料。人民日报社用的是轮转机,他们的纸损耗量很大,印着印着就断了,我们是平版机,就把他们的断纸拿来裁好,印我们第二天的报纸。有了这些纸的来源,我又找些客户到我们这里来印书,印报、印文件,顺手做点纸张生意,好赚点钱。最大的客户是华北军区,我们把他们全年的任务都包了,一次弄来几百万。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父亲的书,是经我手印的。接着就自己编书,干起了出版业务。对内,我那个科叫出版营业科;对外,是工人出版社。开始是印些识字课本,不是搞工人扫盲运动嘛。最初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发行,就是我一个人在搞,一天工作15、6个小时、甚至工作20小时。那两年,我好像没有在床上睡过覚,累了就在地板上、板凳上躺下歇一歇。
    
    邢:解放前,您是做什么工作?
    
    何:抗战胜利前后,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办报纸,出刊物,搞出版社,归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我也就是这个时期学了一点知识。国共和谈时,周扬到了北平军调部,那时我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地点在西长安街,三层楼房已经拆掉,原址就是现在的电报大楼),周扬就把延安出版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拿来交我翻印。我自己也从解放区报刊上选了一些材料,编了几本书。那时中外出版社有个中共支部,创办人如孟用潜、孙承佩等,都是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的共产党员。这个出版社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都各印了一万多册;另一个任务,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解散,叶剑英、周扬撤回延安。中外出版社先是我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出狱后,出版社又被查封。我回到解放区,到华北联大行政学院学习。后经周扬点名,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以后又分到《新大众报》做助理编辑。从大公报、文汇报来的名记者,在《新大众报》也只能当个助理编辑。这个报纸是给农民看的,要“大众化”,就是把中央文件改写成农村黑板报那样的豆腐干文章,觉得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化大众”,不懂“大众化”,先得练练基本功。天津解放时,我被抽调到天津参加接管,就留在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工作。《新大众报》原班人马则进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由华北局转归总工会领导。当时的情况是:从农村来的同志对城市感到非常陌生,从华北联大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对经营管理又不熟悉,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做过出版工作,熟悉编辑、印刷、发行、全部业务,所以,又把我调到北京的工人日报社。到了工人日报社,我就成了报社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工务科科长兼厂长。
    
    如前面所说,逐步地出版业务有了发展,经济情况也好转了。这时我又成了工人日报的出版营业科科长,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还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版机构。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也没有人来问,我们也没有到上边什么部门登记。当时组织方面的游击作风可见一斑,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正式打出出版社招牌后,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我那时就是拼命想办法赚钱,好改善报社的经济状况。
    
    邢:赵树理的小说,最早也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
    
    何:是啊。像《登记》、《邪不压正》呀,《石不烂赶车》等,都是工人出版社出的。这里有个小插曲。新大众报社长是王春,也是大众化的主将,他的旗下有赵树理、章容、苗培时等人,入城后住在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创办当然得力于他们的扶持。工人日报编辑科长苗培时外号叫“苗大鼓”,常把英雄故事写成鼓词,对推动大众文艺不遗余力。他还把老舍、赵树理推到前台,办了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了个刊物《说说唱唱》,还办了个出版说唱通俗文艺的“宝文堂”(出版社),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提供演唱材料。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赵树理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写成说唱《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成“评书”,就有出他们洋相的意思。但赵树理的移植确实别开生面,苗培时的改编,若放到现在,恐怕要打版权官司了。当时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一切作品都是“公产”,都是图解政治的宣传品,就像马克思说的,每篇文章都只有广告水平。只要能起到宣传鼓动作用就行了。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作品提名时达到顶点。东总布提丁玲,西总布提赵树理,相持不下,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赵树理走了,工人日报社长王春正式调任出版社社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工人出版社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迁往北新桥骆驼胡同。不久王春病故,苗培时离开工人日报,成为专业作家,落户煤炭系统,陆续又创建了煤炭文艺基金会,通俗读物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农民日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朋友们笑他是文化流寇主义。这样的热心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此时的工人出版社已初具规模,但还是由我支撑门面。我们对东西总布的作家始终一视同仁,既出版说唱、相声、小品、连环画,也出版周立波、草明及其他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工人出版社就这样发展了起来,出了很多书, 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 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我拿下来了。
    
    他们知道,我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几百万,还能不是个大老虎?于是立案审查。他们查了个底朝天,发现我批了个条子,借给一个作家500元钱。这钱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恐怕比现在的5000元还多。可是会计发稿费时,本应该把借出的这笔钱扣下来吧?没有扣!社里派人询问,那个作家说不记得了。可财务上有我的批条。我说,我要贪污,写那个条子干嘛,给人留下把柄?后来上面说,不算你贪污,你把这钱退赔就是了。我就到处借钱,退赔了。
    
    没有查出一文钱的问题,却查出我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笔。那个同志签字时没有笔,我把我的笔给他使,不好往回要。他们就说我是“行贿”,是“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批得不亦乐乎。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从那以后,再没有批过一次条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终生怕井绳,还是很有记性的。
    
    经济上不能整倒我,又有人说我来路(历史)不清楚。你看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知道,毛主席最担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怕坏人混进来。山沟里的人也不理解:你没有分到房子没分到地,不缺吃,不缺喝,跑到解放区干什么?动机不纯!你1938年参加抗日,是不是个脱党分子?你在北平被捕,是不是个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一时找不到)?是不是你出卖了那个同志?我就成了一个来路不明,历史不清的政治可疑分子,这种人,自整风以来,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斗一斗。于是,不但把我罢了官,还把我的党籍给开除了。我被一抹到底了。经济问题搞不清,就搞你的政治问题。
    
    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我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我工作。山沟来的人说,叫这小子起来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他们怕报复。可见我当时多么霸道,因为任务太重,搞强迫命令,得罪不少人。
    
    我被罢了官,让我到校对科。也不是做校对,也不算是当编务。搞的是标字号,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名义。我心里当然有气。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回来再整理。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社赚了一笔钱。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本来很大;但除了韦君宜写了个评介,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鼓吹的文章。紧接着,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找我来了。我带他找到我们社长,让他讲讲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我如何参加革命的情况以及如何与我失去联系同我们领导谈了。政治问题算是清楚了,才给我分配了工作。因为写了那本书,因人设事,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叫我当副组长(没有组长),就把我挤到文学这条羊肠小路上,以后就搞了一系列的革命回忆录。
    
    《刘志丹》,是我到文艺组后,提出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我列了几十个人。但是刘志丹一直没有找到作者。
    
    给我分配了工作,但没有给我恢复党籍。那还是一九五三年,支部组织委员胡令升(胡舒立的妈妈)对我说,五二年整你是错了。处理你的党籍问题时,没有让你到会,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你的党籍,不合党章规定,你可为此申诉。我说,既然你们查出了是错的,让我申诉什么?你们改正不就行了?支部有人说了:这是处理你的问题,你还摆什么架子,连句软话都不说?结果,我的党籍问题就拖了下来。文艺组升格为文艺编辑室,我还是副主任。不是党员,不能任正职。只要说了软话,对党表示感谢,不但回到党内,还能升级,长工资。可我就没有算清这个帐。
    
    党籍没有恢复,行政还降了一级。他们又找到一个说法,说我被捕过,有变节行为。我们一块被捕、一块释放的有五六个人,人家都没有事,偏说我有事。他们也不去调查。直到1955年审干时,我们的支部书记王勉思自己去做调查。从我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个环节都找到了证明人。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英雄好汉了!”过去的老战友,都说我“干革命不要命”。连监狱里审我案子的人支部书记都见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查户口把我查去的。支部通知我说,处理错了。我就要求他们改正。但他们仍然让我写申诉,我还坚持着没有写,希望组织认个错,你说狂妄不狂妄?结果到了五七年就变成了向党进攻,加上我又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牵连,就把我打成了右派。王勉思曾为我说话:这个人怎么能是右派呢? 就说她右倾,不叫她当支部书记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时,才把党籍恢复了。党委书记王鸿清理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清出了一大把告密的小条子,就凭那些东西给我定罪的。这个告密制度可真要人命,不同本人见面,想辩都无法辩。
    
    《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一九五七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写书。但这时我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向李建彤约稿。王勉思是文艺组编辑,大家称她“政委”。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说可以合作。最初就由王勉思陪李建彤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去定稿。王勉思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她答应了。按说让一个右派去帮助写作,允许和一个政治上的敌人合作,不容易,但她同意了。这与王勉思去说也有关系,因为勉思对我政治情况非常清楚。
    
    邢:这也说明,李建彤有政治经验,并不在意您的所谓右派问题。刘志丹受误解和打击,她是有体会的。我看她在1979年出版的《刘志丹》前言中说:“《刘志丹》小说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呢?一九五六年以前,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就列有《刘志丹》这个选题。他们有个任务,就是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偶然碰到了我,就约我写,我没敢答应。虽然在延安时就听人讲过刘志丹同志的英雄事迹,也积累过一些材料,但是在一九五六年,我还没有决心去写,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怕拿不下来。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着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即令是写小说,也离不开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刘志丹了。后来,在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才答应了。-------开始,出版社的一个女同志和我一块跑,找线索,查资料。----- -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动笔,同年冬天写出初稿。”
    
    何:是啊。前半截是王勉思(就是她说的那个女同志)与她合作,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邢:我听王勉思说,她没有写什么,只是代表出版社陪同李建彤搞调查采访,为的是出版社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参与写作,提出意见。
    
    何:勉思谦虚,从不肯张扬。就说是调查吧,我记得下终南山那一部分是她访问王世泰后整理的材料,也比较完整,都采用了。其他人也写过刘志丹一些小故事,看不出刘志丹的形象来。我就提了一个方案:把主要的事情串起来,把次要的人物合并起来。怎么样?他们同意了。我就和李建彤一起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詞。根据这些要求,我们把《刘志丹》小说初稿整理出来,有二十多万字左右。当时,我就住在李建彤家,一边商量一边改。她不同意我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的想法,就听她的。她是作者,了解情况,出了问题,人家要找她,当然要尊重她的意见。那些人物虽是假名,又经过合并,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不敢瞎编。我觉得我还是个称职的编辑。我参加调查的人不多,我那种身份,人家不接待我。比如,我当时住在东总布胡同,对门就住着李运昌,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刘志丹是同学。李建彤建议我就近去采访他,我就拿着介绍信去了。一进门,不但不接见把我撂到一边,还给出版社打电话抗议:怎么派了个右派来采访首长?他们警惕性可真高。出版社赶快去登门道歉。(这个人“文革”时被打倒,和我一样成了牛鬼蛇神,他出门顺着墙根走,头也不敢抬,往年的威严一点也没有了。)
    
    1959、60、61三年困难时期,一直都是在搞这部小说。初稿排印出校样,李建彤还是很满意的。我也觉得可以出版了。后来就送到习仲勋处审查。习仲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是刘志丹的老战友,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这一审查不要紧,他就把总编辑吕宁、编辑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谈话。习仲勋前后提了两次意见,说要写成三个缩影____“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吕宁把谈话记录交给我整理。我整理出来两千字。李建彤不让扩散,不想利用习的名气去造势。如果习仲勋想利用小说搞什么名堂,他会找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面授机宜”吗?
    
    李建彤受到鼓舞,当然希望把它拔得更高一些。听他们的传达回来,我理解是要写出陕甘宁边区的创建过程,写成个中国革命的史诗类的东西。我觉得要求太高,力不从心,我只能写个故事什么的,但李建彤很有信心。初稿已经写了高岗,用的假名是崇岩,一稿用崇炎,二稿改为罗炎,没有人说不妥。
    
    李建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陕甘实地采访去了。她和她的丈夫刘景范到南梁根据地访问了几百个人。我则读毛选,查资料。1960年冬天,我和周培林等人也到陕北走了一趟,实地看了作战环境,看了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地方,为改写做准备。
    
    邢:李建彤当时在哪儿工作?
    
    何:她是地质部一个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我们社由王勉思出面给她请了创作假。王勉思调走后,编辑室由杜映负责,她也是延安的老干部,由她和李建彤联系。此时全总精简机构,把工人出版社撤销,人员另行分配工作。留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作为一个编辑室。别的右派都发配劳改,因为改写《刘志丹》,就把我这个右派留下来。
    
    李建彤回来后,把小说改写了一遍,她改我也改,最后由她定稿。这样又搞出了第二稿。然后,又送审。北戴河的八届十中全会,送的就是这一稿。而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都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
    
    这本书李建彤还送给了周扬看了。因为李建彤当年是鲁艺的学生。周扬看的是第二稿,评价很高。还说这本书有“史诗”的意思。早就希望有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1962 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李建彤也给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一份送审稿。阎红彦可就火了!立刻给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叫出版,岂有此理。阎红彦一状告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毛泽东写了条子,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说《刘志丹》反映的是错误路线。李建彤以为这是她和阎红彦一对一的“二人转 ”,有恃无恐,没防人家能通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她置于死地。
    
    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还是站不住,又逃到陕甘(延安以北叫陕北,以西称陕甘),来投奔刘志丹。当时,刘志丹的队伍住在三家塬,阎红彦见刘志丹有一伙人马,还有块根据地,就搞突然袭击,缴了刘志丹队伍的枪,把刘志丹的人杀了一批,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也开除了。书里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我也不明白,问李建彤是怎么回事,她不肯明说,就写得像是发生了一场误会,对阎红彦,也是化名来写的,并没有把他往路线上联系。我曾为这事访问过阎红彦,他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他自然反对写这本书。对党内斗争也说得吞吞吐吐,我没有什么路线意识,以为这是党内秘密,不想多问。阎红彦只是说“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他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他的队伍也是这样的。我对他们之间的斗争本来没有特别的倾向,这时阎红彦说,他们的队伍成份好,纪律好,我听着也没什么;虽然他说不清楚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为害一方”的刘志丹,反对他这个“为民除害”的阎红彦,我也不想细问。但他又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我就特别反感了: 都什么时代了,他还是这么种态度!我心想,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这么想,这哪儿还像是革命同志的感情?其实他的队伍也抢人,也搞女人。不抢人,吃什么?他把刘志丹搞垮了,自己在陕甘还是呆不住,又带着队伍跑回陕北,就这么乱窜。小说写他打仗勇敢,并没有说他犯了路线错误。他怎么就是路线正确?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疗。没有别的药嘛。没有饭吃去“筹粮”,说得好听点儿是“借”,难听点儿就是“抢”。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那时叫“筹款”,还不是抢?“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现在的年轻人听着,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来你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呀!现在宣传的都是红军纪律如何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红军早就饿死光了,哪还有今天。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刮得那么凶,也不是“群众自愿”的。大概是“打土豪”发展上来的“革命传统”吧。
    
    高岗从西安来到陕甘,他是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支持刘志丹,刘志丹的队伍又发展了起来,建立了红二十六军,打到陕北,陕北和陕甘连成一片,全红了。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也从陕南转移到陕北,他们在陕南作战时,把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并声称自己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他们不相信白军的团长是共产党。并说,白军认识红军里的人,那红军里那些人也一定是反革命。就是这么个逻辑,还带了一个活口,到陕北来指认反革命。陕北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利用了这一点,重操故伎,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抓了起来。逮捕令误送到刘志丹手里,他满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来,也可以调兵自卫,但他没有反抗,主动投案,和那些人讲道理。这次肃反,杀了六七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了。要不是中央红军赶到,刘志丹他们的命也保不住了。这些事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了。但是《刘志丹》小说中还是把他们当正面人物来写的。中央点过名的,就按决议精神写,用的假名,也没有丑化。张汉民已确定为革命烈士,有的回忆录还把消灭张汉民当作“战功”,引起一片抗议。有的把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写成和红二十五军会师,陕北干部感到不平。他们反宾为主,把陕北红军几乎搞光了,怎么一字不提呢?但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我们也绕开了。中央确认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们挨了整,憋了一肚子气。高岗出事了,他们想翻案没有翻过来,就借小说《刘志丹》出气。向康生吿发,无非是想说他们是“正确路线”。我看过《毛泽东选集》中附录的中央决议,知道陕北也有路线斗争,但不了解都是哪些人挨了整,只感到战争年代,斗争有它特殊的复杂性,中央又做了结论,问题已经解决了。谁知不是那么回事,两边都还憋着劲儿。被批评的口服心不服,有的口也不服,时刻想翻案;当时被肯定的老怕人家杀回马枪,当年被整得太惨,没有报仇,有委曲,有的人还在暗中较劲。中央西北高干会议看似解决了问题,又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中央可没心思再开第二次西北高干会。再挑起纠纷,就觉得你不识抬举。现在回头看,问题一发生,李建彤就处于劣势。阎红彦当过二十几军军长,根本不把李建彤当对手。他想翻案,撇开历史是非,紧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辫子不放,硬坐实你为高岗翻案,反正都没有看过书,也好糊弄。先将你置于为自己辫诬的地位,叫你没有还手之力,就把她彻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历史是非问题一变而成为政治问题,而且又切合阶级斗争主题,就只能挺着挨打了。
    
    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辩:我写的是历史,又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是翻案呢?笔记本也不交,中央追得紧,她就用墨笔把一些谈话内容抹掉了。办案人员问她为什么这样干?她说:“我要保护一些人。”坚不吐实,顽抗到底。她说有理走遍天下。当年肃反,他们告发、杀害了那么多的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来了,刘志丹也让他们杀了。他们算什么正确路线?
    
    毛泽东的批语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有人说,康生在条子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念了一下,就成了毛的批示。具体是怎样就不太清楚了。他们马上给北京了打电话,让停止刊登、连载。然后就让印四百本,中央委员每人一本。同时,又命令把习仲勋的谈话交出来,他们打击的目标早就定好了。
    
    邢:这段著名的话,即使不是毛泽东写的,也是揣摩毛泽东心思写的。这件事,正好为毛泽东的政治目的所利用。以后报纸、电台总以毛泽东的语录播放,从未得到制止,说明毛泽东是认同的。康生看过小说吗?
    
    何:我认为连阎红彦都没有看过。因为他就是这么个思想:谢子长和他才是正确路线代表。谢子长在他初到陕北时就牺牲了,当然就是他代表。你不能写刘志丹,只能写谢子长。他没有看,并没妨碍他给小说定性。他说,小说的主题是:“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南有毛泽东,北有刘志丹”,是多中心论,和毛主席争革命正统。康生更没有看,毛主席也没有看。现在有文章说,毛看了小说勃然大怒,只是一种猜测。他们给小说扣大帽子时,送审稿还没有送到他们手里呢!其实送审的稿子也没有写完,还有一个尾巴。就这样昏天黑地地整起我们来了。北戴河会议完了,中央宣传部就派工作组到我们报社检查,让大家交待。听习仲勋谈话的主编吕宁、编辑主任周培林和领导我的杜映都要检查交待。当时感觉压力最大的还是我,刚摘了右派帽子,又要戴上反党帽子,真冤!还不如下去劳改呢!所以,我就极力为自己辩护。工作组说:“你们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的思想了。”我说刘志丹执行的不就是毛泽东路线吗?他们说,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他们知道什么路线不路线的。我说刘志丹走的是井冈山的道路。结果这话说得更不对了,好像是毛泽东的实践让刘志丹来做总结了。总之,怎么讲都是不对的。我说,这个稿子好改,把引证的毛泽东思想删掉不就完了吗?他们说那样不行。然后就提出高岗的问题。我说,高岗在小说中用的是假名字,而且,这个形象集中了不只一个人的事情。他们说,你们是在美化高岗,把别人做的好事也放在他身上。我说,这是历史。高岗当时是红二十六军政委,红军能没有政委?他们说,不能写,写的不是高岗,人家也认为是高岗。稿子中用的名字是“崇炎”,崇岩不是高岗吗?我才恍然大悟:“炎”是“岩”的谐音。社长高丽生说:“什么路线斗争?人都活着,有争论,二十年后再出还是一本好书。”本来没有他什么事,结果把他也给挂上了,说他想变天。
    
    根据习仲勋的意思,我们要写出陕甘宁边区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但后来批判说,你们是要表现陕北救了中央,野心勃勃。其实,这话原是毛主席说的,习仲勋复述了一下,就成了反党纲领了(大笑)!我当时还在帮助毛主席的卫士长阎长林写《胸中自有雄兵百万》___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一边写一边发表。江青看了说好,给老阎一斤茶叶两条烟,算是奖励。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又反党呢?
    
    邢:如果没有习仲勋的指示,可能还上不到这么高的纲。我看李建彤在1979年版的《刘志丹》序言中说:“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没有弄清楚,由 ‘理论权威’ 提出,就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刘志丹》小说居然成了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了专案组,‘理论权威’就是这个庞大的专案组的组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同志和我,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我采访过的老干部们,都进了黑名单,成了审查对象。”说的也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何:这么一搞整得一塌糊涂。我们一直辩解:我们是根据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来写的,决议认为刘志丹、高岗执行了正确路线,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后来他们就把高岗的名字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注释中删掉了。李建彤一直认为这是她个人的事情。外界可能都认为小说的写作是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其实李建彤并不大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只了解刘志丹的某个片断。她认为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她对刘志丹和历史事件的认识比他们更全面,更权威,因此,也颇为自负,告诉我:咱们要独立判断。1978年我应习仲勋之约去广州写纪念刘志丹的文章,与习做过长谈,习也感到在许多问题上,是李建彤在说服他们,而不是他们在影响李建彤。但是没人相信这个事实,当时检查组就说过,小说的实际作者是刘景范、习仲勋。这书无论由谁来写,都要栽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后来就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反党集团”。涉及到 100多个将军。我访问过的马明方、马文瑞、韩练成都受了牵连。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怎么把彭德怀也扯进来了。这就是“株连政策”。
    
    邢:在李建彤那篇序言中,谈到文革时这些人境况很悲惨。她说:“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我和刘景范、马文瑞同志同时被抓了起来,为什么抓了马文瑞同志?因为我向他采访过,一九六二年他就被列入了黑名单。一九六七年贾拓夫同志被整死在郊外,‘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再加上一‘马’,他们就可以搞成‘习、马、刘反党集团’了。这三个人马文瑞同志在卫戍区关了五年,习仲勋同志关了八年。刘景范同志因反抗逼供,揭了顾问的老底儿,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了手铐,逮捕入狱,坐了七年牢。我呢,被锁在地下室,顾问派武装人员对我提审,搞现代文字狱。一九七0年,还悄悄开除了我的党籍,劳动改造,这等于政治上秘密处决。提审中我才明白,他们给《刘志丹》小说捏造了那么多罪状。第一,《刘志丹》是反党小说。------第二,他们说小说中 ’剽窃毛泽东思想’。------第三,他们说,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第四,他们说:书中的某个人是习仲勋同志,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第五,不许写路线斗争:小说中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也写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 --”
    
    通过您的介绍和李建彤的说明,才知道所谓小说“反党”的背后,是多么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斗争。
    
    小说《刘志丹》出了事,您的境况怎样了呢?
    
    何:反右以后,本来工人日报和出版社的右派,全都下放了,为了改这部稿子,就把我留下了。后来刘景范对全总书记张修竹说,你们既然要用人家,还让人家戴着帽子?1960年就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刚摘不久,1962年又因参与写《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双料分子,和顾准相像了。由此就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成了那个“纲”。
    
    审查了几年,也没有结案,就那么拖着。1965年,康生发话了,说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的编辑是个右派。报社不敢怠慢,立刻采取行动,让我下放到山东。这时我也病了,正在老家看病。我想留在老家河南,河南不收。我提出退休,报社不答应,说我不到四十五岁。全总的对口单位是山东,孩子的妈妈前几年就下放到山东西南部的成武县,工人日报就把我弄到那里。高丽生因为《刘志丹》一案的牵连,也罢了官,送到党校学习。康生说:像高丽生,不是学习的问题,是应该下去劳动改造!
    
    邢:您到山东成武是劳动,还是干什么?
    
    何:就下放到那个县城,不分配工作,“挂”在一个业余学校领工资。底下的人也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报社来的人,很神秘。“反右派”后给我降了四级,级别还比县委书记高,人家都用奇异的目光看我,把我当怪物。“这家伙敢反党,离他远点。”见面都躲着走。后来校长让我给学员讲点写作知识。一个星期讲一堂课,职务也不是教员。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挨整,没有批斗过,只是背对背交待问题。但文革一开始,就打电报让我回到北京,接受批判。在工人日报参加了几次批斗大会,后来就顾不上我了,我不是走资派,不是反动路线,我只是站在台下,经常被提起,让我对证。然后就是分配我几个厕所,让我搞厕所卫生。给各地来外调与《刘志丹》案有关人员写材料,不下几十人,他们都起了什么作用,书中是怎么写的。积累起来,恐怕有一挑子。李建彤挨斗时,她总是保护我:“何家栋不知道这件事!”工人日报停刊了。成天打派仗,那边保的这边揪;这边保的那边揪。吕宁、周培林可就慘了,天天拉去斗,吕宁被皮带抽过好几次,还让他举手罚站,汗水湿得地板都淌水。周培林还被拉去过电。我也挨过打,单独监禁了几个月。还有外地的造反派来“提审”,逼口供,也打人。有两种人最难对付,一是借外调之名出来游玩,总要出点花样;二是闲极无聊,跑来解闷,拍桌子瞪眼骂人,发泄一通,扬长而去。有几个造反组织也斗过我,如南开的“卫东”、人民大学的“新人大”、七机部、团中央的造反派,还为别的事批我,说《把一切献给党》反斯大林,宣扬白专道路;说《我的一家》宣扬错误路线。因为胡耀邦推荐过《我的一家》,还追问我同他是什么关系。追急了,我忽然想起姚文元文革前在《上海文学》吹捧过这两本书,就说:“你们别追了,姚文元同志说过:《我的一家》、《把一切献给党》是无产阶级文学。你们可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才把他们吓跑了。
    
    邢:斗李建彤先是在她们单位还是在工人日报社?
    
    何:都斗过。在工人日报社这边还挨过打。全总的主席马纯古、书记处书记张修竹都来陪斗、坐喷气式。在地质礼堂,场面那个壮观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
    
    邢:李建彤讲到,文革时康生跑到她们机关给群众讲话:“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随后天津来了一批学生进驻她们机关,随后全国各地,都贴了批判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当年的专案组还把没收了李建彤的采访记录,交给学生,叫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揪人。李建彤说:“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陕北采访时给我带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几个。”这真是建国以后,第一大文字狱。
    
    何:是啊!李建彤写过一本《现代文字狱》,记《刘志丹》案件始末,没有地方出版。当时在北京开批斗会,除了习仲勋,他以下的有关联的人都被揪去了。连地质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都在场挨批。何长工很有意思。那些人让他弯腰,他不停地抬眼来看。人家呵斥他:看什么?他说:我要记住你们!很多同志的表现令我感动,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无辜的。全总书记张修竹领导出版社,没有看过书稿,人家问他:“你知道小说写了高岗吗?”他说:“知道,写陕北还能不写高岗?”其实是我在全总向他汇报时提了一句,他就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了。
    
    批斗风过去后,工人日报的人都到了五七干校,报社又把我送回山东。没有结论。
    
    邢:您家里人也去了吗?
    
    何:我那个家已经七零八落了。我去山东时,老母亲一人留在北京,无人照料,自己跑回老家去了。山东这边宿舍被洗劫了,一无所有。就把我编入黑帮队,去种菜。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一件破棉袄,扣子掉光了,就用根绳子拦腰一系,像个叫花子。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山东,跟着妈妈,老挨打,还不让上学。不是老乡藏着他们,也打死了。孩子他妈,原是工人日报记者,北京组长,也是右派,下放到成武县,当了中学校长,又成了走资派,也在挨斗。上山下乡时,我就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回了河南老家找奶奶。我家是贫农,从红军时代就属于“革命群众”。连我母亲都会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没有人欺侮我们。孩子们一到老家就扬眉吐气了,都当了劳模。可叹我觉悟太低,直到此时才想起利用根正苗红的政治优势来避难。后来,我也因病,回了老家。快开“九大”了,地质部有两个人为写结案的材料到河南乡下找我,让我为反革命分子李建彤写材料。我说,李建彤是不是反革命我怎么知道?你让我写关于李建彤的材料可以,但我不能随便给人家戴反革命帽子。他们说:“这是中央定的,你就得这么写!”我就说,我眼睛坏了,青光眼,看不见字了。他们说那我们就念一念,你按手印吧。他们也很同情李建彤,回来就对李建彤说,你们那个编辑已经双目失明。后来就传说我瞎了。“九大”后,我回到山东,干校解散,办了个师范学校,又把我挂在那里。我种菜种上了瘾,就继续种,改善学生们的伙食。教师请假,也去代过课。一直到1978年,工人日报复刊,才把我调回北京。整整三十年都在挨整。人生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在成武县一共呆了十四年,一个字也没有写,真正改造好了。
    
    邢:1979年出版的《刘志丹》您参加了吗?
    
    何:参加了。李建彤要求平反时,习仲勋已经复出,但还没有分配工作,他的夫人还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人刚出来,你又闹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中央发出58号文件为《刘志丹》案平反后,稿子在原来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只出了上卷,就是你说的工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那个版本。后来,李建彤听一些老干部的建议,又重新写了一遍,没有再找我,写成三卷,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邢:您对李建彤的三卷本怎么看?
    
    何:这一次写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还有所顾忌的事情,现在是撕破了脸,放手去写了。阎红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了调查组,重新调查。最后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也许是不想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息事宁人吧。
    
    那些企图通过告发别人来重新安排历史座位的人似乎没达到目的。案没翻过来,还是有收获的。听说为他们立碑的革命小说《秦川儿女》已经上市,他们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光荣业绩,精神上能得到一点自我满足,比光禁人家的书舒服多了。
    
    邢:我觉得,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对历史的反思,也在深入。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今天您怎么看待《刘志丹》这个历史事件?
    
    何:《刘志丹》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对文学完全失去了兴趣。写个故事,也说有什么“纲领”,对一群疯子说你没疯,怎么扯得清?有什么想法,不如直接说出来。这就是你开头说的“立足前沿”,无非是变换一下说话的方式。今天反思,党内出现思想政治分歧有客观必然性,发生各种意见交锋也是正常现象,解决的办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内斗争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毛泽东自己首先就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动不动就把问题提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高度,敌我分明,势不两立。从这角度看,从陈独秀开始的历次路线斗争几乎对党都造成巨大伤害,而且给阴谋分子如康生之流以可乘之机。受过伤害的人也还用这种办法去伤害别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陕北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因为要按路线排座次,上天安门,都想抢占制高点,不正确也拼命争正确,反而分不出是非了。可以说,权力欲激起路线热,路线热又激起权力欲。历史可以重新审视,做过结论的也不妨重新认识,但这已进入学术领域,和政治斗争是两回事。遗憾的是,《刘志丹》案件从一开始就像当年肃反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先定性,后罗织,打了再说。毛泽东晚年,越来越迷恋路线斗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他那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目就是一张大网,捉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一旦落网,永世不得翻身。一切取决于毛的个人意志,随心所欲。全民因此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伙疯子,领着瞎子走路,无论“指向哪里打到哪里”都是错。孤立地看,每次整肃,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整体地看,一个党老在折腾,老在清洗,老在分裂,它那个领袖就太成问题了。就没人问一声:你是怎么领导的?形势不好,退居二线,逃避责任;形势好转,立刻出马,“秋后算帐”,做的事越多罪过越大。这个一线二线模式,比斯大林模式还要凶恶,好像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而设计的,为了诱导矛盾暴露而欲擒故纵。人们不能不怀疑,从高岗到林彪,都是抛出来投石问路的石子。运用兵家之学治理国家,路线斗争就日益劣质化。你想想,毛文革中那些最高指示,哪一条哪一句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早年的路线斗争还讲规则,王明路线时期,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会议记录都刊登在党刊《布尔塞维克》上,谁犯了什么错误,谁负什么责任,谁做什么检讨,谁有什么保留,都让普通党员知道。但一进入毛泽东时代,路线斗争就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而且还运用双重标准。斗争方法也远远超过王明时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一句话,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推翻了,也没有人问他这样做对不对,合不合法,符合不符合党章,只要是毛的金口玉言,就是绝对真理,齐声高呼“万岁”。大跃进年代,非正常死亡人数几乎等于抗日战争中牺牲人数的总和,还说不是路线错误,站出来批判错误政策和错误实践的人却犯了 “路线错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自己有病,叫别人吃药。无人起来批判,反而群起拥护。文革中一个个拉下马,整得死去活来,难道不是自作自受?现在不提路线斗争了,但还是按老例行事。都是共产党,还分左中右,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还说“权力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像我们这些老党员,连总书记是怎么下台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谁是马克思主义,好像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自由。共产党到现在还像个地下党,幕后交易,神秘兮兮的,真是莫名其妙。
    
    路线斗争抬得这么高,搞得这么滥,完全是出于造神运动的需要,神是不会错的,凡人才有罪。这种新神学发展到顶峰,就是胡来,无法无天。正确路线成了权力独占的理由,又是排斥异已的理由。本来路线是否正确,要看实践的结果,现在叫做正确路线的,却是未卜先知。纯粹是盗名欺世。如顾准所说,人在实践过程中,都是“经验主义地解决问题。”没有谁是先验主义地想好一套神机妙算,再去行动的。左倾路线打长沙,毛泽东也去了,打了一下,不行,赶快跑,说:“叫花子不和龙王爷比宝。”事后诸葛亮,也很了不起,有人没有这点后见之明,就把老本儿拼光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都是事后做出的解释。也不见得就是普遍真理。蒋介石也有枪杆子,比咱还多,怎么就垮了呢?上井冈山,长征到陕北,还不都是逼出来的。把领袖神化,就使非理性主义塞满政治生活:背信弃义,阴谋陷害,挟嫌报复,毁灭社会也毁灭人;人性被扭曲,人不成为人,都成了政治的人,原则的人,双面的人,看不到人真实的一面。刘志丹是英雄,牺牲在战场上。阎红彦在文革中自杀身亡,死得不明不白,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令人唏嘘。
    
    《刘志丹》小说一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已经为它彻底平反。但未见得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我们的领袖似乎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正义性;身为几百万军队的统帅,居然被一首诗,一篇杂文,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搅得寝食不安,担心人家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果真如此,李白、杜甫早就该做唐朝皇帝了。蒋介石也不是读了毛的《沁园春》就让位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人民有权更换自己不满意的政府,权力的转移都通过合法的程序,即使《刘志丹》小说中公开提出来: “请毛主席让贤,叫习仲勋当总统。”也说不上是篡党篡国的纲领啊。这种言论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把党和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而这种权力的占有又不具有合法性,才会做“有权就有一切,失权就失去一切”那样的恶梦。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只有明火执杖的武装叛乱,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以和平方式发表政见,都应得到鼓励。即使敌对势力在失败以后还有卷土重来的想头,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不是从事法律所限制的阴谋活动,也是不应追究的。因为这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不能视为大逆不道。法律不惩罚一个人的思想方式,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法治社会。毛泽东在谈到上井冈山打游击的原因时说过,那是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禁绝合法斗争,就是制造非法斗争;抵御和平演变,就是鼓励铤而走险。合法斗争手段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社会机制,是一种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段。如果政治权力不是由少数人垄断,就不会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也不会老揪走资派,抓反党集团,批自由化。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根据自由、民主、人权的原则形成一种机制,使各种人物公开亮相,使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由人民来鉴别,由人民来选择。谁还利用小说去反党?一个国家里没有挑战者是十分危险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明明是一条死路,怎么无人大喝一声?前人留下的遗憾,就是要后人否定它,谁搞“凡是”,墨守陈规陋习,就要连自己也被否定。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向良性方面发展而是向恶性方面发展,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对舆论工具的管制比战时还严密,禁忌还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越改言路越窄,越改神经越脆弱,越怕听见不同声音。竟改出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你说这个改革还有什么盼头?我是畅所欲言,当事人各有各的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说错了,请不要见怪。
    
    邢:我觉得您看待历史问题的眼光,是超越性的。国家的体制,政党的本质都成为反思历史问题的角度。对于20世纪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很多人还是跳不出具体是非的圈子。希望您的思考,对有些人是一种启示。
    
    谢谢您谈了这么多。
    
    2002年11月27日访谈
    
    2003年2月19由何家栋改定
    
    
    作者为丁东先生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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