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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冤案访谈录·民兵主任余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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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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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采访缘起:自2006年初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采访归来,我一直刻意追寻有关土地改革的人与事。我试图另外找一个点,再度深入,以图在著述里形成地域上的对称。可非常遗憾,知道1950至1952年土改的中年以上的人比较多,能够提供具体线索的有心者就稀少了。大半年下来,我先后跑了北京、成都、重庆、湖南省长沙市和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的乡下,收获甚微。原因大约是幸存的老地主们虽然快走到了生命终点,可还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在一个陌生人跟前说共产党的坏话,会祸及子孙。
    
    感谢上苍,赐予我孙医生这样的基督徒。经过三番几次的电话联系,2006年8月3日,我们又在昆明重逢了。用罢晚餐,我们在阴风惨惨的街头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又去了孙医生简陋的住处。因为极其忙,此次孙医生不能陪同我下乡,却对我的行程作了细致的安排。
    
    睡前与孙医生聊了一会儿,都是光棍汉,就对彼此的经历怀着浓厚兴趣。但当我提到某一位朋友想用摄像机跟拍他几个月,成就一部当代游方郎中的纪录片时,孙医生的反应却比较淡漠。“没人看。”他说。
    
    “不在乎,”我说,“应该有个新世纪上山下乡的记录嘛。”
    
    他不置可否,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2006年8月4日6点50分,我们起床洗漱,出门时阳光灿烂。我们在一个路边鸡毛店匆匆用罢早点,孙医生又将我送到黄土坡汽车站。分手在即,老孙又以极快的语速,把沿途注意事项冲我复述一遍,我只得如一个幼稚晚辈,挺感动地点头。稍后,我在肮脏的车站内登上去禄劝县的更加肮脏的中巴。屁股朝异味刺鼻的坐垫下去,膝盖就抵到了胸前。一个哑巴姑娘上车卖非法印刷品,她先递过来一块写着“自强不息,自谋生路”的纸牌。想起自己也曾干过地下出版这一行,就捐了 10元钱。哑巴姑娘不依,涨红着脸,非要我选她怀里抱着的劣质书刊,我随手抽了一张《生肖运程》的单子,“属狗的。”我不由自主地解释,姑娘似乎听懂了,甜笑着,还翘了大拇指。
    
    车摇摇晃晃地出站了,烟尘弥漫;跟着出城了,天高云淡。在金光飞窜的风中正好养精神。于是我仰头便睡。不料一睁眼,两个多小时就溜过去了。灰不溜湫的禄劝县城映入眼帘,哪怕周围粘满补丁般的垃圾,一种亲切感还是油然而生。
    
    行人和建筑都老一套,就不费口舌了。总之我下了车,沿土坡爬到马路边,一个公用电话就招来了接头的面包车。司机是个彝族瘦子,姓张,我递上孙医生的路条,上面写着:“此人是我的好友老威,请按电话里说好的条件,尽力帮助。”
    
    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继续前行,没多久上了土路。尘土飞扬中,人头与骡马源源不断在车窗外沉浮,有时,车已抵着马车了,才一个急刹。司机老张探出脑袋,以喉咙代替喇叭,恳求让路,可在马车上摇晃着的衣着花哨的彝族女人们都回头报以微笑。老张也只能微笑,并解释说,今天团街逢场,大家都出来赶街了。
    
    堆积着人的柴油货车与骡马拉车越来越密集,终于遮天蔽日起来。前方会车,我们停下来等,见若干农民如起义一般,从四面八方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还在两车相交的缝隙中扒拉车门,惊得我连吐舌头。老张却说,他以前赶街也爬车,图个方便。
    
    我小时候也爬过车,那是受父亲之命,从盐亭县城回20多公里外的李家坪探望老地主爷爷。遇着货车上长坡,就撵着车屁股,一顿猛跑,使出吃奶的力气翻上货厢,就洋洋得意。可如今,我的父亲、爷爷、姐姐都长眠在李家坪的祖坟里了。
    
    
    
    经过乡场时,我胡乱拍了些照片。接着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到了破烂肮脏如昨的撒营盘。在路边一个清真馆子要了牛肉和两斗碗干饭,狼吞虎咽罢,才发现碗底尚存苍蝇一只。而更多的苍蝇在我们头上嗡嗡欢呼着。
    
    胃口相当争气,就如这破面包车,再怎么历尽颠簸,它也不熄火。又跑了1个来小时,到一剪刀似的岔路口,往下走去则黑,我们上行,沿着盘山道直奔此行的目的地,海拔3600多米的山顶小镇马鹿塘。
    
    下午两点左右,进了空荡荡的马鹿塘场口,太阳依旧明晃晃,却如悬在空中的白铁皮,没有热度。我们在场上唯一的“美发厅”前刹车,打开车门,立即加衣服,并向一女孩打听本站联络人小孙。不料一回头,瘸着一只腿的小孙已站在我们身后了。
    
    小孙也是大地主家族的后代,头脑在乡村青年中算灵活的,也曾在深圳打过工,却因病险些瘫痪,只好回乡。前不久,孙医生巡回至此,为他治过腿,还认了本家。
    
    我们被请进乱七八糟的美发厅稍歇片刻,就穿过街面,跟小孙下一斜坡,绕入人畜混杂的农家院子去拜访马鹿塘乡的高龄老人余学康。在狗儿们的狂吠中,一个系围裙的粗壮妇女自猪圈钻出,摊着两手与小孙搭话毕,就仰脸冲着木楼叫“老爹”。余学康从楼影里探头,眼睛与皱褶几乎难以区分,我们立马趋前打招呼。小孙贴住他的耳门叫道:“成都来的同志,想找你款款古。”
    
    老人嗯嗯答应着,弓着腰,带我们上了二楼。由于屋里太阴暗,四个人就搭矮凳蜷在楼道中。谈话还没开始,楼下院坝里已立满大人小孩,以及猪、狗和牛。老人脸朝外,皱褶中挤出两道得意的目光:“现在还有人听款古?”
    
    我急忙点头道:“我想请你讲讲土地改革,也就是斗地主的事。”
    
    老人一脸迷惘。小孙就替我做传声筒,并且补充道:“你随便款,解放前、解放后,想咋款就咋款,人家要写你啰。”
    
    
    
    老 威:老人家高寿?
    
    余学康:蒋介石手头就出生了。
    
    老 威:到底是哪一年?
    
    余学康:记不得啰,只晓得今年81岁了。
    
    老 威:你算这马鹿塘乡里的长者,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款款古。
    
    余学康:款古么?我的脑壳已经糊涂啰。小时候,听老祖讲,我们的祖脉在金沙江对岸的四川东川县境内,由于与彝族打冤家,输了,就千里迢迢迁过来。当时迁过来的还有李、田、孙、张、杨、冯等汉姓,都是叫彝族赶过来的。
    
    老 威: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余学康:早啰。我已经是迁过马鹿塘来的第10辈余姓人了。祖宗他们刚到的时候,这儿还是万山老林,人钻进去就眼睛发黑,深处还听得见野猪和熊叫。祖宗他们扎下来,经过刀砍火种,开出向阳坡地,种下荞子和洋芋,也种下大烟。
    
    老 威:这些都是彝族的主食吧?
    
    余学康:入乡随俗啰。云南的黑彝性子温和,不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一冲撞就要动刀动枪,所以这儿的汉彝历来都和平相处。满目荒山,愁的是没有劳力去开啰。不晓得背太阳过山了多少年,这与外界隔绝的马鹿塘突然热闹了,先是朱德领头的红军过,去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与毛主席汇合;后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追过来,三天三夜的马蹄和脚步声。红军进到我们大村,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跑拢江边,许多战士饿得不行了,就采地里的蓖麻子充饥。蓖麻子可以榨油,闻着比花生油香,却是闹人的。听说不少人口吐白沫,叫毒死了。红军是在韭菜地、黄草坪扎耙子过的江,险得很。
    
    村里带路的人,有的没回来,参加红军了;有的穿密林子回来,衣裳都烂成刷刷了。他们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又没有吃的,所以经常是进几步退几步,看着看着,人就往下倒。他们不愿送命,就当了逃兵。马鹿塘的人从老祖开始,就种烟抽烟,红军中也流行吹大烟,还问他们吹不吹两口提神?那时候红军的政策还是好的,逃跑不远的,追着你转去,不追究,还有大烟吹。
    
    老 威:红军在马鹿塘驻扎过吗?
    
    余学康:歇过嘛。村乡里的大户叫绑了十几口,通知家属拿银元去赎人。在下面的大松树干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家眷,男的女的一串,也弄到马鹿塘上头来,召集乡民大会,统统砍头。我那时小,也跟老爹们去看,血滴了一路,尸体就埋在坡沟下。红军还在土墙上贴告示,我听长辈念道:“杀官安民,打富济贫……”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两句。解放军、工作组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搞土改,也就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啰。
    
    红军如风一般刮过去,他们从大户那儿弄来分给大家的东西,没人敢要;当时接了,事后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这儿的人乡情重,只要不挨饿,就不管脑壳顶的哪一方天。我记得那时的保长也换得勤,今年是李保长,明年就是杨保长了。
    
    老 威:保长的权力大吧?
    
    余学康:通知开会,派款派壮丁,保长就上门了。壮丁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轮到那个是那个。我12 岁死了母亲,家里两兄弟一妹子,加父亲,共四口人,所以没人当兵。但村里有好几个人去当兵。我的一个老表,一走就没音信,几十年后才晓得,他随国民党军过海,在台湾安家落户了。八几年天子换了,他坐飞机到昆明,包了几辆车回马鹿塘寻祖,还有政府官员陪着。一下村里,没人认得出。还比我大好几岁,可西装一套,像我的儿子辈。村里人都围着这个命好的人,昏款了一晚上。有人问他那边出不出荞子和洋芋?他点头说,啥子都出,就是花椒不出,因为怕麻死人。把大家逗笑了。我问他台湾有多远,咋过来?他说从南边绕大半个中国,再从香港进来。我问有没有我们的老祖来得远?他连说概念不一样,老祖们是走路,翻山越岭,从金沙江对岸过来,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我是坐飞机,如果拉直线,台北到昆明,大半天就到了。一大屋人全傻了,搭不上话,因为我们最远才去过昆明啰,到一趟禄劝县城也算大事情啰。
    
    我这个老表心慈,连着抹眼泪,说几十年了,没料到家乡还是这么穷。他打算以后在昆明安家,可以引一些海外资金来家乡扶贫。现在,他的女儿倒是住在昆明,他没有回来,听说是台湾那边不让。
    
    老 威:老人家,你在旧社会有多少土地呢?
    
    余学康;3亩多。
    
    老 威:一家4口人才3亩多?
    
    余学康:眼下我家有10几口啰。
    
    老 威:我说的是旧社会。
    
    余学康:旧社会么?我的耳朵也老了。坡上的地种不完,一家一户,少说也有几十亩。
    
    老 威:那家家都够地主了?
    
    余学康:我们家有几十亩地,可是自耕自种,没余粮,没请长短工,没有租子可收,更没有丫环、奴仆,所以是贫农啰。
    
    老 威:这些都是划阶级的标准吗?
    
    余学康:土改中,我们把这个叫做“称大秤”。是猪还是骡子,有多重,自己先称一称。第一等是地主,分恶霸地主、一般地主和破落地主;第二等是富农;然后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依靠对象。在马鹿塘,老林子多,野猪、熊瞎子、游击队都在里头出没,
    
    四几年,国民党军从撒营盘过来,清剿了很多次,把游击队打急了,就轰的一声散开。有的就钻进村里躲。不少人家都窝藏过游击队,因为他们的纪律好,哪怕饿瘫了,也不偷不抢,要口吃的,也征求住户的同意。还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啥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人平等,到了动情处,眼泪就哗哗的掉。不料真让他们猜准了,眨眼间解放,游击队果然又回来了,不过,这回可不是钻老林子,搞偷袭,而是在青天白日下进马鹿塘……
    
    老 威:游击队成了解放军?
    
    余学康:解放军1949年就来了,先是一小股,过后才是大队人马。我还为解放军的侦察兵带过路啰。我是说工作组,有县里的、区里的人,跟在解放军后面进马鹿塘,村里的人一认,原来就是游击队。大家都是熟人啰,那家肥那家瘦,在旧社会就摸底啰。
    
    老 威:这么说,土改起来很容易?
    
    余学康:马鹿塘的所有村子都驻了工作组,我们大村也驻了4 个工作组的人,先是分散到穷苦人家,同此同住同劳动,讲新旧社会的变化,启发阶级觉悟。因为过去无论穷和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我雇你到我地头干活,你在青黄不接时,来我家借点粮食,都太平常了。10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啰,那个能辨清楚,是细的幺指头好,还是粗的大指头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旧道理就讲不通了。发动群众,划阶级,上面的政策就是铁板钉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贫雇农的主席团也有了,民兵也有了,我当上了民兵主任……
    
    老 威:当时你有多大年龄?
    
    余学康:20多岁,还没结婚,一根脑壳简单的光棍啰。
    
    老 威:你恨地主吗?
    
    余学康:应该恨,政策叫我恨我就恨。要不咋个当民兵主任?
    
    老 威:你手下管多少民兵?
    
    余学康:十几个。其实也不是那个管那个,大家互相监督,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秤完大秤,工作组就叫我们民兵将伪政府成员、恶霸地主从家里一个不漏地清出来,押到马鹿塘乡公所集中看管,勒令交代隐瞒的浮财。
    
    老 威:你是文盲吧?
    
    余学康:我没有文化,记性也不好,可工作组都表扬我政策执行得不错。
    
    老 威:是么。
    
    余学康:村里的民兵都是大肚皮,饿痨饿虾的,好像从妈肚子一出来就没吃饱过。所以,他们总是扣地主家属送来的饭菜,几个家伙分吃光。还命令必须送肉,送白米饭,否则就打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这就不符合政策啰。我审问时,发现一个孙家的地主,已瘫在墙角,有出气没进气了。连问几声浮财埋哪儿,那人却伸一伸颈子,直翻白眼。我瞅着不对头,忙叫舀一碗水来灌,没想到进去半碗就出来半碗,还从胃里带出黑糊糊的泥巴和铺草节节。原来他5天没上吃一口饭,只好在地下胡乱抓东西填肚子。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地主都饿死了,找那个去追浮财嘛?即使该枪毙他们,还要给一顿砍头饭啰。于是就批评那些扣饭吃的民兵。他们不服气,与我吵,说地主饿死活该,如果全世界的剥削阶级都饿死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没文化,只好反映上去。工作组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认为我觉悟高,有全局观念。我可没想到全局,但贫农要有志气,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啰。
    
    老 威:老人家还是蛮实在的。
    
    余学康;我做过民兵主任,做过保管员,在村里是有口碑的。所以你们这些后生,不要认为我在昏侃。
    
    老 威:哪里,哪里。
    
    余学康:其实地主很不好对付,他们要么读过书,要么比较聪明,否则发不了财。称了大秤,开了会,人人都盯死你了,可他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于是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一合计,集中起来审。我先挨个劝他们,也叫声老表、叔叔、姨爹啥子的,都是乡里乡亲,你还是吃软吧,都吐了吧,大政策大形势摆在眼前,你不说实话不行啰,就是对抗政府,对抗共产党啰。
    
    老 威:你还挺会攻心的。
    
    余学康:但是行不通。这些狗老财,放租放债都不交代,或者只交代一点点,想大化小,小化无。你说他有丫环,他说那是亲戚家的丫头,暂时住几天;你说他有奴仆,他说吃住一窝,干活一块,哪能叫奴仆?至于雇长工,他更是满腹委屈,说吃穿、工钱都没亏待过人,有人快饿死了,找上门来磕头作揖,求你雇他,给他一口活命饭吃,你能不答应啰?这位同志你听听,这哪像罪行交代?不来硬的行么?于是我扇过去一耳光,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不是?你把剥削浑侃成做慈善,那我就要看你有多慈善!”
    
    攻心不成,我们就要伤他们的心了。把他们全拉出来,跪碎瓦渣,跪刺耙笼,膝盖烂了,还往上头抹盐;还挂黑牌,戴高帽子游乡、游地坎。你可晓得火塘里架柴烧的铁十字?我们就是把烧得半红的铁十字罩在他们头上,带焦糊肉味儿的青烟一冒,脸都变形了,他们就会大吼:“吐,吐,全吐,肠肠肚肚都吐!”
    
    老 威:真有点恐怖。
    
    余学康:还有扎烟火、推阴阳头、往头上倒红墨水……
    
    老 威:什么“扎烟火”?
    
    余学康:就是把燃着的烟头往人身上扎,一扎一个眼,看你能顽抗多久?
    
    老 威:还有什么刑罚?
    
    余学康:打陪衬。就是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将所有的地主押到公审会场,陪斗几个钟头。在枪毙的那一刻,让十几个跪成一排,前面都挖了坑。这样,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屎尿一裤裆的,喊爹叫妈的,昏过去的,嘴巴啃土的,太热闹了。民兵用枪托子捣,手膀子都酸麻了,还制止不住。轮到真开枪,那个恶霸地主天灵盖一飞,作陪衬的地主多半也死了一回。这时候,再架回去趁热打铁,就啥子都招了。金银埋在哪个窖;首饰藏在哪一家;还有细粮灌在哪个树洞;咋个样教唆自己的媳妇、闺女勾引主席团的人下水,梦想用美人计改变阶级,逃避斗争等等,甚至上一辈子的丑事都往外抖。
    
    可这个关头就太晚了,工作组指示,不仅要将已经交代的浮财,包括田地、房子、余粮、骡马牛羊全部没收充公,而且要视其态度恶劣的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赔罚。罚款数目是50元起价,100、200到300,最高500元。那时一匹骡子才卖50元,所以地主们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老 威:给不起罚款怎么办?
    
    余学康:土改时,工作组就是金口玉牙,说一就只能是一。罚款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出不起罚款,人头就落地,马鹿塘有两个大地主,都因为交不起300元钱的罚款,而被镇压了。
    
    老 威:这算是保命钱了。
    
    余学康:差不多啰。交够数的,当场就叫家属写张《保证书》,领回家去听候处理。想逃是没门的,村与村都设了岗哨,除了工作组和主席团,任何人,哪怕走亲戚,都要查《通行证》。
    
    老 威:这有点像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余学康:皎西、马鹿塘、大松树都轮流开过群众大会,镇压伪政府、反革命和地主。我那时年轻,热血沸腾,都去执行过任务。我还被派到皎平,帮助那儿的群众土改。
    
    老 威:你枪毙过人吗?
    
    余学康:我扛过枪,打过靶,可胆子小,没打过人。那是要受专门训练啰。
    
    老 威:斗地主的名堂还比较多吧?
    
    余学康:案头上的肉,想咋个切就咋个切啰。那时候,贫雇农家里死了人,也叫地主来当坐街先生。
    
    老 威:什么?
    
    余学康:就是临到出殡,让几个地主披麻戴孝,在大棺材前头鸣锣开路。解放前,马鹿塘一带就有雇叫化子当坐街先生的习俗,解放了,天地一翻个,剥削阶级就免费充当劳苦大众的孝子。从阳间到阴间的路,由他们先趟出来;埋死人的活儿,也是他们干;那年头太好呵,连祭年祭月,给老祖上坟,都由地主代劳。
    
    老 威:新社会不是讲究移风易俗吗?
    
    余学康:土改阶段,新风尚还没提上来嘛。
    
    老 威:你们这一带到底镇压了多少地主?
    
    余学康:记不清了。总之,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几个大姓中的大户,都镇压了。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公审大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上千人;集中到撒营盘开,起码就上万人了。我们民兵的革命担子可重啰,从看管到押送,到维持会场秩序,有时一整天都轮着啃干粮,神经高度紧张。
    
    老 威: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嘛。
    
    余学康:同志你太小看我们民兵了,地主的公愤那么大,如果不是我们隔在他们和群众中间,地主一个也活不出来。许多乡都发生过没经过公审,地主就叫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事,受到上面的批评。有时候,群众就如海里的浪子,一波一波涌过来,一波比一波更猛,我们就把枪横在胸前,拼命阻挡。我们经常叫掀翻在地,又立马蹦起来,甚至学解放军,手挽手,汗水把衣裳、裤子都湿透了。有的人蹦跶着也够不着地主,就隔着我们这道人墙,喷口水、扔石块,还把棍子、竹竿老远打过去。我们挨了多少误伤啰!一次,棍子头没碰着地主,而扫到我的耳门上,只听得砰的一响,我差点就昏过去了。右半边脸肿了10多天,牙都松了。
    
    老 威:当时的法庭是怎样组成的?
    
    余学康:以工作组为中心,周围是贫雇农的主席团。那个该杀那个该留,大伙碰个头,工作组点个头,就铁板钉钉了。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镇压李保长。已经押到会场,挂了黑牌,插了亡命标。群众和领导都一致认为,他该死,死定了。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口号早就喊了几轮,“拥护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枪毙反革命恶霸地主、伪保长李ХХ!”
    
    李保长在台下打抖,吓得站不稳。两个民兵将他往上架,可他的双腿拖在地上。屎尿没吓出来,清口水却挂了一尺多长。我还吼了一声:“狗日保长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执行民兵排出4颗步枪子弹,在鞋帮子挨个摩擦一遍,就喀嚓上膛了。李保长被五花大绑,按在土坑边跪下。十几米外,埋人的井早就挖好。台上的工作组长把手轻轻一挥,烂泥巴一样的李保长立马就要报销。可这时——枪口都抵着那后背了——有个声音吼道:“留人!!”
    
    我们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禄劝县杨县长的通讯员。那十几岁的小兵满头满脸全是灰,正骑着高头大马冲向会场。群众纷纷两边闪,大会顿时乱成了开锅稀饭。那马还扬了扬蹄子,啾啾叫了两声,就一直撞到主席台下才刹住。小兵跳下马,一个箭步射上去,隔着前排十几个贫雇农主席团成员,全身猛扑,向台子中央的工作组组长递上一封急信。
    
    组长匆匆看了,吓出一头冷汗,也吼了一声:“留人!!”紧接着又吼了一声:“散会!!”
    
    老 威:怎么回事?难道这李保长是杨县长家的亲戚?
    
    余学康:比亲戚还亲。解放前,杨县长在马鹿塘的万山老林里打游击,曾袭击了好几个乡公所。国民党为了报复,就悬赏抓他。有一回,都将他们十几个游击队员包围了,是李保长出于江湖义气,亲自护送杨县长等人钻密林小道,走了几天几夜,才拢金沙江边。李保长与杨县长拱手作别,还叫手下人送了一麻袋荞子粑粑。李保长一直看着杨县长他们过了江,估计安全了,才回头走自己的路。
    
    老 威:李保长明为国民党干公差,却暗通共产党,真是吃里扒外。
    
    余学康:江湖中人只顾义气,不顾党派,更不管那个坐江山。解放后,李保长倒血霉,眼看老命不保,就在监狱里把自己与杨县长的“救命”关系坦白出来,却没人信。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可到底捡了一条命。
    
    老 威:杨县长也算有情有义。后来如何?他们“后会有期”了吗?
    
    余学康:救命是一回事,阶级界限又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县长当然不能轻易见一个恶霸地主啰。
    
    老 威:过了生死关,李保长这辈子也算平安了。
    
    余学康:一两年后,上面有政策,进行土改复查。李保长活罪难逃,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几年刑,劳改出来,没两年就死了。
    
    老 威:他可是共产党的功臣啊。
    
    余学康:我没啥文化,不太懂这个。
     
    
    《民主中国》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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