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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爱滋大县书记肆意卖官 数次欺骗吴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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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0日)
    
河南爱滋大县书记肆意卖官 数次欺骗吴仪

    河南上蔡,豫东南一平原大县,昔日以古蔡国所在地和秦丞相李斯故里知名,今日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而频频见诸媒体。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经历了多年的死捂之后,2003年非典之后副总理吴仪造访上蔡卢岗文楼村,上蔡县爱滋疫情公诸天下,随即来自北京和省城以及社会各方的善款也不断流入该县。
    
    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哪里?有没有真正花在身临绝症的那些农民身上?当地政府和官员是如何调配安排这些方方面面的善款的?
    
    如同爱滋病疫情令人揪心一样,这些救助款的使用也同样令人关注。
    
    遗憾的是,爱滋大县的原县委书记是个腐败书记。去年8月,在上蔡主政五年的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见图)被就地免职,今年4月被“双规”,6月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检方批捕原因概为“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
    
    杨松泉于2000年4月走马上任,2005年8月19日被免职,在任五年零四个月。这期间正是上蔡县的爱滋病疫情从不为人知到闻名于世的五年。
    
    主政上蔡之前,杨松泉曾任驻马店农委主任、泌阳县县长。在泌阳县任县长时,杨松泉已有风流韵事传出,因与人争风吃醋,在县政府办公楼大打出手,结果被调任没有多大油水的驻马店市农委“冷冻思过”。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众人以为杨松泉的官场生涯行将结束时(任农委主任时已近50岁),他调任上蔡县委书记。
    
    刚到任时,杨松泉显得颇为亲民,渐渐熟悉了上蔡县情之后的杨松泉开始大展拳脚。由于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极少有亿元级的企业,年收入二千多万的上蔡县人民医院极为抢眼,而最让杨松泉动心的是,县人民医院正在动工修建一栋预算为1300万元的大楼——县里从来没有修过如此规模的大楼。
    
    杨松泉经常找时任人民医院院长的雷建华谈话,“索贿意图非常明显”。从县公疗医院应聘而来的雷建华装作“不理解”,因为这栋大楼上面财政只拨款120万,职工集资近四百万,加上工程建设方垫款三百万才能开工建设。雷建华不想给杨松泉送钱。连续谈了几次话,都没有见到好处,杨松泉最后气急败坏:“建华,你咋就不明白呢?”
    
    很快,杨松泉等来报复的机会:县人民医院投资几百万建的红十字医院想独立出去,雷建华不同意,还封了医院。院长找到了杨松泉,请求帮忙解决。
    
    “人民医院投资建的医院,我当时作为院长,不经过院党委讨论,怎么可能随便就让它独立出去。”雷建华认为自己做的对,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尽管全院职工都拥护他,杨松泉还是给他“停职”处分。
    
    “他先拿我开刀,干得这么好,不听话都被停职了,以后谁还敢不听?”事后,雷建华如此分析。雷建华被停职后,杨松泉的亲信、卫生局长翟留国兼任人民医院院长,经杨授意,开始大规模向里面进人。
    
    将县委常委级领导驯服之后,杨松泉开始了自己的卖官进程。由于卖官之风日盛,上蔡县一些官员为了不花冤枉钱,相互交流经验,以防杨松泉抬高价码。
    
    2001年5月,有五个乡的党委副书记想当乡长,在一起合谋每人只能送三万元,结果五人都当上了乡长。2003年8月空出两个乡党委书记,有两人各送给杨松泉八万元,才把二人提升为书记。同年底,又出现了五个乡长空缺,五个乡副书记共谋每人送四万元,宣布任命后,其中三人落榜。后来,落榜的三人经暗访才明白,圈内另有三人各送给杨松泉六万元,被任用的圈内的二人,获得杨松泉抬高价格的信息早,各自补了二万元。
    
    以至于到后来,上蔡县一些部门都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人民医院院长30万;各乡党委书记6至10万不等……
    
    2000年以后,上蔡县爱滋病严重疫情被媒体披露,2001年,卫生部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爱滋病疫情问题。
    
    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反复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下之意对公开当地爱滋病疫情大为不满,同时认为北京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
    
    “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要去上蔡检查,杨松泉亲自带头,破天荒地把爱滋病人需要的简单药品送到感染者家里,也不管对症不对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来前,杨松泉更是派出大批警察,严防任何群众和官员主动谈话。
    
    世卫组织到来之前半小时,文楼村有两位村民出来试图与即将到来的来访者沟通,被阻拦扣押。事后,杨松泉对部下破口大骂,斥责封锁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们是怎么搞的,回去马上撤你们的职。”
    
    但随着上蔡爱滋病疫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亲自到访,杨松泉为首的官员开始摇身一变,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俨然一派爱滋病防治的“热火”景象,杨松泉更是亲自披挂上阵,蹲点知名度最高的文楼村。
    
    2003年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结果,被中央领导点名的群众被人莫名其妙地‘挤掉’,而事先被安排好的人却被推上前跟领导谈话。”住在村西口的王保国回忆当时的情景,领导先说了自己的名字,作完自我介绍后,就说“我看望大家来了,希望大家有什么说什么”。这时候,县乡干部一下子全部站到第一排的位置,他们将早已安排好的人推上去,向领导汇报,自己是如何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照顾,“有的甚至冒充爱滋病患者向领导汇报。”
    
    更为恶劣的是,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有3217人,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
    
      文楼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
    
    曾在上蔡县分管过爱滋病工作的一位副县长总结道,对上蔡县的爱滋病防治而言,杨松泉没干过什么有用的事,刚开始疫情暴露时,跑得远远的,后来看风向变了,国家领导都来了,他冲在了最前头,好处落了不少,“实事没干,坏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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