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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诗学背后的人学—读张嘉谚《中国低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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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6月11日)
    张嘉谚更多文章请看张嘉谚专栏
    
     (博讯 boxun.com)

      张嘉谚是我的贵州的年轻朋友之一,尽管他现在已经并不年轻,而且被许多年轻人视为“张老师”了。我很珍惜和这些贵州朋友的友情:不仅因为这是在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建立起来的“生死之交”,而且这是真正的“心灵之交”:即使相隔千里,平时彼此并不来往,但只要一个电话,一封信,相见时的一个眼神,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立刻达到心灵的勾通。
    
    现在就是这样:嘉谚突然来电话,说他这几年在网络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低诗歌”的文章,要结集成书,希望我写点什么,并且立刻寄来了一堆文稿。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年一直为病魔所缠的嘉谚竟会有如此文字业绩,而“低诗歌”更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概念。但打开文稿,扑面而来的,就是我所熟悉的嘉谚气息,我立刻读“懂”了其中的意思,于是欣然命笔。
    
    不过,说“懂”,还是有点夸张,准确地说,应该是有所懂,又有所不懂。嘉谚的文章,应该属于当代诗歌评论,但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二十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而我坚持的学术原则和言说原则,就是对自己读不懂的东西,当然无从说其好,但也绝不说其不好:自己读不懂的东西,不等于其无价值;相反,如果以“不懂”而轻易否认别人的实验,倒反有可能扼杀文学(诗歌)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教训的。因此,对嘉谚所论述的“低诗歌”,以及他的评论本身,我是说不出什么的,对嘉谚的“诗学”,我只能交一张白卷,这是要请嘉谚和他的朋友原谅的。我能说的是“诗学背后的人学”: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
    
    一点历史的回忆
    
    而且我要从对和嘉谚交往的历史的回忆说起。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还在贵州安顺师范教书,住在娄家湾水库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一天,突然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位知青写来的,说从别的知青朋友那里知道了我,希望能交个朋友:我和嘉谚就这样结识了,他很快就成了我们那个“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个最活跃的成员。那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讨论的是“中国何处去”与“世界何处去”。同时,我们又都是文学、诗歌的爱好者,一起读鲁迅的著作,朗诵诗,也写诗,写小说,彼此交流,讨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在不自由的大环境下享受着小环境里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文革结束以后,我来到北京大学,当研究生,嘉谚去了贵州大学,其他朋友也各走东西。但我们却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介入了八、九十年代,以至新时期中国变革的各个方面,其实是彼此相互配合的,因此,几次相聚(我每次到贵州,都会有这样的聚会)大家都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嘉谚介入点始终是文学、诗歌,据我看,近三十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在七十年代末,他在贵州大学主编《崛起的一代》,这是当时烽起云涌的民间刊物之一,其所发动的对“大诗人”艾青的挑战,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结果却十分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张嘉谚和他的同伴好象是失败了:刊物被禁不说,嘉谚自己也被迫回到安顺,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事实上,当艾青摆出权威的架势,蔑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挑战,并企图利用政治的力量将其扼杀时,他就已经宣告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诗人的死亡,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是由此走向下坡路的,这绝非偶然。而这场论战近年来却成了许多诗歌史的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历史毕竟不那么势利,它最终是公平的。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嘉谚以罕见的热情与毅力,把他的诗歌评论集中于中国最具有反叛精神与创造精神的,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底层诗人黄翔一人,竭力对其诗歌进行诗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阐释,成了“黄诗”研究的第一人——不仅因为是最早的研究者,更因为其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张嘉谚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在国内却几乎无人所知,真不知这是谁的悲哀?
    
    现在,嘉谚又通过网络,在同样是底层的,边缘的诗人创造的“低诗歌”这里,找到了他的批判与创造激情的第三个喷发口,依然是这样的锋利与灼人。以至同是创作“低诗歌”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张老师”哪里来的这样的激情与创造力。而我很明白:这正是三十多年前的非常时代的非常青春年华奠定的基础,对张嘉谚是三十年一以贯之,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更是出于对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反思,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身处底层、边缘的民间言说
    
    于是,就形成了我所说的张嘉谚“诗学背后的人学”。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写诗先做人。问题是,在这个动荡的,混乱的时代,我们怎样做人,何以存在,哪里立足,如何言说。
    
    嘉谚和他的朋友,首先立足于社会底层,边缘,坚持民间言说的立场。
    
    对张嘉谚而言,这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如前所说,他是“出身”在文革后期的大动荡、大混乱中的“民间思想村落”的;而“民间思想村落”的最大特点,就是“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所谓“身无分文”,即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物质、权利的双重贫困中;而“心忧天下”,却又意味着高远的志向,追求精神的丰富,强烈的社会关怀,有着自觉的承担意识。身陷泥淖,心却高飞着,两者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或许就是这些民间思想者、民间写作者的基本生存状态,也是其特点与价值所在。
    
    它显然不同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统治集团与精英集团,但也不同于安于现状的一般底层民众,实际上与两者都存在着紧张关系,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生存困境与痛苦。但它却由此发出了民间的觉醒的声音,既能感受与反映民间的真实,普通民众的疾苦与要求,又以一个具有“人”的自觉意识的眼光,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提出自己的民间批判: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这就说到了嘉谚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还是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的;而嘉谚三十年的努力,无论是当年创办《崛起的一代》,高度评价黄翔,今天从事“低诗歌”的理论建设,都集中于一点,就是要推动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诗歌运动,它是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注入精神力量的。这在中国现实中,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但明知其难却偏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身就显示了一种精神力量。
    
    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民间思想者,民间诗人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因为它的根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土地上的人民、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鲁迅有言:“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杂感》)。
    
    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
    
    嘉谚的“人学”立足于“民间”,而其中心词则是“独立”。并且有了这样的阐释:“独立,意味着返回内心的体征,决不随波逐流。没有独立,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也谈不上尽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其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胁从于极权政治;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放弃;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错误导向的审视;五,向文人的自私话语、软弱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这里所说的“独立的核心,是个体的人格尊严;其独立的支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其精神指向,便是 ‘为天地立心’,为天下苍生寻求公道与正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社会理想并体现超拔的人格理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我懂得这里对“独立”精神的呼唤的份量:它的背后积淀着我们这一代,或许还包括张嘉谚这一代人的血的教训。我们当初组织“民间思想村落”就是意识到自身的奴隶地位,试图挣脱,而获得独立的自觉努力。但这样的挣脱竟是如此的艰难!因为“奴在心中”,要获得精神的真正独立,不但要顶住外在专制体制的压力,更要与内在的渗入骨髓的奴性血战,真是一步一血痕啊。而在此以后的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更是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独立精神竟是如此脆弱,我们是多么容易成为新的奴隶啊,如像鲁迅说的,我们不但随时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帮闲”,还随时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甚至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奴役的危险。随着新科技而带来的媒体(包括网络)的发达,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言说空间,新的自由,不也同时制造了新的媒俗话语,以至新的网民群体的“多数话语霸权”,对处于少数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形成新的威胁吗?而我们自身,特别是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自身,我们的自私、软弱、贪婪、欲望,名利之心,也会导致自我精神的萎缩与猥琐,这样的自我奴化、异化是更为可怕的。现在嘉谚提出这五个方面的独立,实际是要向五个方面的威胁,从体制到市场,从庸众到媒体,以至自身的全面挑战。这里所表现出的对一切可能导致个体独立的丧失的危险的高度警觉,对个体独立、自由、担当精神的坚守,及其内含的大无畏的气概,大悲悯的情怀,是非常感人,并能够给人以震撼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消解一切的时代是太缺少这样的精神了。
    
    而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从嘉谚对精神独立的呼唤里,看到了对鲁迅当年的呼唤的呼应。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即呼唤“精神界的战士”,在我看来,今天嘉谚所呼唤的“个体先锋”,就是这样的“精神界战士”;而鲁迅所提出的“立人”理想,所谓“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其核心就是个体精神自由。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依然发出这样的呼唤,这一方面说明历史进步的缓慢,使我们感到羞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我们追求的目标的彼岸性。全面、彻底的个体独立与自由,彻底消灭一切人奴役人(包括精神奴役)的现象,这都是一个价值理想,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在此岸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如前所说,会不断产生新的奴役关系,导致独立、自由的不断丧失,因此,反奴役、争独立、自由的斗争,永远也不会停止,我们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永远的斗争中获得,并显示其意义和价值。
    
    鲁迅的“立人”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强调“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要到自身寻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无须到别处、他者那里寻找根据和理由,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也自己负责。嘉谚或许也是受到鲁迅这一思想的启示,在他的文章里也强调:“个体先锋是自己的立法者和执行者”,“不希求他人赞同,不在乎他者首肯。他自己赞同自己,自己完成自己”。
    
    我以为这样的强调与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种底层的,边缘的民间言说,是很容易产生希望被承认的或显或隐的焦虑的,这虽可以理解,却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它同时孕育着丧失独立性的危险。我们的言说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其发自底层的民间性和边缘性,离开这一立足点,就不再是自己:对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基本的自信。——在我看来,嘉谚是清醒的,他不赞同年轻人出于热情而发出的他将“进入中国诗歌史”的预言,其实是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的。
    
    因此,我对一切希望成为主流的意图同样抱有警惕。于是,对“一个低诗歌时代正在来临”的预言,也持怀疑态度,这不涉及评价问题,而是出于一种隐忧:任何一种探索,一旦成为强势,主流,反而是会孕育一种危险的。嘉谚在他的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正是鲁迅的告诫。他说,反改革者对改革运动,都是先压制,压不住,就布出“无物之阵”,突然变得和你一样,宣布你的“时代”到了,你找不到反对者,你成了一股潮流,人人竞相仿效的时髦,时尚,你似乎胜利了,然而,你真正地失败了,因为你已经变质了,或者说,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最终导致的是仍然是你自我独立性的丧失。难怪嘉谚要冒一身 “冷汗”,并且发出这样的“耽心”:民间诗歌运动“会不会在‘无物之阵’中偃旗息鼓,束手无策?劳而无功,废然而返?”:这样的自我剥夺与毁灭是更让人沮丧与难过的。
    
    还是那句话:要永远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是很难很难的啊。
    
    永远的批判性
    
    而且我们还要保持永远的批判性。
    
    坚持彻底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彼岸理想,就必然导致对此岸一切精神奴役现象的批判态度。这批判是彻底而全面的: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精神奴役,都在批判之列。这批判是永远的:因为如前所述,奴役,特别是精神奴役是会不断再生产的,甚至任何一个进步(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包括社会的进步)都会产生新的奴役,于是就产生了鲁迅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的,“不顾任何利害”的永远的批判,鲁迅说坚持这样的立场的知识分子,才是“真的知识阶级”。
    
    我理解,嘉谚所强调的“以下犯上的话语批判”,他所倡导的“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权力关系、权力机制与权力话语现象的偏差实行匡正”的“诗性正治”,其实所要坚持的正是这样的站在平民立场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精神。
    
    我特别欣赏的,是嘉谚的如下阐释:“所谓‘正治’,不光要对外部世界的不义和公正,作外向性话语的批判,同时还意味着针对内心污秽作内向性的清除”。这是因为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如前所说,最可怕的是“奴在心中”。因此,一切真正的批判者必然是如鲁迅那样,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我甚至认为,能不能无情地解剖自己,是真、假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分与界限。
    
    嘉谚的另一个提醒也很重要。他反复强调“动口不动手”,话语批判的“非暴力”性。如嘉谚所说,这是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我们那一代人就受够了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之苦。但我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警惕以批判为武力镇压的舆论准备的暴力,同时对语言暴力也要保持警惕。这正是鲁迅所告戒我们的: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的另一个告诫。他提醒年轻人:在饱受“强者的蹂躏”的普通民众中,很容易“蕴蓄”一种“怨愤”;对这样的怨愤,在予以理解的同情以外,还要有所警惕,因为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发泄”和烧毁一切的“愤火”,因此,“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杂忆》)。我想,这不仅是对民众而言,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在这方面,我和嘉谚其实都是有教训的。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中有许多人都是底层的民间思想者,他们长期受着“强者的蹂躏”,心中早就郁积着巨大的怨愤,文革正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喷发的机会。但他们这样的正当的反抗精神,就是因为缺乏“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而被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结果是把怒火烧向弱者,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教训是应该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的。这里我只说一点,就是一定要区分“愤怒”与“怨愤”:愤怒是大怒,是堂堂正气,可以出文学,引发正大光明的反抗;而怨愤,却蕴含着一种怨毒,一股邪气,是很容易被利用,走向邪路的。底层、边缘的民间思想者、写作者,始终处在“强者的蹂躏”下,每个人心中都同时郁积着愤怒与怨愤,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这样的过来人,问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种清醒,要自觉地注入 “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这样才能发扬内在精神中的正气,而压抑、排除内心的邪气。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对社会的邪恶势力,采取“以毒攻毒”的批判策略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批判,是一把双刃剑:在杀伤对手的同时,也会伤害自身。鲁迅说他常苦于内心的“毒气”和“鬼气”,说他“已经憎恶了我自己”,指的就是这样的“自残式”的批判所造成的自我伤害。问题是对这样的内心的毒气和鬼气,持什么态度:欣赏,还是憎恶?这里的关键,是内心有没有更加强大的爱?真正的大怒、大恨,是以大爱作底的。我注意到,嘉谚在他的文章里,多处谈到“诗性正治,它是激情的大悲悯与大爱心的流露与勃发”,“在‘崇低、向下’的写作取向里,隐然有崇高的情感冲动向上的精神渴求”,“要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年轻朋友在阅读时不可一掠而过。
    
    自我警戒的边界意识
    
    嘉谚在为本书写的《自序》里说,他写作这些文章,“有时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原因是所要讨论的对象是一种边缘化的,被压抑的民间话语,自己理所当然地要为之辩护,充分肯定其价值,理直气壮地为其争取话语权,但又确实担心会因此而掩饰其可能导致的负面的“恶果”,“产生误导式的激丑扬恶”。我很理解嘉谚写作时所感到的内在的紧张,并为此而感动:因为我自己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写作困境。
    
    这或许也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致。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摆脱不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对即错,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简单、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这样说话、做事固然痛快,却容易被利用,也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人,并且把自己本来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思想与追求,推到极端,就变成了荒谬,产生了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即“从这个房间走进,却从相反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的言说,就不能不更加谨慎,而要求自己有一种更加复杂的言说姿态与方式。但这同样会使我们陷入新的言说困境,我就经常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而且也会有一种担心:言说的复杂化,会不会丧失了倾向性,陷入相对主义,以至乡愿主义呢?——嘉谚大概不会如此,他是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性的。
    
    我在嘉谚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成熟,至少比起我所熟悉的那个嘉谚,是成熟多了。这首先是一种责任感,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写作心态,“其中亦有自己对自己的言说必须负责的一份苦心”,因此,“责任”也成为嘉谚“人学”里的核心概念了。
    
    但在我看来,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显示了对自己的选择与追求的有限性的一种自觉体认,我把它叫做“边界意识”。这就是说,任何一种选择和追求,任何一种理论,一个观念与方法,以至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都有一个边界,在边界内,它具有合理性,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超出了边界,就失去了合理性,就可能无效也无价值,甚至变成荒谬了。对此,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当我们做出了某种选择,在获得某种价值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局限,甚至预伏着某些危险,存在着某些陷阱。于是,就有了自觉的自我警戒,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局限,警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要落入陷阱。我以为,有还是没有这样的边界意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因此而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嘉谚在充分肯定“审丑写作”的合理性、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审丑写作’的负效应”的问题,并且不无忧虑地指出:低诗潮“会不会像一只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造成赃、鄙、流、俗、粗的话语失控?!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提醒:“审丑写作向诗人们提出的,是比审美诗写更高得多的要求,没有对丑恶的切骨感受与锥性透视,没有转化丑恶的大悲悯心与大魄力、大手腕,审丑写作就会变成‘丑陋写作’而自坏名节”,“对丑恶进行‘对治’和‘化解’,而不是真的与丑恶同流合污,真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又提出了“适度”、“节制”、“净化”、“创造性转化”等原则,强调“网络话语自身的调节机能”和“网络话语走向现实话语时的过漉机制”:这都用心良苦,表现了“清醒的头脑和明智的思维”,这是年轻的读者一定要细心体察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谚在他的前述五大独立原则时,特意强调了“对民粹主义的放弃”,而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提出要吸取“激进主义的历史教训”,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但其重要性是显然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更是深切地感受到,“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正是受压抑的民间思想者、写作者,和我、嘉谚这样的同情者、支持者,最容易落入的两大陷阱,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戒的。
    
    人们为了给民间思想者、写作者提供合法性,常常会引述“卑贱者最聪明”
    
    这句话,但这却是应该警惕的,因为这一命题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他同时提出的还有一个命题:“高贵者最愚蠢”,这两个命题是一个统一体。问题也正在这里:孤立地看,“卑贱者最聪明”这一命题当然有道理,而且它打破了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可以起到破除迷信,增强自信的作用;但毛泽东却进一步将“卑贱者”与 “高贵者”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立,如“学问多的名人”和“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足的”普通人,“内行”和“外行”,“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 ”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青年人”,“东方”和“西方”,不但将二者绝对对立,甚至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而且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并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都“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就超出了边界,由一个破除迷信的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变成了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荒谬的命题,并且成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煽动群众,特别是底层年轻人起来造“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反的理论根据,文革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我和嘉谚这些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有责任将这样的历史教训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合法地位时,绝不能走“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的老路,要知道压迫他人者,自己也是不自由、不独立的。
    
    嘉谚在他的文章里,对网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很大的期待,他这样描述:
    
    “在文学为市场经济迫向边缘化时,诗人们忽然发现,互联网是诗歌重新繁荣的新大陆!网络为诗歌提供了纵情想象的极大便利,网络的即时互动性、临屏读写的快感性与诗歌天然的精短性一拍即合!”或许更重要的是,网络写作打破了话语垄断,给底层、边缘的民间写作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相互支持的广阔天地,为促进话语权的平等,思想与文学的民主、自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嘉谚一再说“没有网络,就没有低诗歌”,这都表现了嘉谚对网络所引发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教育,言说环境、方式,以至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敏感和巨大热情,在这方面,我就要迟钝得多。但同时,嘉谚也是清醒的,他对网络的负面效应,及可能存在的陷阱,仍然保持着警惕。他在读鲁迅的《失掉的好地狱》时甚至“发了一个冷噤:我真怕那些新出现的神呀魔呀人呀兽呀鬼呀什么的,为争夺所谓话语权力,以‘任我行’的内力和武功,在如今的网场上将对手的论坛网站黑来又黑去,说不定再冒出‘新的人类’或‘新新人类’ 出来,以‘东方不败’战绩削平天下而‘一统江湖’”,“如今在网络上纷纷开着的‘蔓陀罗’们,又要怀念‘失掉的好地狱’了”。在我的感觉中,网络很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它是既能冲破文网,推动言论自由与民主,又可能形成新的“多数专政”,新的“话语霸权”和“流氓文化”。对网络的两面性,必须有一个更复杂的分析。
    
    我还注意到嘉谚对自己的角色,也有一种清醒,这或许是更加难得的。他强调“君子不党”,不妨相互支持,却绝对以个人独立为前提,他这样给自己的写作定位: “试行在网络写作中避免拉帮结伙,只求自我觉醒,以个体式努力同众多的个体和群体呼应。因此,我只对自己的说法负责,并不在乎别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主张”,并且这样“言志”:“我本淡薄名利,只愿做一自由爱诗者,以独立游走姿态,为健全中国诗歌尽点责任与道义”。我很欣赏他的这一“个体式努力”的思想行为方式和“独立游走姿态”,其实这也是我的选择;因此,我也很能体会他的“仍难避免为他人挟持”的苦恼,所谓“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悲哉!”但嘉谚说得很好:我们“现在尽力做的,不过因缘遇合,也可能因其他缘由随时转向的”,前面已经说过,嘉谚的关注点已有多次转向,真说不定那一天,他又会由“低诗歌” 转向哪里呢。不过,有一点是没有也不会变的,就是他自己说的,“为健全中国诗歌尽点责任和道义”,或者借用鲁迅的话:“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为人为文,为的就是这一点,聊以自慰的,也是这一点。
    
    坚守和宽容
    
    我们讲“边界意识”,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的:一是坚信自己所做的选择自有价值,于是需要“坚守”;一是看到自己的选择的有限性,于是就有对不同于己的他人的选择的“宽容”。在我看来,嘉谚于这两方面都是自觉的。他给“个体先锋”(如前所说类似鲁迅的“精神界战士”)定的“诗学目标”是:“履行话语职责”、“争取话语权力”、“创造优性话语”,这就是“坚守”。他指明,“诗性正治”所要造就的,是“特立独行并尊重他人之个体人格与独立个性的自由个体”,因此,必然奉行“包容不同意见,理解不同观点的多元价值观”,于是郑重声明:“低诗歌并不企图反对以‘真’为本的其他诗歌写作”。我们的反抗、争取、坚守,说到底,就是要追求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以达到思想、文化、文学、学术发展生态平衡,让不同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都各得其所,而我们自己也就在这样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生存空间里,得到健全、健康的发展。
    
    不过是想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大概就是嘉谚的“人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这说起来,都是常识,并没有多么高深的学术性,可以称为“普通平民的人学”
    
    吧。但因为经常被忘却,而且认真做起来也并不容易,于是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价值。这价值本身,就能给人以悲怆感。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鲁迅语)
    
    2006年5月30日——6月 2日
    
    《民主中国》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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