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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专访赵昕:纪念六四,我们一直在坚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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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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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安妮主持,忠平文字整理
    
    安妮: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世纪漫谈专题节目, 我是主持人安妮。今天请收听人物专访《民运人士——赵昕》。
    听众朋友,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人们关心的是买房、购车,谈论的是股票和时尚。在这样的氛围中呢,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为追求一种理念而失学、失业甚至坐大牢,甚至在出狱后还多次遭受殴打,连带他们的家人也饱受惊吓、担忧和连累。那么,这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理念,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没有意义呢?!
    2005年11月17日,中国著名民运人士赵昕,在四川九寨沟旅游时,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毒打,全身多处骨折。随后被送进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至今仍在那里接受治疗。在以下的节目中,我们要请赵昕先生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信念的追求。
    将近20年前,赵昕作为一名大学生经历了1986到1987年的学潮:
    赵昕:我是86年的时候考上大学,在东北的一个师范大学读书,读中文系。86-87年的时候,从安徽的科技大学方励之先生当时还在当校长的时候,开始了86-87的学潮,后来蔓延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当时呢,也是看到了大量的、这样的消息和报道,心理面也是对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腐败的、堕落的现象也很不满。那时候呢,正好是赶上学校里面的食堂啊,经常是发生“吃到老鼠尾巴”啊或者“吃到苍蝇老鼠”啊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后来忍无可忍,我就写了一个罢餐的这么一个倡议书,领着学生就开始了87年的学潮。并且在最后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跟学校领导他们谈了判,最后才达成妥协的解决。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也得到了一些锻炼,我同时也很清楚的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利是会白白的赐给你们的,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抗争,那么这个社会才会有改进!87年学潮的时候我就作为学生的一个领头人,开始参与这样维护公开权利的事业。那个时候呢,我同时还是我们学校四个社团的发起人,围棋社啊诗社或者演讲学会呀文学社,所以说也是比较活跃的,同时还兼任了学生会的社团部副部长,这样的一些职务。那时候思想也比较解放,学生社团比较活跃,也看了大量的一些启蒙的书,就是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的一些书。逐渐的开始,就这样有了一些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安妮:经过1986-1987年学潮锻炼的赵昕,1989年又积极投身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赵昕:那么后来到89年学潮的时候,从北京传来的种种非常的恶劣的消息,学生们在新华门被打啦,或者是被定性为动乱来啦,四二六社论我们都非常气愤。所以说我在很早的时候,四月底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趟。后来我回到学校之后,和其他同学一起共同把学校的学潮和吉林省的学潮搞起来了。五月中旬我又到北京去了,代表吉林省的学生去的。那么正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个外地高校进京学生组织叫外高联,所以外高联就正好要选举一些常设机构,那么就每个省派一名代表,我作为吉林省的代表就自然成为吉林省的常委,31个省市就31个常委,然后又在这31个省市中分成7个大区。每个大区,比如说我是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省,还有辽宁省,三个省的常委就在历史博物馆那里即兴演讲、即兴的竞选,大家一起来共同投票,最后就把我选举为东北地区执行常委,这样就进入了外高联的七个执委的核心成员之一,担任了外高联的纠察总指挥,还代理了三天外高联的总指挥就这样的一个职务。
    当然在外高联期间,其中做的事情最多的就是:我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指挥张伦,派出学生纠察队员,每天到北京火车站去接这些到北京来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同学。把他们接到广场之后,就把他们编成一个一个的纠察队,任命些中队长、小队长或者大队长,这样的,再把他们分配到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比如说东高地啊、木樨地啊,去参加堵截戒严部队进城的活动。在北京期间,我还做了一些事。比如说后来被共产党作为暴乱依据的那么一个组织叫义勇军。他当时定性的暴乱组织有三个: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因为我是云南人,云南的蔡锷将军领导的护法运动起义,称之为“云南义勇军”。所以,我就在天安门广场上联系了近两千名云南省籍的、在天安门参加学运的同学,我们就搞了一个叫“义勇军”这样的一个组织,并且在义勇军的内部有一个核心机构叫“铁血团”,那时候比较年轻也比较冲动,充满了一些革命的激情。并且,“铁血团”里面还有“铁血18骑”,就是当时在我们义勇军里面的“铁血团”,有一批非常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这个国家,促进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安妮: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赵昕被官方通缉,到各地流亡,此后又从云南被押解到北京,期间有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赵昕:89年之后,全国公开通缉的北京的学生有21个,但是我是全国第一批内部通缉的学生。他们主要通缉我的罪名是:1,义勇军是我组织的; 2,我是外高联纠察总指挥,指挥了很多学生去堵截军车,是暴乱指挥者之一。
    他们说我“参加暴乱”,主要指在89年5月31号-6月1号,我曾经亲自带着3-4000名学生去所谓“围攻公安部”,去营救当时被他们绑架的三个工人领袖沈银汉、钱玉民、白东平。最后在我们的抗争之下,在6月2日就把他们全都放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些所谓的种种罪名,把我作为第一批全国内部通缉的学生。
    当然在学校的时候呢,在6月7、8号的时候,本来同学们护送我到火车站,但是长春市公安局派了9辆警车来抓我。结果警察拉我一只手,同学拉我一只手,互相就像拔河一样,这样强制抢我。后来有同学赶快回到学校去通报,学校就出来了一、两千还没有走的同学,最后把我从警察手里抢了回来,并且还把警车推翻了两辆,砸了几辆警车。所以我和同学们回到学校之后,还发表了演讲,后来就隐藏下来了。公安和学校还派了很多党员积极份子,在我们学校的墙头上,每隔20米就坐着一个党员积极份子准备抓捕我。但是呢,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我男扮女装,从学校的地下通道逃跑了。
    当时很幼稚。当时逃到南方去,要实施一个很大的愿望和想法:就是说一定要组织一个“学生军”,要和中共的暴政集团干到底!非常幼稚的想法。所以我就逃到南方,逃到到了武汉也逃到了广东这些地方。但是,在逃亡的的过程中,跟原来外高联的同学,或者各省的高自联同学的充分交流,才远远的意识到:组织学生军和武装对抗是不可能的,我后来也没有可行办法。当时,很多人也劝我,让我出国,从香港走出国,也有很多人说有很多渠道可以出去。但是后来我都一一拒绝了,因为我主要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土,必须要在这里站着,必须要在这里坚持抗争到底!”
    所以舍不得离开,后来我就回到了云南。回到云南之后,我的女朋友她的父母亲是云南一个自治州的领导,当初也是闹革命、打游击出生的。他的哥哥是州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他们一家人就劝我自首。后来我就想着:反正也无所畏惧,我没犯什么罪,我也不想牵连他们,所以我自首就自首好了,然后就自首了。后来我就在云南被关了几天,就被长春的警察来接我,接回去了。
    在6月21号22号左右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在转车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北京换火车的时候把我带到东交民巷,公安部信访局。早上他们的戒严部队把枪指着我看着我,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结果下午就来了一个戒严部队战士,他前天晚上刚经过跟市民发生枪战,据说他还有一个表弟被打伤了。他就用血淋淋的眼睛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动。后来我不由自主的不注意打瞌睡,脑袋就垂下去了。他突然大喊我一声,吓得我一跳,我一下就惊得直了起来。结果这家伙一提摆在我桌子面前的枪,这枪里面有一颗子弹,一下子一枪就从我耳边打过去,真是从左耳边打过去,把我坐的那个又高又厚的橡皮椅打爆了一个角,打在墙上,打了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整个小屋里,硝烟弥漫!后来把那个戒严部队战士吓哭了,很多人,从指导员、连长都过来了,到处找子弹,都没找到,倒是我找到弹头藏起来,后来被他们要回去了。最后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个姓马的一个副局长也来信访办了,对我说:“小伙子,你真够命大的!幸好这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要是有一梭子弹的话,就把你扫成个马蜂窝,死了也白死。暴徒嘛,打死你也活该!”
    奇妙的是,战士站起来提枪,子弹应该往下打,可是竟然从上面,就从我肩上打过去了!所以我就这么很有意思的,逃过了一命吧,感谢神!最后回到长春后,把我关押在铁北看守所一个月,极其残忍地暴打一顿之后,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就给我转移到了北京的秦城监狱了。
    安妮:赵昕在北京被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秦城监狱,他回顾了这一时期的铁窗生涯:
    在秦城监狱的204号楼。刚开始放3楼,后来就把我放到了1楼的第6号监舍,把我关的是小号。他们为什么把我关在一个非常小的小号呢?王丹是12号,跟我是正对面的,他也是关小号。为什么把我特殊关在小号呢,因为我在流亡的过程中、逃亡的过程中,我写了一篇历数共产党罪恶历史的这样的一篇“反动的文章”,讲了他种种的残暴和不人道,杀戮了多少人民,迫害了多少人。我就舍不得扔,我就一直把它藏在最贴身内裤的兜里,最后被他们抄出来了。所以他们后来就把我关在小号里,觉得我比较反动。当然在秦城监狱还发生了很多故事了,但是那时候确确实实是比较年轻,充满了正气,充满了斗志,也非常的坚决!但同时呢,也是很焦虑也是非常着急上火的。我是在90年的4月时,给学校领导从秦城监狱领回学校的,免于起诉,继续观察。
    安妮:出狱后,赵昕继续从事民运。他介绍了这段时间所从事的活动:
    在学校听候处理了半年多,后来看我还是非常反动,就正式的给我“勒令退学、开除团籍”了。这样我就很高兴地,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候就想着,一心一意地想着“继续干革命”。 当时想干的革命,肯定是民主革命了。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了北京,从90年底到今年吧,这十六年以来,我几乎都是在北京,其中有那么2年多在外地。到了北京以后,我就直接找到了北大,找到了张抗抗老师和周舵老师,和北大的那些老师同学,还有在监狱里面的难友,也包括清华,也包括人民大学,很多同学朋友就在一块了。很快的,通过在秦城监狱的难友,我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共同理想的和共同身份的这些难友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北京这些高校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就开始策划要成立各种纲领的地下党和地下组织了,继续开展自由民主的斗争。
    那么,那个时候,最早在90年11月份,清华大学的同学张亚非就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晏彬,还有北交大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中国民主革命联合阵线”,这样一个组织。他们还办了《铁流杂志》,办了3期,很快就被破获了。后来他们很快就被抓起来了,最后陈晏彬判了15年,去年才刚出来。张亚非也判了12年,也是前些年才出来。我们当时一直在营救他们,也决心契而不舍地,要继续的把自由民主的运动进行下去!
    在这样的运筹过程中,先先后后成立了很多组织。其中包括中国自由民主党,包括中华进步同盟,中华民主团结联盟,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等等很多这样的组织。后来,经过大家几次的开会协商,就认为:太分散了,力量也有限。那么,当时就决定互相参加对方的组织,同时就合并为一个大的中国自由民主党。这个自由民主党,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因为当初都采取单线联系,一条线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单线联系,哪怕朋友之间,互相是好朋友,但是也不太清楚对方到底加入没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当初有250人左右,而且,在全国各地大概在10多个地方的建立了分部。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河南、上海、新疆,还有很多地方就建立了分部。当然啦,共产党对我们是无孔不入的,跟踪、盯梢、派特务,派一些被收买的叛徒,打入我们的组织内部。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察觉了,就知道了。
    安妮: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世纪漫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妮,您正在收听的是对中国大陆著名民运人士赵昕的专访。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赵昕先生,回顾了多年来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1992年2月28日,为纪念六、四 1000天忌日,赵昕和两位朋友在北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结果被又打成重伤:
    赵昕:那么在92年的2月28日,那正好是六、四 1000天忌日的时候,我们在地质大学搞了一个十几个参加的六、四1000天的忌日纪念活动。在那天晚上,由于警察一直非常紧的盯着我们,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叫王国齐,人称“不锈钢骨头”的北京硬汉子,他就和他们发生了一些争吵。最后他们就调来了7-8辆警车,来了20多个警察,就来抓王国齐。当然我就坚决的反抗了,不让他们抓。他们暴打王国旗,我就阻止他们:“别打了别打了!” 结果他们把我一块打了。当时被打的人除了王国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76年的四、五运动的领袖,那时候有个很著名的叫“小平头刘迪”,他和我们也一块被打了。但他们两个没有还手,那时候我血气方刚,就我一个人还手了,还把一个警察的眼睛打伤了,一个警察的下身打伤了。最后他们就把我们抓到了车上,在车上还用电棍打我们,用手来掐我们的大腿,很横的。把我们拉到东升派出所的时候,下车之后,门一关灯也不开,黑咕隆冬就开打我们1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声音,只听到我们的呻呤声,和他们那种喘气,像野兽般的声音。就这样,把我们几个打成重伤,非常严重。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我把送到郊区的一个宾馆,看了我十几天,也没给我治病,他们审我连夜的审,什么都审不出来,他们就把我遣送回云南老家去了。 我就在云南中医学院,有一天突然摔倒在地,就爬不起来了,就相当于腰椎被打损伤了,躺在我一个高中同学寝室里面,同学们天天给我按摩。这样的惨况,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够慢慢爬起来,才能够又站起来了。
    安妮:与北京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赵昕被遣送回云南老家,随后又在武汉参加了自由民主党的活动。为此又失去了工作,四处流浪,还曾经卖血为生:
    后来我回到了我的老家云南昭通。后来又在朋友的介绍下,躲到了武汉,在武汉的一家公司工作,化名赵子轩,然后在那边工作。在北京呢,他们也加紧了侦破。最后在北京的这些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朋友,在胡石根、刘京生、王国齐、王天成、陈卫、康玉春等等这些朋友的组织下,印刷了大量的传单,然后我们也往全国各地投递,到各个大学去张贴,和邮箱里投放。结果就在5月28日的时候,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胡石根先生就被抓捕了。前前后后,全国各地被抓的有30多个人,那么最后判决的,北京市16个人,河南,江苏,还有其他地方,新疆也判了一些。总共被判决了20多个人,就把我们整个组织就破获了。胡石根先生和王国齐、陈卫、王天成先生他们,在监狱里面采取了非常坚决的一种不合作态度,也不出卖朋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机密,他们就自己扛着,承认是自己做的。最后呢,他们就保护了大量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在外面的一些同仁。他们自己承受了很大的伤害、监禁和迫害。我们在外面呢,也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就躲过去了,也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当然啦,国安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在其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曾经通过王军涛先生的太太,就是侯晓天女士,他们知道我跟侯晓天女士关系很好,然后跟我打电话,说是要我到北京投案自首,否则的话,就要全国通缉我。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就准备再一次去投案自首。因为知道没什么,共产党的牢底坐穿我也不怕,我也不愿意再逃跑,或者逃到国外去。始终觉得还是要坚守,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抗争。结果回到北京之后呢,侯晓天女士就跟我说:“他们最近一个多月,已经不找你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替你向他们送了两条烟,然后替你说了很多好话,他们现在也不怎么找你了。”她就劝说我继续再流亡,继续在躲吧!
    后来我听从了她的劝,就继续在全国各地流亡。这样过了两年之后,94年,我又回到北京的时候,在王丹先生的生日晚会上,就见到了北京市国安的、国保的,当时来抓我们的警员。最后一个张处长说:“赵昕你回来啦!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可千万别在参加这些事了!”就这样,我92年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就这样给了掉了。当然流亡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酸甜苦辣。比如说,让我记忆忧新的就是:我曾经实在是没有钱、没有办法,曾经在武汉的街头还卖过大约400CC的血。因为没钱,因为肚子很饿。
    安妮:1998年,赵昕又和其他民运人士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
    赵昕:在97年、98年年初的时候,我和王有才,还有全国其他89学运的一些领袖,我们就做了很多研究和商讨,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认为秘密组党已经行不通了,但是还是不能就这样一盘散沙,就要通过一种“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组党运动”,来冲击他的党禁。所以,王有才先生在98年的5月份就到北京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后来在98年的6月25日,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候,浙江的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他们几个就开会商量决定:就在6月25日那天,由王东海先生、王有才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朋友,叫林辉 ,他们三人到浙江的民政局去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由此就揭开了中国 98年的公开组党运动的大潮。他们接下来又派出了一个非常处理优秀的骨干力量叫吴义龙 。吴义龙先生先后三次的神行中国,他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就跑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跟每个省的当地的民运朋友,进行广泛的交流、接触。很多人是拒绝,很多人是反对,很多人是害怕。那么,最后还是在每个地方,几乎都找到了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商议:每半个月一个省,公开的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每个省的委员会,以这样的形式去冲击党禁,掀起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高潮 。那么我们北京呢,商定了之后在1998年9月16号,要去民政局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当然啦,后来由于警察把我们抄家了,把我们的材料资料都搜查走了,后来没办法,我们就在9月18日,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组党的申请。全国各地,包括山东、东北、湖北、四川,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先后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17个省市, 后来就达到23个省市,去公开在当地申请组党,筹组中国民主党每个省的委员会,掀起了一个中国民主党98公开组党运动的高潮。
    安妮:赵昕在筹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一道被官方,赶出北京:
    事实上,当初真正的中国民主党的这些创始和发起人,我们在一起开的一些小型会议上,决定的我的工作是干什么呢? 1.是把我当初所在那公司我做总经理,我把那个公司的职务辞掉了,就不干了; 2.我是到武汉去筹备“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是去肩负着这样一个重任,和外界切断一切的联系,然后呢,悄悄的去准备在庐山,或者是武汉,或者是三峡,借吴义龙先生和单称峰小姐他们俩结婚的名义,我去筹备“中国民主党一大会议”去了。当时对我的要求是:对外界切断一切联系,不发声、不说话,也不跟外界联系。只跟一些特定的、安全的人联系,通过他们来转话。就这样的,在98年的9月份他们就到我们家去抄家,那时正好我出差到外地。说白了,我就是去筹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在北京。抄完家了之后,一定要让我回去,不然又要抓我。 我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他们就传讯我、审查我,最后呢就是:要把我全家驱逐出北京。当时我租住的房子呢,是赵紫阳先生的高级智囊——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已住了5年多了。最后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全家在中秋节的时候,赶出北京,把高山先生家的门也全部用封条封了,甚至要没收高山先生的房子。而且警告我,不管在任何朋友家住,或者是去租谁的房子,他们就要去赶这家人,去没收这家人的房子。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带着太太孩子,离开了北京。然后我就到了武汉去了,那么在武汉,当然也同时正好继续筹备民主党一大了。98年的11月以后全国开始到处抓人的时候,我在武汉,也是一直在那个地方,非常低调的生存。
    安妮:在讲述多年来投身民主运动的过程,赵昕谈到他思想上的根本变化:即从主张暴力反抗到奉行非暴力抗争:
    赵昕:事实上我在长期的探索和求索中非常痛苦。因我当初作为北京外高联的纠察总指挥,我派了很多同学去当纠察队员,到北京的各个地方去堵截军车。后来我得到的消息是:我派去的兄弟们,可能有七八个人被打死了!对我来说,心里面的伤害就非常大,内心深处也非常痛苦,一直觉得我有责任,必须为他们的鲜活的生命牺牲这件事负责任!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探索出一条通向自由民主的大道来,以推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一个国家。所以,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我都买了大量的书,或者是借了大量的书长期的阅读。
    后来我在九四年末的时候,接触到了甘地,读到了甘地的一些传记,他当初如何领导个印度人大会,做非暴力的斗争。后来又如何领导印度人民,进行非暴力抗争。这对我的影响震撼就非常大,但后来同时也读到了很多,比如说,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革新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的等等文章,也是非常受感动。正好当时南非正在搞真相与和解运动 ,曼德拉后来也放出来,也做了总统了,白人与黑人和解了,在追索一切真相的同时,进行大赦,进行民族的大和解。这些事件,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影响非常深刻!基本上,曼德拉当总统那一天,全球直播,我特意的去买了一台好电视,然后准备来收看。当然,也有意识、有目的地,看了国外的,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很多学者写的关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一些书籍。
    逐渐的我开始认识到,目的和手段必须要协调一致。目的再崇高在纯粹,如果你手段是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话,在实现目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被扭曲也会被异化,也会被这种暴力也好,权力也好,所扭曲异化,最后也会堕落成暴力的奴隶,仇恨的奴隶,黑暗的奴仆,撒旦的奴仆,成为自己当初所坚决反对和抵抗的暴君。所以在逐渐的求索、逐渐的探索、逐渐的苦苦思索中间,我们终于找到了甘地,找到了图图大主教,找到了马丁、路德、金,找到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找到了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所以,我在96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变得相对比较纯粹了,从一个暴力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非常坚定而温和的非暴力主义者,从主张暴力反抗到积极倡导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并全身心地投身其中,身体力行中国式的民权运动了。
    安妮:然而,不幸的是,摒去了暴力原则的赵昕,却摆脱不了暴力的阴影。2005年11月,赵昕在九寨沟旅游时,被一群身份不明者,无故打至重伤。当地公安指认对方是黑社会,做为一般民间纠纷处理。但是赵昕认为,打人者是受人指使的。身负重伤的赵昕,至今还在治疗当中,我们感谢他在病房中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选自《自由亚洲电台》世纪漫游专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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