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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与地主女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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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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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最后一日,我和孙医生赶早起床,出了教堂,高楼遮蔽的街面一片昏暗。我们在冷水管前匆匆洗漱,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早已候在一边,今天由她充当我们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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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40分,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从小吃店钻出来,向郊野走去。夹杂着卡卡电流声的劣质高音喇叭一直弥漫着,《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三朝皇帝赞颂完毕,《新闻联播》才粉墨登场。孙医生叹息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形式上反了一百多年的封建,可眼下,独裁者的阴魂依然不散。”李世珍却灿然一笑:“这儿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听免费广播,耳朵都起老茧了。” 我说:“毛邓江都全了,尚缺当朝皇帝胡的马屁歌,估计过两年会添上吧。不过,这氛围令人回到了童年,我随爸爸下放在一个叫柏梓的乡场,那儿的高音喇叭也是每早6点,必播《东方红》。”孙医生说:“这不是扰民吗?依照法律,大家有权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摇头道:“这些陈年老帐和土地改革一样,没法算。孙医生你看过电影《告别列宁》吗?或许某一天中国的柏林墙突然倒了,我们这些在专制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觉得不适应呢——没有敌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因此被激发出来的悲壮和荣耀。我们将在平庸中虚度光阴,最多只能杵着拐杖,在旧政权留下的遗址周围回忆、感叹,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将令你流泪——原来专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自己体内扎根了,每一种过去叫人受不了的东西眼下都牵扯着你的神经。”
    
    闲扯之间,头脑清醒了许多。紧贴小镇的是圆馒头一般向高处起伏的红土坡,我们爬了十几分钟,《新闻联播》就销声蹑迹了。回头眺望,我这个著名的懒觉大王终于欣赏到天色初开。对面的群峰如一些牙齿,在开口咀嚼之际,将一团青色的泡沫吐了出来;接着,泡沫在蔓延中变淡了,化作薄雾,沉入弯弯曲曲的山脚。组成则黑的3个村落在薄雾的笼罩下,宛如世外桃源;再接着,一丝腥红在微微摇荡的天幕中央浮现,像是两瓣肉红色的山体留下的唇印。我不禁掏出相机,可只拍了两张,电量不足的红点就出来了,该死,我昨晚竟忘了充电!
    
    继续赶路,穿过一片矮树林与灌木相间的地带,坡度突然陡了起来。此刻再回头一瞥,我们就如三只蚂蚁,跨在巨大的沙发椅的靠背顶端,下面的一切都深不可测。只能向上,汗水出来了,我和孙医生开始宽衣;而我们的向导却连帽子也没揭——这是一位比我小 10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都压在旧军帽的舌头下,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当我们横七竖八地爬过一道又一道坳口,气喘吁吁之际,我顾不上与她搭话;直到1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越过两排城墙般的天然巨石,眼前豁然开朗。
    
    挥袖抹把汗,步履在广大的山顶平川上从容起来。田野和稀稀落落的房顶铺满一层白,而红色的土路,如镶了两道曲曲弯弯的雪花边儿,将人的心情勾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凑拢向导找话,先问这山顶村庄叫啥?她回答:“鲁嘎,是个彝族村。”我顺势又问:“那你也是彝族人?”她回答:“是啰,可不是则黑这边的人。”“嫁过来的?”“嫁过来十几年,女儿都读小学了。”接着,她反问我是否去过轿子雪山?我记起在来的路上,远远看见一座顶端平展的积雪的山峰,当时我把它想象成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我的脖子之外绕行着。我还记得雪峰之畔的小红点,孙医生说那是十字架。
    
    大约是我的脸部表情鼓励了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母亲开始讲述她家族的故事:
    
    “我于1968 年出生在轿子雪山背面的凳子山乡,海拔比这儿高得多。听父母讲,西方的两位传教士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福音带去了,还建立了教堂。他们在村子里一住好多年,风闻日本鬼子要从缅甸打过来,他们也没跑;可共产党来了,要解放,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就不得不撤离。”
    
    “这是一对夫妻吗?”我问。
    
    “是。”
    
    “他们有孩子吗?”
    
    “晓不得。哦,我忘了,那男的没住不久,就得了重感冒,死了。那个时候,那么高的地方,一感冒就得死。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太习惯凳子山的气候,大半年见雪,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女的脂肪厚些,活了下来,还在丈夫的墓前建了两三层楼高的教堂。由于她的坚持,整个村子都信了主,山脚村里的人也赶来听福音,我们家族也不例外。”
    
    “观察你的言谈举止,你的家庭教育应该不错的。”
    
    “我的祖上靠贩牛起家,我的老爹(祖父)继承家业,由于精明强干,又大大地发展了一番,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养牛大户。但是在解放前夕,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共产党、彝汉地方势力的纠缠不清,土匪就猖獗起来。不仅拦路抢,甚至也结伙来村子里杀人越货。有一次,20 几个悍匪骑着高头大马进村,先一阵乱枪,把大伙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几声唿哨,直奔我们家,团团围住了大院,架上了柴草,再喊话威胁,要一家老小都举着手出来,或者先将金银财宝扔出来,否则就斩草除根。老爹的脾气倔强,指挥家人用鸟枪抵抗,但几分钟就叫土匪的洋枪压了下去。土匪被惹毛了,在墙外放火,再以原木桩子撞门,一下子就涌了进来。那时,我们家院子很大,关了上百头牛,所以土匪虽然破了门,可还是叫密密匝匝的牛给拦住了。牛群叫烟火一薰,炸了营,牛角将土匪骑的马挑伤了两匹。土匪更毛了,一边开枪,一边指名点姓,要老爹出头,换全家20几口的命。老爹不怕死,先暗中安排家人从地道逃跑,然后站上2楼平台出头。红了眼的土匪根本不讲信用,隔着牛群,枪炮齐发,据说老爹中了几十弹,像个马蜂窝,从头到脚都打烂了。土匪把我们家洗劫一空,老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还被吊在全村最高的柱子上,示众几个小时。待土匪走后,才叫同村人放下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得及从地道逃跑,就急中生智,埋腰钻入牛肚子。他在比森林还密的牛腿里爬来爬去,那些懂人性的畜生竟没踩过他一蹄。土匪有的马上,有的马下,提着冒烟的枪管四处瞅,也没找到他。当天擦黑,他鬼一般从牛肚子里爬出来,大喊救命时,路过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了。”
    
    “后来呢?”
    
    “后来就解放了,我家虽然伤了元气,但与同村大多数相比,还算大户,因此被划为地主。被土匪烧一遍抢一遍的家,又在土地改革时被抄了许多遍。最后全家人还扫地出门。他们将我爸爸抓到乡里,关起来严刑拷打,几十天后,公审公判,我爸爸判了13年有期徒刑。”
    
    “什么罪名?”
    
    “恶霸地主。”
    
    “哪个法院判的?有《判决书》吗?”
    
    “没有法院,也没有《判决书》。那个时候判刑,甚至枪毙人,都由工作组说了算。”
    
    “工作组算哪一级?”
    
    “晓不得。农民协会向工作组检举谁,谁就倒霉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不敢申辩。”
    
    “你出生得较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去凳子山拜访你爸爸吗?”
    
    “他已经去世了。”
    
    “哪一年?”
    
    “1979年。”
    
    “就是共产党为全国400多万地富分子揭帽的时候?”
    
    “爸爸他没熬到揭帽就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满11岁。临终前,他几乎成了一把枯柴,出气进气,浑身皮肤都如扯风箱一般大鼓大瘪。我们三兄妹被妈妈叫到床边,让他一个一个地摸索手和脸。那个凉那个抖啊,特别是那对眼珠子,定定地落在我们身上,像要从眼眶里爆出来……”
    
    “他给你们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遗言。他啥也说不出,就那么瞪着眼珠子,让人心里发毛。我只好低下头,可妈妈说,好好看着你们爸爸,他也算个读书人啊,在旧社会,你们老爹就送他读完了初中。他一直想当个教师,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但阶级成分把他给限制死了,还连累你们不能升学,你们可不能怪他,都是时代的原因啰。
    
    “爸爸他听妈妈这么讲,两颗胡豆大的泪珠坠了下来。妈妈忙替他擦了,又说,老汉啊,你放心啰,你的后代不会是文盲嘛。毛主席死了,邓小平上台,形势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也相当于改朝换代,说不定以后地主子女不仅能读中学,还能读大学啰。”
    
    “你们家有大学生?”
    
    “我读完了中学,三兄妹里数我文化最高。但家族的香火不能断,我会培养我的下一代,让他们上大学。我爸爸50多岁就死了,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亲身经历地富分子揭帽了,虽然这不是平反,也没有一文钱的补偿,但对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家庭,这就相当于解放了。”
    
    “真是终身遗憾。”
    
    “爸爸他劳改了13年,在煤矿,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真是暗无天日啊。我太小,不可能晓得那种日子怎么熬,连妈妈也不是太清楚,因为爸爸不愿意提。劳改期满他只多留了两三年场,就回家了。因为劳累过度,得了矽肺病,丧失劳动力了。
    
    “一个废人叫送了回来,放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农活。幸好爸爸他还有文化,到了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也搞疲了,队里干部就瞒着公社,把他弄去教村小。教书虽不是干农活,可比农活更费心思。爸爸说,黄土都埋到下巴了,才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得争分夺秒,为家乡多培养几株文化的苗子……
    
    “就这样拼了几年老命,人就差不多油尽灯枯了……”
    
    “按目前的标准,这样的地主可以评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
    
    “许多当年斗争过他的贫农下中农的子女都做过他的学生,有些还升到县里读中学,听说还有去昆明读书的。”
    
    “听口气,你还是有遗憾。”
    
    “我们家没出过你这样的文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是教会的卫生员,按主的旨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服务,也不错;可我这辈人没有能力,将家族的血泪史写出来。”
    
    “你们可以写啊,不用担心写不好。就按编年的方法,1949,1950,1951,1952,一直记下去,到你父亲去世,地主揭帽,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地详细。不用添枝加叶,也不用像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加入那么多文采、观点、议论。只要有心,只要懂得记叙文体,小学生都能做这种事。”
    
    “许多事说说可以,下笔就不太容易。”
    
    “试试吧,你们有家谱吗?先整理一番。”
    
    “小时候听爸爸说,祖上曾传下来一厚本牛皮家谱,土改时,把它埋在地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终在文革期间掘出来烧了。因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成为企图复辟的变天帐,弄得全家遭殃。”
    
    “太可惜!如果中国每家都有变天帐该多好,那将构成一部丰富的民间史,令官方的所谓正史化作废纸一堆。”
    
    山顶平地如人类的记忆继续延伸着,但有关地主女儿李世珍的家史却在下坡之际中止了。因为她抠了几次脑门,也寻思不出更多的细节。我记住了她爸爸的名字—— 李光裕,并且暗祷上苍,让多一些土改受害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孙医生说,其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都有保存家谱或家史的传统,可经过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治洗礼,这个传统叫彻底毁坏了。
    
    心情莫名的沉重,我不禁回头望了望那高处的十字架,还有正好闪耀其中的露出云端的太阳。向导说,这山顶村庄鲁嘎全都信主,连党支部书记也信,所以治安秩序也最好。
    
    下坡的路又滑又陡,并且在密林中盘桓了一长段。我们踩着泥泞,与叮叮当当的骡子队伍擦肩而过了几次,精瘦的赶骡人一再冲我们微笑。大约9点钟,我们挟带着若干泥星子从山顶落到一条红泥盘山公路旁,再穿过公路,往更深的渊底俯冲。由于脚掌在小道上刹不住车,我和孙医生的屁股都亲吻了几次地面。而在另两条与这边平行的坡道间,彝族农夫们吆着骡子,悠闲地上下穿梭。
    
    “这坡至少有60度,”我一前一后蹬着腿喘息道,“累死人了。”
    
    “过了这打车村,再往里走,就是金沙江。”向导说,“那坡还要陡,江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但是彝族人还要在上面开荒种洋芋呢。”
    
    我打了一个寒战,忙问:“我们要拜访的人在那儿吗?”
    
    向导摇摇头,笑了起来。远处,日头将裸露的万丈峭岩烤得通红,大团大团的蒸气向上弥漫,而金沙江在锅底咆哮着,一边一半划开了云南和四川。
    
    
    《民主中国》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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