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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平:胡星斗与他的“中国问题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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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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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教授
    
    
    (北京)李卫平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星斗考入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四年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几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由工科转向了文科。开始,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涉猎经济学、传统文化等多个学科。1990年代初,他萌生建立中国问题学的设想,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理论雏形已基本确立。
    
     胡星斗教授还是十分活跃出色的社会活动家。2005年9月,纪念联合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他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代表,应全球和平联盟的邀请,到纽约参加了纪念大会,幷用英文发表演讲,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赞扬。
    
    
    由工而文
    
     胡星斗教授表示,他实际上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中学时年龄小,稀里糊涂的,便由着老师选了理工作为发展方向。尽管如此,他的理工科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他始终认为理工科不仅内容枯燥,而且大多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雕虫小技,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对国家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时,胡星斗还是一名十分热心的文学青年,担任学校诗社社长,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工作后,胡星斗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科学技术层面,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社会制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缺陷。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再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祇会白白浪费。他表示,自己天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比较多,对自然科学那种冷冰冰的东西没有兴趣。於是他下决心转而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当时社会科学人才正处於断档期,十分缺乏,所以他一向学校提出,校方立刻就同意了,转行十分顺利。他笑着说,如果是现在,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庆幸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社会共识,青年学子奉其为圭臬;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仍记忆犹新,全社会畏人文社会科学如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少青少年被迫放弃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违心选择自然科学作为学习研究方向。胡星斗教授最终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幷卓有成就,十分幸运;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在自己厌恶的职业中耗费生命。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损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面落后,与人们很难自主选择学习研究方向有着莫大的干系。广而言之,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於,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国问题学的发轫
    
     胡星斗表示,他不喜欢杂乱无章、零敲碎打地对各种问题随意发表意见,习惯於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思想,因而一直都试图建立系统的属於自己的独特理论。他表示,即使这种理论不是主流,也可能还不特别规范,但祇要能自圆其说,是自己独创的,就很有意义。
    
     胡星斗很早就对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一直在做诸子百家的教学工作;他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贫穷十分痛惜,非常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迅速发达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通衢大道。因而,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学”方面有所建树。胡星斗表示,“中国学”国外称“汉学”,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学问。但“中国学”这个题目太大。他不久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这时,他想到鲁迅等人提倡作学问应该研究现存问题的观点,认识到理论必须有针对性,才有存在的价值。这里的关键在於,以批评的视角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祇有这样的学问才能长存於历史,具有久远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国学”中加上“问题”两字,1993年创立了“中国问题学”。
    
    
    “中国问题学”的内涵
    
     胡星斗将“中国问题学”分为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个大部分。他由文化入手,出版了两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着,后转向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目前祇有政治方面尚未进行系统研究。
    
     他认为,中国文化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更强调经验思维,很少涉及理论和逻辑思维;经济问题在於,市场经济与权力结合,缺乏公正、诚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社会问题在於,乡村与城市社区公民自治程度很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力量遭到压制。政权包揽所有社会工作,既做不了,更做不好;政治上没有 建立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宪政制度。
    
     目前,他准备集中精力,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建立“文革学”,对文革产生的原因、文革对当代和未来的影响做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视“文革学”为“中国问题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文革是中国问题最集中的暴露。但目前有关文革的文字偏重记录,反思较少,仅有的也很零碎,缺乏系统性,而且很多资料没有公开,正常研究有很大的阻力。 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胡星斗表示,这个问题非常複杂。他认为,最深层的原因来自文化,文化又与环境及最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而且主要是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各相关制度。制度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没有先进的制度,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建立
    现代国家制度,可惜走上了邪路。近来,国家在制度创新方面一直处於停滞状态。
    
     他表示,自己的探索更多是蓝图性质的,虽然无法立刻实现,但绝不能没有。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点理论指导,不知道最终的目标在那里,祇是一味试验,不断犯错误,不停地交纳巨额学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便十分堪忧,要么功败垂成,要么成本极高。他认为,中国需要许多思想家,以探索各个方面的路径。
    
    
    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胡星斗认为,宪政理论实际上是常识,一点都不深奥;客观实际是,搞得好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拒绝先进的宪政制度,没有站得住的理由。他表示,国情当然应该考虑,但不能将其当作藉口,把一些违背人类文明常识、十分丑陋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来宣扬,以保护落后,阻碍社会进步。
    
     中国问题的解决,一是要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改革之中,形成决定性的大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走向何方,幷不仅仅决定於领导人。因为他们必须顺应民众的意愿;二,想方设法用民主人权宪政思想,影响权力核心层人士;三,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先进观念,幷参与社会变革。他认为虽然不必倡导精英理论,但也不能搞民粹主义。精英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某种导向作用的事实不容抹杀。动乱时期,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是农民,他们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但和平时期发挥作用的人,主要还是站在历史潮头的改革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先知先觉,为众生之先。
    
     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资产阶级引导的,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因而比较顺利;韩国、南美等国家的现代化由军人主导,他们以强权推动国家进步;而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仅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往往停留在观念的鼓荡层面上,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中去,无法与经济和政治精英结合,不能转变为制度建设。这是近代中国多次启蒙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原因。
    
    
    对近期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
    
     胡星斗认为,奥运会之前,政府总的政策将仍然是“稳定压倒一切”,不可能放松控制。但奥运之后,政治改革也很难继续拖下去。因为随着奥运会结束,经济可能步入萧条,房价会大跌,失业率会大幅攀升。这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怀疑现政权的合法性,当局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因为现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宪政的基础上。这样,政府很可能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被迫一步步退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胡星斗表示,他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现实的一面。他的理想是自由社会主义,即不仅有民主法治宪政,还有公平公正、人文关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当下,他主张在维护既有秩序的情况下,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革,追求实在的一点一滴的进步。他认为,既不能过高估计国家已有的成就,也不能视现实一团漆黑,应该理性地评价我们生存的社会。这是我们改革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与出发点。
    
     (2006年1月16日星期一於北京香山)◆(《北京之春》五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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