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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民工调查:一个工地有两成人吃剩饭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2006年4月30日)

■核心提示
      前不久,因透露自己吃工头剩饭的生活境遇而被勒令“下岗”的农民工,通过有关部门的帮助,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然而因此引发的关注和思考却远没有停止。
       目前的很多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大都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能不能拿到报酬让他们时时担心,饮食卫生差、工作强度大、生活环境恶劣等更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存难题。 (博讯 boxun.com)

      农民工,作为美丽城市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五一”这样举国欢庆的节日并不能带给他们多少欣喜,他们期待着这个城市能像他们建起的摩天大楼一样,充满温暖,充满感性。
      本报记者蹲守多日,对农民工们进行了深入采访,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平常的故事,然而却在节日前夕,让人们的心中多了一份无奈与牵挂。
    

  现状
      4月20日早晨,天刚蒙蒙亮,通州区梨园城铁旁的某商场建筑工地宿舍里,54岁的农民工李忠建起床了。他一边挨个招呼同睡的工友起床,一边简单地洗脸直奔食堂。对他而言,一天繁重的劳动就要开始了,而那难以下咽的伙食更是让他心里犯怵。
      早餐俩馒头一碗粥没米粒
      这是一个平常的早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忠建习惯性地来到了食堂,去领早餐。
      早餐是两个馒头和一碟咸菜,还有一碗基本没有米粒的粥,“天天早上就吃这个,吃这些东西要工作到中午12点”。他一边蹲在宿舍门口吃饭,一边和工友们说着话。没到10分钟的时间,早饭吃完了,他和工友们匆匆回到宿舍,戴好安全帽,拿上工具,出发了。
      “6点前要开工,到工地还有十多分钟的路。”李忠建和工友们做的是商场建筑的地基工作,这种工作强度很大,他主要负责钢筋水泥浇筑,作为楼房的基础工程他们一点不敢怠慢。通常,他们下午一直要高强度地干到晚上七八点钟,而每天的工资只有30多元。
    

  午饭生绿芽土豆从不去皮
      这几天,正赶上北京的沙尘天气,老李和工友们在一上午的劳动之后,满身灰尘,来不及洗脸,就急匆匆地去食堂打饭,然后挤在路边,开始吃饭。“我们中午大部分都是在路边对付一口,不然就是十几个人在宿舍里把菜放在地上吃。”
      老李说,他们中午吃的主食依然是馒头,菜是土豆块。“吃的土豆从来没有去过皮,只洗一遍就下锅了,洗完菜的水全是泥汤子。”一位农民工指着菜里的土豆说,现在都春天了,工地食堂的土豆都长出了绿芽,但是因为工人多,食堂师傅就只是把绿芽掰掉了事。“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也知道土豆生芽是有毒的,但在工地里没办法,强挺着也要吃,不然饿着怎么干活?”几个农民工无奈地嚷嚷着。
      “几乎全是每个季节里最便宜的菜,白菜、菠菜和土豆是常菜,汤多菜少,每十天才改善一次,改善就是菜里放点肉。”工地的食堂大部分建在灰尘满天的工地现场,工人们说,他们一天要干12个小时以上的体力活儿,每天的伙食又都很差,根本吃不消,更谈不上有什么卫生标准了。
      “食堂的饭菜就是能填饱肚子不饿,前两天,我们就在菜里吃出一条一米长的绑袋子用的布条,当时就不想吃了,可是为了坚持干活,强忍着也要吃完饭。”一位工友说。
      “我们现在吃的米饭刚从食堂里打出来时就能闻到一股霉味,在米饭里吃出虫子一类的东西天天都会发生。”一个工友说,“就是这样的菜汤,中午剩了,食堂的师傅也要藏起来,晚上兑到新菜里还给我们吃,不然包工头看见他把剩菜扔掉,就会大骂他一顿。”
      
    

  晚饭8名工友“改善伙食”   
    
    来自河南睢州的农民工刘师傅等8 人,20日晚上早早回到了宿舍,他们都没有去食堂吃饭,因为他们中午约定大家集体“改善”一下伙食,一会儿工夫,一位工友从外面买来了两袋花生米,还有一盘鸡肉和一瓶白酒,“这顿饭一共花了25块钱,我们10天左右就自己买一次,算是解解馋,工地的饭菜太难吃了”。
    菜就放在宿舍的地上,大家顾不上去洗洗手,便打开了白酒,把简易酒杯倒满后,开始边饮边聊,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顿晚餐是很满意的。
      

两成农民工吃过饭店剩菜
    
      21日中午,工地上的5名来自安徽蚌埠的农民工围在一起,蹲在路旁吃午饭。与其他工友不同的是,他们吃的主食馒头是从食堂领来的,可是菜却是从旁边饭店要来的剩菜。
      有位张姓农民工告诉记者,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要6元,这样中午的饭钱就可以省下来。“吃这种剩菜也不错,比工地的白菜汤有滋味,要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拿它喝酒!可就是担心,说不定哪天就得肝炎了。”据他介绍,整个工地有两成左右的人吃饭店的剩饭维持。
      农民工的衣服大都是别人给的,一位近六十岁的老民工很尴尬地说:“干粗活的,一天赚不了几个钱,哪能买衣服呢,人家不要的衣服给我了,我就留着穿。我们农村来干活的,衣服有件穿着就成,也没有啥讲究的。别人不要的,穿剩下的我就留着。”
    

  工地食堂卫生令人担忧
    
      由于工地食堂都是临时性建筑,规模、条件参差不齐。记者发现,不少工地食堂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卫生状况不容乐观。21日下午,在朝阳区朝阳北路某工地农民工生活区,靠近院门的左侧,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伙房里,一名炊事人员正在一块横放着的木板上面切白菜。尽管已经洗过了一遍,但洗完白菜后的水依然浑浊。旁边的一个水泥池子里盛放着半池水,池底有一层黑乎乎的泥。
      炊事人员介绍说,池水是平日的生活用水,是用水管从别处抽来的。
      令记者吃惊的是,这个如此简陋的建筑竟然是整个院内唯一的“伙房”。谈起工地食堂的卫生状况,来自安徽的李文民(化名)说:“冬天情况还好一些,夏天那些冬瓜放在地上苍蝇爬来爬去,有时候师傅连洗都不洗,一下就放到锅里了。”
      晚上6时半左右,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的一家工地食堂——五六平方米的伙房,似乎是刚做完晚饭,锅里面的水还冒着热气。正对着门的两堆砖头上摆放着一块长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个装有米饭、菠菜的绿色大盆,没有遮盖;旁边的蒸笼里是一些馒头,墙角堆着几袋面粉和一包白菜。在记者走访的近10家工地食堂里,有半数以上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多数无健康证。
      

感受
    
      城市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对农民工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位农民工说,来北京打工两年,没去过伟大首都的天安门,不敢出门,不仅因为口袋中没钱,还因为城市人“冷漠嫌弃的眼神”。“同样是人,我们在给他们盖高楼大厦,让他们住,他们却这么对我们,我们真憋屈啊!”这成了农民工不敢说出的心痛。
      

打工两年多没去过天安门
    
      来自黑龙江的赵晓龙(化名)今年29岁,他已经有11年的打工经历,因为他大部分做水泥灌注的活儿,所以经常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有时半夜通知我去浇注,就要爬起来赶到工地加班,一般早上六七点钟完工是很正常的”。
      每天工作要在12小时左右,闲暇时就是在工地附近转悠,从来没去过市里。“来北京这么久,都没去天安门逛过,等发了工资我一定好好去市里玩儿一天,我从小就向往着去天安门看升国旗。”说这话时,赵晓龙微笑着,脸上露出无奈。
      李国武(化名)比起赵晓龙还算好,他比较喜欢利用闲暇时间出去逛,一次坐公交车,他上车后摸摸兜,发现没带钱,没办法他只好往车的后面钻,因为车挤,半个小时的车程乘务员也没有查他的票。“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惭愧,我可是第一次乘车没买票啊,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事情了。”李国武说。
      

业余生活就是睡觉和闲聊
    
      城市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与农民工是无缘的,业余时间少,收入不高,“用睡觉、聊天来打发时间最合适”。40岁的河南睢州农民工赵某,被近几天频繁的加班搞得一脸疲惫。
      他说:“白天拼了命地干活,晚上一闲下来,就想家。可也没地方好去,就只好和工友到街上瞎转,散散心。”
      民工工棚里没有电视机,甚至没有一本书。很多人都是扔下老婆孩子出来打工的,为了挣点钱,让家里好过一点,“再苦、再寂寞也只能忍”。
      农民工靠讲黄段子减压
      很多农民工都已经娶妻生子,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的妻儿并不能跟随他们来打工。来自安徽的张志结婚5年了,但在家呆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过年过节才能回趟家,和媳妇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其他时间都在外边打工。他说:“想媳妇,咋能不想呢,想也回不去啊,就只能想想,有啥办法呀。我想过一阵子手头松了,就把媳妇接来和我一起打工,两口子一起忙活,有个照应,还能唠点知心嗑儿。”
    谈起和媳妇分隔两地的问题,38岁的老李红着脸说:“啥不好意思的,谁不想夫妻俩在一起啊,可条件不允许,咱们就只能讲讲黄色笑话,这有啥不正常的?”
      “我听说城里的干部职工,每年都享有休假时间,两地分居的夫妻能享有探亲假,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工,可望而不可及啊,每天繁重的劳动和生活的压力,再加上长期不能与妻子团聚,过不了正常夫妻生活,发生性犯罪也是有的。”一位农民工严肃地说。
      

城市生活压抑感难以驱除
    
      来自河北的李新(化名)今年40岁,已经进城做工几年,他说:“我没啥文化,看到有人的眼神里带着轻蔑,心里就特不是滋味,好像我们有啥传染病似的。我们是农民工,可我们也是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啊!”老李的诉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到街上溜达,别人一看到我们是民工都躲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到高级的商场去转悠,商场的人都防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去偷东西的。挤公车的时候也是这样,都刻意离我们远点。好像我们就不可以坐公车似的。”一个工友附和着说,“同样是人,我们给他们盖高楼大厦,让他们住,他们却这么对我们,我们真憋屈啊!”农民工说,走在路上频遭白眼,那感觉真难受,让人心都凉了。
      

体验
    
      睡觉对重体力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然而对于农民工们来说,那睡前想家的煎熬,苍蝇蚊虫的叮咬和浓重的霉臭味,却成了每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个工人,每个月不得上几次肠炎,就过不去夏天。”一位老民工说话时语气格外沉重。
      

宿舍里霉臭味十分浓重
    
      建筑工地的住宿条件简陋得让人难以相信。农民工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内,狭小的屋子,密密麻麻的床铺、肮脏的铺盖、不完善的通风设施,农民工赵晓龙所住的房间在宿舍简易房的一楼,晚上一盏15瓦的灯泡发出暗淡昏黄的光,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内,共摆有8张上下铺的“床”。
      宿舍内除了木板床没有其他任何设施,床板则由几块木板或竹板并排钉在一起,有的床板上还有薄薄的旧海绵床垫,其上面铺着床单,最上面则是一床多处有缝补痕迹、遍布污垢的薄棉被。整个房间散发出潮湿发霉与汗臭味相混杂的难闻的气息,夹杂着屋内的人体气味。苍蝇、蚊子在工棚内乱飞,赵晓龙说:“这屋子里住了十多个人,夏天晚上屋子热得像蒸笼,睡觉都喘不过气来,不过住久了也就习惯了。”
      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让工人们常常感到眩晕。“当工作到10个小时以后,大脑会完全没有反应,工作完全变成机械的了。”来自内蒙古的李国武说。
      

最担心过夏天的日子
    
      “天气马上就要热了,又到了我们遭罪的时候了。”民工赵晓龙说话时眼里充满无奈,“夏天三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度,我们要坚持干12小时的重体力活,一般人是没法想象的,晚上回到宿舍,一身臭汗和灰尘,还没个地方去洗澡,宿舍里热得要命,窗户全部打开,晚上还要忍受一夜的蚊虫叮咬”。
      夏天是传染病和各种疾病的多发期,一位老民工说:“每个工人,一个月都要得上几次肠炎,病了还舍不得花钱买药,只有挺着。每年年末回老家,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外面赚钱了,乡亲们很羡慕,可我们的心里是酸酸的。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这些情况。”
      

困惑
    
      54岁的他身在病中,还要在工地上打工挣钱,因为他想给老伴治病;40岁的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他心中的一座大山。
      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艰难地挣扎着,努力地追求着,他们渴望孩子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在高额的学费面前,他们的梦变得有些苍白。
      

辛苦做工为给老伴治病
    
      晚上收工后,李忠建卷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向记者讲述了家庭的困窘。“两个儿子刚刚结婚,欠下近三万元的债务,靠在家种地没法还上,所以只能到工地做体力活。老伴在家中打理家务,还患有角膜炎,始终要吃药,我每个月的工资仅够她治病,我已经在这里干了两个月了,赚了1000多元,包工头只给了100 元零花。工资何时能兑现,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气管还不好,要天天用药顶着,每天吃药在工地连开水都没有,所以只能就着凉水把药吃了。”在工地上,好多工友得了病都不敢去药店买药,“吃药实在太贵了,如果胃疼,我们就到食堂和师傅要点生姜吃,这样也就算治病了”。
      李忠建老人有些激动地说:“现在,我欠下了这么多的债务,不知道我不能动弹的那天,能不能还上债,我们现在一年的工资,可能只是城里人的一顿饭钱,可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被拖欠,我想不通。”据他讲,去年他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年终时,包工头只给了1000元钱。
      

没签合同工资经常没谱
    
      来自河北保定的农民工李奇福(化名)今年53岁,因为家里耕地少,所以每年春节后他都出来打工。“我们一起来的工人有100多人,全是保定的,我们都没有和工地签劳动合同,现在每月包工头给100元到200元的零花钱,工资要等到干完这个工程才能开。”
      “我们农民也不懂法,签了合同又有什么用呢,到时候不给工钱还不是一样?”来自内蒙古赤峰的李国武说。据他讲,他们春节后就来这里打工,现在每个月工头就给50元到100元的零花钱,这连买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够,有的工人发了钱之后就几个人合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因为工地的饭实在太难吃了”,前不久,一位工地的瓦工着急回家种地,干了两个月挣了2000多元的工资,包工头只给了500元。没办法,回家种地很急,他只好拿这些钱回家了,“剩余的工资就算黄了,因为家都在外地,谁能因为这点钱整天跑来要呢”。
      

孩子教育成了普遍担忧
    
      大多数农民工的愿望很简单,能挣钱、多挣钱是第一位的。据统计,农民在外务工收入为在家务农收入的2倍多。虽然生存境况比城市人差很多,但在家乡,他们仍是被羡慕的对象。
      一位40岁的农民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自己一人在外打工,妻子在家里对孩子管教不好,怕把小孩耽搁了。”一位农民工家里有两个孩子,他很想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学,又没有经济能力,他希望孩子能好好上学,最好能考上大学。
      对于孩子的学费问题,他表示,凭自己在城市做建筑工的收入,是无法负担的,他希望孩子能来到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贫困似乎很难改变。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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