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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朗顿珠:我请中央速决策,不拘一格迎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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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4月18日)
    
    

索朗顿珠 发布时间:2006-4-18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制度,距今已历十四世、六百多年,即使自第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算起,亦已四百六十多年,较之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历史要久远许多。西藏庞杂的活佛体系里,达赖喇嘛世系,论世代,并非最多;论资格,更非最早;论命运,历辈至尊多尝艰危,十四达赖喇嘛更是流落异域四十余载至今不得归国返乡,尤其谈不上平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达赖喇嘛成为举世公认的,西藏活佛世系最重要的一脉、最耀眼的明珠,不仅受到藏传佛教信徒的虔诚奉戴、西藏民族的由衷敬爱,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关注与尊重。这是为什么呢?藏传佛教的圆融通达、西藏民族性格与文化的谦恭淳厚、历代达赖喇嘛的福德圆满、中原政权的扶助拱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开明与魅力、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中国社会的开放转型,等等,都是达赖喇嘛世系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民族、中原政权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西藏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关系,是极为关键的核心原因。
    
     至迟自“伟大的五世”,经卫拉特蒙古驻藏实力派与满清皇室轮番扶持,西藏政教大权逐步集中于达赖喇嘛,形成政教高度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从此,西藏民族与达赖喇嘛世系之间,除既有的宗教联系,又增添更具刚性的政治联系,两种联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创造出人类历史罕见稳定的政权实体与社会制度,它虽然在西藏本土戛然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但在西藏本土之外则延续至今,并已初步实现现代化民主转型。“甘丹颇章”的“噶厦政府”作为西藏民族历史最后的专制政权,和同时代的其它传统政权一起,经历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任何一次政权更替的近代社会大变革,在“西风东渐”、 “中原陆沉”、“藏边日蹙”的大背景下,既曾努力坚守西藏与中原中央政权的传统联系,也曾穷极思变试图另辟蹊径;既表现出抵御外侮、学习先进、维护民族利益的进步性,又不免拒绝变革、固守旧习、危害民族前途的保守性。保守与进步兼备的双重性,使“噶厦政府”一方面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流亡异域而失去西藏治权;一方面又痛定思痛与时俱进,在“民族、宗教”诉求之外,适时提出“统一、自治、民主”(西藏统一于中国,西藏于中国之内自治、西藏之自治采用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思想)的主张,积极寻求西藏地方与中国、西藏民族与汉族、中国人民与执政党实现双赢、多赢的“中间道路”,在强调“和谐、发展、开放、民主”的当今世界,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
    
     “甘丹颇章”的“噶厦政府”命运究竟会如何,人民与历史自会给出答案。本文所要提请注意的是,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民族、中原政权之间悠久深刻的政治联系,是五、六个世纪以来任何历史转折关头,继承和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原中央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传统联系的基石。假如没有达赖喇嘛世系作为纽带,则几百年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藏与中原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将比今天更加难以书写、更加难以达成共识。尤其不能忘记,虽然十三、十四两世达赖喇嘛主政西藏时期,正值西藏和中原由封闭到开放、传统到现代、贫弱到富强、专制到民主的现代化转型之际,致使这一时期成为西藏与中原内地、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情况最为复杂、变化最为剧烈、矛盾最为频繁、协调最为困难的时代,但也恰是在这一艰危阶段的中期,即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掌西藏“噶厦政府”之时,一部确保西藏归属中国,同时也确保西藏继续享有传统自治地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文本——《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经由双方协商而宣告诞生,在人民共和时代,上演了自蒙元以来的第四场“主权”换“治权”的旧戏(其它还有两次是满清、民国)。拥有绝对的巨大军事优势的中共,之所以要极力促成《协议》,主要原因无疑出于以下两点:以条约形式对政权关系、民族关系赋予合法性,已经成为世界通则,国际社会不承认不具有现代法律约束的政治结果;对西藏“噶厦政府”合法性的承认与重视(亦即对暴力废除西藏地方合法政府的顾忌),并意图借助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地方政权的权威,确立中共新中国之西藏主权的合法性,便利中共军队顺利进藏、驻藏。《协议》签署后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确实合法有效地掌握着西藏治权,通过签订决定西藏民族前途命运的《协议》,使新的中央政权得以确立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西藏主权,并至少在法律条文上继续保持着西藏的治权,这也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中共领导人采取“和平谈判”政策的远见卓识。
    
     近代世界历史的客观事实证明,传统专制帝国及其各民族关系的前途,既不取决于强调民族联系之悠久绵长的“历史论”,也不取决于鼓吹民族关系之亲密友爱的“兄弟论”,更不取决于标榜民族援助之丰功伟绩的“解放论”、“发展论”,而是唯一地决定于专制帝国的民主化与民族关系的平等化,决定于公民权利的落实与各民族核心利益的保障。《协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具有传统联系的西藏与中原政权、西藏民族与中原主体民族之间,更具体而言,是近代弱小的西藏、西藏民族与强大的中央政府、主体民族之间,达成的第一个具有条约性质的现代法律协议(它也是现代中国“一国两制”的最初版本),虽然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形式、内容都未臻完美,但“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和谈原则,以及通过谈判解决矛盾冲突的对话协商模式,为此后任何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巩固、协调双方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资源。
    
     事实当然不止如此。在走出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形成稳定的现代国家之前,由历史与传统延续而来的一切,仍要不断变化、博弈、反复、更新,发生在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五九年事变”即是明证。然而,不论后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西藏主权的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依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对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之西藏全区的和平归属、藏汉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幅员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之现代中国的建立,十四世达赖喇嘛有其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他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之一的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客观评价与充分肯定。实事求是地肯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缔造现代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是肯定西藏民族在缔造现代中国方面历史功绩的逻辑前提,是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断与肯定《协议》(在西藏归属当代中国方面)历史地位的内在要求,因为西藏、西藏民族与现代中国的政治联系,恰恰主要经由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厦政府”建立起来,并藉《协议》的签署获得合法性。假如缺失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一环,西藏、西藏民族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政治联系,难免不变得牵强附会、疑窦丛生、莫衷一是,这在“合法性”将越来越成为一切政治权利基础的开放社会,对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绝非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
    
     达赖喇嘛世系与西藏、西藏民族血肉相连、精气相通,任何试图通过漠视或诋毁来破坏这种贯穿于个体信仰、家庭生活、民族心脉之联系的做法,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派势力,都无一例外遭到失败,至今如此,未来亦必相同。否定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的历史地位,其深层后果只能是动摇《协议》的权威性;《协议》权威性的可疑,加之“革命”权威性的枯竭,势必令现代中国之西藏主权深陷双重合法性困境,这即便不构成腹心之患,却也绝非癣疥小疾,更何况“合法性困境”是开放社会最致命的危机。“回到《协议》!”,更准确的说,“新的《协议》!”,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巩固与创造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面向开放社会的藏中(央)、藏汉关系的要求,是实现藏中(央)、藏汉“平等互利、和谐双赢”的必由之路。否则,一旦尊者离世异域,“后达赖时代”的多元化发展,将令中央政府失去可以号令全藏、左右全局、创造历史的合作对象,严重削弱获得开放社会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依据的可能性与权威性,陡然增加在藏主权的破坏风险与巩固成本。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势必严重伤害信众宗教感情、严重伤害西藏民族感情,根本颠覆西藏民族与中央政府、执政党、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最终危及西藏民众对现代中国的认同感,危及执政党在西藏的领导地位,危及现代中国之西藏主权的合法性,将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与深切遗憾。同时,这一事件势必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与谴责,将对中国政府、执
    政党的形象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这一切又将转化为沉重的社会矛盾负担,放大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不可预测性,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毫无疑问,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安危,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局,必须引起国家最高部门、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必须拿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勇气来面对、筹划,尤其要认识到,这一旷世个人悲剧、民族悲剧、人道悲剧一旦发生,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利,所有人都将成为失败者,因为“委屈与绝望”点燃的烈焰必将席卷一切!即便中国继续保有西藏主权,它获得的只能是一个彻底失去信赖、失去希望、失去快乐的,死的西藏。是的,一旦尊者不能在有生之年归国返乡,西藏不是在悲愤中燃烧躯体,便会随逝者而死去灵魂——即便仍然天蓝云白、山高水长,但你将再也看不到那令人怦然心动的谦卑与温情。——谁要那死的、物的西藏,就让他拿去好了;而那活的、神的西藏,将永远与尊者同在!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国朝圣的愿望,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罕见的善意回应,让人平添许多期待。一位年过七旬的世纪老人,一位信教民众望眼欲穿的精神领袖,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伟人,单从人道主义立场、满足国内信众愿望、改善政府国际形象的角度考虑,也该早日允准并主动迎请。何况十四世达赖喇嘛持守“中道”,不仅关心西藏民族的幸福,也同样顾念中国其它同胞的福祉,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之际,能有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宗教领袖,抛开历史恩怨与个人得失,主张并致力于谋求中国各民族、各政治力量、各利益集团的“和谐共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福气。而且,在台湾回归问题陷入僵持化、长期化,难有作为亦罕有重大变故的前景下,及时转移重点,将“西藏问题”纳入国家决策范围,争取有所突破,并配合南亚战略的实施,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况且“西藏问题”的进展,必然刺激“台湾问题”发生变化,“以藏促台”未尝不可。
    在西藏与现代中国之间,尊者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不可能绕开的结,它可以是一座桥,把两者紧密连接,作用超过十条青藏铁路;也可以是一座山,把两者重重隔离,难度高过十座喜马拉雅。著名学者、西藏问题研究专家王力雄先生形象地喻为“钥匙”,深以为精当。当“钥匙”主动送到手里,掌握中国命运的公仆们,他们有勇气与机遇,拿起、并打开通往“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国家和兴”之路的大门吗?西藏与中国内地能够在“平等、自治、民主”基础上,通过现代化转型建立自愿、稳定、紧密的联系吗?尊者十四世达赖喇嘛究竟能否实现回国朝圣的夙愿?
    
     “花开堪折直需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我们拭目以待。
    
    
     索朗顿珠(Sonam Dhondup)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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