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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逃之夭夭——中国《法律》有漏洞?/巩胜利
(博讯2006年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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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聚焦】:
     新华社2006年4月1日电:“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于3月31日被广东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处余振东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余振东是新中国开国57年来抽逃中国银行4.83亿美元案“中国第一巨贪”主谋之一,按照余振东2005年8月以来在江门被法院审判的常规,余氏对其所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并当庭表示全部认罪“感谢国家”,余氏将肯定不会提起上诉,那么12年将很可能就成终审结果——余振东,果然当着13亿中国人的面、被坦坦荡荡的当然放生…… (博讯 boxun.com)

    
     2005年7月11日,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抽逃8亿美元(其中涉及余振东4.83亿美元)案的第一主谋许超凡、与同伙许国俊及其妻子们在美国落入法网并受到美国内华达洲联邦法院推迟到6个月后审判。2006年1月31日,美国司法部对外宣布,正式对中行前开平支行两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及亲属共5人提起诉讼。中国“开国第一金融案”再次引起全球的聚焦,而中国13亿人上下则更关注、在不久的将来开平金融案是否全部被遣返中国、接受中国法律审判和杀头?“中国金融第一案”,充满了当代中国历史的“第一神秘”、“第一曲折”和难以数尽的共和国之最,充满了引暴中国13亿人、57年以来、和未来中国生死“游戏规则” 重大变化和抉择……
    
贪官逃之夭夭——中国《法律》有漏洞?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家)
    
     2006年1月31日,“中国金融第一案”的第一主角许超凡及同伙主谋许国俊首次在美国受到联邦司法部控诉,但许氏二人并不承认在中国有犯罪行为……现在是:不管是“杀”、还是“不杀”二许及余振东,他们都注定毫无疑问的改变了中国法律的过去——57年、5000年来对中国“国家贪官”的所界定的所有游戏规则。有5000年璀灿、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看着坦坦荡荡的中国“第一贪”而活生生的就放他一命、让他生还——这是余振东改变了中国《法律》的游戏规则,还是中国《法律》改变了余振东——这需要由现在、未来和中国13亿人来加以说明和用心去理解了……说余振东改变了57、5000年中国,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但这又的的确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在今日中国发生着,正在继续发生着这5000年来不曾发生过的一切………
    
     他是一个改变了中国“死囚”规则、自己不被杀头的第一人;他是犯下57年以来“中国第一贪”、4.83亿美元巨案人之一,他绝对是“被杀头100次都绰绰有余”的死罪,他却有99.999%的绝对大可能不被杀头;而那些比他轻10倍、100倍、中国57年以来、未来所有的“贪官”们,因之将可能改变被中国法律判处“杀头”的规则?他改变了中国法律注定要被判处“死刑”“杀头”、却不被“杀头”的游戏规则,他还极有可能改变中国所有“贪官”800万人的根本命运,他更有可能改变中国13亿人、使用和享受中国法律——废除“死刑”现在和未来的方向……
    
     中国开埠第一巨贪案、4.83亿美元——开平案,爆发超过四年时间,直到主犯余振东2004年4月8日自美国遣返回中国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人受到中国法律的任何惩除和制裁。余振东,是“开平——4.83亿美元案”三连环中、最关联的中间一环,美国政府把他遣返中国,世界的目光也跟著他、关注着来到中国,看着中国57年以来、绝对的“中国第一巨贪案”,而他又只能受到中国法律绝对有限的轻判,这对全世界的人们、眼睁睁的看着中国法律去改变中国“死囚”的游戏规则,中国所有超过500万人的贪官命运,也因之可能发生源头的根本改变吗?
    
     但他现在却必须事后被放生,甚至连中国《刑法》、中性的处罚治罪都不可能使用了,这给中国形形色色800多万、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树立一个永恒、历史不朽的前车之鉴。因之,这可能改变中国国家《刑法》的规则——对贪官还有“死刑”可以来执行吗?还有可能改变中国超过800万贪官的根本命运,余振东等4.83亿美元都不被“杀头”,那么所有中国的贪官们还可能有“死刑”这一处罚的罪行可以使用了吗?“中国第一巨贪“余振东、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不仅完全改变自己腐败得来的财富和不被杀头的命运,而且还有可能改变中国《刑法》、中国20数年以来超过800多万贪官、及13亿中国人、中国《法律》死刑等未来的命运!
    
     到新中国57年来至今——2005年2月23日为止,美国官方联邦调查局(简称FBI )国际执行局局长Thomas V.Fuentes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才开天辟地的说:“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参见2005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美联邦调查局高官称美会遣返所有中国外逃贪官》一文) 而“中国第一贪”——余振东依然是中国57年以来、自美国遣返的第一个、唯一被遣返的中国贪官,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所表示对贪官“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是给13亿中国人画饼充饥、还是重演丹麦童话《皇帝新衣》的历史活报闹剧?《美联邦调查局高官称美会遣返所有中国外逃贪官》是真的吗?还是在另一个57年之后……
    
     [事件]:公元2004年4月16日,中国至今最大金融犯罪案——“抽逃、窃取”国家银行资金4.83亿美元主犯之一、余振东自美国被遣返回中国。于振东,是该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新中国57年以来、第一次自美国将“贪官”遣返回中国的一个,还是至今在中国所发生的最大一例金融犯罪案的关键人物。中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向全球发布了这一惊天动地的重大新闻。
    
     余振东,中国57年来自美国遣返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国57年来第一大贪官。
    
     [学者评论]:余振东被遣返中国,引起全球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中国与美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的历史性重大突破”。但这种57年来的历史性突破,能给中国、美国两个国家之间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变化呢?有什么更深远的国家与法律的意义呢?然而,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拭目以待。
    
     [事件结果]:在余振东被押解回中国之前,他已经被美国拉斯维加斯地区联邦法院按照美国法律以“诈骗罪”判处144个月的监禁和3年监管。但因中国与美国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双边司法相互认定的法律公约,美国国家的司法认定及定罪只适用于美国境内,当罪犯余振东被遣返至中国境内时就自动终止,余振东将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则,被重新认罪、定罪,重新进入中国的司法审判程序。却不能用中国《刑法》进行正常的审判,成为中国13亿分之一个列外、唯一一个例外者。
    
     据中国媒体采访遣返余振东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局长罗伯特·米勒透露,就余振东遣返达成“中美双边协议”的文件规定,有三个先决条件:及“余振东如果在中国被重新起诉,对他判刑的刑期不超过144个月,不受到拷打、不被判处死刑”。这是中美两国政府的双边的“共识”,也是双方“症结”的源头所在。
    
     [尖端焦点]:中国媒体《南方周末》在当期报道此事件时说“按照余振东贪污挪用的巨款,他被判10次死刑都绰绰有余”。没错,这是按中国法律——这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来审判余振东一案的必然结果。但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却历史性、根本无奈了。若按“中国金融第一案”4.83亿美元来具体匡算和量刑,那么中国56年来、几乎所有的贪官都可能不存死刑或被绳之以法了……
    
     中国57年来的余振东一案,到2004年,不仅不能按中国法律惯例和游戏规则来审判了,甚至连国际惯用的“终身监禁”也绝对不可能实施了,且窃走中国国家现金4.83亿美元,也只能是12年以内的刑期。这里,出现了与中国乃至全球各国司法、法律界“一系列”尖端、惊天动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性重大冲突问题:
    
     1、余振东案,只能按“中美双边协议”来由中国司法来重新审理。对余振东重新治罪,也只能是中国《刑法》或国际惯例犯罪、量刑罪期的1%、1‰不到来判定、治罪了。那么,相比中国至今、历史上所处置的最大“金融贪官”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因受贿115.14万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朱晓华(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小华,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期间,因受贿赂数百万港元,被判15年徒刑)、梁小庭(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先后四次收受许超凡、余振东等264.99万港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此案是中国金融高官量刑最重的一例判决)刘金宝等等,及中国所有的金融贪官、党政贪官,都成了与余振东案之比、天上与地下两极的“冤屈之鬼”。
    
     中国,一个反映这个国家根本公正、公平的国家及有关一个人生与死的国家法律,能这样来对这个国家、全部的“金融贪官”王雪冰、朱晓华、梁小庭之流等等,一网打尽、全部被“严打”,而只放纵56年以来、造成中国之最、80多亿人民币“第一金融案”中的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注:这三人,分别是一任、接一任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市支行的行长)等却非要中国法律从轻发落、却要绝对放生这些不劳而获的罪犯吗?
    
     2、余振东从美国被遣返中国,与其说是对中国“贪官外逃”57年来重大的历史突破和最大震慑,倒不如说是全心全意的鼓励中国贪官跨世纪的“全部外逃”?!这是因为,中国“贪官外逃”不外乎有两个根本的结局:㈠是能逃则逃,至少也完全可能成功的逃之夭夭、而当然逃脱或避免中国法律的严酷制裁!㈡是若真被美国当局抓获,也是只能判处中国法律治罪的1%或减至更低到1‰甚至极低的罪行、而最根本的是放虎归山!?这,是一种悖论,需要国家法律来加以调整。
    
     与“中国第一贪”余振东等三人相比,王雪冰、朱小华、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安徽省副省长。而后三人是已被中国法律执行死刑者)等等、中国57年以来所有的贪官,甚至连余振东罪行的九牛一毛都不如,中国法律能这样绝对天下不公的来判决吗?若真要这样审判,那么对中国13亿人及中国57年来的所有贪官、有最最起码公的平吗?
    
     对当今中国社会,“党政腐败”爆发期及中国社会,因体制有漏洞、不健全、有机会腐败的所有“官员”们来说,对“贪”、最根本的开花和结果是:不惜一切都要“外逃”,如不外逃就可能象原中国“人大”副主任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那样被当然杀头的下场。最最起码,若外逃成功了,还可能永生;就是外逃不成功被美国当局抓获,就是被遣送回中国(但自美国遣送回中国的“贪官”,机率亿分之一都不到),也根可以根本免除了中国法律的严酷“死刑”!
    
     3、有著名学者“一鸣惊天”的分析说:“这真是13亿人为一人啊”,就因为遣返了中国“一个、极个别、极极个别”、13亿分之一个“贪官”,却要造成了中国国家、成千上万的“贪官”、举世永远的不公正、不公平?其结果与事实上造成“鼓励中国贪官外逃”,岂不让中国所有的反腐败举措与策略努力更加难堪、功亏一篑?!有资深学者分析统计:中国20年来、累计超过800万人各类的“贪官”,是让这些“准外逃贪官”和“已外逃贪官”蠢蠢欲动、还是喜出望外?据新华社《环球》杂志2004年第4期《美国反腐败禁令能帮中国多少忙》(作者:支林飞)一文透露:对贪官外逃,“每年能引渡回中国的仅为5名左右,这些贪官仅2000年外逃资金就有480亿美元”。
    
     57年来的中国法律,太需要刻不容缓的进行重大、历史性根本的调整修改了,以从源头来杜绝中国“贪官”外逃,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国际社会紧密接轨。
    
     4、惩治跨国腐败犯罪、签署《联合反腐败公约》、进行《中美刑事司法协助》等等,这要求中国的法律也要取得根本、重要源头的重大突破。如取消“死刑”,将中国《刑法》的刑期规则,延长到30年、50年、80年、100年甚至更长,让法律充分使用所有的“人生”期限;再如美国法院判决,中国司法要全力搜索、侦破协助、尽可能提供所有的“罪证”,让美国法律当然的制裁罪犯;再如中国法律可以先行与美国“经济犯罪”法律全面接轨;如美国法律判决之后,就当然接受美国一系列的法律制裁,美国司法界就应该当然的处理其所有的善后(包括刑期届满之后);美国与中国的法律,不按中国法律来处置,就按美国法律来处置,全面衔接只选其一等等等。
    
     有尖端理论研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刑法》可使用的空间与刑期资源太有限,才导致、造成中国死刑、与不文明法律刑罚的层出不穷。延长中国《刑法》可使用的空间和刑期,还可以加速中国《刑法》以人为本、更广泛的与国际社会接轨,使中国法律、《刑法》走上真正的文明轨道。也是实践中国新《宪法》中“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等精神的身体力行。
    
     中国法律需要真正、全面的与国际社会接轨。WTO,让中国加入到“国际大家庭”,而中国法律却与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法律、规则根本相冲突。在法律规则上不能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社会接轨,受损害最大的只能是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需要全面进入国际社会,需要有与国际法律、司法接轨及全面的国际生态环境。
    
     5、这起震惊了整个世界、令全球业界搪目结舌的“金融第一案“,应验了著名国际金融家、金融大鳄索罗斯对中国金融界的判断:“就金融体系而言,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与明天,中国还有很多事要做。中国的金融规则,尤其需要有阳光化的机制。
    
     中国法律的无奈 这起爆发于中国21世前后的“金融第一案”犯罪,令中国《刑法》却显得格外无奈。全球的新闻媒介对该案的称谓更是五花八门:有称“监守自盗案”、也有称“抽逃资金案”、更广泛的则冠以“盗用资金案”等等,但这些似乎都与中国唯一“犯罪”的法律《刑法》“金融犯罪”而根本无关。据查,中国《刑法》有“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货币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下共38个“金融犯罪”罪名条目,却唯一没有、象这三人一伙将中国境内银行的4.85亿美元调往海外、归自己所有的“金融犯罪”的罪名。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至今、唯一治罪的法律——《刑法》中的“金融犯罪”目下,却没可以将“中国金融第一案”——4.83亿美元不翼而飞可以治罪、任何对号入座法律条款与罪名。
    
     开国57年来“中国第一贪”之一余振东被遣返、审判了,倘若余振东们真按中美达成“协议”不被“杀头”,那么从中国57年以来与未来,还有可能对其它贪官们实施“杀头”的中国《刑法》了吗?哪怕是一例也有可能吗?现在还有一个更严峻、现实的重大问题: 倘若有一天,“开平4.83亿美元天案”所有的贪官包括许超凡、许国俊及中国银行江门分行行长赖敏们全都被“遣返”要在中国被绳之以法,怕其结局与治罪也不可能超出余振东的“前车之鉴”,那么对已经被杀了头的中国所有的贪官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们,被判无期徒刑的梁小庭、赵安歌及12年徒刑的王雪冰等等等所有外逃的巨贪官员们,岂不成了中国历史上永远的“冤假错案”?
    
     6、4.83亿美元的世纪谜雾 全世界众所周知:“中国金融第一案”的标的是4.83亿美元,而2005年8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审理余振东案却给出了另外一组数字:“被告人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违规占用、伪造帐册手段,侵吞公款8247万美元;采取假借、企业申请贷款名义,套取挪用巨额资金合共1亿3241万2540美元,人民币2亿7312万62188元,港币2000万元。”即:
    
    8247万美元+1亿3241万2540美元+2亿7312万62188元人民币+2000万元港币
    
     这就是说,按广东省江门市地方检检察机关以上全部数字加减,本案也只有近2.5亿美元总额,而与中国最高官方公布的4.83亿美元数字相差2.3亿美元近一半的距离。还有2.3亿美元哪里去了?
    
     结论: 还有一个颠覆不破的历史事实是:“引渡”中国巨贪外逃,余振东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外逃贪官都逍遥法外,这⑴、若是不被美国当局抓获,就当然成为100年富豪;这⑵、若是被抓,岂不也可以象余振东那样依然“放生”?中国所有一切贪官——选择逃与不逃,岂不一目了然、历史在目?!
    
     同意“引渡遣返”、开审中国57年来“第一贪”案——余振东,是中国当局无奈吞下的一枚历史永远的苦果:从表面来看,是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57年来第一次从美国押解回“罪犯”,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法律和尊严。但更深层历史的是:象余振东这样中国57年来最大的贪官都可以不判处中国法律——《刑罚》的死刑,那么中国法律还有可以判处和执行“贪官死刑”的这种国家法律吗?放生余振东,则意味着是对中国所有惩治“贪官”、所有中国《刑法》有关“贪官”游戏规则的整体崩溃与否定。
    
     而远在天际、千万里之遥的美国法院,对在中国境内发生的“金融第一案”治罪的唯一罪名是“欺诈罪”,而中国《刑法》是没有有关金融的“诈骗罪”、这一罪行名的。据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第四节、第五节”有关“金融罪”的38个罪名中,根本没有如“抽逃资金”“监守自盗”“贪污挪用公款”等任何可以对号入座的“罪名”与“罪行”。现在,给世界、及中国未来所带来的历史振荡是,中国已经走出国门、全面走向国际社会、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以法治国的今天与明天,特别是与世界各国法律规则悖论的“中国特色”怎样来对接,怎样将国与国“游戏规则”中的“中国特色”溶于国际法律、国际社会、国际经济等一切所有的领域?否则,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法律冲突”怎么办?怎样才能不发生或少发生冲突,全面进入、溶入国际经济、法律和社会?!
    
     2005年8月12日,对另一位比余振东腐败数额、小数百倍的大官——前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原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却更是另一种结局:因法院认定刘金宝贪污总额为3700万元人民币,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刘金宝与余振东之比,同是中国最大的国家职务腐败犯罪,一个是上天上“天堂”,而另一个是下人间“地狱”。
    
     2005年8月17日,中国法律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了余振东,其实这是中国与美国政府在三年前签署《中美引渡协定》、余振东“同意”返回中国这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余振东的命运,还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这就是说:中国5000年以来,一个中国人,第一次开天辟地的由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反过来说,中国国家法律、金融等等自己有当然的漏洞,岂能能由老百姓来全盘买单?再联系到中国至今——贪官辈出,防不胜防,不堵住它自己存在于国家体制、党政体制、社会体制之内的漏洞,贪官岂能不日盛、横行于天下?!
    
     特别连接⑴:
    
     1、关于“开平案”的主角
    
     2001年10月11日,星期四,中国国家审计署住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完成了历时近一年对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审计,准备次日公布审计结果。就是这份《审计报告》报告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有4.83亿美元被窃、不知去向。做为当时任中国银行广东省行计财处处长的许超凡,是省行此次审计的总联络人,与中国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人员已经打了近一年的审计交道。10月12日,星期五,该案审计小组准备最后敲定、核实一些事情找许超凡,但许氏这天没有出现,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再上班时是15日,传出“许超凡外逃的消息”。也就是说:“开平4.83亿美元窃案”、自始至终到全面爆发,都在首犯许超犯凡全部视界之内,并做好了防范的一切准备。说穿了,自始至终中国官方都根本不可能将“开平案”掌控之下。
    
     逃跑的还不止许超凡一个人,还有许超凡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之后、另外的两任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及时任副行长的梁炳进(此人跳楼自杀,其家人已先期外逃),还有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的直接主管上级银行、中国银行江门市分行行长赖敏。几乎是“开平4.83亿美元窃案”的主谋、全部逃之夭夭。
    
     许超凡、许国俊外逃后,与余振东一样,一直被中国反腐败犯罪机构跟踪的视线之内。而原中国银行江门分行行长赖敏,外逃之后至今则没有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消息。
    
     2、因“开平案”受到制裁的高官
    
     赵安歌,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被人认为与“开平案”有关系,主要是依据是“开平4.83亿美元窃案”时期,赵安歌时任中国银行总行负责财会的“一把手”。赵安歌同时也是“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中国银行电子系统漏洞——组建中国银行电子系统的负责人。2002年9月11日,赵安歌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侦察。2004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579万元、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赵安歌无期徒刑。但法院所判决的依据并没有与“中国第一案——开平案”有一丝一毫干系。
    
     梁小庭,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于2004年3月15日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财经》杂志2004年第8期报道(参见该刊《梁小庭一审被判无期》一文,作者康伟平)法院查明后认定,梁小庭在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其间先后四次接受许超凡(“开平案” 第一主角)给予294.99万港币,因此为“开平4.83亿美元天案”提供资本外逃的当然缺口。
    
     据《财经》以上报道还一针见血的叙述,中国银行原江门分行的数任行长、中国银行广东省行的部分官员,至今没有一位因“开平4.83亿美元窃案”当事人而直接受到到法律制裁,且基本上涉案者都逃往海外。只有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一网打进、遭遇法律的惩除。
    
     刘金宝,中国银行走向海外的属性下机构、在海外第一个上市的中国银行机构——中银国际的掌门人,副董事长、总裁。2005年8月12日,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朱赤、丁燕生,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张德宝贪污一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2日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2005年底,中国第一个走向海外的银行机构——中银国际高管(指正副董事长、正副总裁、正副总经理等)“全军覆没”,不是被法律惩除,就是另某高就。但中银国际与“中国金融第一案”有剪不断、理更乱、千丝万缕的必然关系。
    
    特别链接⑵:
    
     (一)、外逃贪官攀升,中纪委部署“出国报备”最新对策
    
     鉴于近几年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腐败犯罪后,携巨款,阖家分批逃往海外的情况。台盟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大会上提交了“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的提案。提案认为: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刻不容缓。台盟中央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
    
     这份提案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重视。2004年6月10日,中纪委就提案办理情况致函台盟中央,表示提案中建议的对象范围、具体事项、监督惩处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相当全面且具有现实针对性。经过认真研究,并经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同意,决定从2004年7月起在部分地方和部分国有企业“按你们建议的内容开展试点工作”。
    
     经中纪委纪检监察室推荐,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一定经验和基础的单位进行试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对试点工作高度重视,作了“先行试点,并慎重研究”的批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干以胜对试点工作作了部署。
    
     (二)、中国外逃贪官“六大计策”
    
     2004年7月23日北京《法制晚报》报道:7月上旬,中国与东盟总检察长会议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和与会各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标志着中国在打击贪官的征途上又迈出了极具意义的一步。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会上公布了一组惊人数据,1998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从30多个国家、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中国尚有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而中国贪官基本上都是“三十六计”逃为上策,其外逃的基本手段是(外逃,对于57年历史以来的中国国法来讲,基本上是57年、今后数十年的不治之症):
    
     第1计:瞒天过海
    
     代表人物: 蒋基芳 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是以“出国考察”为由出逃到美国的。早在东窗事发之前,蒋基芳就已瞒天过海,安排其子女和妻子定居美国。群众举报蒋基芳的经济问题,引起了纪检部门的注意。他觉得“风声不对”,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时,突然中断学习从上海秘密离境。
    
     第2计:暗度陈仓
    
     代表人物:程三昌 原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由于发现风声不对,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他早前就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并暗地转移资产,自己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一旦东窗事发,便不再回国。
    
     第3计:顺手牵羊
    
     代表人物:董明玉 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是1995年出逃的河南官员。在出逃前,董明玉“顺便”利用业务关系,先是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了不错的生意关系,接着让妻子和儿子打理那里的生意,并获得了美国绿卡。在案发后,董明玉还顺便带走了公司的不少财物。
    
     第4计:金蝉脱壳
    
     代表人物:杨秀珠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是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几种方式,是贪官们惯用的伎俩。杨秀珠及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身份不明。她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非她真名。也就是说,一旦她逃到国外,不仅海关没有记录,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易名而居,过上“安全”生活——好一招金蝉脱壳。
    
     但到2005年5月30日,杨秀珠于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
    
     第5计:声东击西
    
     代表人物:谢炳峰 为掩人耳目,贪官们多采用声东击西的伎俩,刻意掩饰自己的出逃方向。谢炳峰、麦容辉作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案发后携带着巨额现金偷渡,辗转东南亚各地。另一名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多个国家。
    
     第6计:假途灭虢
    
     代表人物:童言白 原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童言白,于2004年1月2日从深圳口岸出境。童言白先到达香港,随后转道菲律宾,很快又到了澳大利亚,与早已移民的妻子、孩子会合,整个逃亡之旅可谓假途灭虢,费尽心机。
    
     (三)、中国真正“第一贪”永远逃之夭夭?
    
     如果要指点新中国近60年来真正“第一腐败案”的话,那么国家审计署所审计出原国家电力公司原高层违法法资金、造成国家损失211亿元(约合26亿多美元),远比“中国金融第一案”更大、数值更高,则是共和国绝对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腐败案”。其实,曾经于1992年3月担任过中共吉林省省长,1995年6月担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起担任中国国家电力部部长(后改任国家电力公司)、部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的高严,才是名副其实中国近60年来(到2009年10月1日为整60年)的“中国巨贪第一人”。李氏风格的“中国审计”结案、并终结了高严领导的国家电力公司时代,但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能给这个国家和这13亿人民一个历史的当然说明。又怎样补上因中国体制之难而坚决的通过国家法律来遏制、拦截因“执政党”绝对失误而一手制造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黑龙江腐败天案”“国电腐败天案”等等——谁能阻止一个国家这样反反复复跨世纪的天案腐败与灾难呢?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根据“知识产权”和“版权”规则,任何媒体(包括转载、文摘、网络使用、博客、Bbs、Blog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需求请通过[email protected]与作者联系。)
    
     巩胜利简介: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金融怎么了?》《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道《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世界。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特约“资深中国问题学家”,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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