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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政治哲学探秘
(博讯200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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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和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 (博讯 boxun.com)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政治哲学探秘)
    牟传珩
    一、“胡温新政”与哲学发展观
    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地考察,就选择了共产党进入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西柏坡,并意味深长地重申了毛泽东的遗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被外界称之为“两个务必”。也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这被称之为“二为”。还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又被称之为“新三民主义”。
    
    而温家宝在2003年3月18日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这被国内媒体认为是变相的宣誓就职,是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承诺,也是他树立亲民形象的开始。
    
    当胡锦涛和温家宝刚刚执舵不久,便遇上连串的突发事件,包括SARS和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打死等新闻曝光,随之而来的便是废除实行了20年的《收容遣返条例》;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因疫情处理失当而下台;以及20多名广州市公安干警被处分。这时,人们对胡温政权一度好评如潮。尤其是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给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增添了一份脉脉温情,也给海内外民众以新的期许。于是“胡温新政”便由此得名。
    
    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但党内个人权力备受牵制的现实。中共决策层开始由强人政治转向常人政治。因而胡温的执政风格,比中共前几代领袖,具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和个性特点,这正好迎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当时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被海外亲共舆论称之为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历史性文献,并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合和一体,并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初步形成了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执政哲学。
    
    “胡温新政”所谓的“和谐社会”概念,是用28个字来概括其内涵的,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20个字阐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后8个字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视为內在意义上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视为外延意义上的。正可谓内“合”外“和”,互相益补,使之自圆其说了。
    胡景涛曾这样总结了他们的执政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主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推断“胡温新政”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即对“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否定;第二条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是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论”的摒弃;第三条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构建“社会和谐”。据此,作者将其抽象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胡景涛正是基于这一哲学,不仅在执政初始便膜拜毛泽东的简廉与理想主义,也崇尚邓小平的模糊战略与实用主义,更不放弃江泽民的投机与双继承。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还要借助推动纪念胡耀邦,为自己穿上开明的改革派新衣。他就是要整“合”中共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求“和”中谋得更有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利益最大值。
    
    2、胡温新政腹背受敌 
    胡温执政以来,一方面不断遭遇自由派对其继续严控舆论媒体,侵犯人权,打压异见人士,没有政治改革新举措等的抨击。特别是胡景涛继任军委主席,全面接班以来,不断有新闻揭露出胡景涛的内部讲话:如向北朝学习,严防“颜色革命”,党内不能出叶利钦等等,认为其政治面目明显左转,有关这方面的评述可谓汗毛充栋,不乏列举。另一方面,党内外新老左派又不断抨击胡温新政“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此前不久,似乎要为胡锦涛四月访美做注脚的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急忙抛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立即遭到党内左派公开点名批评——一篇由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原顾问马宾合撰的文章,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此文以罕见的犀利笔锋,公开批判郑必坚。文章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趋向,声称: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般的世界各国都在从事国际贸易、国际资金融通的客观现象,而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由美国一手操控的,有一套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游戏规则”的,由他们的跨国公司经营的、迫使世界各国开放门户,任其自由掠夺的体系。它的结果,就是使穷国愈穷,富国愈富。所以早已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全球化”。该文基于上述假设,认为郑必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为了把中国置身于全球化之内的目标,“是在诬蔑中国改革开放”。 该文还进一步批判郑必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说法,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因为中共党章规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更令人好奇的是,此文还发出了连邓小平与江泽民都想绕开的极左言论:“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提法多年来已被束之高阁,就连官方刊物中都较少出现。此文在中国左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刊出后,引来极左派不少回响,甚至有人贴帖子表示“时刻警惕党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的出现”矛头直指当今党内最高层。
    除了韩西雅和马宾痛批郑必坚引来关注外,北京大学学者巩献田大批正在起草的《物权法》“姓社姓资”的公开信也是一例。该公开信声称“《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也一度引发了舆论哗然。
    再有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居的周某,不久前也在《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文章,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对中国可能出现类似东欧那样的内部和平演变提出警告。他说:在改革和宽容方面,党不能走得太远。而《人民日报》前副主编周瑞金则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财经》杂志撰文表示要继续改革,说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但此文一出,立即遭到中国新左派学者围攻。
    其实长期以来,中共党内一直有不少人认为,过分自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批评的矛头直指前任总理朱熔基及其经济智囊,甚至邓小平也成了为众矢之的。《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也报道过,中共党内年老的正统派和年轻的“新左派”,都要求胡温回到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上来。这种左倾思潮的回归,一直干扰着胡温推动他们的所谓“新政”,已对中共现行政权构成挑战。
    
    3“胡温新政”思路清晰,纲领模糊
    
    胡景涛在中共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提出5个“有没有”即:“关键要看在抓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效,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在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上有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有没有取得新的实绩,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果。”海外媒体推测这5个“有没有”,就是“胡温新政”的执政新思路。
    
    我们从胡温执政以来的一系列理论表述与执政新思路上,不难看出其“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已基本形成。伴随着2004年修宪的完成,“胡温新政”正在以貌似模糊的面目,静悄悄地完成了以下三大战略性的转移:即从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从崇尚“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从“消灭私有制”,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向“保障人权”上的转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6、4”后的中国,“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加以批判。胡温时代能在指导思想上鲜明地接受“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党性论”和“阶级论”向“人性论”复归。而随着“人权保障”与“私产保护”两款的入宪,更意味着表征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雅之堂。尽管胡温的本意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文章上,但其潜在的意义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私产保护”这一经济原则的确立,将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剥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就动摇了;“人权保障”这一原则的确立,将彻底否定了阶级专权的合理性,由此中共取得政权后进行的历次“阶级斗争”,更是失之大谬了。
    
    此外,“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哲学,在外交方面也给出了新的说法。这就是形成以“和平发展”为思路,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是一个主张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胡锦涛执政后首次积极应邀参加西方8国峰会;政府直接促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6方会谈;敦促日本政府解决在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等等。海外媒体认为,这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说明中国已不再死板地恪守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而开始争取更大的国际舞台。对此,郑必坚呼吁美国正确看待中共未来的走向,并保证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文章并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可谓体现他们内政外交合和哲学的“三和主义”。胡温全面执掌中共政权后,对台积极开展统战攻势,不仅成立“和统会”,还邀请大选失败的台湾国亲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等,一度成为海峡两岸气氛缓和的亮点。中共对台政策的“胡四点”,也比“江八点”温和了许多,积极了许多。即使陈水扁以“终统”挑战大陆“统一”底线,胡温政权也未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文攻武胁”,围堵、恫吓台湾。表现出胡温时代趋向温和的一些新特征。由此分析,胡温时代贯彻“合”中求“和”哲学的共产党,更有点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味道了。
    
    当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表述出:要“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时,不少自由派学者们曾大受鼓舞,一度期望通过修宪,向西方式宪政过渡。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胡主导纪念胡耀邦,更令一些自由派人士想入非非。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在称颂“胡温新政”的同时,也对胡温的言行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揣摩和解读,甚至把自己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一厢情愿地揉进了“胡温新政”的内涵里。另一种偏向则是,有人曾依据未经证实的一些胡景涛内部讲话,说要在控制意识形态方面学朝鲜,严防“颜色革命”和党内出叶利钦等,判定胡比江还左。
    
    如前所述,“胡温新政”三年多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他们回应这种前后夹击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纲领模糊”,以其不凸现大目标的障眼法,来避开对手的锋芒。判断一个政治家的真实面目,不应拘泥于某一时段或某一言行。从胡温当政以来的理念形成和处理问题的手法以及隐藏在假象后面的动作来分析,他们既不会是卡斯特洛、金正日,也不会是赵紫阳、胡耀邦,更不会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但他们显然是从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的悲剧那里,汲取了更多的反面经验。他们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生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又向右派妥协,如关停了《冰点》,又复刊了“冰点”。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渐进式地试探着摆脱习惯势力的框范。这就是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他们不会有大动作、大手笔。他们虽有明晰的执政思路,但却没有果敢的行动纲领。他们只会把各种统治资源加在一起,静悄悄地向他们期望的道路上引领。胡温在对待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明显地站在“共和主义”一边。因而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他们会把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尽管他们已下大力气推出了《党内监督条例》和在社会上扩大基层民主,试图解决权力监督、权力运作体系方面的问题,但却不愿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标,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党政分家的问题。更何况2004年底,胡温主导下的中宣部就发生了向知识界开刀的恶例,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由,封杀内地日趋活跃的意识形态领域,广东的《南风窗》、《同舟共进》两本杂志因刊登广东元老任仲夷谈政治改革的内容,同遭整肃。后来又有《新京报》、《百姓》等报刊受罚。同时他们也关闭了一些左派网站,如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以及共产党人网。还有让《冰点》事件当事人双方都出局等。这些动作都不可避免的聚焦了人们对“胡温新政”的再思考与抨击。更何况还有不断打压法轮功与异见人士,粗暴处理群体维权事件,如太石村、汕尾血案等等。不要说这些阴影与“胡温新政”无关,他们正是要用不直接参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又不失其亲民与求“和”的形象。这其中有的虽不是胡温的决策,但有的却正是胡温“合和”哲学所包含着合理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统治意识里,泛滥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新左派思潮,同样都会干扰他们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大方向。
    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胡温作为中共第四代执政者,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较之毛的“分”,邓的“合”和江的“承”,新就新在一个“和”字上,而“和”字却是要“和”在维护其权力稳固的基点上。据说只有他们牢牢把握一党政制的权力,才能推进他们的“合和”式改革。他们的立场出发点与所有政策的出台,好像也都始于“和谐”而归于“和谐”。胡温的这一执政理念,已经完全游离了原旨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性出发,用斗争的手段,来赢得“全人类解放”的立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温的“和谐”,却只是被阉割了其精髓的“和谐”。“和”字本是“禾”与“口”的结合,是指人人都有饭吃;“谐”字是“言”与“皆”的结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胡温新政”的悲剧正在于,他们只能困守在旧体制的窠臼里“合和”,从人治传统中寻求合法性。因而他们不会触碰“6、4”平反,不会开放言禁。这一点在刚刚闭幕的“人大”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一再回避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明确表态,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由此可见,胡温更关注的是“民生”,而不是“民权”,所以他们所谋的“和谐”,只能是“和”而不“谐”。这也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探索求和的道路上,脚步依然沉重而充满风险。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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