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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我的媚俗观——野性的证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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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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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一次文友茶聚,流沙河先生给在座者每人一张签名贺年卡,以表友谊。卡内印一书画小品:画是成都著名画家苏国超先生画的他的独门绝活 —— 泥娃,以及狗年主角-- 一条可爱的宠物狗;书法是流沙河先生所题--“记住你的祖先名叫布克,曾入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率领狼群奔跑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之上。回归野性,雄风大振,哪能厮守掛掛钱呢?”
    
    
《泥娃》流沙河提词


《泥娃》苏国超画 流沙河提词
    
     这题字简直绝了!对媚俗文化的批判力透纸背,令人回味再三。本来,苏国超先生是成都市著名的媚俗派画家,拿他的独门绝活“泥娃”来说,艺术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着一种彻底的媚俗精神。他唯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坦诚,他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媚俗,较之那些口说“不食人间烟火”却大把捞钱的假野鹤闲云派来得厚道一点。在我看来,他敢于将流沙河先生的批判一并印制出来分赠大家,其勇气仍很难得,其艺术困惑也很显然。
    
     中国人自祖先发明十二生肖以来,大约都喜欢“逢鸡说鸡”“逢狗说狗”,而且必然将当年之动物性比喻人性。也就是借某动物谈人、人群甚至人类。当然,因为“比喻总是跛足的”,所以人言言殊,其类比与喜恶也就千差万别了。如近来在网上读到东海一枭的诗作《大陆盛产三种动物》,对“狼”就深恶而痛绝。诗不长,抄如下:
    
     绝大多数人被当成猪
    
     圈养着。猪栏的门
    
     总是关得严严的
    
     时间一长就真成了猪
    
     生存就是一种幸运
    
     要活得好就得变
    
     由猪变狗
    
     学会摇尾吃屎舔屁股学会
    
     汪汪汪.狗栏的门
    
     也总是关得严严的
    
     狼最自由只有一小撮
    
     主要靠世袭
    
     少数由狗进步而成
    
     猪变狗容易
    
     狗变狼很难
    
     狗在狼面前是狗
    
     在猪面前也是狼
    
     狼把狗当成狗也当成猪
    
     狼自以为人模人样
    
     说到底与猪狗设啥两样
    
     只不过会牧猪使狗
    
     会吃很多猪肉
    
     也喝一些狗血……
    
     无疑,枭君将狼比喻为那个“威权利益集团”中人,就像曹长青在《同刘賓雁分道扬镳》一文中说刘自始至终都不承认阿共天生就具有“狼性”一样,比喻凸显的是某些人的“吃人性”。而流沙河先生欲张扬的则是人所应当宝贵的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野性”。尤其是当今中国,媚俗文化登峰造极,无孔不入,已将全民蜗化、猪化、宠物化、泥娃化。一百年前,启蒙者高唱“救民于倒悬”;一百年后,觉悟者的确该牢记“拒绝腻甜”。因为在“倒悬”并未改变,反而更加严酷(变本加利、花样翻新、主人意识、美好前程、迷魂汤、AX片等等)的当今社会,所有“腻甜”皆非正常人之感觉;那只是蜗的感觉,猪的感觉,宠物狗的感觉,无心无肺的泥娃娃的感觉。
    
     马建将这种不自觉被强迫改变的国民性比喻为“面团”,而把那个“威权利益集团”类比为“拉面者”。他的小说《拉面者》就记叙了“面团”在“拉面者”手中是如何被“随心所欲”的过程。当然这记叙是十分悲凉的,好在他还给未来中国国民性一个美好的象征,那就是“野鸽子”。—— 跟流沙河先生一样,強调人的不合作与独立的价值,标榜个人追求自由的野性(天性)。
    
     前不久在草堂读书会上听余杰讲演,其主题就是:在文化全面堕落的当今,我们的笔的出路何在?他认为中华民族在現代所受的苦难并不比俄罗斯所受更少,但这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却没法相比。对此,当代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诗人都应感到羞愧。我们不仅应当记叙苦难(像王力雄、郑义、廖亦武……他们那样),更该对极权专制的吃人性给予揭露与批判。至少,也不该为虎作伥,去点缀“昇平”,去粉饰“和谐”,去装扮“幸福”。对此,王怡总结为“大声写作”。
    
     我理解的“大声写作”,大约跟鲁迅的“呐喊”相去不远。然而,可悲的是鲁迅的呐喊不仅为毛所掠占利用,现而今已渺不可闻了;余杰王怡们的“大声写作”,纵然你喊破嗓子,喊得鲜血长淌,难道还能唤醒这个又聋又瞎,但在严重缺氧的铁屋中还能活得悠哉游哉,自我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民族?在我看来,余杰王怡们年轻气盛,热血未冷,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赶上俄罗斯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还抱有幻想,能够理解,也值得敬重。不过,在从毛时代好不容易活过来的我辈眼里,他们毕竟入世不深,对中国人的人性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他们还有理想,也居然还对当今这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文学艺术存在幻想。
    
     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们(野草群体)从来都跟“这个”无关,我们是艰难生存在“这个”地底下的另类的“那个”。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们的这种人鬼两重性既注定了我们离群厌世的孤独与悲凉的基调,当然也局限了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永远难以飞越这高高的藩篱。几年前,我在一篇《恐怕难免》的文章中就说过:
    
     也幸好我生得来不聪明也不笨,与文坛无缘,却与文字混得烂熟;看够了无行文人舔痔吮痈的嘴脸,却也能理解商业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媚俗的苦衷。所以,我若再聪明点点,生存危机再严重点点,潜意识骚动再利比多点点,我也会民族主义、新新儒学(干时),我也会霸语话权、知识考古(欺世),我也会废都隐私、金庸琼瑶、上海宝贝,行者无疆(媚俗)。--凭良心说,恐怕难免。
    
     人性使然,怪不得民族的劣根性,换了其它民族都一样。谁叫我们在毛时代过禁欲的日子那么长呢?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以及传统的“厚黑学”和“潜规则”谁又叫被威权利益集团巧妙地利用了呢?二十年前我就说过,独裁专制让我们的文艺全面“避戮”,全民就已被狗化,也就是奴才化。现而今的“经右政左”,不过让奴才们有了点自行觅食、自生自灭的机会。虽然可以各有各的活法了,但从本质上,尔等依旧夹着尾巴。极权专制不变,文化生意再红火,仍然是避戮的延伸与变形。因为你早已将灵魂贱卖给魔鬼了。——“人”就是这样走失的。因为走失的人性使然,一切干时、欺世及媚俗的文艺其实质都在媚权。干时、欺世及媚俗是生存竞争的需要,而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安全;而最大的安全则是以当局之喜为我之喜,以威权之恶为我之恶。正如张艺谋陈凯歌的曼舞金戈,余华张贤亮的自鸣得意,贾平凹的假闲废病,刘心武的逃花红了,钱理群的急速左转等等,要是没得威权者的子弹监狱和鲜花金钱两手,我相信凭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为真正的中国文学艺术添光增辉的。再说,没有浊流,怎显清流的可贵?没有人性普遍化的堕落,又哪来思想者荷花般的幽香,上帝的眷顾,以及被拯救后的逍遥呢?
    
     所以,当我面对甚嚣尘上的避戮——媚俗文化时,除了反省自己也“恐怕难免”外,也常常对自己、对朋友大喊一声:“给他狗日的雄起!”现在,我想向余杰王怡们大声喊上一句:“君啊,渡过你愤怒的河!”因为我深信——只要有你们的声音存在,无论现在显得多么渺小微弱,也无论遭到怎样的追捕围剿,真又美的披肩发终将飘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鉴于“狼”这个形象近来又被威权利用,掀起了新一轮爱国主义的“狼图腾热”。好像中华民族过于“羊性”,总被侵略,总被欺凌。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是该引进发扬一点狼的侵略性的时候了。当然这种理论对反美反日的愤青们或新军国主义者说来,是太对味口了。所以在强调人的“野性回归”时,既然掠美主义者已把狼掠而占之,我还敢爱狼么?何况我从来是偏爱“野草”或“野鸽子”的。理由是:野草或野鸽子不仅具有独立与自由精神,而且它并不否定忌恨或防碍百花的开放和所有翅膀的飞翔。倒不是它特别懂得宽容,而是它特别卑微,特别渺小,命中注定它不配去否定忌恨或防碍谁。它的所有诉求不外乎“平等”二字,因为它也有生存的权力、飞翔的权力。歧视我、铲除我是没得天理的,我也是永远不服的。但它天生像个负数,天生让所有正数们提防着它,排斥着它;好象它的存在天然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因此,它不仅为我的人生带来新的视角,也给我的文字注入新的哲思。故为我所特别锺爱。当然,流沙河先生并没有错。狗年嘛,面对一条口含挂挂钱媚劲十足的宠物狗时,他只有拿狗被异化前的祖先——狼来说话了。
    
     有时语境比语言更为重要。语境不仅制约着语言、颠覆着语言,还往往颠覆着语言本身。让你深感语言的无力与无聊,甚至发现上帝让人类发明语言的荒诞。所以像面对“我们这个民族”一类话题时,我除了“无话可说”,就是成都人说的“连语言都没得了”。
    
     我们的语境是负数?还是我们自己是负数?我想不明白。
    
     所以我特别孤独。
    
     2006-1-5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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