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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票贩子团伙黑幕:一个票贩团体的春运现实
(博讯2006年2月05日)
      国际先驱导报消息 每到春运,人们谈到票贩子都要咬牙切齿一番。据调查,贩票这种违法勾当现在都已经是集团作战,一个票贩团体,首先,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大,他必须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铁路警察、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道势力的关系
    
       杨波很有把握地站在人群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他的前后已经站满了怀着渺茫的希望,来火车站想试试看能不能买上一张回乡车票的人们。 (博讯 boxun.com)

    
      杨波认为自己比周围的人优越之处在于,他已经和几个票务人员混得很熟,所以他能够知道,下一次放票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窗口。
    
      “不要看旁边那条队排了那么长,没用的,”杨波轻蔑地吐了一口烟,“一会放票的时候,那个窗口就被关闭了,那群人,白站了两小时。”
    
      40分钟后,售票厅里的队伍突然躁动不安,“放票了、放票了”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杨波旁边的那条队的人果然发现他们被戏弄了,有的忙着和工作人员争论,有的赶紧跑到别的队队尾站好。
    
      而杨波,稳稳当当地走到一个窗口前,向里面的票务露出微笑,小声说“来20张26号北京到长春的。”
    
      排在他后面的人听到了这句话,大喊一声:“这是个票贩子!”“票贩子!警察就在旁边站着呢,你怎么不去抓他啊?”“哼,这些人都勾结好了!”……杨波没有理睬背后这些熟悉的议论,一低头,接过票匆匆离开。
    
      一个男人突然站在他面前,“大哥,你有明天去成都的票吗?”“让开让开,我是给单位统一购票的!谁卖票啊,买票排队去!”杨波不耐烦地喊道。
    
      杨波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谎,他确实不卖票,负责分配票源的是老大,卖票的是小六,交货的是小王,望风的是刘吉,而他,只是负责每天数次,从这个火车站的各个窗口中,把紧缺的火车票买出来而已。
    
      杨波做这一行,已经5年了,被抓过3次,总计关押50天,每年仅一个春节,他就能挣到1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利润。
    
      分工合作的票贩团体
    
      “现在很少有单打独斗的了,起码得两三个人才能干”,作为元老级人物,杨波认为自己对这个火车站的一切都很有发言权。
    
      一个票贩团体,首先,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大,他必须打通并维持好与车站人员、铁路警察、其他票贩团体乃至黑道势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能买上票并且不被警察抓,保证自己不被打;同时,他还要对票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什么票紧缺,什么票可以卖个大价钱,什么票可以买多少张;最后,他必须有一群忠心耿耿并且守口如瓶的兄弟,在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不会供出他。
    
      杨波所在的团体,成员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老大拉出来的,所以他被抓了三次,都没有供出老大,因此颇得信任。
    
      “我们手里没多少票,被抓了也就没收、罚款、拘留……反正老大会托人想办法把我们搞出去的。”
    
      杨波知道火车站曾经有一个大票贩子,被抓到后判了两年,听说,是他得罪了另一位资格很老的“前辈”,那人收买了他手下一个望风的,出卖了他。
    
      “真正早期做得大的老大们现在早就收手不干,去做其他生意了,就算现在还在做的,也没有几个会到火车站来。”
    
      在老大打通了车站的各方面关节之后,手下的人就开始分工协作。每天老大会告诉杨波,大概需要哪些车次的票,然后杨波去找车站的人了解,这些票大概分几批,什么时候放,到时候他认识的票务人员会在哪个窗口。然后,每次几十张票地从窗口买出。
    
      杨波将票交回后,老大会给提前订票的人留一部分,其他的转到小六手里。
    
      小六是一个年轻姑娘,她每天负责在售票大厅里面转悠,当看到有人一筹莫展地不知如何回家时,她就走上去建议:“我倒是知道一个可以买火车票的地方,不过要加点钱。”老大说了,“我们不卖假票,不抢钱,一个姑娘比较容易让人信任。”
    
      小六会带着乘客在车站附近的小胡同里绕圈圈,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乘客说话,判断这是不是一个便衣,当她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就把乘客引到一个小铁门内,一个短信,小王就从一边闪了出来。这时在胡同的一边,刘吉正靠在角落里抽烟,用老大的话来说,“如果警察来了你就唱歌,如果乘客撒野你就打人。”
    
      杨波介绍说,他们这个团体春节期间,每张票视紧缺程度,升值100元左右,有的紧缺路线的票,更可以涨价100%,“春节前后一个月下来,我们每人分个一两万,大头都在老大那里,我们自己猜,正常情况下,不会低于20万吧。”
    
     “20万?”黄新哼了一声,“我1998年的时候,春运挣的是这个的几倍。”
    
      黄新曾经是一个资格很老的大票贩子,早已洗手不干几年了,现在开了几家洗脚城,每天开着车去店里照看照看,找朋友喝喝茶、打打牌,倒也自得其乐。
    
      “倒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整个人都是紧绷的。”黄新说。他刚开始在北京的两个火车站入行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做,一个人得去买票、然后在乘客中挨来挨去,很小声地问“要票吗”。
    
      当时做这一行竞争不算很激烈,黄新一个人拼死拼活一个月后发现,比他之前在老家两年赚得都要多。
    
      “我那个时候真是什么苦都吃过啊,被抓、被关、被打……后来学聪明了,知道该打点的要打点,该打回去的要打回去,我回了趟老家,拉来了几个堂兄弟一起干,自己就不用再怎么出去了。”
    
      黄新入行比较早,之后的火车站,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并不是你想做票贩子就能做的,当然也有些学生,帮同学买票,半夜过来排一晚上队,回去每张多收一二十块钱的那种我们不算。火车站什么地方?难道倒票赚得多大家能不知道?这种肥肉,怎么可能让你消消停停地吃进嘴里去?”黄新很文雅地喝了一口茶。
    
      家族渊源
    
      和其他不法交易一样,票贩子也讲家族渊源、地域籍贯,“大部分是老乡,这样大家比较齐心,有的火车站是来自几个省的人,大家平时尽量维持平衡,但如果惹急了,肯定要找个地方打一架,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省的人想独霸这个车站,也会故意挑事。”
    
      “我当时不怕警察,我很聪明,手下都有人替我办事,具体的火车票我摸都不会摸一下,他们抓不到我什么证据,但是当时火车站另一派的人确实太狠了,他们和火车站的关系没有我铁,生意没有我做得大,就想拿刀把我赶出去,还砍伤了我的两个兄弟。”
    
      对此,黄新的解决办法是,给附近的一位本地“大哥”送了一些“礼物”,并且承诺每年分红,一个星期之后,那一派的人从这个火车站消失了。
    
      “所以倒票看似利润很高,但是其实你要送去各方面打点的钱一点不少,不要以为只要纠集几个人就可以开始干。同时,虽然我们很注意拉拢警察和火车站的人,但是难免还是会有人会被抓进去。”
    
      为了减少风险,黄新曾经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干脆在一个小旅行社旗下开了一个车票代售点,还和一些旅馆、酒店、旅行社建立了“业务联系”,不在火车站售票大厅拉活,而以这种似乎被镀上了合法外衣的业务为主。“这种业务虽然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比较安全,大家做得也放心。”
    
      2002年,黄新捡拾自己的储蓄,发现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我当时想,老子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冒风险的行当,世事难料,万一被抓进去了,这个钱岂不白赚了?何不做点合法生意,享享福?”黄新在北京买了一处满意的复式住宅,开了第一家洗脚城。“我的兄弟们我一点都没亏待,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愿意在北京继续干,我给你们介绍人头,愿意做点小生意,我来出本钱,每个人我都分了不少钱给他们。”
    
      个人生活
    
      黄新那一代的大票贩子大多已经洗手,剩下天天直接面临风险的,还是杨波这样的小喽罗,杨波和一群兄弟租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套三居平房,每个月租金1200元钱,他和刘吉睡一间。
    
      “我也知道这个生意不能总干,钱我都攒着呢,准备明年就回家买个房子,做点小生意。”说起来,杨波有点怨恨自己的父母:“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每年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爸妈还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别耽误了赚钱,只要我每年能给他们寄两三千块钱,他们巴不得我不回去。”
    
      有时候杨波也会对团体里面的其他兄弟产生患难之交的感觉,“我们都是一个村的,小六不愿意嫁给个傻子种一辈子地,长得又不好看,只好来做这个,刘吉的爸爸死了,虽然他分的钱没有我们多,但他是个孝顺孩子,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小王是已经有媳妇的人了,他明年也要回家,他娃快上小学了,也该回去了。”
    
      “这个活,不是人能长干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恶梦,警察不停地追,我们不停地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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