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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图)
(博讯2006年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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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陈奎德
    一、
    
    
    上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知道梁实秋其人者,泰半是由于鲁迅。因为鲁迅一纸斥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被国家教育主管当局选进了中学课本,于是梁实秋先生借鲁迅之笔,摇身而变成了非人。但梁实秋自己,在鲁迅过世后,仍口口声声称之为“鲁迅先生”,并推举鲁迅的杂感文字当代无人能及。他虽然反击鲁迅对自己的挖苦,却承认“一个能写好文章论战的如鲁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 他曾说,“鲁迅死前遗言‘不饶恕人,也不求人饶恕。’那种态度当然也可备一格。不似鲁迅那般伟大的人,便在体力不济时和人类容易妥协。我僵卧了许多天之后,看着每个人都有人性,觉得这世界还是可留恋的。不过我在体温脉搏都快恢复正常时,又故态复萌,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了。”语中半带同情理解,半带揶揄无奈(《雅舍小品•病》)。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回忆说:“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 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栩栩如生的回忆表达了他对那一时期气氛的憧憬。(《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在清华高等科求学期间他开始写作。梁实秋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若论及梁实秋与鲁迅在一些严肃观念方面的论战,譬如,当年鲁迅与梁实秋对卢梭的不同看法——鲁迅赞美居多而梁实秋批评居多——,以及二人对“人性论”的观点等诸方面争论中,在笔者看来,梁实秋的看法其实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曾正面谈到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 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贬’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
    
    虽然鲁迅曾经刻薄地咒骂过梁实秋,但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当有人把鲁迅形容成赤色怪兽时,梁实秋仍有胸怀与勇气站出来客观地品评鲁迅,他曾公开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梁的这番话,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荡荡,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应当说是是难能可贵的。
    
    
    二、
    
    
    在思想倾向上,梁实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不能回避的。概括言之,梁实秋是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代表性作家。他获得这种声誉当然应归诸其写作成就,但也应当看到,这与他的骂名是由鲁迅和毛泽东所赐不无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的政治倾向都并未太多着墨,该倾向只是零散地流落在自己的散文和文学批评中。关于梁对政治的态度,他自己曾有一段自白:“我对政治并无野心 ,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原则 。” 这方面,他像与他一起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的好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宁可被人称作文学家,而不是思想家。虽然如此,但他们相互之间的个性风格还是很不相同的:闻一多的方式是诗人式的,感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岩浆喷涌完毕后,灰飞烟灭。而梁实秋的方式则是散文式的,理性式的,由绚烂趋于平淡,优雅从容,隽永沉郁,幽默绵长。
    
    在文学上,梁实秋最初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 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梁实秋在文化立场上表现出在东西融合基础上眷顾东方文化的特色,在民主与浪漫的时代表现出一种唯美的、贵族的倾向,他充满了后起的焦虑,与主流文坛对抗。这种文化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了。梁实秋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利用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希望重建“道”,重建掺揉了西方精华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梁实秋追求一种唯美而雅致的生活品味,以至于当年梁实秋在重庆北培的书斋——雅舍的聚会上 ,常常是高朋满座,谈诗论文求道饮酒。作家谢冰心经常到场 。有一次冰心给梁实秋题词 ,写道 :“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 ,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 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 ” 这很典型描画出了梁实秋的某种略带阴柔、重情重义的雅洁的文人学者形象。
    
    后来,在大陆文革时期,梁实秋忽然在1968年11月台湾的《作品》上。看到谢冰莹写的《哀冰心》一文,里面讲“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梁实秋悲情写下《忆冰心》。1972年春天梁实秋接到凌淑华信后,才知冰心健在 。很久以后冰心看到了《忆冰心》,感慨又感动。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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