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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61万元律师费背后的渎职案
(博讯2005年12月19日)
    本刊主笔:正义侠
    日前,记者收到由有关部、局及纪监、检察部门等转来的一封《举报信》。此《举报信》举报成都市纺织品公司公司负责人姜翼涉嫌和其公司法律顾问蒲恩坤在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中,竟私下密谋、串通,假借川港合资成都友谊商店公司之名故意打了一场明知必败,高达61万元代理费的官司,并将此款与律师事务所进行私分。那么,此信所列举的事实情况如何呢?对此,2004年11月至2005年12月,记者对《举报信》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川港合资公司的历史背景
    
    1992年7月13日至20日,成都市政府首次出境,在香港举行的“成都市投资洽谈会92香港”取得圆满成功,共签约项目55个,意向性投资达34142万美元。
    同年10年27日,为了保障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报经四川省人大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成都市鼓励外商投资条例》大会,宣布该条例从即日起施行。
    
    此前的1990年11月17日,成都市政府公布了《成都市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土地管理办法》,并于1991年3月14日,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的通知》。
    
    基于上述情况,1992年11月,经成都市外经贸委批准,成都市商业局所属国营企业成都市纺织品公司(简称成纺司)与威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威成)合资成立了成都友谊屋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友谊屋业),注册资本3200万元人民币,中外双方各占50%的股份,各出资1600万元人民币资金。据了解,友谊屋业是一家房地产项目公司,其经营范围是对成都市上东大街1—37号、成都市走马街57—73号范围内10.93亩土地进行商业开发。1993年4月23日,经成都市外经贸委批准,香港威成又出资66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760.2万,与成纺司(其以在建的友谊广场A座大厦地下两层、地上1至10层折合664万美元或人民币5760.2万)合资成立了成都友谊商店有限公司(简称友谊商店,总注册为1328万美元),双方各持股50%。另据了解,当时成纺司以尚未完工的友谊商店大厦的建筑物是合资前成纺司拆除原友谊商店房屋,并按照国有企业自用房屋报建的在建工程,其用地手续为1990年成都市国土局的划拨土地批文;该建筑物位于友谊屋业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范围内的黄金区位(即现西南书城)。
    
    在友谊商店和友谊屋业董事会成员中,市纺司的管理班子成员占了多数,其中担任董事的中方管理人员有时任市第一商业局局长李镜明、市纺司总经理李恕人、党委书记郑镇川、副总经理张广文、财务负责人阮晓瑚等。
    
    1993年6月25日,由市纺司与香港威成合资成立的友谊屋业(其法定代表人由李恕人担任)与成都市国土局签订了《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国土[1993]出让合同第78号,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了位于成都市走马街57—73号、东大街1—37号块(其中包括修建友谊商店大厦的划拨土地),并于1993年7月12日领取了成国用(1993)字第0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依照双方签定的《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第十条之规定,市纺司在该地块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同时终止。至此,在市纺司与香港威成的两项合资项目中,市纺司不再是合资前立项开工建设的友谊商店大厦建筑物的所有人和该地块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人。

假借诉讼 支付61万律师费
    
    据《举报信》称:“成都友谊商店公司是1993年4月23日成立的,注册资本为1328万美元的中外合资企业。商店公司的中方股东为成都市纺织品公司,外方是威成(香港)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成纺司以在建的友谊广场A座大楼的地下两层,地上一至九层的房屋折价人民币5760.2万元(折合美金664万元)出资。另一方威成公司以664万美元现金出资。商店公司的法人、董事长由中方委派的李镜明(成纺司上级主管单位、原成都市第一商业局局长)担任。公司由于连年亏损,遂于1998年7月13日做出董事会决议,终止合资合同,并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报成都市外经贸委进行特别清算。特别清算历时9个月未能形成清算方案,按照相关时限规定,1999年5月5日特别清算委员会定宣告解散,由商店公司董事会自行进行清算。
    
    1999年6月8日,商店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在清算期内,合资公司维持原有经营,由双方各派一名执行董事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方董事为屈晓清、港方是李嘉伟、二人对合资公司日常开支进行共同审查签字。商店公司公章委托商贸委指定专人保管,公章的使用必须由两名执行董事在使用薄上签字确认。
    
    2000年4月6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及成都市商业银行营业部等向成都中院起诉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川港合资)借款合同纠纷案时,成都市纺司法律顾问蒲恩坤和该公司负责人姜翼涉嫌私下秘谋 、串通,竟公然违反合资公司清算委员会和董事会早已做出的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公章特别管理决议,在明知此合同纠纷案件败诉是定局的情况下(事实上最后败诉),由姜翼先后蒙骗成都市商贸委管理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公章的有关人员,背着威成(香港)公司股份托管方成都银丰公司驻成都友谊商店公司代表李嘉伟,并擅自动用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公章,于2000年7月26日和31日分两次,与蒲恩坤挂靠的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签下了代理费高达61万人民币的巨额委托代理合同,全权委托蒲恩坤应诉。
    
    2000年10月初,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依据与姜翼违背成都市纺司私下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出支付令申请。10月9日,锦江法院签发了支付令(【2000】锦江民督第26号),并将该支付令直接有意送达给市纺司负责人姜翼手中。姜翼在收到支付令后,又故意隐瞒真相,根本不通知威成(香港)公司股份托管方的代理人李嘉伟。致使合资公司丧失了异议机会(送达时起15日内),使支付令发生效力。从而导致锦江法院从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强行划款61万元给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用于支付律师费,而这种委托方与被委托方私下串通的方式和如此高的律师代理费在成都、四川,乃至全国都罕见!

打官司胜诉 却被中止执行
    
    2000年11月17日,针对成都市纺司负责人姜翼和其法律顾问蒲恩坤的上述行为,为了维护成都友谊商店公司的合法利益,成都银丰实业公司作为股份托管代表,即刻向锦江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成都市纺司侵权和成都市商贸委管理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公章失职的法律责任。12月13日,此案经锦江法院判决驳回起诉后,银丰公司依法提起上诉。经过艰难的诉讼,最终由成都中院于2001年5月20日做出终审判决,判令市纺司和市商贸委向合资公司赔偿610070元人民币(【2001】成经字第155号的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下达后,银丰公司于6月18日按规定向锦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按锦江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01)执字第 号中有关“预交执行费用6500元”的内容,成都银丰公司立即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转帐支票的形式给锦江法院,支付交纳了6500元案件执行费。但锦江法院却涉嫌在姜翼、蒲恩坤等人的“勾兑”下,出尔反尔地于2001年9月18日做出(【2001】锦江执字第796号)民事裁决书,以“主体”不符为由,驳回了成都银丰公司的执行申请,使该案至今未得到执行,申请执行的该院也未将银丰公司预交的6500执行费退还。

提起抗诉 两级检院无回音
    
    此后至2004年10月8日,银丰公司分别向锦江区和成都市两级检察院递交了有关《抗诉申请书》和本文提到的《举报信》等证据、材料,但时至今,均毫无回音。
    
    对此,银丰公司董事长洪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本诉讼案本来就是成都市纺织品公司隐瞒成都友谊商店有限公司(成都市纺织品公司是成都友谊商店有限公司中方股东,占50%股份)违规形成的经济纠纷,但锦江法院在送达支付令时,却故意送给了成都市纺织品公司临时负责人姜翼。而姜翼则是与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签定该经济纠纷一案合同的当事人,并且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及挂名律师蒲恩坤又是成都市纺织品公司的法律顾问单位和代理人。对于这种的完全是事前串通好了来有意侵占合资企业成都友谊商店有限公司资金的不法行为,若按照锦江法院驳回我司申请执行的理由推断,生效的终审判决书的原告主体不存在,而申请执行的主体在生效的终审判决书中又无原告地位,那么,由谁以原告主体行为来主张申请执行呢?这无疑是锦江法院故意无视法律,从而造成上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成为一张空文的客观表现。更何况,依法而论,锦江法院根本无权擅自改变上级法院终审判决书的实质内容。
    
    综上所述,我司强烈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对锦江法院(2001)锦执字第796号《民事裁定书》进行抗诉,以维护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立即恢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5月20日作出的(2001)成终字15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并尽快按照法律程序执行成都市纺织品公司,以保证债权人的债权不被成都市纺织品公司逃废,将抗诉结果告之申诉人。此外,我司将继续呼吁人大代表和新闻记者密切关注该执行一案的事态发展,若发现锦江法院的个别有关人员继续和被告串通,帮助其逃废债务,我公司将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其不法行为,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年检注册无名 律师涉嫌非法执业
    
    据了解,蒲恩坤原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任执行庭庭长,其1996年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但四川省司法厅于2001年9月通过《中国律师》杂志公布的通过年检注册的4096名律师中,却并无蒲恩坤的名字(显然这是非法执业);另据知情者透露,此间和此前长期担任市纺司法律顾问的蒲恩坤在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只是挂名性质,其在经济上与该律师事务所进行三七分账,即资金到帐后薄恩坤得70%,律师事务所得30%。而按此比例,这高达61万元的巨额代理费用,蒲恩坤涉嫌与幕后操作者姜翼便可分得42.7万元。至于其二人是如何具体分配和他们又是否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等相关费用,有关部门正在查实之中。
    
    而成都市纺司负责人姜翼在签收了锦江法院送达的支付令后,既不交给成都友谊商店公司合资双方的代表,也不向法院提出异议,从而导致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不权使本来就面临巨额债务危机的合资公司雪上加霜,侵害了合资公司的利益,给国家和集体均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其还因涉嫌触及《刑法》,构成了渎职、侵占等罪。
    
    对此,针对本案,银丰公司在《举报信》中向有关部门提出“鉴于姜翼、蒲恩坤及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违反了《刑法》及《律师法》、《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消费者权益法》等法规条款,举报人特向有关单位举报,恳请严肃调查,依法追究被举报人的违法乱纪乱收费行为,并责令其退还非法所得61万元,加倍赔偿由本案给举报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22万元精神损失费5千元,吊销其律师执业证,对律师事务所进行停业整顿。”
    
    2004年11月1日, 记者将举报人的《举报信》分别交给了成都市司法局长沈有春和成都市人大代表杨大陆、王景云等人,并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他们。
    
    当着记者的面,沈有春打电话向该局律管处询问有关“蒲恩坤是否是成都伦典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情况,对方在电话中告之:“没有这个人。”对此,沈有春告诉记者:“请你转告举报人,我们一定要将此案追查到底,给举报人一个圆满的答复。”
    
    杨大陆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请放心,我们会认真履行一个人大代表应尽、应有的监督责任。”
    
    11月10日,成都市司局律管处刘处长电话告之记者:“有关蒲恩坤涉嫌非法执业一案,正在调查之中。请放心,我们将会给举报人一个处理此案的书面意见。”
    11月16日,成都市司法局律管处电话通知银丰公司董事长洪挺到司法局了解情况。当日下午,洪挺与笔者和《华西都市报》记者一行三人前往市司法局律管处,同该处黄小敬女士进行了长达两小时左右的对话交流。
    
     11月22日,成都市司法局给成都银丰公司寄发了《关于成都银丰公司投诉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及蒲恩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的答复》。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问题 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伦典律师事务所与友谊公司于2000年7月26日,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担任友谊公司与成都商业银行贷款纠纷一案的代理人,事务所指派蒲恩坤律师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合同约定律师费217400元。2000年7月31日该所与友谊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所代理友谊公司与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借贷纠纷一案,约定代理费392670元。该案同样指派蒲恩坤律师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上述两案共约定收费610070元。合同签订后,事务所履行了代理职责,后由于友谊公司未支付律师费,伦典律师事务所向锦江区法院申请支付令,由法院执行从友谊公司划款61万元到律师师事务所。你公司投诉伦典律师事务所及蒲恩坤律师与友谊公司有关人员恶意串通订立合同问题,从目前提供的有关材料来看,证据还不充分。如果你公司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须请求法院依法定程序处理。二、关于蒲恩坤律师的执业问题 根据我们调查,伦典律师事务所96年向司法等政机关提出申请,为蒲恩坤律师办理了特邀律师执业证。96年12月25日蒲恩坤律师取得了律师执业证,其执业证号码为:220196136132。从96年至2001年该律师一直在伦典律师事务所执业。”
    
    针对本文所触及的问题,法学专家、司法部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资深编辑邱小兵指出:“从本案来看,如证据充分姜翼与蒲恩坤的确涉嫌洗钱。而高达61万的律师费,也的确在全国实属罕见。有关蒲恩坤的律师执业证问题,成都市司法局在给成都银丰公司的《答复》中,没有把问题回答清楚。如蒲恩坤是如何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他既然从96年至2001年都一直在伦典律师事务所执业,那为什么四川省司法厅于2001年9月通过《中国律师》杂志公布的该年度看检注册的4096名律师中,却没有他的名字?这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成都市司法局在说假话,在袒护他;一是四川省司法厅在作假公告,故意剥夺了他的执业资格。再者,如果他在此期间,真的不具备执业律师资格,那么他所代理的整个诉讼都是非法的,其所收取的律师代理就必须按《消法》退一赔二,并依法追究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监察部和四川省纪委特约监察员张代良则告诉笔者:“姜翼的行为已涉嫌渎职侵占等罪名,纪检、检察机关均应追究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决不容许其逍遥法外至今,而长期无任何部门、机关给予追究。如四川当地不行,我将亲赴北京向有关领导当面举报。”
    至于本案的最后结果如何,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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