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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选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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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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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科举废止一百年,有一个理想必须被提及。这比一切关于科举利弊的争论都更令人揪心。那就是当初创设科举制的先人,和一百年前力争废黜科举的先人,其实都怀着一个相同的、出自《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在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上,这个理想一以贯之,就是渴求一个公正、平等和开放的 “选举社会”。
    
    在古人的观念里,“选举”就是反对一切世袭制和血统论的官员选拔制度。狭义上,古文中的“选举”与“科举”相对,指不依赖于标准考试的各种推举荐察之法。广义上,指包括科举在内的一切选拔制度。如历代史书中的《选举志》、《选举典》等。何怀宏先生将隋唐以降称之为“选举社会”,彰显一种与“世袭社会”相反的政治构造。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封建废而选举行”。用文革受难者遇罗克的话说,就是“一切经过努力不能达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这就是科举制的精神。不管后来它如何积弊沉重,如何不合时宜,但1300年的科举,始终饱含着中国人追求“选举社会”的伟大抱负,也是近代民主制兴起之前,唯一一种把任官资格最大可能向平民开放的选举制度。从唐到清约10万进士,其中约50%出身于三代以内无功名官职的平民家庭。进入《宋史》的官员中有 46.1%来自寒族。明初一百年间,这一比例高至58.2%。在反对公共权力的个人、家族或集团的世袭垄断这一点上,我们今天并无资格,去小看当初飘荡在科场上空那振聋发聩的声响。就连力废科举的梁启超先生,也并不小看这种价值,他在变法中说,“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
    
    他的意思是,在一切关于公共权力配置的旧制度中,科举是最公正的部分。就像今天的高考制度尽管受到无数诟病,但要承认,高考仍然是现行教育制度中最不糟糕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全社会一切公共资源配置中合法性最高的一种。人们集中批判高考,只因为人们对未来的忧愁,胜过了对现实的不满。因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孩子们却比我们更重要。
    
    在科举和选举之间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6人奏请立停科举。第二年开始停止所有乡会试。历经了近10年的废八股和废科举之争,这个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古之废封建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水到渠成,竟然并没有激起当时舆论和天下生员的喧闹。
    
    当初废科举的焦点是为了废旧学、兴新学。因为八股制艺的内容的确扼杀了自由的精神,公职人员的选拔与学术教育的结合,尽管造成社会结构上的开放,却扼杀了知识与思想的开放。但科举废止之后会怎样?几乎没人去做全盘的思考。所以严复叹说,“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如果说废科举比科举更伟大,那是因为人们心中对于“选举社会”有了模糊的新的理想和动力。伟大不是因为糟粕结束了,是因为理想得以继续。我衡量废科举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以此节为墨绳的。那就是废黜科举究竟带来了中国“选举社会”的中断?还是激发了“选举社会”的重生?现代意义上的“选举”,专指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制度。那么科举废,是否带来了选举兴呢?
    
    其实科举是古代中国一个核心制度。它不单是教育制度,也是官员的养成和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社会与文化的整合。科举在社会结构上造就了士绅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了精英统治和士绅自治的两元格局。科举也影响了儒家“道统”的形成,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官员始终能够坚守某种高于“治统”的价值理想。废黜科举的实质,则是这一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瓦解。因此要走往新的“选举社会”,绝不是大办学堂就可以做到的。
    
    一方面,学术的自由,新学的启蒙,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这一切在废科举之后的一百年如草长莺飞,进入中国史上最旺盛的时代。但政治共同体的选拔制度,却停滞在了科举与选举之间。一百年来,“选举社会”的理想失去了共识,也失去了能支撑它的新的政体平台。官员如何简拔?尽管科举早已废黜,民国以降的政治家们却始终在民选和科举之间反复徘徊。如孙文对科举情有独钟,提出“五权宪法”,专设考试院,在考选和民选之间拉锯。而 1913年孙文建中华革命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元勋党员”等级数,分别对应不同权职。在近代中国首创了以政党资格审查替代科举资格审查的公职选任模式。
    
    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前,曾经长期对官员进行国教信仰的宗教资格审查。美国独立后,特别在宪法中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资格检验”。而孙文开创的政党资格审查,是一种新版本的宗教资格检验,从此成为党国体制牢不可破的支柱之一。这一模式在1949年政权下一直延续到今天。科举制有助于道统与治统的两分,科举制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对帝国政教合一倾向的一种抵抗。但科举废黜后的官员选拔制度,却堕落成了推动政教合一的工具。
    
    有人说,源自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学的正是中国的科举制。其实大不一样。公职人员通常区分为政务官(领导干部)和事务官(一般公务员),也就是中国古代说的 “官”和“吏”。由此观察人类的“选举社会”模式,大概有三。一是现代民主国家模式,政务官民选,事务官简选,后者接受文官制度的考核。二是中国古代模式,政务官考选,事务官简选。三是废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模式,颠倒过来,是政务官简选,事务官考选。
    
    最后一种的政务官选拔方式,一路退回到了魏晋时代的“选举”概念。即由上级自由心证,“择优”提拔。既不受考选的约束,更不受民选的捆绑。废科举一百年后,我们由不算糟糕的儒家科举制,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党科举制。中国三代以来的“选举社会”理想,也被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历史三峡当中。两岸猿声啼个不停,千呼万唤就不出来。
    
    在科举和行伍之间
    
    
    清末废科举,不但是旧学与新学的交战,更是文与武的消长。富国强兵是当时一个压倒一切的理想。同治中兴造就了一大批湘军淮军出身的封疆大吏。使军功受益集团的地位开始崛起。而废科举在社会政治结构上造成的另一个恶劣局面,就是“生员废而军人兴”。
    
    甚至从清初顾炎武开始,他对科举制的批评就在文人不能救国上。所以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则用世之材出也”。张之洞在1898年提出“寓科举于行伍”的建议,刺激了军人职位的吸引力。他说西方国家的人民都以当兵为荣,社会敬重军人。而中国衰落挨打,就因为“士贵兵贱”,文人可以白衣公卿,军人却落入社会底层。这代表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于是晚清以来,以军功入仕开始成为政坛主流。军备学堂也成为了中国一百年间政治人物最主要的出身地。甚至废科举之前,光绪朝的最后12位状元,除了张謇后来投笔从商,其他人的际遇均已非常惨淡,不再令人羡慕。
    
    废科举一个直接后果,刺激了军人集团在中国史上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当时全国130万士绅、300万童生被迅速边缘化,全社会鄙文尚武,投笔从戎成为时代风潮。前后百年间,军人集团逐步成为主导中国社会最显赫的阶级。
    
    此外,废科举在当时并未有助于教育的普及。新教育比传统教育更昂贵,于是上进的机会“和个人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刺激大量年轻人投奔军营,军事学堂的竞争尤其剧烈。湖北武备学堂当年招生120人,报名者高达4000多。二是教育普及率急速下降。和通常的俗见相反,蒙学的普及面是更大众的,而新式教育相在当时期内都是一种精英教育。19世纪末全国识字率是20%。废科举前全国有书院2000多所,学生15万人。废科举之后3年,全国中学校不过700所,学生7万余人。直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识字率一直都在持续下降。梁启超在1915年愤而撰文,批评20多年的现代教育“使全民不识字”。
    
    科举时代,一个人从童生到进士,平均要报销25年。但如蔡锷28岁任协统,尹昌衡26岁任陆军学校总办,冯玉祥30岁任标统,朱德 27岁任团长,都是一时之才俊。武昌首义时100多位新军人物,竟有一大半是读书人投笔从戎。从此,“出将”成为了“入相”的必经之途。直到21世纪初,军人受益集团开始让位于一批依附于市场利益的党内技术官僚。之间一百年,除了北洋时期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中国再也没有出过白衣卿相。民初有人论选女婿的标准,感叹说如今三十岁上下成功立业的,除了军人,竟是打灯笼也难找了。
    
    有人称秦汉两朝为中国的第一帝国,特征之一就是武人压过文人的“军政”。军功受益集团垄断政治资源。如刘邦“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封王,非军功不封候。被称为第二帝国的隋唐,虽然也兴起于关陇军功集团。但科举制的兴起,不但抑制了贵族的世袭权力,也有效抑制了军人集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攀升。从此1300年,除异族入侵、改朝换代之际,军功集团一直退居帝国政治结构的边缘,基本雌服在文官政府之下。但以废科举为界,近一百年中,军功受益集团重新成为了不断革命、主导国家政治的精英集团。以致民国初年,就有“军焰熏天”的说法。之后国民党偏离“选举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公然论证和树立了“军人训政”的政治目标。到毛泽东提出“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选举社会的价值理想被彻底抛荒。废科举之后50年,军人集团在两千年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一个赤裸裸的最高地位。
    
    奏请立废科举的6大臣中,只有张之洞是进士。他原本是主张“渐废”的,但因形势逼人,最后参与了“立废”科举。除他之外的5人,全都来自军功受益集团。科举废黜之中,涌动着另一个豪情万丈的社会走向,就是军功集团对文官体系迫不及待的颠覆。废科举原本是一场单纯的“文化革命”,但国家的苦难和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使它意外的成为了培育武力革命的一个契机。在20世纪军功集团的崛起和政治革命的历程中,敷衍了关键的一环。
    
    在科举和工商之间
    
    
    废科举也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社会结构变迁。除军人集团外,它也刺激了工商阶级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起来。科举制最大的历史弊端之一,就是抑制工商,甚至断绝了工商子弟获得公职选拔的机会。社会精英以官场为商场,导致了一种以公共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官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阻挡了工商文明的兴起。
    
    科举被废,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向。也涌现出“欲兴民权先兴绅权”的主张。状元张謇投笔从商,令世人惊慕,显示着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开始攀升。各界商会上书讨论帝位继承人问题,组织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士绅合流,占据咨议局的要冲。显示工商集团在政治地位上的积极抗争。只可惜士大夫和革命家都是工商文明的敌人。科举不废,不可能有工商文明的崛起。但选举不来,工商精英出了狼窝,又入虎穴。依然无法摆脱被军功集团支配、抑制和流放的命运。1956年后,他们终于落入比科举制下悲惨百倍的境况。
    
    百年后,“选举社会”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仍然如此夺目。经过20余年的市场改造,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重新形成和壮大。共和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造就、选拔、整合和平衡各类社会精英的机制,即一个民主、开放和稳定的“选举社会”。回顾明日黄花的科举,会发现有看得见标准的选举机制,人类社会从来只有四种。一是考试,拿分数来选。二是投票,拿人数来选。三是交易,拿钞票来选。最后是暴力,拿命来选。
    
    这些先人们都一一期待过,也一一试探过。可怜掌权者总是舍不得拳头,也放不下骄傲。在科举和选举之间,只有一种公职选拔模式,那就是流血的模式。所以迄今为止,政治竞争中一旦失败,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连那坐在权力顶端的也不例外。
    
    40年前,林昭在狱中写下血书,“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充满中世纪遗迹的国家中,政治斗争是不是也可以一种较为文明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呢”。这句话里,不但有一个公民对于“选举社会”的呼唤,也能看到一个基督徒对于压迫她的掌权者的悲惨结局,充满了怜悯。
    
    古犹太人在诗篇中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在2005年的今天,想起先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古老理想,也不能不有热泪淌下。
    
    不为那已逝去的,只为那将要来的。
    
    是为废科举一百年祭。
    
    2005-11-15修订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November 2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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