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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楚望台:陕北石油事件真相调查(十三-十五)
(博讯2005年10月04日)
高智晟/楚望台:陕北石油事件真相调查(十三)从卖猪到打井:一位投资者的创业史
    
作者:高智晟/楚望台
    
    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对于陕北地区的投资模式有一句精辟的论述:“一口油井就是一个合作社。”农民多以亲族为单位,募集打井所需资金,一口油井可能牵涉到几十甚至上百户人家的资金,这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常见的模式。而今天我们认识的一位投资者,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传奇式的创业故事。他生在普通农家,靠极为艰苦的努力起步,曾经身家千万,却在油井事件中倾家荡产,负债几十万元。
    
    李占军(化名)今年五十多岁,矮个子,人很精神。与前几天的调查中我们所接触的那些普通农民不同,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坚持让我们隐去他的真名,也不要在文中写出他谈到的关于具体人员的腐败问题,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才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从起步说起。我七零年当兵,进了国防科工委在甘肃马兰的基地。七五年复员,没地方去,又回了靖边。”
    
    “我家里有姊妹弟兄九个,家里很困难,工资不够吃饭,这就逼迫我去做生意。每到礼拜六下午我就在村里买上四五个猪娃子,骑上自行车到定边,我们村到定边大概 130公里,赶礼拜天早上到,白天把猪娃子一卖,晚上再返回来。那时候路不好走,都是土路。拉这么一次能挣四五块钱,这是七五年的事情。”
    
    “到了冬天自行车没法走,我们那里产柳树,我又拉架子车,拉柳椽子,一车四五百斤,拉到宁夏盐池县,到那个地方卖了换成糜子,再拉回靖边来卖。从靖边到盐池四百里,来回将近八百里,两条腿拉着车走下来。从七五年到八一年,每年拉上一到两次,上去车沉,大概四天半,回来车轻,大概三天半。”
    
    “到了八六年,我调到水利部门当办公室主任,那时家里实在太穷,我两个弟弟成不了家,我就辞了职,承包着单位的汽车拉煤,一直拉到八八年。上去拉的是煤,下来拉的是水泥,三年多一共挣了八万块钱,那时候已经不算少了。”
    
    “八七年的时候有了宽裕,我就盘算着做生意。雇不起别人,就自己干着。那时候靖边流行倒羊皮羊毛,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内蒙宁夏收羊毛,带回靖边来卖。一年多我这一项挣了十几万。八八年我骑摩托,七百多公里到内蒙磴口带了六十斤羊绒,回来的时候摩托车翻到沟里,在医院昏迷了七天七夜。”
    
    “第二年(指八九年)身体就垮了。不敢往外跑,就开始拿这几年挣的钱养鸡。过了两年我的养鸡场就是靖边县最大的。我养了四年鸡,一共挣了八十万,全是自己出的本钱,没有贷过款,家里人都俭省,那个时候我的财产已经过了百万。”
    
    “九三年春天,北京国防科工委我的老首长到靖边来打井。那时候他打井,叫我给他拉油,我就买了四辆车雇人帮着他拉油。他的井油质好油量高,国家给的价钱也高,他分给我的也多。那年我一边养鸡,一边拉油,一年多挣了四百多万。”
    
    “九五年春天,井上不大景气,他们就想聘我做公司的副总。那个公司叫西北远望能源开发公司,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副总,最后老首长就把井承包给我了,承包一年光税费就交一百多万,给远望公司交承包费一百五十万。”
    
    “九六年我个人资产已经到了六七百万,西北远望公司、靖边县人民武装部各和我合伙打了一口井,一口井(日)产两吨多,一口(日)产八吨多。那个时候油价相当低,八百多块(一吨);那年年底部队改革,不让他们参与打井,人武部就让我把合打的井承包了,外加人武部自己的一口井和远望公司的四口井,承包期是六年,一次交清承包费。人武部是十一万,远望公司是一百三十八万。九六年底到九七年底,油价翻了一番,那段时间我纯利润收入了七百多万。”
    
    “九七年到九八年这段时间,天赐湾还没有外人来打井,我拿出一千万和亲戚朋友合伙打井。那时有关系的就能批到井,我这个直筒子没甚关系,只能拿高价买井位。一共打了二十一口井,光买井位就花了将近六百万。”
    
    “那时候是雇长青公司的打井队打的井,他们技术有问题,这二十一口井总共才产一吨油。我只好拿以前的油井抵债,算下来我损失了三千多万。政府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说是给补偿,可是到后一分钱都没有补。”
    
    “靖边为什么让私人打井呢,靖边三任钻采公司经理,安广生,梁纪贤,王明光,每个在任上时钻采公司都赔了一千多万。靖边政府那时候每年财政才四五百万,赔不下去了,才想起让私人打井。”
    
    “那时我还有两口井。零二年十二月份政府强行和我们签了合同,合同主要是两点,一是说让我们再经营两年,二是两年后无偿把油井收回。我们算了算,再经营两年还能差不多收回资金,就没有硬抗,但是几个月以后政府就把油井抢了。那时候我两口井的产量是三吨三,按政府说的补偿标准应该是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拿到了十八万。”
    
    “这个时候欠了三百多万的债,躲债跑到内蒙去放牛,到过宁夏、新疆,一直到去年冬天才回来。”
    
    今天我们还见到了冯秉先的妻子曲建平。曲建平此前也曾因为为营救亲人上下奔走而被地方政府监禁三十余日,心力交瘁。提起尚在狱中的冯秉先,曲建平就心急如焚。
    
    “老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身高一米七五,体重还不到九十斤,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知道监狱里边什么样子。老冯要是年轻,我就不让他出来,让他在牢里坐着。可是我怕他坚持不住啊!”
    
    曲建平本来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为了营救冯秉先,她辞掉了工作。在她写的《呼吁尽快释放陕北民企代表冯秉先》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字句:
    
    “如果陕北民企最后一名代表冯秉先能够得以释放,民企投资人至少能保全部份人权。如果榆林市政府能释放全部民企代表,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法律的地位和良知在主导社会。榆林市政府能否释放全部民企代表并妥善解决陕油事件遗留的经济问题,将检验党的执政方针在地方能否推行,将会直接影响民众对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前途的信心。我们相信,中央政府已在关注陕油事件,正在做出公正的决断。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陕北民企代表的前途,敦促榆林市政府尽快释放冯秉先。”
    
    我们对曲建平女士这种理性与平和的态度表示钦佩。我们也相信,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之下,榆林市政府会做出理智的选择。冯秉先是陕北稳定的功臣,正是因为冯秉先代表的呼吁,民风剽悍的陕北才没有发生以暴抗暴的流血事件。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2日于陕西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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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楚望台:陕北石油事件真相调查(十四)人间正道,不得立案
    
    
    刘建云已经在外逃亡了几个月,昨天刚刚偷跑回靖边,今天下午他找到了我们。他说自己现在还是被追捕的对象,没有脱离危险。我们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我是从2000年开始打井,款都是高利贷。自己的房子抵押了二十多万,十几个亲戚朋友帮着筹款,一共筹到二百几十万,和别人合资打井,我有百分之三十的股。2000年打了四口井,一共五钻,其中有两口是干井,一口是1343#,一口是3105#,其中1343#井打了两钻都没出油。”
     “打后边两口井的时候款不够了,我个人又贷了五十多万高利贷,都是一分五、二分的息。2002年8月我开始打第三口井,井号是1552,请的是长青的打井队。这次成功打出了几吨油,尝到甜头了;2002年11月准备打第四口,款又不够了,我有高息贷了八十万。当时这口井也大成功了,出油达到十几吨,但是稳产时间不长。这口井井号是3013。”
     “2001年11月,我又请了三盟石油开发公司和另外几个朋友,买了中原油田在定边打的一口井,井号是902B,因为中原他们经营不善,井损坏了,我们用二百万买下来,修了几个月井,又花了三十多万。2002年修好的,抽了几个月。”
    “到了02年冬天,3013号井下出了问题,没法继续抽了。2003年3月份,县政府给我办了技改手续,我又贷了60万,在3013井上又打了一钻。03年5月13号开始抽,这口井产量很高,日产有30吨。十天以后,这口井就被抢走了。”
    “03年4月份,定边县政府有一口闭坑井(干井)给我让我修,井号是902A。我刚修好没几天,就开始收井。我修井花了90万,县政府说井没修好,只给我补偿20万,可是他们到现在还四五吨的抽着。”
     “5月23号开始收井,县政府派干部进入井场,每个井场两个人。当时榆林政府发了个55号文件说是无偿收回。这个文件当时说要先接管、后清算,一步到位。”
    “6月28号一大清早,定边公、检、法、司连上武警与驻进井场的一千余名干部配合,把看井工人赶出井场,断电断水。当时正好下着雨,我们雇了公交车去守油井,公安把我们雇的公交车强制押回县城,让我们无法下山。有的工人不离开井场,就被他们殴打;老板不离开井场,就威胁要抓。井就这样抢回去了。”
    “6月份我们就产生了一次大型上访,有两万多人到定边政府,政府不管;后来去了西安省政府,去了三千多人,政府也不管。”
    “上访回来榆林市贴出来一个公告,说给我们合理补偿,让我们过去领钱。领多少钱既没有评估单位的评估,也没有法院的判决,是政府单方提出来的一个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方案,补偿不到实际价格的20%。”
    “我那口30吨的井(3013#)给补偿了二百六十万,实际价格按当时的油价计算可以达到一千七八百万;那口7吨的井(1552#)实际价格四百多万,补偿了六十三万;那口十吨的井实际价格六百多万,给我补了五十九万。”
    “县上让我们去领钱,我们心里都有气,没人去领。2003年的七月二十几号我们三百多人又去北京上访。上访把材料递上,市政府就上来人把我们强行带回来了。7月26号晚上我回家,远远地看着我家大门上站着七八个公安,我就连夜逃了,一直逃到银川。”
    “定边县派出三路人马出去抓人,一路新疆,一路宁夏,一路北京。到抓人最厉害的时候,银川飞机场、火车站、往陕西走的公路路口都有榆林公安盘查,一个公安身上带着好几副手铐。这是因为市政府给县上下了死命令,说必须在7月28号之前让我们把补偿款全部领走,不领走就让他们全部自动辞职。领钱的时候要在公证书上签字,代表同意补偿。”
    “后来公安抓不住我,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领钱,说钱一领就不抓我了。当时我还没有领。政府没有办法,又派税务局查我的账,想查我的问题。我没有偷税漏税,他们查不出问题来,拿我没办法,县上又开始再次抓人,并且同时找我的家人、债主做工作,让我回来领钱签字。后来亲戚都劝我,钱已经没指望了,别把人也赔进去,我就只好回来了。”
    “8月2号我去找县政府,写了材料给他们,要求重新考虑我的补偿。他不加补偿,逼着我签字。我签字的时候两边是刑警队的,一边站着一个,不签字就要抓我。我逼得没办法,只能签了字。我是一边流泪一边签的,财政局的干部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看我。”
    “签了字就把我放了。从县政府到我们家一公里半路,我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家。这几年我一共投资五百多万,白天黑夜干活,现在反而欠了二百多万的债务。我自己的债主有十几户,他们又各有各的债主,总共牵涉到一百多户的钱。有的亲戚抵押房子给我贷的款,还不上,现在无家可归,娃娃失学了,都得到外面打工。”
    “我原来雇着十个看井工人,政府把井抢了以后说让他们每人交两万块才能重新聘用。钻采公司这些领导都有招工的指标,其实就是一个人分了几万块钱。我原来的工人现在都失业了,只能跑到外面打工。”
    “去年4月12号,我们到市政府上访,和王登记(榆林市长)座谈,谈了四个小时。当时还有市石化局长秦陵惠、公安局长杨勇、信访局长姓冯的。到最后王登记说他官小解决不了。5月12号我们又到省委,省上没有给答复。没想到榆林政府12号就开始抓人,我们上方还没结束,榆林公安包括110就扑到西安,到省政府抓人,其中就有定边公安局长段桂生。”
    “我就开始逃跑,一直逃亡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公安每天到家里搜查,不定时候,有时候是白天来,多数时候半夜来,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5月27号我到了北京参加研讨会,县上政法委书记带人到北京抓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海燕教授掩护我逃出会场的。”
    “这几个月,我一边跑,一边向媒体申诉。好几家媒体采访过我,有国际金融时报的李梅影记者,这个报道发出来了;还有人民日报的周文水记者,中国新闻周刊的朱雨晨记者,还有中国企业家报和时代周刊的采访。”
    “北京的研讨会一开,影响很大,市上就加大力度抓捕我们。八月十几号我偷着跑回来,定边公安局知道了又开始抓我,我又跑了。那时来抓我的是县上缉毒队的队长。这几天趁着他们放假,你们又在这,我才跑回来了。”
    “现在在外逃亡的代表还有七八个。我们要继续告,没有完。下一步我还要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而今天来访的两位农民,青阳岔杨坪大队的武金飞和庞海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上诉过好几次,但是榆林市政府告诉法院,凡是涉及油井的案子一律不得立案。这使我们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上午我们打开电视,榆林电视台居然正在播出一台“反腐倡廉文艺调演”;镜头不断从台下榆林政府主要领导的脸上扫过,而舞台的幕布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人间正道”。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3日于陕西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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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石油事件真相调查 (十五)“我比白毛女还惨”
    
作者:高智晟/ 楚望台
    
    
    
    一位投资人跟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油井就像我们的喜儿,政府就像黄世仁,喜儿一长大就让黄世仁抢去了,我们都是杨白劳。”毛主席在陕北准备东渡黄河往西柏坡转移的时候,曾经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在六十余年后的陕北,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讲述陕北另一个白毛女的故事。
    
    “我叫杨春旺,57岁,家住小河乡前河村,家里有8 口人。我是从1999年开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别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当时见别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传鼓励让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挣了钱,我们心里也想打,但是我们没有钱,心里底气不足。我们还是一直筹画着想打井,后来我和我们村的贾树全老在一起合计,可大家都很穷,你们不晓得我们现在穷到什么程度,比我大些的说还比不上解放前。我们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个人,我和贾树全实际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赞成,但是一家连几千块钱都弄不上。村里凑不上我们就到村外去找人,后来我们去青阳岔找了一个姓王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唉,这几年让政府弄得一点记心都没有了。”
    
    “我和贾树全、姓王的,我们三个人凑了90万,大股东是我们三个人,每个股东后面是一大群小股东。我自己这边只有四个股东,其他钱都是高利贷借的钱。这口井我们实际上花的是120万,因为买井位还花了15万元。后来井上压裂出了两次大的事故,又花了十几万元。这口井开始出油也不理想,一开始只能出一吨,后来降成了几百公斤。那时候原油价低的才几百元一吨,这口井我们赔惨了。2002年其他股东都赔得撑不住了,最后将井折价十四万给了我,出油量仍然是几百公斤,还三天两头出问题。我咬着牙又凑了些钱,彻底地把它大修了。刚大修好,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口井才补了四万多,分到我手上的才一万多。”
    
    “我们折腾了四年,我赔进去三十多万,还有高利息。这利息可结实啊(指厉害),2002年我又借了60万元,参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资,亏在井上了,还得从井上往回找。高利贷投入60多万元,大部分出油几个月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万元,政府才给我补了不到8万。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里了。我现在还欠人家41万元,有两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这利息就能压死人。2003年初开始传说政府要收井,但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来抢。政府怎么能抢,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说是要收,我们在一起也常有议论,打井的人都说,咱们的手续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认为政府即使收也会给个合理的价钱,最少个人投进去的钱总该给人家给够吧。他们突然让员警来抢,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6月7号井突然被抢走,很多人哭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样。我当时就躺在地上哭,这可是要我的命啊,后来我们都到省上,到北京上访,我都没去,并不是我不想去,去外地上访我去不起,我一分钱没有。榆林上访我去了,是搭别人的车。省上上访的当天就开始抓人,我没有到省上上访,我不怕,他们没有道理抓我,省上上访回来的人找到我,跟我说这下跌乱了,市公安局开始抓人了。已抓了我们很多人。我说我又没到省上上访,不可能抓我。但很多投资人说抓的都是诉讼代表,只要你是代表,不管你上不上访,都要抓。那几天我就成了惊弓之鸟,坐禁闭我不怕,但油井回收后有一些人被抓过,我们这的员警心狠的很,他们折腾你你受不了。那几天我又怕来电话,又盼着来电话,担心受怕总没个头不行。抓人开始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小河派出所打了电话让我到县公安局投案。就这一天里县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当天必须到公安局投案,要不然要好好的收拾我。”
    
    “5 口井我投资了近一百万元,你们全部抢走给我的补偿不到9 万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访了一次,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任何王法,当然不能让你们弄住我。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也没办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办法。我就开始藏在山上。开始几天晚上还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后常常一夜睡不着。一听到狗叫就跑出去,没动静后再偷着回来,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干脆彻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带铺盖,就拉了一块烂氊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白天还得不断的换着山头躲,夜里也常要不停的换地方。带着铺盖肯定是不方便,黑夜里常冷的我硌啾(指抱膝蹲着)到天亮。开头那段时间我还在半夜里偷着回去拿点干粮,后来也不敢回去拿了,因为家里人说公安上的和乡上的干部半夜里来过五六趟了,每趟都是六七个人,都是悄悄地半夜里翻墙进来,然后突然闯到屋里,也在我女子(女儿)家里闯了一趟,弄得家里人也睡不成。回来以后邻居讲,弄得他们也睡不成。每次公安一走,全家就哭。我自从娘肚子里出来,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场灾难。”
    
    “后来因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么吃什么。那些玉米生着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应到周围没有人,就跑到河里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为不知道山下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完,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本来是个很坚强的人,这次把我整松了。我有时整晚上偷着哭,不敢大声号,咬着牙抿着嘴号,害怕有人听到后被抓。遭了四十来天罪,我的身体彻底日踏(垮)了。”
    
    
    
    
    “一百六十多斤的身子,四十天变成了一百一十斤。我从来没有害过病,现在胃总疼的直不起腰来,在野外地上睡了四十天,皮肤上就起了些很怕人的东西,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解开衣服让我们拍照)这东西痒痒的难受,痒起来整黑夜整黑夜的睡不着,脑子里山里上沟里下的想个不停。我有时想,我和白毛女有什么两样。这罪是受日踏了。实际上细想起来,我比白毛女更惨,这该你们也知道,白毛女后来是碰上了共产党,解放了,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不欺负穷人,白毛女碰上共产党就解放了,我们怎么办,共产党的天下,榆林政府一下子让我们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我一辈子不识一个字,但我知道美国人不是这样。”
    
    “我什么时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师释放的那几天,家里人上山跟我说党中央为我们撑腰了,说现在形势松垮了,问题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头几天我还是藏在家里不敢见人,过了几天试着在村里边露面,结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说不去就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现在天气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撑不住,我就干脆说去他狗日的,你们狗日的球愿怎么办,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公安局像审犯人一样从中午开始一直审我到晚上八点。我看他们实在无聊得很,一句话要反覆问上十几遍,让我不能再告状,也不叫上访,什么话以后都不得说了,让我认清形势,说我觉悟太低,说政府怎么能随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赢,今年你也看到我们抓了多少人,谁能把政府怎么样,再告还要抓,让我保证不再告状才放我回家。”
    
    “还有好长时间是让我说朱久虎和冯秉先的犯罪问题,我没有说。我最苦的还是我的小子做开颅手术那几天,急得我寻死上吊也没用。我逃跑到山上以后所有的担子压力都搁在我小子身上,那群要帐的人是每天都来找我的小子,说什么话的都有。什么难听骂什么的也有。小子也彻底被压日踏了,很快就病倒了,拉到宁夏银川做开颅手术,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我的家是完全烂干了。现在的庄户人连饭都吃不开的哪里还有,靖边就有很多。人穷得没办法了,脸面也不顾了。我的三个孙子都送到别人家里面养着,我们大人总不能跑到别人家里吃饭吧。我这种人没脑子,我又相信了政府,我去了两趟乡上,他们说不管,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就是等着看政府赔不赔,要是不赔的话我全家彻底烂包了,我就豁了这条老命。”
    
    “上山”二字在陕北老区民间,有着两种隐晦的意思。一种是如老杨今天一样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种是如毛主席当年在山上“欲与天公试比高”。老杨下了山,是因为他还对党中央保持着几十年的忠诚和信心,可是我们在暗暗担忧,今天的党中央,是否还有如当年一样,为人民撑腰的决心和能力?
    
    
    10月4日于陕西靖边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5/10/0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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