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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请看博讯热点:太石村罢免事件

(博讯2005年9月30日)
    特约记者 陈小雨 转自《公民维权网》
     
       ■书房主人 (博讯 boxun.com)

      
      艾晓明,女,1987年1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文革”后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教育重点项目“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2003年,因积极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同时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2005年9月24日上午11时,右手大拇指关节出问题的艾老师去中大校医院看病还没有回家,记者在她的客厅和书房里静静地参观着藏品。书房中三面靠墙的大书柜里整整齐齐地堆满了成套的书籍资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摄影艺术到法学理论,从中文到英文。客厅更像一个拥挤的工作间,整齐地摆放着电影制作设备和影碟资料。《阴道独白》,这部由艾老师主持导演并在大陆首次公演的女性主义话剧,就是在这个电脑中制作完成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本宣传权利的小日历,每个内页上都标示着一项权利,如:“人人都有意见受重视的权利”,“人人都有获公平对待的权利”。日期则标记着“世界人口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和“世界消除贫困日”等纪念日。日历封面上用中英文印着三行大字:“放眼世界,生活着手,Change is possible(改变是可能的)。”
      
      11时30分,艾老师终于回来了,她抱歉地笑着,急急忙忙到厨房里给我倒茶,费力地切苹果。我建议她应该做理疗,不要光打青霉素。她说:“太费时间,大堆事忙不过来,都是按鼠标时间太长给害的。”我说:“你这是积劳成疾。”她笑着承认了。艾老师指导的学生跨越十个年级:本科四个年级要指导、硕士生两年、博士生三年、博士后两年、进修教师半年到一年。今年6月,艾老师在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今天中山大学中文系骨干教师的工作量,我不敢说是最重的,但我可以预计,长此以往一定过劳死。我打算把电脑屏幕换成倒计时:你离五十三岁还有XX天。五十三岁是中关村一带中青知识分子过劳死之平均大限。”
      
       学术方向和阅读的质变
    
      “2000年我从美国南方大学研修回来,我的学术方向和阅读就改变了。”艾老师说,“这是质的变化。”1999年,国家教委和美方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艾老师应邀到美国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作了为期一年的“妇女与性别研究”访问学者,她认为在那里的交流、上课和阅读,根本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从1974年进入大学校园,到1999年去国之前,艾老师的学术重心一直在文学领域,从阅读的方法和兴趣上来说,她更倾向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细读,分析作品的结构,咀嚼作家的谴词造句,陶醉于美妙的文辞和飞腾的想象。“但是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艾老师指着书柜中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作品说,“这些书我现在看不进去,我觉得有更多迫切的事情需要去做。”
      
      她说,在美国南方大学,她看到图书馆里关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论著非常多,非常齐全,内容涉及文学、电影、广告、音乐、建筑和美术等各方面,她因此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
      
      2004年,艾老师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改变就要身体力行、还要出类拔萃……我们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素质优雅的好太太,而是要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这样的人才还要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这样你才有能力影响环境、影响决策,或者进入决策层,从而获得权力改变社会、争取性别平等。让大家动手动嘴站到教育者的位置上,就是提前进入改造社会的角色。”
      
      强调田野调查而非阅读
    
      记者问艾老师,现在会不会对个人和学生的阅读做更高的要求,她回答说,阅读是一方面,但是她现在更强调做社会研究,做田野调查。她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的文化学者对中国非常了解,这些了解就是来源于实地调研。她举例说,英国一位学者指导研究生去中国农村做调研,村中没有条件洗澡,研究者也就3个月没洗澡。
      艾老师说,中国很多学生因为缺乏对社会的研究,也不做实地考查,面对史料就缺乏判断力,不同的说法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文字的差异,好像都说得过去。她说:“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力量在哪里。一种新锐的思想、观念可以改变生活,而一种陈旧、僵化的言论则会限制、甚至侵犯和破坏我们的生活。”她进一步指出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病,就是“非常功利”,只强调就业率,只教给学生谋生的工具,而不教给学生价值,不教社会责任:“学生考虑的都是怎么找个好工作,他怎么会有兴趣判断是非呢?他根本不会去想是非。他做研究时就找不到问题,他根本不会去想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没有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
      
      不过,当记者问到目前给艾老师最大影响的书籍为何时,她笑着说:“是三联版的《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艾老师在加拿大参加了第25届国际人权培训。她说,当她与来自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的人权教育工作者一起参与讨论时,有一句话她老是想不通——培训的老师说,国际人权批准是一个最低标准;她想,如果中国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就是非常幸福了。而培训的老师告诉她:我们说最低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些标准,再低,就叫侵犯人权了。这个意思是说,各国的人权标准还可以更高,意即所有人的生活,“还可以过得更好”。
      艾老师对记者说:“学习国际人权体系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现在,即使‘人权’两个字写入了宪法,还有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词,这使得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尊严。宪法里的这两个字,应该照亮我们的生活,成为衡量我们生活的价值。人权是让我们享受到尊严、平等、无歧视,即让我们作为人的生命变得美好而完整的一整套价值。我们政府签署了很多人权文件的,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签署,待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拥护我们政府签署的这些文件。”艾老师还说:“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师生,都太需要人权教育了。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如何尊重并且维护其他人包括少数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人权,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尊重人权的文化。”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人”
    
      当记者用“权利意识很强烈”来描述艾老师时,她显得有点诧异。她说:“很多人说我很激进,有些人,从来没见过我,就说我是一个变态的、张牙舞爪的、恶言恶语的、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学者的误解,对女权主义的误解,特别是对人权教育工作者的误解。这几种误解加在一起,足够把一个人抹得很黑了。这是一种不健全的文化,一种无知和狭隘的想象。”她说,我所努力介入的公共事务,只不过是呼吁不打人骂人、不强奸妇女、不虐待老人,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吗?“难道要激进的人才能这么说吗”?她说,为什么会把有这样诉求的人当作“激进分子”,这才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假如一个社会告诉人们,你说了最基本的话都要掂量后果,那么这样的社会氛围就需要改变。”
      
       那么,艾老师为什么会从关注妇女权利,进而关注更广泛大众的权利呢?“会不会有人说您多管闲事?”记者问道。艾老师答说:“说到妇女权利保障,有很多理论,都是很好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平等权利却没有变成人们的日常经验,这不仅仅是文化观念的问题,而是需要改变,例如完善立法和落实执法。保障妇女权利,不能不致力于社会改造。”
      
      她接着说:“我知道对我的一种批评,就是不应该有那些社会介入,又不是学管理的、又不是学法律的,诸如此类,仿佛学者只能介入与自己目前职业分工相关的问题,我是不会按照这种视野来制约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力的。中国目前文学研究的专业划分与国外差异很大,这个我在今年一场有关比较文学的争论中讲过很多。而且,人文科学各专业、理论和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彼此相关的。法律也不必非得是学者、专家才能去普及。我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关注社会、热心公益,这跟是不是学者或者专家可以毫无关系。咱们广州公民不是有个道德规范就叫热心公益吗?我和‘孙志刚案’的关系,与其说是专业关系,不如说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权得到保障的世界。这件事不需要我从专业上转个弯去关注,暴力犯罪威胁每一个人,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允许的事情。”
      
      2003年,在关注“孙志刚案”的同时,艾老师参与了为黄静争取法律公正的行动,这为她的妇女研究教学积累了经验。她说:“我了解到在社会生活中,保障妇女权益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障碍,从而开始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TS村妇女创造了历史”
    
      9月初,刚从陕西贫困县丹凤考察回来的艾老师从网上看到了关于广州番禺TS村村民罢免村长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村中妇女到区里饿着肚子表达不满的情况。“妇女参与决策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指标,对于一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关注。” 艾老师说,“我还希望自己的调研能够为缓解这种危机积累认识。”
      
      艾老师在和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TS村妇女在劳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妇女要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处理农活,因此无法脱身打工挣钱。外嫁女(即嫁到村中来的妇女)没有土地资源,面临两种选择,外出打工和为本村村民打工。“外出打工,没有文化,连扫地都不要你。”艾老师说,“给本村村民打工,一天20块钱,一个月600块钱。”村中老年妇女没有福利,在没有土地资源的情况下,生活最困难,没有应付危机的能力。
      
      不少中、老年妇女在事件中抗争的态度很坚决。艾老师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妇女感到自己的经济权利受到了侵犯,体会到了生活中的困难。“我感觉TS村的妇女非常有力量。”艾老师说,“首先,作为劳动妇女,她们和广告中那种刻板的妇女形象不一样,她们非常强壮,是家庭和社区经济活动中的主力。第二,在罢免村官的活动中,她们主动和坚决,她们明确自己的诉求:这是我的权利。第三,她们真可以说是非常的宽容和配合,哪怕前一天才被放回来,今天政府组织投票,她就认认真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我们总以为妇女是弱者,但是TS妇女让我感到她们的强有力,她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么,TS妇女的权利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艾老师说:“TS村的经济以前是很好的。在信息方面,TS也处在高度城市化的地方,它不是闭塞的穷乡僻壤。凤凰卫视的‘天天有报读’,有些村民可能看得比我多。”艾老师还说:“我曾问那些在村部里守帐的女村民:‘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她们回答说:‘我们要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我觉得我们有些人低估了农民的觉悟,认为村民说不出这些话。你想想,这些权利可能跟他没关系。假如他在政府工作,他不必去争取对这个村中事务的参与权,因为他不在这里拿工资嘛。但是妇女、村民她们/他们不能不要这个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每一条都关系到他们/她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嘛。”
      
      艾老师说,有些人坚持认为村民什么都不懂,村民有诉求一定是坏人和可疑势力在背后煽动他们做什么事。“这不仅是对当代农民的误解,这简直是污蔑。”艾老师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剥夺妇女尊严的一个看法。”
      
      “用生命做有价值的事”
    
       在送我出中大校园的路上,艾老师仍不停地对我说着创造力、观察和人的尊严的话题,一时间又仿佛在喃喃自语。“我曾认为,好的作品有赖于语言,是文字写出来的,现在才体会到,好的作品就是生命本身。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如凡高、卡夫卡、哈维尔,他们都用生命本身写出了最好的作品,那叫生命的结晶。”她说。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在明晃晃的日光中,大风扭动着艾老师已经有些发白的头发,番禺火辣辣的热带阳光早己将她原本白皙的额头和脸颊晒得发黑。 (博讯记者:维权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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