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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楚望台:陕北油田事件真相调查(一—六)
(博讯2005年9月17日)
    
    


高智晟、楚望台:陕北油田事件真相调查(一——六)
    


陕北油田事件真相调查
    



    
    陕北民营石油案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维权第一案"。05年5月21日,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张树义、姜明安、莫于川、李洪雷、蔡乐渭、田宇红举行就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出具的《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陕西省三级政府动用行政权力,以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关系对方的油井资产是明显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05年7月,民法学家江平先生在《中国改革》发表文章《行政强权在侵犯人权和私权》,指出对朱久虎律师的非法拘捕"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特别是侵犯了律师的合法权利",以及地方法院以抽象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此案"太荒谬!"。除《榆林日报》与中央电视台外,榆林、靖边政府动用暴力抢劫百姓的油井及经营成果非法与野蛮已得到海内外舆论界的一致声讨。
      在学者、律师、记者介入之后,两地政府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玩弄司法,报复打击当事人。5月14日晚22 点,靖边诉讼总代表冯孝元和陕北石油民企律师办公室工作人员仝宗瑞在西安下塌的宾馆中突然被榆林市警方带走;15日,定边县民企诉讼总代表张万兴、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诉讼代表王志军被定边警方抓走;
    26日凌晨1点左右,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被榆林市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的罪名被捕,律师、诉讼代表6人被捕;
    6 月28日,定边县在"坚持以打促整顿,以打促接的原则下","采取强硬措施,全面接管油井";派出的警车与张天渠、店房洼、樊学、姬塬等油区的近数千名群众发生10多个小时严重对峙,次日凌晨,榆林市派出20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与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当场拘捕12名群众,拖走几十辆汽车,占领油井。7月 25日,央视"经济与法"栏目一自称"刘波"的记者声称"央视领导与该栏目对陕西地方政府野蛮违法的做法非常愤慨",以采访为名,与榆林警方勾结为奸,在武汉诱捕维权代表冯秉先。
      至此,两地政府"收回"油井的黑社会性质已昭然若揭。为向中央交代,当地政府声称油井收回之后,石油产量,生产的安全性,管理的先进性和环保指标都比私人经营时有所提高。为对此种说法进行核实,北京的法学界与律师界将持续投入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分赴陕北对此案发生后榆、靖两地的社会状况作出长期调查并定期向国内外公众、中央及各有关部委出具系统的调查报告,以将真相昭示天下。
      第一期调查为期半月,由我们二人进行。我们谨对此报告所有读者承诺,我们的独立调查本客观公正之原则,不以任何个人、组织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胜于谎言与暴力。
      是为序。
    
    
    
    高智晟 楚望台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于陕西榆林
    
    
    
     一、靖边
    
      刚到靖边,我们竟遇到了一场小型堵车。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遇到堵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有一支五十余辆的送葬车队经过。开车的师傅说,死者都是石油工人。"油井起火烧死的,都快一个月了。"
      我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月前发生的事故到今天才将死者下葬。再向师傅询问死者是哪个片区的,事故怎么发生的,师傅推说不知道,让我们问别人。
      我们带着疑问下了车。初到这里便遇到一次不幸,无法不使我们对油井的安全措施感到担忧。后来见到了几位原来的石油投资者,才知道事情的大概。事故发生在小河乡第三采区,死者共有两个,其中一个叫刘建,32岁,黄蒿涧人,是钻探公司三采六队的片长。另一个叫高仁虎的,24岁,临时看井工。本地的风俗是人死后七天内下葬,而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死者属于事故死亡,死者家属与钻探公司就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一直争吵到现在,两家死者家属各得到四十余万、二十余万的赔偿。
      "国有钻探公司现在牛起来了,有钱了。两年前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下来,死了人能给你赔几十万?前两年是压着不让往上报,现在油井收了,什么事情都来了,尤其是死人的事,过去在私人手里哪有这号事。死一个人国家赔几十万,又不是当官的他自己赔,花钱消灾,不让上边知道就完了。"
      "为啥(油井)在私人手里头没有这号事?我们打井的时候雇地质工程师选井位,雇专业打井队打井,雇石油工程师指导生产,雇专业的施工队测井,固井,注水,请来教授、工程师帮我们改进技术,井在我们手里永远不会出事故。"
      "这里没有哪个人打井是容易的,打一口井几十万,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出一次事,(政府)不让你干了,你就是一身的债。你要是认真干,踏实干,几年能把账还清了还有的挣。现在他们把油井抢去了,我们就是全陕西最穷的人,(我们)这些人身上都背着债,几万几十万的都有。"
      我们记录下的数字是,靖边地区油井私人经营的十余年期间,共发生不到十起事故,死亡一人;而油井被强占后两年余时间内,发生大小事故一百八十几起,死亡十余人。
      "现在油井抢走了,我们背了一身债,国家一样没有得到利益,石油都走到黑市上去了。"
      这句话使我们有了浓厚的兴趣。榆、靖两地政府强抢油井的理由之一是民间投资"干扰原油、成品油的流通秩序"。在下午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荒谬的论调。在这一地区所有民营油井被强占之后,正是权责不明的落后管理制度,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石油黑市。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规定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任何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购,开采者不得向非指定单位销售。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公司统一收购。国家为每口油井测量产量,要求开采者足额产出,对于超出定额的产量,由民营公司交到运销公司指定的脱水厂。
    
    "黑市"指的是从油井上偷油转手出售。在油井私营的时期,偷油的情况极少发生,因为石油的产出量关系到油井主人的切身利益。而在油井被以"国家利益"之名强占、原来的油井主人被拘捕或驱逐之后,"黑油"迅速增加,"黑市"不断扩大。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可预料的结果,是六、七十年代大锅饭悲剧的再次重演,其原因以四个字概括,就是监守自盗。
      用监守自盗这个词形容或许仍是不准确的。石油是国家的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地方政府成为国家财产的监守者,非但不能保证国家财产不被非法侵占,反而给一些人的贪欲创造了一个温床。我们取得的信息主要有:
      1、部分工人偷油。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井上偷油的手法有这样几种:一是偷石油。一根输油管长十几米,一次打上来的油剩在管子里的可以装几水桶;二是偷柴油。抽石油需要柴油机带动,在柴油机上做点手脚,就可以把"省下"的柴油拿出去卖。很多油井把柴油机的冲次降下来,或者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不开柴油机。
      2、在油井设备上做文章,侵吞国家财产。比如油井上用的油杆,属于必要损耗品,废油杆作为废铁,几元钱回收之后刷上新漆当成新油杆再用,报账达到每根一百几十元。
      上面说的这些在黑市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当地政府的"检查站",也主要是为他们设立的。而真正的硕鼠,是那些强占油井后的管理者。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们,"老百姓用袋子往外背油让他们截住了,要往死里打,那些拿油罐车往外运油的,给他们放下一千几百块钱,他们就让过。他们知道你能弄一车油出来,肯定有后台。"
      如果这些"检查站"真的有用,只需要在运油车出境的每个路口上设立一个检查站。但实际上在每条公路上设立的检查站都不止一个。这些检查站分属市、县稽查大队、钻探公司、石油管理部门。它们每天捞到的油水,和流入黑市的石油量是成正比的。
      我们很容易想象是什么人可以管理这些被强占的油井,也不难理解这些人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下把一车车石油运到油贩子手里。我们一开始不明白的是,他们怎样完成定产指标?一位知情者给了我们答案:这些硕鼠的文章做在油井测产上。
      "你送多少钱,他们(指测产单位)就给你测多少产!"
      "好比一口井产量是十吨,他们能给你测成三吨,剩下那七吨你就能拿到黑市上卖!"
      在靖边的两千余口油井被收回后,政府又增打了二百七八十口井,产油指标居然一下子降低了。我们不禁要问,当地政府究竟是没有能力将这些油井的产量测清,还是根本没有将它测清的打算?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部分黑市收油点,固定的有内蒙"四大队"、庙畔、靖边王家庙等地,小型的有靖边教堂附近、石湾、高家沟、水口潭等地。集中起来的黑市石油,被运到产油区的边缘地带进行私炼,私卖。就算是国有炼油厂也一样在收油过程中制造猫腻,如"榆炼"一等油价3300元/吨,表面看来这个数字虽然与其他厂定价持平,但将油卖给榆炼可以避开国税、地税等各种税收。
      一位知情者估计,在陕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进入黑市。地质学家将石油称为黑色的金子,而现在的陕北,这黑色的金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一个巨大的黑洞,流进一些人鼓胀的腰包里。
    
    
    
    高智晟 楚望台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于陕西靖边
    
    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日来在榆林、靖边就石油事件的调查走访,是一次难忘的艰难经历。这“艰难”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边远地区工作不便,而是我们走在路边地头,这里的人们看我们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惧。当我们笑着和他们搭话,告诉他们我们此行的目的,绝大多数人立刻闭嘴摆手,甚至问路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不禁想起《国语》里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后来颇费周章才得知,这种人人自危,畏我们如洪水猛兽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从 2003年起,榆、靖两地出动警察强抢油井的暴力图景犹在眼前,让人们心有余悸;一方面是油井被强抢后投资人到北京上访,后又组织起来寻求法律解决,两地政府又采取暴力手段抓捕维权代表,以大阵势刻意营造恐怖气氛。
    在青阳岔一个没人的小饭馆里,饭馆老板对我们道出了原委。
    “那个时候他们一来就是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是警察,那阵势就把人吓砸了(陕北方言,吓瘫了),你说话他们就抓你,手铐一戴就把你塞进去。旁边的人看不惯嘀咕上两句,他们就说‘拉回去收拾’,就铐起来撂车上。”
    “哪里有手续,没有手续。抓那么多人要办什么手续。去年他们抓我的时候,我逃出去了,他们在街上说,谁知道我在哪里给两万块钱。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贾(经核实叫贾俊海)这些老汉,不就是因为多嘴被关了半个多月。去年光靖边县坐禁闭的就不下几百号人,你们外乡人没见过那阵势。土匪来了咱不怕,国民党来了咱不怕,没人能劲得上(方言,斗得过)这里的警察。”
    一位曾经是油井经营者,现在靠开车维持生计的刘姓师傅对我们说:“我就被抓过,关了六天。那种生活你根本受不了,几个人,有的时候十几号人圈在一起不让你睡觉,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你。很多人三天下不来就说不啦不啦,油井我不要啦。”
    “实际上油井人家早抢过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状,像照(看管)狗一样照着你。就这样照着,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是想着点子拾掇你。他们找人装成记者,下来说是要采访,谁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抓走了。现在就算是真记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声。”
    “我不怕你是假律师。十年前我带了几百万来靖边,现在啥都没了,还倒挂一百多万,离了婚,孩子归了老婆,我还怕个球。再说你那记者证看着不像假的(我们给他看的是律师证),只要你问我就敢讲,陕北人不都是那么松。只要井要不回来我就要告,你不让告就应该把法院撤掉,你不让上访就把上访站撤掉!你不撤掉,花着老百姓的钱,又不让老百姓告状,你这叫什么法院,叫什么道理?”
    一位公安干警通过投资人引荐,与高智晟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单独交谈。据他讲,自强制回收后到2005年5月,虽然有多次大规模的抓捕、打压,但仍然发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体上访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领导当时的决心是,将三百多名投资者(上访者)全部抓捕,抓捕后无限期关押,直到写下“保证书”后才可以释放,但必须保证两年内不离开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长杨勇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为公安系统内部反对抓捕的声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维权代表。
    “实际上我们当时抓这些人,没打算给他们定罪,只是想关上一段时间,他们写了保证就放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太硬气,后来国内外报纸上开始批判这个事,捂不住了就开始研究罪名,准备给冯孝元定个重婚罪。”
    “他们本来以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么证据就有什么证据,现在看来是判断失误。这些人很硬气,宁死不写保证书。”
    “这个月初我们又搞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针对所有这次被抓的维权代表,每人突审了四天四夜,每组六个警察轮着审一个人,不准睡觉,有两个三天就倒下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朱久虎、冯秉先的犯罪证据。第二个行动就是在抓一批人关起来,继续找证据。最后关了四天又放了。”
    “抓人整人对我们普通警察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榆林人,我的亲戚里也有投资油井的。后来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这就是警察偷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出去躲。警察也是人,在家乡也得讲个人情。我自己就做过,没办法。”
    我们理解不愿开口的人。但我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党治国先生的《陕北民企调查》中提到过青阳岔一个叫石秀成的投资者。到了青阳岔,我们想先找老石了解情况。在小饭馆里,我们向老板打听石秀成的联系方式,他说,“上访回来这个人就跑了,跑了两年了。”
    很明显他在骗我们。党治国先生在青阳岔访问石秀成正好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揭穿他,回到下榻的住处,继续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找人。
    到中午,总算来了三个人,两个是青阳岔本地的,一个是外地来投资的,负了债不敢回去。他们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外地来的那个姓王,十年前带了六百万来陕北,赔得血本无归,负了一百余万的债务;一个年轻些的,是“王老板”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钱在油井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板”的债务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着外面几十万。
    我们拿出纸笔准备做笔录,他们一下子慌了。“说就行了,别记。”
    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只是作为证据,不会公布你们的名字。他们嘀咕了一会,冒出这么一句:“你们真是北京的律师?”
    我们拿出律师证,身份证,甚至是写着“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银行卡。他们拿在手里传看了半天,还给我们。这时武老汉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说了几句,站起来说家里婆姨叫回去吃饭,得回去了。
    看来留下他们,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一下子发了火。“我们从北京跑过来搞调查,政府不会配合我们,你们也不说话,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
    那一老一少讪笑着出去了。王老板很犹豫,想走却又迈不出步,最后对武老汉说:“你们先回去,我和高律师再聊聊。”
    王老板拘谨地又坐下了。我们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
    “你欠的一百万这辈子还得清吗?”
    “还不清么。”
    “你还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着还。”我们说。
    孩子这两个字正中了他的心事。这个四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一个曾经身价几百万的民营企业家,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不怕坐禁闭。啥都没有了我还怕啥,在牢里还能躲债主。我三个孩子,一个已经不上学了,那两个也是马上的事。”
    我们无意指责投资者这种怯懦。现在这些人普遍的心态不是希望政府把油井还给他们,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多给一些补偿,把欠下的债还清。按照03年的油价算,陕北地区的民营油井价值70多亿,而政府提出的“合理补偿”是13亿多。04年经过维权斗争,政府许诺再加50%的补偿,而全部的补偿尚不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偿还债务。他们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却不能不顾及到整个家庭的生存压力。
    “他们也不是不敢讲,我们是怀疑你们是县上派下来的。只要你们能证明你们是真律师,我们什么都倒给你。”
    我们说:“这个简单,朱久虎律师的婆姨你认不认识?”
    “认得呢。”
    我们立即给朱久虎律师的夫人邢文增女士打了电话,递给王老板。邢女士在电话那头证实了我们的身份。王老板看起来是放了心,说请我们到家里吃顿饭。我们答应了。一方面是想和他多聊一聊,一方面也想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
    他家离宾馆不远,有个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个仓库,人住在三口窑洞里。王老板的婆姨在院子中间支了块面板,准备给我们做面条。
    我们把前几天写的报道给他看,他拿在手上边翻边点头。看完还给我们,说,“高律师你放心,下午我去替你们说,他们信得过我。晚上我们就去找你。”
    晚上,果然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我们开始了对投资者细致的访问。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二日于陕北青阳岔
    嘴摆手。
    
    
    四、从“开门引凤”到“关门打狗”
    
    贺建军,47岁,靖边人。方脸庞,小眼睛,身子很壮实,喜欢两手抱在胸前说话。他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公开姓名的人之一。我们在靖边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访谈。
    
    “投资油井之前一开始是卖豆腐,搞废旧回收,办修理厂,能挣钱什么都干。”
    “投(资)第一口油井是97年。那个时候我婆姨娘家那打了一口井,我从农行贷了五万,自己拿了两万多,和他们村一个人合伙买了这口井,一共是十三万五。”
    “两年以后我把这口油井转让了,2000年冬天我和叔伯哥又买的别人的油井(114号),花了54万。钱不够,是房子抵押的。从农行,信合贷的款,二分利息。”
    “买的时候说是(日产)一吨三,买到手一个月,下降到700公斤。我不服气,找了工程师改造。一开始找的长青公司,花了一万二,停产了好几天,最后没有起任何作用。后来又聘请了长庆(油矿)的退休老技术叫周宏军,给我作技术指导。他拿的咨询费三万五,然后修井的,洗井的,强抽的,这几道工序,连给周宏军的三万五花了12万。搞下来以后又减产了,成了500公斤。”
    “这段时间乡政府因为1200的扶贫费没交到,把我们的井停了。2年多一点抽了20万块钱,搞下来赔了40多万,连利息60几万块。这是第二口井。”
    “第三口,也是买别人的井(099号),那是2002年,这个井是口干井(指出油低的井),买下来花了5万多,我自己出了3万,剩下的是别人的股份。后来又请了周宏军作改造,酸化,设空,压裂,共总花了40万。出油由几十公斤涨到两百公斤,最后涨到2吨3。这个增产的期间,一直以三百公斤缴税,后来产量提高到 2吨3时按2吨3交。几个月当中盈利大概是十几万块钱。”
    “03年6月7号,政府把井收回去的。五六个警察开着车,把看井人的被子撇出去了。说再不走就逮你。给我兑现是按290公斤算的,兑现15万。我那个井当时价值90多万。一开始不服气,没去取,乡、县领导强行叫我取钱,我不取。我说我不要钱了,给你们。前两天才去取的。我现在欠农行二十多万,信合三十多万,自家亲戚十几万。”
    “03年7月份在陕西省政府门口静坐,去了三千多人,那以后开始抓人,任光明就是带着手铐脚镣签的字,通缉的二三十人,里面有三个老共产党员,都70多了。”
    “03年8月去北京上访,开论证会。我们这一块去了20多个。回来县上抓人,到公安上罚了钱,有五千的,有三千的。”
    “陆陆续续一直到2004年7月份,朱久虎来了,开始走法律道路。委托了朱久虎,选举了一系列代表,我是理事组的,一直参与诉讼。原先一共有200多家企业(委托),后来缩小到140多家。”
    “没抓我,是因我没去西安上访。因为我浑身有病,胃病,糖尿病,高血压,去西安时我正输液呢。我是重点人物,被讯问了好几次。”
    
    袁申(化名),青阳岔人,42岁。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法律就是空纸一张,你们说是不是?”
    
    “投资油井之前我是农民,2000年6月份,我们全家投资油井,我,我兄弟,姑姑,姑舅,连凑带借凑了五十几万,就在青阳岔承包别人的井。开始是半停半抽,晚上停机,产量不稳定。后来请华北压炼队用高能气体压力洗井,改造以后能出八百多公斤。”
    “县上有个运销公司,说我井上是大比重油,必须交在青阳岔脱水站,交在助剂厂不行。结果我交在脱水站的交油票,不顶交油任务,补偿的时候只能按干井兑现。我就觉得实在不合理。”
    (注:当地实行“产量包税,超产自销”的政策,国家开办助剂厂和脱水厂收购石油,以油气办测的产量为定额交到助剂厂,超产的交到脱水站,禁止私自买卖。
    产量包税指民营企业以定额为基础向各部门上缴13种税费,包括:国税、地税、土地使用税、政府治理费、工商管理费、分成费、教育附加费、资源补偿费、城市建设费、环保费、协调费、草原治理费、道路岔口费等;超产自销指超出定额的产量,由民营公司交到运销公司指定的脱水厂。脱水厂的收购价格一般较低,但扣除了各种费用。)
    “第一口井回收20来万,亏了30来万。”
    “第二口井是自己打的,2000年10月份投的产,投了90多万,是我们三个人的股份,每人三十万。后来2002年10月份那两个人撤了资,我自己把油井盘下来。”
    “这两口井扣掉国税,一共给了我十来万块钱的补偿。我整个亏了八十多万,现在负的债有五十多万,这些都是高利贷,有三十多万是二分息,有二十万是一分五的。这个都是欠亲戚的。要是欠外人,早就活不下去了。”
    “2003年6月份,公检法三家一块来的,先占领油井,后跟我们算账。”
    “7月份到西安上访,后来去的北京。今年4月又到榆林市政府上访了一次。回来以后(公安人员)天天找我谈话,问谁叫你上访的。”
    
    这些投资者困惑的是,在前几年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投资打井,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就翻脸不认人地撕毁合同,抢占他们的油井。“(打)油井都是政府正正路路批准的,我们不是偷偷摸摸开井。资质都具备了,审批通过了,执照有了,合同签了,钱投进去了,忽然有一天他们说油井是他们的,说没收就没收了。”
    在《安塞县石油联合开发政策及管理规定》(塞发1995-47号)、《定边县石油开发优惠政策》(1994-4-8)等文件中,我们发现了如下条款:
    “凡愿意来我县联合开采石油资源的国有、合资、独资企业的投资者,我县均热诚欢迎。对投资大、对外联系广、有一定经济实力、实行规模开发的大户优先引进。”
    “凡对我县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开发以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等方面有支持、带动作用的投资者,政策予以优惠。”
    “在联合开发石油资源的同时,在我县日、投资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对县内嫁接改造,给我县新建企业提供投资或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提供直接、间接援助的联合企业,开发油井的合作期限可适当延长。”
    “对进入未探明区块勘探开发者,实行优惠和鼓励政策:开发者经过物化勘探和钻井勘探探明的区块,每平方公里享有3口油井(含勘探井)的长期经营权,其余探明区块按5:5的比例与县上共同分享。”
    “石油开采期间,县上可为供电、供水、交通、治安、土地征用等方面服务;并提供生产所需各种材料和物质。”
    “鼓励和扶持中外投资者在油房庄油区、红柳沟油区以外的六块油区进行小区成片开发。凡首家在上述油区开采的第一口油井除上缴国家的各种税费外,县上免收部分或全部其分红上缴利润。”
    “县级单位钻采石油,按照有关规定,每口油井手续费300元、项目费1万元,不交10万元的抵押金。”
    ………………
    而到了2003年,在《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的讲话》(榆政发2003-55)和《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收回油井“三权”有关工作标准的紧急通知》(榆政发2003-33)中,政府作为合同的甲方,对合同乙方投资者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要坚持“先接,后清算”按期按标准按管油井,不论有多大困难,多少阻力,各县都应抽调足够的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强硬措施,把油井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接管过来,原投资者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留置井场,参与、变相参与或变通监控井场的和产经营活动。这是市委、市政府对各县最基本的要求。”
    “全面接管油井资产,由各县组织的接管人员对油井的全部资产,包括各类生产资料,库存物品及技术资料进行接收。同时,要履行相应的交接手续,经原投资者认可后,作为国有资产凭证和有关补偿依据。”
    “原投资者限期退出井场,各县接管油井后,原投资者及其雇用人员必须一律限期退出油井,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彻底收回原油处置权,收回油井所产原油由各县国有公司统一处置,实行“五统一”管理,原投资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计量、质监、交售、结算等业务。”
    ………………
    投资者们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就是地方政府从“开门引凤”到“关门打狗”的过程。访谈结束后,投资者们给我们念了一首在陕北传诵的打油诗:
    “政府现在好光景,
    挂着延长搞私营。
    志丹子长又重生,
    要我的家乡要我的井。”
    
    
    高志晟 楚望台
    九月十三日于陕西靖边
    
    五、“找不到证据就劳教他们!”
    
    世事万象变幻难测,在前几日的调查之中,我们费尽心力,行车二百余里,才能找到几个访谈的对象,总算没有陷入窘境。而今天一早,我们灰头土脸带着倦意刚回到宾馆,房间里的电话声即骤然响起。(我们刚登记十分钟,自己还尚不清楚这个电话号码)。下面记下高智晟律师与对方的通话。
    (我们尚未查得对方身份,为叙述方便,对方简称“对”)
    
    对:我找高律师。
    高: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
    对:我是哪位咱们就不要谈了,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对您有用的消息。
    高:请讲。
    对:前黑夜(方言,前天晚上)我们三家吵了一夜……
    高:对不起打断一下,您指的三家是哪三家?
    对:公检法三家。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主要麻烦在朱久虎。要是本地人,根本不需要三家讨论。当时抓人的时候是上级党委政府拍的板,他们拍板抓人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案子的最后出路问题,但公检法就得考虑。一般你要是沾点犯罪的边也好说,关键你这次朱久虎这些人连边都不沾。咱该是搞法律的,该明白这些事情。领导不管那么多,但麻烦是公检法自己的。
    高: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对:这次两次要移送到检察院,人家都不接收,上面就硬压着。这次检察院、法院领导很狡猾,他们就认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构成犯罪,就是不接收案件。检察院的领导明确表态说,要断可以,上面应该给个指示附在卷里。那个东西上边敢出啦?肯定不敢。这就僵到那了。
    高:后来呢?
    对:现在吵了一黑夜出了个结果,搞了个折衷。朱久虎他们七个人不构成犯罪,检察院和法院也不愿意接收,我们就给这十三个人排了个名次,一半起诉,一半不起诉。冯秉先等前六名必须判,两院必须接受。朱久虎排到第十三名,但公安上这次是坚决听政府的,第七名至十三名这七个人由公安上解决,局长态度很坚决,说“你们不判,我们劳教他们。”
    高:那朱久虎呢?
    对:朱久虎的劳教问题,市委市政府还要研究。好了,我就说到这,再见。
    (对方挂掉电话。)
    上午,我们与从青阳岔赶来的王春林(化名)进行了一次访谈。老王今年63岁,是青阳岔农民,他是当地受害较重的人之一。
    “县上从93年开始打井,不让老百姓打。把我们的地打坏了,推土机进来(耕地)不叫它推,还拉我们做了一次禁闭。”
    “从93年后我开始(开车)拉油,到99年就买的别人的三口井,买井花了五十多万,四十多万是贷款,从别人那借的高利贷,两分的利息。”
    “改造花了六十多万。请的是陕西省地矿部的张工。买的时候三口井加起来产量不到五百公斤,改造以后三口井都能达到两吨。
    “2000年又买了三口井,五十来万。这是我们自己凑的。五个人集资,我掏了20来万,一口出三百多,一口出七百多。改造找的还是张工,又花了三十几万。”
    “到收井为止,一共花的钱有一百六十多万,六口井补了不到五十万,我赔的快爬不起来。”
    “03年的6月7号收的井,当时从榆林调来12县的警察,光武警有二百多,都带着枪,从镇政府出来,都把子弹推上膛。让各县的警察在指定的时间到靖边集合,集合后分派往四个方向,天赐湾乡,青阳岔乡,扬米界乡,小河乡。”
    “当时他们有个口号叫‘谁反抗,就地逮捕,就地审判,就地执行。’当时我不在井上,照井的都是雇的,谁敢给我们担风险。他们把屋里的铺盖,做饭的锅都掀到山沟里,跟照井的说你再不走就抓你,照井的就跑了。”
    “2003 年9月份我们去北京上访,一共去了200多人。回来以后一个多月没敢在家。到我家抓我。我是一股劲(方言,一直)在和他们斗。买个东西也该两家同意,你有强权在手,就随便抢走?我死也不服。前年12月委托的朱久虎(诉讼),全体委托人第一次开会是在宝龙大酒店,有四五百人。”
    “连我们采出来的几罐原油都拉走了,胡宗南来的时候也没这么干过。当时任光明戴上脚镣,押到钻采公司叫签字。叫戴着手铐签。现在任光明又关押了,他把罪受砸了。现在他不闹没办法,不闹他没法过了。五百万赔了四十多万,补偿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一下欠了两百多万。他说补偿不要了,要也是死,不要也是死。他在我这偷着住了13天,县上副书记张林生(现在是常务副县长)打电话骗他回,一回去就被抓了。”
    “原来的土地局局长叫王应付,这个人找我谈过话,他说‘社会黑暗,我没有办法,你要不签字,我就得下台。’”
    “要一分钱不给,我们心里可能还好受点。靖边百分之七十的投资者,欠的债三代人都还不清,就说借银行的钱,五年还不清,利息就和补偿一样多了。”
    为印证老王的话,我们通过一些特殊途径,取得了一盘录像资料。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公检法司,要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在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对干扰、破坏或无理取闹,拒不接受重组工作和不予配合的,要坚决予以制裁和打击,形成强大的震撼力。”(经查,此段出自《榆林市市长第17次办公室会议——进一步搞好油井资产归并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
    04年5月12日安塞县抓获48名上访者,召开“公拘大会”,将上访者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武警将剃了光头,身着囚衣的投资者双手反剪,使劲用绳子勒的镜头。
    而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在这样“强大的震撼力”之前,地方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对投资者流露着一种脉脉温情。在03年6月17日中共定边县委、定边县人民政府《致原在定边县联营开发石油单位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字句:
    “各原联营单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你们响应我县招商引资开发石油资源的号召,携带资金到定边开发资源。十几年来,我们双方互惠互利,友好协作,你们的投资在得到相应回报的同时,也为我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带动了我县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我县初步形成了以石油产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为促进县城经济大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县委、县政府代表全县30万人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尊敬的各联营开发石油单位,由于国家的政策因素,大势所趋,势不可挡,虽然我们在石油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已经结束,但县委、县政府及全县30万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哲人说,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走到头又是新开头。祝你们在风雨兼程的人生路上,一路好走,一路平安,一路顺利。在其它更广阔的合作领域里,我们将给予你们力所能及、真诚实意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祝你们在走向全国各地的征程上,二次创业成功!”
    而信末的祝福语是:“祝身体健康,全家平安,理解万岁,再创佳业!”
    (文中所述录像片段下载:ftp://219.108.153.39/613.wmv)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四日于陕西靖边
    
    六、“我能给胡锦涛主席写信吗?”
    
    王安是延安市子长县李家岔乡杜家渠村人,1996年4月18日由榆林市招商引资,来到靖边县青阳岔镇投资油井。
    王安的奋斗经历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16岁那年,我正上高中,学校要收3块钱学费,县城离我家有110华里的路程,那时条件不好,没有车辆,我步行回家跟父亲要钱。当时我父亲没有钱,第二天一早出门,吃饭时才回来,我知道他是借钱去了。他回来拿着一张两块的,其余的都是一毛一毛的。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我想学校往后还得要钱,家里供不起我还上什么学。我到学校背起铺盖就回家了。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班主任前后来家找了我两次,我决心不念书了,下煤窑挖煤去。”
    “我去了李家岔公社煤矿,在场面上干了一个月就开始下井。带我的老师傅对我很好,我在井下干了三年,因为威信好,技术好,我当上了矿上年纪最小的班组长。再后来大锅饭改成承包制了,煤矿也要个人承包,我们矿长就把乡政府的煤矿包给了我。那时候我19岁。”
    “那是个薄层矿,年产煤七千多吨。我在这个矿上从83年干到96年,这十三年我严格管理,搞技术改革,利润一年比一年多,十三年没出过一起事故。不要说瓦斯事故,就连骨折都没有过。96年乡政府一句话就把我的煤矿收走了,和靖边收油井一个样。政府收回去经营了两年,煤矿就破产了,矿上的设备全部卖了废铁。”
    “96年我听朋友说青阳岔政府在招商引资打油井,我就带了经营煤窑的六百万到青阳岔。刚开始因为技术原因,连着打了几口干井,这六百万都赔砸了。2000年到03年之间,陆陆续续跟亲戚朋友贷款贷了六十三万,买了几口油井,算了一下,四年就能把这六十三万还上。”
    “收走以后这些油井全部要倒闭。为什么现在不倒闭,一个是因为美国打伊拉克,油价涨了。收井的时候油价是一千左右(每吨),收回以后涨到两千四五,现在到了三千三。再者是他们把我们的油卡到脱水站,只打欠条不给票据,相当多的人领了款就把欠条扔了。这些油过去不计入产量,现在计入产量,实际上的减产也成了账目上的增产。”
    访谈结束后,王安问我们:“我想给胡锦涛主席写封信,你们能不能帮我从北京寄出去?”
    我们说没有问题,公民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是正当合法的,我们有渠道让胡主席看到。
    王安显得很激动,就找纸笔开始写信。几个小时后,信写好了。征得王安的同意,我们把他这封信全文公开,未作任何改动。
    
    
    敬爱的胡锦涛主席:
    我叫王安,再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在外逃亡了两年多的时间啦,为了躲避榆林市对我的抓捕,为了躲避一大群情绪失控的债务人,我不知道逃亡的路上我还走多久走多远?我本来是个本分的农民,使尽吃奶的力气凑钱在陕北榆林打井,和政府是定了合同的,前年榆林市政府突然出动公检法,哥哥带着枪,将我的几口油井抢走,投资600万元只补偿我16万元,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给您写信在陕北是发不出去的,我常想到山西省发这封信,但我又没有盘路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把这封信发出去。
    胡主席,我没有见过多大世面,但我懂得道理。政府抢民财,哪朝哪代都是不对得,我们没有犯罪,连小错误都没有,但我却是一个被政府常年追抓的人,原因是他们不让我告状,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最多时有几百人被关过,现在还有一大批向我一样的人被长期关在监狱里,就因为他们要告榆林市政府,我现在实在是没法活下去啦!我是中国人,您是中国的主席,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不知道您会怎么做,我希望您能帮助我。
    陕北油田是上世纪 90年代有党中央高级领导视察陕北,看到陕北贫困而贫穷时。号召陕北人民脱贫致富而开采的。中油康世恩,为开采陕北石油时起了更大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性而开始的,陕西的榆林、延安两市采用了在全国招商引资而开采的,两市十几个县给了投资人更大的优惠政策。从全国各地招来了投资方的,这种投资是巨额高、风险大、打油井。也就是跟地球打赌,多少人投资在陕北,又有多少人破产在陕北,十几年多少人风险在陕北,从1991年到2003年6月7号被陕西省当时任省长的贾治邦,延安市的王侠,特别是榆林市的王登记,他们坐在政府,谋取私利,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私自撕毁打油井时和民营投资家的8年、10年,无期合同。打着浪费地下资源的口号,以污染为由,在2003年6月7号,动用全部公、检、法。用荷枪实弹,抢走了在陕北十几年的几千口产油井。(详见陕北上访材料准确数字),把陕北人民和全国各地的投资方,民营企业家推向万丈深渊,把陕北十几万人民推入火坑,给陕北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泪水相伴,孩子辍学,债主踏破门槛,这要比胡宗南进攻陕北恶劣十倍。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只给陕北人民带来的是一年灾难,而我们现在欠下的债子孙都还不了的债,要说我们党现在讲“和谐”社会的话,这些政府能抢人吗?在陕北造成的损失与美国打伊拉克差不多。这就是当代的政府吗?这就是共创“和谐”社会吗?难道官抢民财不犯法,反而把经战在陕北油井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和勤劳者现在打入难牢久监吗?镇压上访和阻止上访。我们中国公民就没有上访权吗?这些抢人的官员不犯法,被抢者犯法吗?现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监狱里现在关着十几位我们的上访同胞。这是鲜明的证据吗?靖边是玉帝吗?无法无天吗?国务院、胡主席您们说句公道话,救陕北人民走出火坑,还清债务。
    我原籍延安市子长县李家岔乡杜家渠村,在1996年4月18日招商引资后来到现在榆林市靖边县青阳岔镇,从此走上了开采陕北石油征途。也就是陕北石油民营企业家一员,当时政府政策非常好,你有资金、有文件、有合同、有证件就可以开采一个井位高达50万元,低达20万元,打一口井全部完工需要110万元左右,所以我带着600万元来到青阳岔开始打井,买过县政府卖的地盘,打过干井,打过出油井,在五年的艰苦创业下,到2001年秋节,政府通知停止打井,资金全部投进去了,还欠下了63.8万元的高利贷款至今未还。2003年6月7日,县政府私自毁掉合同,出动公、检、法保驾护航,荷枪实弹,采取先接管后清算的手段,抢走了我的三口油井,投资600多万元,只有仅仅的三口产油井,给了我16.7万元就拿走,这不是抢吗?还在榆林报上大吹 98%的人高高兴兴拿走了兑付金,就现在您到青阳岔镇随便问一个人,陕北油田问题,留给您的一个字,就是“抢”字。他说收回油井利国利民,这不是上瞒中央领导,下欺群臣百姓吗?可悲的是民营投资者投进去了,贷款欠下了,油井抢走了。特别向我这样巨额债务,家里生活用品被债主扣走了还不行,天天债主踏破门槛,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躲债,回忆起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被胡宗南围攻时,他给周总理说:“我们现在需要天赐下这么个地方”,他47年就在天赐湾度过。我在去年农历8月14日,因上访靖边县政府围追赌劫和债务的逼迫,我含泪丢下父母孩子,离开妻子来到天赐湾度难,在这里写了:我需天赐地,天赐留我身。夜很长,伴随我和妻子在两地的是泪,担在我心上的是债,跟在我身边的是怕,生不如死。一个和睦、一个团圆的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这不是天灾,也不是人危。这就是陕北政府给我一个下场,像这样的家庭不计其数,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胡主席:现在把您的家庭搞成这样,您是怎样,让您的妻离子散,您是如何,让您身背巨债您是怎样还清,我们现在需要胡主席您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让我一个几百万投资8年之久勤劳的民营企业家一夜破产何去何留,让我身背巨额债务,分文未有的陕北汉子怎样还债?让我现在辍学孩子怎样返校?让我现在一平如洗的家庭怎样生活,让我怎样洗清我这骗人的名誉,胡主席您说句公道话,陕北十几万民营投资家等着您的回话!
    收回油井以是两年多了,度日如年的苦难生活陪伴我的全家,也陪伴这无数家庭,而政府官员在报纸上大吹,电视上播放,回收油井利国利民,把民营企业家十几年的血汗和业绩给官府挂彩,把扣在民营企业投资家偷税漏税压下来的产量作为他们增产措施,把民营技术人员才赶出油区,全部用来的是官府人员的亲代关系,余下来的原油是奖金,看井工偷卖黑油。致使在靖边周边的土炼油层出。这都是官员一体化操办,向如陕北三级政府手牵着手,背靠手中权,把黑手继续伸向广阔的人间,大规模的捞取钱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56个大民族华夏儿女不就断送在这些人手里吗?(详见陕北民企调查一书)现在谁人敢查,谁人敢说,这还不算,更造成人命死亡十几人,只不过就是政府抢来民营企业家不出力的钱,大把大把的补偿,留在人间和死者家庭是人死财散,寡妇寻汉。留在老人和儿女是一生悲伤,原因是没有实质性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技术,把民营企业抢回来,搞国有治,吃大锅饭,就是要回到五六十年代。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四五十年吗?证明一个问题,贾治邦伙同陕北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腐败邦,也就导致陕北民营企业家没有上访权,没有自由权,没有财产权,我们党的三个代表那去了。这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吗?这不是把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合资创新成一句谎言吗?再不要把天下有资质的人,向我这样搞的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离乡背母,泪水相伴。寸步难行,手无分文,成了一个还不起债的罪人,留给我的是绝望。
    胡主席:
    这信在陕西内是寄不出去的,我邻近山西。想在山西去寄,但是,就连坐车费都没有,把这份信有高律师带给您,我知道,陕西省三级政府布下天罗地网把我打入监狱,这就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腐败的门敞开着。我入狱后也要您知道我一个民营投资者的家,也要您知道我的近情,要您知道全部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和摧残,知道陕北政府是一手遮天。
    胡主席:
    十多年的事短叙难尽!您救投资在陕北油井的功臣,让这些人重回蓝天,建设陕北,这十年陕北天差地别,让这些人再翻一翻,不但搞好陕北油田,搞好全国油田,还要打出国门。
    祝:
    此致
    敬礼
    
    
    
    陕北民营投资者
    王 安
    二00五年九月十三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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