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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捍卫权利:为民间维权一辨
(博讯2005年9月13日)
    
    


提交者:晓峰 发布时间:2005-9-12 16:30:02
    
     1992年10月,由于受到邓小平年初南巡讲话的严厉警告,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执政集团突然扭转“讲政治”的强劲势头,开始高调倡言经济改革,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写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官方当时的说法,要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高潮以推进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具体规划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
    当时的情形,好像是为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注入了一线生机。尽管作为这一轮“思想解放”依据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既语无伦次,又缺乏常识、概念混淆,把“市场”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但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仍然不失为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依据。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两个亮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二是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两个 “理论突破”和当时主政中国经济的朱镕基“要闯地雷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交相辉映”,似乎把整个中国笼罩在破釜沉舟般的悲壮之中!
     这种悲壮感也唤起了许多善良学者的良好期待。因为,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都知道,正是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那份充满悲壮感的托孤契约,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今天,政府总理以一种悲壮的言辞来呼吁改革,中国岂无希望?
     然而,中国社会回报这一轮“新的思想解放”的,并不是祥和与繁荣。尽管GDP数据连年“光芒炫耀”,但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官民冲突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连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下,一边是官方连篇累牍喧嚣“多极化”,高歌猛进“做大做强”、加入WTO、拼命向世界500强靠拢……;一边却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居民失房、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边是低效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遍地开花,一边却是民工拿不到工资、复转军人因待遇太低安置困难而进京情愿。贫富差距高居世界之首、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占全世界所有国家处决总和的95%以上,对媒体的严厉控制达到空前严酷的地步、关押的记者令全世界为之瞠目……。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步的农村改革,曾经以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誉,成为中共政权最可炫耀的本钱。可是到了世纪末,既无严重天灾也无外敌入侵,中国人却发现粮食问题又潜伏着巨大危险!“三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最大隐患!在中共首脑云集、全国政治中心的京津地区,竟然滞留着数百万贫困人口!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中共十四大推动的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的改革,中国社会和公众为何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稍作分析,就会发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中共觉悟者推动的改革,同中共十四大之后江泽民朱鎔基推动的改革,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改革。
     话需要从“一包就灵为何失灵”说起。
     不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动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从产权改革起步的。家庭承包的实质,就是把土地的一部分产权交给农民。这场改革确实如官方所言,没有改变所有权。
     但是,问题在于,家庭承包制所界定的产权,是直接界定给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农民个人。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承包制的着力点,是解决了农民的“个人权利”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农村第一次改革的成功,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胜利。因为,从那以后出现的改变整个中国经济格局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城镇化等等,都是源于中国农民们有了人身自由、有了自主经营权的“基于自由的创造”!
     使这种“直接界定到个人的权利” 的改革获得成功的,还有一系列配套条件,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一是撤销了当时作为中国农村一级政府机构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二是当时十分宽松的舆论环境,对各地农村改革进行及时而真实的采访报道,使得整个农村以承包制为内容的产权改革始终是在一个比较透明的舆论环境中进行的。即使是那些对实行承包制有抵触的地区,其真实情况也能够见诸报端。除此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理论界也异常活跃,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当时并非不存在对改革的抵触势力,但不同力量大抵是处于一种均衡大博弈状态,这种博弈状态恰恰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发展中的正常状态。
    然而,对于这样一幅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官方的主流思想界和理论界却把它简单地概括为“一包就灵”,误以为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只是“放权让利”的结果。
     于是,当这种简单化的“放权让利”的理念用于指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因为,有一点经济学和管理学常识的人应该明白,直接界定到个人的权利,在管理上就不会发生委托------代理问题。而对于企业来说,按照“放权让利”的思路,经济上的决策权至多只能界定到企业管理者,而无法界定到每一个生产经营者。这样,在管理者同生产经营者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把若干权力,如产品定价权、决定职工收益分配权等权利下放给企业管理者之后,怎样保证企业领导人从企业的发展和职工利益出发确定经营方针、进行日常管理?简言之,就是如何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一个权责利均衡的权力结构。
     产权私有能够保证权责利均衡,而在非私有产权的国家,权责利均衡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可是,十四大之后江泽民朱鎔基推动的改革,是在一个对自由言论严厉控制、对理论研究严加禁锢的政治环境中推行的。不仅没有实事求是全面总结、推广第一步农村改革的经验、也没有认真总结城市经济实行“承包制”改革后发生的问题,反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的含混口号下,大大加快了实质上的“承包制”改革,遭到普遍诟病的所谓“管理层收购”则把这种错误改革推向了一个高潮。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由于1989年6月邓小平开创了动用国防武装力量血腥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和平情愿的恶劣先例,在这一轮改革发展高潮中,当政府与农民和市民因征地、拆迁条件不公发生经济纠纷时;当企业职工因下岗、买段工龄同企业管理层发生纠纷时,地方政府动辄使用国家暴力强制驱赶、抓捕,野蛮镇压农民、工人和市民的情愿抗议行动……。
     通过市场公开竞价这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遭到无耻践踏,居然还会向国际社会要求“市场经济地位”,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困惑:这究竟是无知?无赖?还是无耻?
     不仅无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基本人权,而且以践踏侵犯这些个人权利为代价来追求发展政绩;国家权力大规模、全方位介入资源配置却不受丝毫制约,使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蜕化为当今世界上最野蛮、最无耻的掠夺经济!政府在这一轮打着市场经济旗号的发展高潮中,所扮演的既不是“守夜人”的角色,也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僵化的官僚主义角色,而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欲望最强、最贪婪、最无耻的强盗------他们甚至不如曼瑟•奥尔森笔下的“坐寇”,而是不折不扣的“流寇”------“坐寇”为了今后还能征税,还要考虑再生产、还要给被掠夺者留一点口粮和种子、还要顾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些流寇------任期制下权力不受约束的中共官员,因其权力来源同居民毫无关系,那么,好!只要我能升官或者只要我能中饱私囊,哪怕今后洪水滔天!因此,你就不难理解,据公开媒体报道,在号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居然发生了老父少女因不满动迁补偿,拒绝搬家而被开发商蓄意纵火活活烧死的人间惨剧!而凶手居然免死!……
     这样的掠夺经济,理所当然要遭到被掠夺者的激烈反抗。最近,发生在太石村村民的和平抗暴,就是一个新的例证。因追讨被拖欠工资遭到毒打而杀人,正在狱中等待被执行死刑的甘肃民工王斌余,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对这种非人性的发展模式的血泪控诉!
     十六年前的一天,一批学生举着“不自由,勿宁死”的横幅从办公室窗下走过。目睹此情此景,我感叹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口号------与生存权利无关的“自由”是空洞而缺乏感召力的。而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些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激烈社会冲突,绝大多数则是基于财产关系失衡而发生的。象太石村村民这样的基于财产权利被剥夺而和平情愿的高贵行动,戳穿了中共政权“中国老百姓因文化落后,不具有民主素质”的经典谎言!
     我为太石村村民这样的民间维权行动一“辨”,而不是为他们辩护。面对这种被官方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文人所鄙视的“草根民主”,如刘晓波先生所说,我只有 “表达我的谦卑敬意”,而无辩护的资格。我的一“辨”,是要提醒中共当局看清楚,弄明白,这是一种用生命捍卫权利的抗争,这种基于财产权利诉求的抗争是不可阻挡的。无论那个社会,如果不尊重公民这种基于财产权利的权力诉求,其后果都将是悲剧性的。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弱势群体失去的只是锁链,而权贵集团失去的则是宫殿,这种冲突的结局是什么------中共名义上的精神领袖马克思早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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