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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冤案访谈录》和尚明德
(博讯200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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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博讯 boxun.com)

    
    有的人,是天生注定要做传奇人物的。
    
    譬如我这次要写到的和尚明德,就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上,号称“马贼”。
    
    马贼祖籍贵州,1960年出生于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父亲是根正苗红的管教干部,效忠党的劳改事业,与成百上千的苦役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却没料到自己疼爱的小儿子也长了反骨,最终由一个流浪汉诗人堕落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86年,他北上兜售地下诗歌杂志,不料正撞上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马贼热血上头,曾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朗诵诗歌;也曾混淆于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领呼要自由的口号,不幸被挡获。有关部门迅速甄别,虽此贼身段矮小,面貌稚嫩,但不是学生,也无正式的工作单位。
    
    当时还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个称呼,所以马贼作为最早的“三无人员”之一,其混水摸鱼的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由于是小人物,不配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喉舌点名,因此就以“一个来自贵州铜仁的流窜了十几个省的社会闲杂人员”代之——到了1989年,更大规模的学潮席卷全国,“闲杂”一词通过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口,确定并扩散,沿用至今。
    
    闲杂先驱马贼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被判刑3年。1990年出狱,流窜的恶习不改,身无分文,豪情万丈,常把大好河山当做自家的庭院。有关于此,我在《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某篇中记载过只鳞片爪:“圆明园画家村来了大帮不速之客,搭张桌子在外面狂饮免费啤酒。其中有个矮个子,频频起立,拧着啤酒瓶到处找人碰。遇见我,打雷般连吼:‘久仰!’‘诗人马贼!’朋友介绍说。但见此人浑身上下涂满花花绿绿的绘画颜料,腰间扎一草绳,一顶旧军帽翻戴,帽前写‘超越!超越!!’帽后写‘突破!突破!!’八个大字赫然醒目,吓坏了周围的绅士淑女……”
    
    时为1994年10月,我刚出狱不久,终日以吹萧卖艺为生,落魄也如一头饿狼,于是与马贼相见恨晚。至今记得他率领五匹狼,挨户踹门向穷画家们叫卖我的《萧和啸》的动人情景,一盘成本两元五毛的黑磁带,售价为20元,竟没人敢还价。
    
    光阴荏苒,打个盹就翻过了世纪之坎。某一天,我爸爸从自由亚洲电台收听到一起“颠覆国家政权“的集团案,其首犯居然是诗人马贼!据报道,这帮反革命分子还制定了政治及文化纲领,在地下刊物上发表了《宣言》,马贼因此被判刑5年。
    
    我大吃一惊,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一个糊涂虫诗人居然学会制定纲领和宣言了!我当即向老父亲表示了哭笑不得的心情。不料爸爸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么?“
    
    又打个盹,马贼就被淡忘了,因为贵州诗人坐牢的大有人在,象元老级的黄翔,坐过六年牢,仍不见得有多清醒;而马贼虽与老黄有相似的谵狂,名声却小多了,或者谈不上有何上得了文学史的名声——直到2005年3月底,我在云南客居地和贵州画家片山不期而遇。
    
    马贼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仍旧披散着长发,肩头倾斜,吼叫着诗句。然而片山说:“马贼在鸡足山出家了,如今的法号叫明德。”
    
    “是么!”我被冷不防地骇了一跳。
    
    “我先出家,由于孩子还小,舍弃不下,就还俗了;马贼随后上山,与我是同一个师傅。他修行的根基比我牢,悟性也高,正式剃度才一年多,就受了比丘戒,目前称明德师。”
    
    “我与他10年没见面了。”我还有些魂不守舍,“没想到……”
    
    “我与你也10年没见,”片山感慨道,“大家都变了。比如你老威的长相,胖了,圆润了,两眼隐隐有慈悲透出来;而我和明德师也经历了一轮循环,寻着了归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应和道。内心却涌起寻访明德师的强烈欲望。
    
    鸡足山位于云南宾川县境内,为汉传佛教的五大名山之一。据片山介绍,从山脚到山顶,原有72座庙,36座庵,香火非常鼎盛,却不幸遭遇了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浩劫,驱僧焚寺。终于仅存残垣断壁,荒蒿孤魂。“邓小平掌权,落实了宗教政策,山上众寺才得以在原址上重建,但由于资金、材料、工匠等问题,规模已大不如前。”
    
    “没人把这灭佛兴佛的过程写一写?”
    
    “出家人遵纪守法,不与世俗政权对抗。你打人,我念阿弥陀佛;你烧寺院,我也念阿弥陀佛。文革中,曾有一位高僧大德自焚护塔,后来众僧就一遍又一遍念经超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刚要继续追问,片山却转移了话题:“你应该见见我师傅,真正的大德,有不少文化人通过他皈依佛门。曾有一位象你这样的艺术家,一两个钟头内向他提了100个问题,他都圆满地回答了。”
    
    2005年4月15日上午,我和金琴、吴闯三人,带上录音录相设备出发。先乘长途客车到大理,然后转车,抵宾川县城,在一家清真馆子狼吞虎咽了一顿,又继续赶路,天黑尽时才拢鸡足山脚。我们一问门票,每人62元,感觉肉疼,我就用吴闯的手机给明德师打电话,几经周折,到底通话了,明德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似乎当年的一切已灰飞烟灭矣。
    
    他的点拨与我们逃票的念头不谋而合,于是在山门外寻了一家下等旅舍住了。由于被子散发着浓烈的脚臭,我虽然疲惫之极,却几乎彻夜未眠。后来这种惧臭本能遭到吴闯的一再嘲笑,认为“底层作家的嗅觉终于贵族化。”
    
    访谈这种文字形式我已经用了十余年,与马贼即将久别重逢却使我首次产生映像记录的冲动。我把想法电子邮件给美国的北明嫂子,她回信强调在现代社会,映像记录有时甚至会超越文字。她谈到一个记录片,主角是柬埔寨人,是波尔布特政权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刚从大屠杀的血腥烟雾中逃出来,惊魂未定,此刻却坐在一只机动木船的船尾,面对摄像机镜头讲述着。脚下是时急时缓流淌着的湄公河,背景是瓦蓝的天空和两岸的丛林。马达声,柴油的烟尘飘升着,饶过讲述者的耳际,而镜头却一动不动,死盯着那一张幸存的、尚未摆脱死神的脸……
    
    这一宿,我反复咀嚼着北明的信,并且通过咀嚼,看完了不止一个人的记录片,天大亮了,我抹了把脸,匆匆检点行装,三人就一道上路了。
    
    2005年4月16日早上8点左右,我们用罢早餐,在寺前村花50元钱,雇了一位70多岁的老村民作向导,就开始穿行密林。吴闯短衫短裤,一腔豪迈地走在前头,却时常因误入岔道而沮丧折回,大家的合力嘲讽仍不能阻止那种东北人自以为是的莽撞。我骆驼一般驮着三人的行装,和金琴亦步亦趋跟在老人背后,流了许多汗,却没感到有多累。老人戴着老花镜,因读过私塾,所以说话走路慢条斯理,犹如在自家院子散步,我们在横穿山腰时,路过了三四处庙和庵的遗址,老人说,都是58年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毁掉的,能否恢复,就看有没有大老板投资了;老人还指着一塌了半边的庙顶介绍,曾有两位和尚在里面上吊自杀,犯了出家人的忌讳。
    
    一直爬山,一直在密林里走,终于到了山梁,风如海潮一般,漫过山谷和树梢,呼——!呼呼——!!呼——!来了又去了。“好风!”我叫道。不觉歇步,抽出箫,由着风声,信口吹了一阵。吴闯急忙操机就开拍。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抵达千丈悬崖之下的某某寺。外貌如一幢普通平房的大殿里传出诵经之声,我未及放下背包,就奔过去,刚从门外朝里一瞅,一个粗眉大眼的灰衣和尚就从门坎跨出来:“老威!”
    
    我按捺不住地叫:“马贼!”
    
    “阿弥陀佛。你们稍等20分钟,待我下课休息再安排。“
    
    20分钟后,明德下殿,他挽起僧袍,大踏步地赶来,这和周围出家人神定气闲的步态对照鲜明。随后,除了两个旧友的紧紧拥抱,其它都按寺院的规矩进行——叩见知客师;向大乘佛教净土宗的三祖师(即光明善导和尚、龙树菩萨、天清菩萨)顶礼;用素餐;拜会寺院住持某某法师。其时,45岁的法师正与28岁的藏地活佛辩经论道,有一些居士散坐旁听,氛围轻松,犹如一个大家庭。
    
    大约五点钟,功课告一段落,明德和他的师兄赶来拜见师父,极为虔诚;师父微笑指坐,我趁机将话题引向他,并在众人笑过一阵之后,向师父提出访谈明德的请求。
    
    师父道:“文人多年不见,访谈是自然的。”
    
    明德合十请道:“弟子不知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
    
    师父道:“我不管你该讲不该讲。”
    
    于是在当晚,明德破例没上晚课,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拍摄。紧接着的17日和18日,我们又在镜头前交谈了4次。其间,拍摄者吴闯曾插话若干。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明德:哪是头哪是尾呢?
    
    老威:当然,在六道循环中,人生是没有头尾的。那我们就从童年说起。
    
    明德:我的记性比较糟糕,眼下能想起的,就是我的一个姨娘,打着一把花雨伞,在田埂上走。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觉得她的影子挺好看。我的童年一直在流动,沿着铁路线,因为我爸爸的单位是流动的。
    
    老威:你爸爸是干啥的?
    
    明德:我父亲祖籍贵州,世代务农,50年代搞土改,阶级成分划为下中农。由于在斗地主中立场坚定,积极靠拢党组织,就受到提拔,走出大山沟,考入公安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做管教干部。在60岁退休回贵州之前,他几乎天天与劳改犯打交道。
    
    老威:雷马坪在劳改系统名气很大,十几年前,我在重庆市看守所时就听说过。
    
    明德:地盘极大,有两万多犯人,不知算不算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由于地处雷波、马边、坪山之三县交界,所以叫雷马坪。
    
    老威:你算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你还记得里面的情景吗?
    
    明德:比较模糊。因为父亲总是带领那些被关押的人在野外修铁路。
    
    老威:劳改犯可以在“野外”工作?
    
    明德:严格的说,是些刑期满了却无法回家的人。
    
    老威:就业人员吧?
    
    明德:对,是刑满后,被强迫留下来的就业人员。在农场,除了犯人大队,就是就业人员的施工队,可以在外面搅活,增加农场的经济收入。我父亲带着这些人,餐风露宿地修铁路,我们作为干部家属,就随着他,几年中迁了好几个工地。
    
    老威:你在哪儿读的书?
    
    明德:从凉山州迁移到宜宾一带,我就在宜宾一带上工地附近的乡村小学,与农民孩子混。我觉得这种童年经历造就了我朴素的本性,因为接近自然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要简单些。听父母讲,在两岁时,我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年父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了一支大号红星钢笔……
    
    老威:就是笔尖上点了纯金那种?
    
    明德:对,在文革前,那是中国最昂贵的钢笔,价钱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而我却用钉锤,把这象征荣誉的奖品一点点砸成了粉末。当然,笔尖是金的,成不了粉末,但我也极有耐心地敲平它。当父亲回家寻笔不着,却在地上发现残骸时,浑身都气得哆嗦了,他捡起薄如纸的笔尖端详了一分钟,由于又要去开会,来不及收拾我,就狠狠地瞪我一眼说:“回来再收拾你!”
    
    我被吓坏了,就离家出走,沿着山区的崎岖公路,走了四、五公里。60年代的公路很窄,坑坑洼洼,并且还有带拖斗运原木的大卡车来来往往。而一个两岁的步子还不太稳的孩子,却在这种极危险的路况中,摇晃了几个钟头,抵达一个叫西宁的小镇。这是凉山州的一个不起眼的乡镇,我趴在镇头的石桥栏上看脚底的水,叫父亲队里的就业人员发现了。这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叫谭少轩,是从山上下来采购油盐和蔬菜的,他远远望见会计的儿子,就跑过来捉住我问,两岁的孩子自然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把我放进箩筐,用一根扁担,和另一只箩筐内的生活日用品一起挑了回去——这段儿时记忆后来成了我闯荡江湖的原动力。
    
    老威:你父亲的专业是会计?
    
    明德:是。后来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差3分落榜,只能读中专,学的也是会计。
    
    老威:你出家后也任会计,算子承父业了。
    
    明德:寺院里的会计和父亲那种单位的会计是两回事。
    
    老威:你在凉山州呆了多久?
    
    明德:呆到六、七岁,就出来,随铁路工地迁移,12岁又回到凉山州。当然,作为整体的劳改单位不变,可我们一家总是跟着父亲,从一个队到另一个队。有些情况我不能对你透露,因为出家人不与世俗政权对抗,况且寺院需要安宁。
    
    老威:我能理解。
    
    明德:我的家教很严格,我7岁时,曾私自拿了家中的7分钱,去买了几根生黄瓜,分给哥哥妹妹吃,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
    
    老威:你父亲脾气有点坏?
    
    明德:可能与他的工作有关。他了解许多人是如何犯罪的,所以对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家里和他人的财务这种错误,从根上就要杜绝。这对孩子以后的人生大概有益处吧。
    
    时间之水不间断地流淌,可剩下来的儿时记忆只有零零星星。跟着就是高考差3分落榜,遭遇了挫折。我对文学着魔是上中专的时候,天天跑凉山州图书馆,通宵看中外名著,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就把这种超级课外热情传染给同学,引起老师和领导的不满,想撤我的职,但群众不答应。
    
    老威:你这时开始写诗了?
    
    明德:上中学就写诗,高中时,我给暗恋已久的一位初中女生写求爱信,把人家吓哭了。那时候校规不能谈恋爱,过了一个多月,她的母亲把我的情书上交到劳改农场,那边追查到子弟校,幸亏我已毕业了——这场单相思弄得我灵感大发,可能写了上百首诗,至今却一句也记不住。
    
    中专毕业后我曾在四川雷波县商业局和贵州铜仁县劳动局做会计,文学梦想令我厌恶写写算算的铁饭碗,于是就辞职出来闯荡江湖,身无分文地流浪,尽可能去多经历一些人和事。
    
    老威:这也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风气,遍地都是诗歌流浪汉。当时我住在四川涪陵,一个极其炎热的船码头,却经常有你这样的家伙敲门,一进来,递上某一诗歌老大写的简单路条,打个拱手,就一屁股下去不动了。这一来,我就得酒肉招待许多日,去时还得奉上微薄的路资——我家客房曾有五、六个人同时打地铺——当然,我离家流浪也享受同样的待遇,80年代的车船票很便宜。
    
    明德:我是混火车的高手,从不买票。查票的来了,别人像鸡鸭一样躲,我却镇定地站在原地,一问票就答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就答诗人没钱,又想坐火车游遍祖国大好河山,积累些灵感。在那个年代,这个理由是能得到人民拥护的。接着列车长会出面,提些文学问题,直到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我一生下来就随父辈跟铁路打交道,所以一上车,就如鱼得水,运气好,吃喝也混。即使被撵下去,也能保住诗人的尊严,没挨过揍,还能这号车厢下,那号车厢又上。四川我86年以前就去了,在万夏家里喝过酒,“马贼”这个绰号就是他送的,当场就乱糟糟的叫开了。我是南方人,却喜欢说自己是北方人民的儿子,因为北方人豪爽,喝酒干脆。西藏、新疆都是那时候去的,都呆了一个多月。我还进过西海固,就是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中写过的村庄。睡在马槽旁边,裹着草,冷得丝丝发抖,但瞅见穆斯林顶着寒风,在稀疏的星光下走向礼拜寺,就莫名其妙的感动……
    
    老威:这就是你最早的宗教情怀?
    
    明德:文学情怀吧。在接触到佛之前,我对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强烈的兴趣,直到今天,我也认为耶酥是了不起的菩萨,并为他那种博大的救世精神所折服。我多次出入教堂,划十字,聆听圣诗的合唱,但我还年轻,有热血,有脾气,还是想惊天动地一番。
    
    老威:于是就出了1986年的那件事。
    
    明德:虽然出了那件事,但我不懂政治。哪怕写过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贵州元老级诗人黄翔,对政治也一窍不通。他坐了六次牢,现在流亡海外,可他人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诗歌事件,比如组织“天体诗团爆炸”之类。
    
    老威:你与黄翔有相似之处吗?
    
    明德:他是大诗人,1984年我乍一听说就如雷贯耳了。而我是行为主义诗人,许多人都认可,比如黑大春和俞心焦就一再说,马贼的行为就是诗。有一次,我们一伙人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宣传诗歌,当挤进学生食堂,里面有两三百人,个个都是自大狂,谈天说地,喧哗打闹,没谁在乎我们的存在。诗朗诵不下去了,我就一时兴起,脱下油腻的老棉袄,挽在膀子上,轮几圈呼地飞出去。但见老棉袄如飞毯一般,贴着密密麻麻的人头陡然而起,旋过了整个空间,落到对面去了。所有人被惊呆了,食堂里转眼鸦雀无声,于是我打雷一般吼:“贵州诗人的大作,你们快听!”
    
    观众回过神,对我的杂耍报以连环雷一般的掌声,诗歌宣传大获成功,这一行为艺术通过众哥们的添言加醋,在江湖上传为美谈。
    
    老威:你的行为艺术代表作应该算1986年那件事,江湖上流传过若干版本,其中之一是,你在那年冬天去北京大学食堂朗诵《狼与梦》,拿出吃奶的力气上窜下跳,赢得阵阵喝彩。你在台阶上望见从天边涌来的人脑袋,心潮澎湃,一下子觉得民主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就抖一抖浑身的野毛,开始发表推翻专制的演讲,煽得群情激愤。你就趁机振臂一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跟我走!”
    
    于是你昂首挺胸,脑门扎红布带冲在前面,领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一呼万应,队伍越来越庞大,终于穿越校园的林荫道,突破校方的劝阻,冲出大门,涌到街上。“要民主,不要独裁!”“废除终身制!”“自由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惊动了警察,可在围观者组成的人墙前,全副武装的警察不敢公然镇压,只好改变策略,维持秩序,但对许多企图混迹学生游行队伍的闲杂人员却毫不客气,又打又抓。你这率众爱国的自由神就这样落网了,由此引发了导致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你的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明德:这个版本有一些混淆。首先,我是为了交流地下诗歌报去北京,会了不少诗人,也在北大、清华等地朗诵、喝酒、混日子。当时大学里文学社团多,气氛活跃,特别是胡耀邦在作家大会上公开说:“自由化不提了。”深得民心。我的朗诵事件(包括黄翔在京的朗诵)就在那种气候下发生的。稍后我去了上海,与一帮地下诗人混,感到气氛比较平静,不太过瘾,刚好从电视节目上感觉到北京的“山雨欲来”,神经就兴奋了,觉得自己在诗歌上影响不大,干脆去凑一把热闹。于是打点行装回到北京,一下子就撞上游行,我自然混进去了,但此次落网离上次朗诵诗至少间隔3个月。
    
    老威:你领呼“反动口号”了?
    
    明德:激动过了。
    
    老威:什么口号?
    
    明德:既是出家人,就不用再提了。
    
    老威: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怎么说的?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混进学生队伍吼反革命口号?
    
    明德:我已在牢房里,所以对事情的进展不太清楚。以后才听朋友讲,我的光辉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还戴着手铐当众签字。大概政府把没正式单位的人都叫“闲杂”吧。
    
    老威:在1989年学潮中,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公众场合也一口一个“闲杂”,这个中国特色的名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但只有我等地下诗人才晓得,它最早来源于诗人马贼。
    
    明德:我自认为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气坏了,在北京某某看守所审讯两个月,我几乎不说话。大半年后我被正式叛了3年刑,押送回贵州,在凯里监狱服完了刑期。
    
    老威: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
    
    明德:阿弥陀佛。
    
    老威:请了律师吗?
    
    明德:流浪汉哪有钱请律师?况且,我看过许多诗和小说,觉得诗人坐牢也是一种体验。我经常笑,审讯人员不晓得为什么笑,其实我在想父亲,他就是管劳改犯的,如今自己儿子要劳改了,不知他怎么想?
    
    老威:牢里的状况如何?
    
    明德:在文学时代里,诗人坐牢待遇还可以,没挨打。至于其它,我本着出家人不议论朝政的原则,不便谈。总之,那里面没有诗情画意,我自小在劳改场所长大,本能就懂得适应环境,老实劳动。
    
    老威:没写诗?
    
    明德:一句也没写。
    
    老威:没打架?
    
    明德:无架可打。
    
    老威:你那么早就修炼到家了?
    
    明德:在外面,诗人酗酒、打架是时尚;在里面,没酒,也就没刺激,不写诗也就不乱想,完全变成标准的犯人吧。我还坐在牢里,从电视上看1989年的学潮,感觉有点恍若隔世。
    
    90 年出狱,我遇上了我的前妻,她是某某学校的体育老师。酷爱文学,崇拜传奇人物。那时我已够传奇了,可我哥哥在她跟前还添枝加叶,弄得我们见面之前,她就仰慕已久。稍后恋爱、结婚,并一起去深圳打拼。我的想法和许多文人一样,下海挣够一定的钱,再回头是岸。但我前妻比我更适应89后的商业环境,1992年,我们宣布离婚。为了保护她,我要求见一见夺走她的那个男人。她说:“你不要动手打他。”我点头;于是情敌相见,却没有分外眼红。我握住那人的手问:“你很爱她吗?“他答是;我又转头握住前妻的手问:“你爱他吗?”她也答是。我确认无疑了,就象神父一般宣布道:“好的,但愿幸运降临到你们头上。”
    
    我情绪平静地走开了,一直回到我的住处,在深圳大学的一个空房间。突然感觉万念俱灰,诗歌不见了,伟大、崇高、真理也不见了,流浪和家乡也没意义了。我是如此眷恋她!我不能没有她!一个诗人因为诗歌和坐牢,得到一个女孩子的崇拜;为了共建美满的家庭生活,又去闯荡发财,结果却两手空空。爱人一走,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骂自己弱智,就疯狂地寻碎玻璃,想割脉,还想上吊,还去扯电线,跳了几下没够着,摔下来,脑袋撞了一下。可轰地一刹那,心里闪过一念头:“我凭什么为一个女人,特别是已经不爱我的女人自杀?!”
    
    老威:你清醒了?
    
    明德:应该是我的保护神出现了,当时没意识到,我的保护神就是观世音菩萨。随后从深圳败退回贵州,与诗人画家们厮混,渐渐出了人生的低谷。
    
    老威:你与片山在这段时间认识的?
    
    明德:我的事迹在江湖上已传开了。有一天,他顺着诗人南鸥的指点:“对面街上那个疯子就是马贼。”立即穿过马路,拦住我的去路说:“几个兄弟在那边喝酒,敢不敢去?”我当然敢去。于是喝到半夜,敲桌子唱崔健的摇滚,把老板和服务员都感染了,不做生意了,光着膀子和我们一起玩。
    
    之后,又与四个穷得半疯的画家一道闯北京,没路费,有人就出主意,让我醉了后去找贵阳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借。当时那人在夜总会指挥小姐,我就直楞楞地拨开人群过去,摊开手大吼:“我们几个人要上北京去搞艺术,想让你资助一点路费。”
    
    都以为我会被爆打一顿,或叫捅几个窟窿。可没料到,我不仅不损毫毛,还真“借”到了1500元钱。于是马不停蹄地上京,难民一般四处打听,才进驻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租了一大间村民房,五个人打通铺。由于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挂了个木牌在外,叫“五匹狼画室”。
    
    接下来的情景你在《中国底层》里写到过……
    
    老威:那天上午11点我去“五匹狼画室”,一进门,地铺上的五匹长发披肩的狼才起身。你拨开我出门,在自来水管下冲脸,顺便把食指戳进嘴巴抠几下,算漱了口,才冲我嘿嘿笑。问:“吃了没?”手里却明明只有一包方便面。
    
    明德:那段日子比你想象的还要穷,村里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警察扫黄,在画家村附近捉了一个三陪小姐,就带回派出所审讯。警察问:“喂,你和商人搞过没?”小姐理直气壮地答:“当然搞过。”“和民工搞过没?”“也搞过。”“卖菜的?”“也搞过……”小姐有些气短。“和村里的艺术家也搞过?!”警察突然吼道。
    
    “没搞!”小姐的吼声比警察的更大,“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老威:艺术家就这么不值钱?
    
    明德:比大白菜还贱,我们经常饿得几天不出门,一把挂面一撮盐,熬成汤给大家喝,哪还有钱嫖鸡?不过也有贵人突然降临,放下一大袋米,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这类行为会让我们的精神升华很久。我写过不少诗,也在王强主编的《大骚动》上登了一些。后来,圆明园被警察扫荡过好几次,画家们象跛脚的鸭子,被赶﹑ 被成批地收容。我感到再混下去有危险,就出了村,骑一辆破自行车,准备流浪全国。我的第一站是天津,身无盘缠,我就按上海诗人王一梁的主意,卖诗。即沿途朗诵、游说的同时,把诗句写成小纸片,什么月亮、星星地瞎扯一两行,下面写“请赞助五毛钱。”我从北京跑到广州,兜一大圈,从云南折回贵州,头发都拖过腰了。
    
    老威:画家村什么时候被荡平的?
    
    明德:1995 年冬天,我离开不久。在路上我继续创造传奇,比如我身无分文,还上公共汽车,那种野人的气质,把乘客给镇住了。售票员问票,我坦然面对,说:“我没钱,但要去火车站。”于是售票员就闪开了;跟着混上火车,遇查票,就高声宣扬自己5个月骑车漫游的壮举,引起一片惊叹,吃喝又有了。
    
    老威:你这么一个习惯流浪的诗人,怎么会又陷到一桩政治案里去呢?
    
    明德:阿弥陀佛,我又被政府给误会了。如果说第一次还有点不成熟的冲动,还想凑热闹,那么第二次的确想振作起来,做一点文化上的事。大约是1997年2月份,我离开贵阳,去北京呆了几个月,决定和一些朋友共同弘扬老庄精神。
    
    老威:你在北京先找的谁呢?
    
    明德:我在流浪途中积累了不少人际资源。和我一起的老熊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认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老子和庄子被忽视,其实他们的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所以,需要有人来公开复活老庄思想,作用于现代人,以重建一种无为的和谐。
    
    老威:老熊是你的第二被告?
    
    明德:老熊是理论家,负责起草文化宣言,我没这方面的头脑,就负责联络和迎来送往。这件事在口头阶段就夭折了,到这儿走过场的诗人和作家有一些,都被老熊的雄辩所折服,但我们哪有实际运作的能力?
    
    后来诗人愈心焦歪打正着地进来了。他会朗诵,有激情,在江浙一带的大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一来,气势就来了,好象是一面文学旗帜在迎风飘扬。我趁机成天灌酒,清醒的时候较少,那段日子到底接触了多少人,我至今都讲不清。
    
    老威:你们当时在哪儿活动?
    
    明德: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老威:俞心焦被判刑,罪名好象是强奸。
    
    明德:江湖上传说是政府栽赃。因为老愈特会煽情,他搞了一个文化复兴运动,其实就是个纸上的东西,诗人的癫狂,但警察认为是件特别大的事。老愈在北大还被不明身份的人爆打,弄瞎了一只眼,狂劲依然不减。
    
    老威:愈心焦被判了8年吧。
    
    明德:对,掰着指头算,80年代以来,诗人被专政的还不少。
    
    老威:你们的案子和愈心焦没牵连?
    
    明德:有一定的气场。也就是说,老愈使我们的头脑升温了。后来,老愈利用他的影响,筹了一些钱,印了本大家的作品合集。这只是名义上的合集,从目录上看人多势众,其实愈心焦的私货就占了60%的篇幅——长诗、抒情自传、鼓吹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理论等等。当然,老熊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也登在上面——这就出了麻烦,国家认为这本集子里有文化以外的非法内容。
    
    老威:什么时候?
    
    明德:97年秋天开始活动,98年春天就出事了。
    
    老威:那首犯是愈心焦?
    
    明德:老愈当时漏网了。问题主要是老熊起草的宣言。热闹了一阵,大家就散伙,没谁意识到有麻烦。我和老熊已回贵阳,正无所事事地喝酒呢。突然有一天,我在家门口撞上几个便衣,为首的问:“你是马贼吗?”我答是;他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楞了,就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既然是这样,作为守法公民,我只好跟他们去。与我同行的三个朋友也栽进去,审查了三天,确与案情无关,才释放了。
    
    我一肚子气,如果第一次还有凑热闹的冲动,那么这次,我是一门心思搞文化,并且是出世的老庄文化!所以,整整两个月,我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和审讯人员吵架,我的脾气大得惊人,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给你反扣回去。某一天,他们终于终止审问,说问题查清楚了。
    
    我在贵州省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然后出庭,大约半个小时就完事了。一个星期后下发《判决书》,获有期徒刑5年。我不服上诉,减了一年半。
    
    老威:江湖上传说你本来事情不大,却因为“咆哮公堂”,辱骂法官,被人家桌子一拍,就重判了。
    
    明德:后来听上诉律师说,我在法庭上的态度的确严重影响了判刑。我没罪,连一点动机也没有,公诉人却偏要那么指控。
    
    老威:你是怎样咆哮的?
    
    明德:我已经出家了,眼下再去叙述这一过程,又会涉及对当政的态度,所以,你们能理解吧?
    
    老威:你的语言很激烈、粗暴吗?
    
    明德:我的辩护用语挺文雅,但我的态度,包括肢体语言很丰富,象在朗诵诗,把句子哇啦哇啦地拍出去。真是恍若隔世,因为自己陈述的和法官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我们互相听不懂。后来他就不理我了。
    
    老威:这也算一次行为艺术了。
    
    明德:的确,因为就算罪名成立,也是老熊的文化宣言犯了禁,可他关了三个月就放了。
    
    老威:据某某说,他一进去就与审讯人员辩论,口若悬河,结果化敌为友,审讯人员被他的理论素养折服,也信了老庄。
    
    明德:不错,他折服了人家,关三个月;我折不服,就判5年。
    
    老威:除了你们俩个,这个集团案还有谁?
    
    明德:贵州就两个,其他省就不知道了。
    
    老威:你有律师吗?
    
    明德:一审没有。上诉时,问我要不要?我就反问:“什么样的?”意思是收不收钱。回答:“指定的。”我当然要了。没想到,却是位大律师,在省内非常有名,老百姓送了他不少锦旗。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明德:佛报不浅。《判决书》一到手,我就写上诉状,16开的纸,写了满满11页。我把二十几年所学的文学、哲学、宗教知识全用上了,从东方阐述到西方,从古代搞到当代,真是思若泉涌,才比天高……
    
    老威:这太可笑了。
    
    明德:为什么?
    
    老威:你是为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辩护,而老庄的精髓就是无为,既然“无为”,为何要为自己辩护呢?
    
    明德:不错,如果老子或庄子站在法庭上,不管法官说什么,他们都肯定不吭声。但我哪有这个境界,连皮毛也是仗着记性好,照搬的。
    
    老威:可老庄想不到,你在几千年后,为他们的学说坐牢。
    
    明德:当作修炼吧。我在牢里读了不少书,朋友们送进来,我通宵地看。号子内要值夜班,守死刑犯,有时我就把几人轮值的班一个人包下来,从夜里到天亮,呆坐六、七个小时,或看书,或苦思冥想。周围都是刑事犯,很普通,却因为种种原因犯了国法,葬送掉人生,挺令人悲悯的,阿弥陀佛。
    
    老威:你在牢里就与佛教结缘了?
    
    明德:是的,朋友们送进来一些书,其中有学佛的。2001年开春的某一天,我心中蓦然产生一个念头,就合掌向观世音菩萨祈祷:“菩萨啊,我实在不想在这儿熬下去了,如果您也觉得我坐够了,就用你的神力把眼前的铁门打开吧!”没想到,几天后,一纸裁决下来,我的刑期减掉一年半,真被释放了。
    
    出狱后,我从老家给律师提了一口袋红皮花生米,登门致谢;律师却鼓励我,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老威:你见着你的同案犯老熊了?
    
    明德:当时没有。两三年后相见,大家都皈依佛门,只谈学佛心得,决口不提往事了。
    
    补遗:
    
    我们应明德和尚的挽留,在某某寺住了三天,由于朝山的居士较多,除了金琴宿寺下的尼姑庵,我和吴闯就客随主便,睡了寺里的正殿。虽然凌晨四点多钟就得和衣而起,腾出5点正式开始的早课地盘,但明德说:“这是特别大的佛报,我刚剃度时,就睡了两个多月的大殿。”
    
    我还身裹袈裟,踞于明德旁边,做了两个早课。这是我一生中最奇异的经历之一,起首的中年和尚,一边缓缓击钟,一边呤唱着古老的诗句,与寺庙上空的绝壁和星空遥相对应,令人感动或感伤,明德解释说,这种形式叫《叩钟句》,即以叩钟的节奏呤诗。
    
    接着是鼓、疏密有致,在天地人之间引起共震。应着鼓声,和尚们双掌合十地鱼贯进殿,礼佛毕,各就各位;鼓声变幻着,逐渐消沉而隐逸,再下来是磬和木鱼,再下来是嘎然而止。默祷。处于核心的领诵和尚用捏细了的嗓子念道:“南无阿弥陀佛……!”
    
    和尚和居士们立即依韵律跟进,先汉文,后梵文,转番若干遍,持续了两个小时,中间穿插了若干礼佛的仪式,我笨拙地模仿,沉侵在一片虚拟的天国中。
    
    据了解,马贼与某某寺结缘于另一位艺术家,两人曾一同流浪,一同惊世骇俗,马贼出狱不久,在万念惧灭中得知某某在此出家,法号德洪,逐循踪前往,皈依佛门,并拜某某寺的住持法师为师父。但在几年之中,马贼几起几落,几上几下,足见骨子里的野性难驯矣。
    
    我对住持法师也有短暂的访问,我以为他更象依旧在寻找人生真谛的知识分子,其神态因过分操劳而显得疲惫,但双目炯炯有神,语气执着。他在宣扬了20多分钟佛理之后,方告诉我,马贼在山上做居士的头两年,人在庙里,心还在社会上,整日躁动不安,甚至不守清规,一会儿上金顶发呆,一会儿下山脚祝圣寺游逛,“本该逐出山门,但我还是不忍。”
    
    “后来呢?”
    
    “他已经无路可走,除了这儿,他能到哪儿去?”法师叹气道。“所以有一天,我点破了他,我说,马贼,我也救不了你,我没那么大能耐。马贼一下子就愣了,跟着泪流满面。我又说,你可以回家,想通了又来。”
    
    “他回家了吗?”
    
    “他出家了,受了剃度,还受了比丘戒。不过,路还长呢。”
    
    我曾经问明德想过家吗?他答:“我担心父母找上山来,因为引我进寺的德洪还俗了,他爱他的女儿,某一天他老婆抱女儿上山来,他就受不了。所以我坚决回避任何亲属,来了也不见。听人讲,我母亲很生气,她说,就当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你难过么?”
    
    “我心里一阵轻松。母亲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净土宗里有一种修炼密法,称《般舟行法》,其要旨就是在15步的距离内,昼夜不停地来回走,昼夜不停地念佛,直至3个月甚至半年。某某寺里不少出家人行过这种密法,连每日必须的饮和食都得站着。明德也行过,他说:“比行3天、7天的要强些,我行了9天,终于见着了观世音菩萨的金身。”
    
    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在师父老人家的加持下,行够3个月。我目前的层次还达不到,不过,许下这个愿,我终会还的。”
    
    “阿弥陀佛。”我不禁合掌念道。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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