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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狱中杂记
(博讯2005年6月18日)
     十几天前,“六四”的前一天傍晚,天色已经变暗了,我从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大街拐进来,一路北行。我刚刚告别了一位来自安徽的老上访户,一位自1979年至今,持续26年的老上访户,对方是个老知识分子,靠子女打工赚来的钱在上访,虽身在社会最底层仍衣衫整洁,头发纹丝不乱。这在整个上访群体中是非常少见的个案。同他交往,我进一步理解了什么叫自尊自爱,什么叫困兽犹斗,不屈不挠——

     已经走到了天坛公园的对面,先农坛的高墙外面,在我的旁边,是一对卖大碗茶的老年夫妇,正准备收拾他们的茶摊子回家,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豪华的黑色轿车,突然逆行紧贴着马路牙子停在了我的身边,剩下的情节从任何的警匪片里都可以看到,三个营养良好的大汉跳出车来,并没有费心掏出枪来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许动!”也没有大喝一声:“趴在地上,双手抱头。”而是直接像绑匪一样,二话不说,把我双手一背,铐上手铐,扭进了车里。行动快捷的连路上的行人们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那对老年夫妇正在目瞪口呆之际,我已经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

     在小车上,他们没有给我套上黑布做的头罩,也许“国安”与刑警的风格不同,不需要来这一套,只是喝令我埋下头来,不许向车窗外面看,华灯初上的街道两旁,灯火辉煌,尽管小车在绕来拐去,但我还是知道他们在拉我向位于原来自新路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奔去。很多年来没有涉足这个地方,这里真实面目大变,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许多年前,因为偷越国境,我被押到这里,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关押了四个多月,前后换了四次监房,最少的时候一个人,最多的时候22个人,最舒适的时候3个人一间小号的监房,为的是不仅从前面预审员那里摸清我的身份、目的和罪状,而且也从与我同一监房的“狗子”那里,查实我的身份、目的和罪状。现在我又故地重游,回来了。 (博讯 boxun.com)

     小车驶进大门,又一个二门,停在监管科前,“国安”带我下车,喝令我先站在一排大平房的前面,他们进屋去同公安协商,只听得争执了几句之后,“国安”出来,喝令我再进屋去,掏出身上衣兜里面的所有东西。我先前的塑料袋里,早被他们夺去了,此时他们重点检查的就是这个塑料袋里的东西。塑料袋里只有一本厚厚的书,蒙古族散文作家鲍尔吉.原野写的散文集《掌上流云》,他们拿着书,仔细地翻看,抖动,一个人刚放下书,另一个人又接了过来,正面、反面,举起来,对着灯光仔细透视,观察书里面有无被划上记号或特殊痕迹。我想,鲍尔吉先生在辽宁省公安厅的宣传处任职,应该是他们的同类,应该不会给鲍尔吉先生带来任何的不快吧。

     交接完毕之后,“国安”把我移交给了狱方,摘下我的手铐,跨进小车,扬长而去。监管科的一位领导满脸的不高兴神态,用电话临时找来一位经办人,一个四十来岁的瘦男人,为我办理琐碎的“入狱手续”。最后,他们把一张空白的拘留证和一支圆珠笔推到了我的面前,示意我签字。上一次我被五花大绑带进监狱的时候签署了拘留证,但现在此一时非彼一时,他不作声,我也没有吱声,我用好奇的目光仔细端详了一下这张空白的拘留证,又带着疑问的神色看了看他的脸,扭过头去不再理睬他了。他也没再废话,索性自己签了字,拿着这纸手续,同坐在门口的另一个值班员一道,把我送进了里面大楼的监房里。

     这是楼房里面的一座大号监房,监房里的两边都是大木板炕,比我上一次入监的房间要大个两三平米,我在这座监房里一共生活了八天,我身边的同伴,或者叫狱友,最少的时候有15个人(只维持了半天),最多的时候(在我走的那天)有19个人。这是一座标准的代管监管牢房,虽然严令不许每个在押嫌疑犯向身边的同牢犯人泄露自己的案情,但仍然可以推断出,这座监房里眼下被关押的嫌疑犯们几乎将来没有一个是要在北京市的监狱里服刑的,这里只是个中转站,在预审中辨明身份、案情,立即转送(或是被移交)到其他有关的监狱。

     我进监房的时候,这座监房里的龙头大哥是一位三十四五岁的现役军人,姓郭,中等个,腰板笔直,行动敏捷,言语简单利落,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闪着亮光。军人的领章肩章都被取下来了,他又严格遵守狱方宣布的监狱规则,绝不向任何人透漏自己的案情,后来在这十一天里,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与我每日厮混在一起,最终,我们两人在同一天被带出牢房,我被释放,他被远处军队的来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我刚看到他,知道他是现役军人的时候,我只感到诧异,军人犯法应该由军事法庭来审判,关在军事监狱里,现在怎么跑到地方监狱来了。

     以后从跟他的闲谈中我才知道,他所在的是部队因为出现了重大的事故,而且发生在他的属下和管辖范围,由此造成了他的“责任犯罪”。他为了让中央军委或三大军总部首长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擅自跑到北京来上访,而被地方公安当场擒获,暂时将他关押在地方的看守所里,只能耐心地等待远方原部队来人接他回去受审,在接他之前,他所在的部队首长还要向总部首长作汇报,听取首长的定性表态之后才能做出定夺。所以,这位原部队的基层指挥官,看样子至少应该是位少校,此刻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工装服(根据这身衣服,推断出他应该是装甲兵之类的技术兵种),只能领导着在场的十几个嫌疑犯们。这个现役军人,不知道是谁给他取的外号,人们都叫他“老军务”。

     慢慢的熟悉了,我知道身边的这十四五个犯罪嫌疑人们,大都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并非是北京当地这里的“土著居民”,最主要的,也并非在北京市里犯案被抓,他们被抓不假,否则不会出现在这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他们大都只是因为有重大“形迹可疑”的原因而被抓的,要在过去,这些人被送到北京市的收容遣返站看管起来,细细审查,查清真实身份和来历,有无犯罪记录或被通缉纪录,然后再作处理。现在,强制收容和遣返的制度被国家人大立法明令取消了,于是乎,这些可疑分子就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公安机关的强制性收容审查。

     被强制性收容的人里面,有五六个是始终默不作声的江湖油子,他们恭敬地屈从狱方的一切安排调遣,早起的“放茅”、洗脸、开饭、打开水、提审、静坐(代管关押的嫌疑犯人没有放风的待遇一说),处处都循规蹈矩,但又无时不刻不在密切观察着周围的形势,谨言慎行,谈吐有序,他们自己互相之间也不来往,起码不作公开的来往,相处许多天,我竟然摸不透他们的来历、籍贯、文化、目的,估计他们对每天来提审的预审人员也都是这个捉摸不透的态度,否则,他们早就该被遣返回自己的原籍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去了。说在这些人的中间有漏网的特务、畏罪潜逃的杀人犯、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我也不怀疑,但他们都不会在公安部网上的被通缉名单之中,如果有,早就被每天的提审给清查出来了。在一次次窗外传来的小提琴悠扬的提琴声中,我发现其中有两三个人在惬意的欣赏,能够对小提琴独奏有着独特欣赏水平的人,他的文化修养应该是与文化水平成正比的。

     监房里面,经常会关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代管关押的上访分子,这些人与上面那些默不作声的人恰恰相反,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好像有着满肚子的官司和委屈,抓住谁都要倾诉一番,好像你就是“两办”、“双高”的接待站的官吏。这部分人,每隔几天就要被移交递解回各自的省里一批,新的人又会被马上的押进来,占据空余出来的位置。在我被关进去的当天晚上,“老军务”就悄悄地提醒我:“对这些主动找你热情拉话的人,要特别小心,这里边隐藏的狗子,不止一个,会千方百计套你的话,然后添油加醋汇报上去,争取自己的立功表现。”

     监房里面穿戴最华丽,也最有钱的是几个外地来京游逛的中学生们,也许他们是外地职高、中专、技校的学生,手里有几个钱,家里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不好好在学校里念书,兜里揣着不少的钱结伴来北京玩耍,也许是喝高了,在饭店里打架闹事;或者是盯上了妓女、或被妓女盯上,惹出了麻烦,总之,凡是超出了一般的社会治安纠纷,他们都会被送到这里,等待被自己的所在学校或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接回去,这些人自持犯法不大,家在当地有权有钱,所以进来之后也毫不惊慌,全当暂时换换环境,体验一下监狱生活,回去有个吹牛的资本——住过北京的看守所了。即使他们中间有些人将来真的要进监狱,也是进不够法定年龄的少年犯管教所。眼下,这些中学生年龄的人们应该是最不忧心忡忡的一类人。

     刚才说到小提琴的声音。在北京市的看守所里,近年来,司法学校、公安学校、劳改干部管理学校甚至相应人民警察学院、公安大学、政法大学毕业的监狱看守也不在少数,还有常驻监狱的检察院、劳改狱管的监察干部,狱政管理干部,总之,现在有文化的杰出中青年人非常之多,相比之下,不过你只是失去了眼前自由的暂时住客,而他是有着出入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长久住客,他也会有寂寞无聊的时刻,于是,我们窗外,不是什么人是个小提琴独奏的爱好者,经常在下午或傍晚的时分,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传进我们的监房,持续一两个小时不等。在琴声中,人心会显得格外的宁静。

     在失去自由的期间,最初是烦躁不安,上一次我意外被抓的时候,头一天竟然吃不下任何的东西,第二天才适应了被抓失去了自由的心态,恢复到了听天由命的正常状态。这一次,竟然也是出奇地相似,我惦记家里人因为我的突然失踪而四处打听,所到之处,一律回答是:“不知道。”让你永远是一头雾水,怀疑自己生活在一个偌大的黑社会里。

     第二天、第三天,我开始思念自己的家人,奇怪,思念的顺序是先从小的开始,思念我两岁多的儿子,他每天都在天真活泼地盼我回去,然后是孩子的妈妈——我的太太,最后才是我的老母亲。我坐在床板上,低头不语,默默地思索,我在此时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是感到分外的好奇:他们(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到底会用什么罪名给我定罪?是反党、反政府?还是纠集反动势力?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所反对的人,这些年来大部分不是下台退休,就是死去了,但他们的爪牙还在掌权,腐败的政治形势还依然如旧。过去给我捏造的那些罪名还远不足能够把我给关押起来,要给我扣上新的,更严重的罪名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流氓政治的现状,而流氓政治是从来不讲理的。

     我又想起了台湾的李敖先生的一段话。李敖先生说:台湾国民党极权政府垮台之后,为过去被极权政府迫害过的人给予了政治平反和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最高数额为700万台币,李敖先生坐了5年多牢房,补偿了他5百多万台币,折合120多万人民币,这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所以,只要中国的民主政治没有改进,中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形同虚设,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政治腐败现状就依然如旧,中国就仍然是一个很容易制造出冤案,而又很难改正冤案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流氓的天堂,正直人的地狱。

     很长时间以来,我喜欢洞箫,因为洞箫不是欢快的乐器,不是歌功颂德的首选工具,这是一种委婉的哀怨的倾诉,一种如歌如泣的倾诉,每当小提琴独奏响起来的时候,我能把小提琴的声音听成是洞箫的声音,这是何等的境界。每当我低头沉思不语的时候,“老军务”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不主动找他说话,他从不主动打断我的沉思,这是一个沉默不语的监房,每天的上下午总会有几个人被提审,那几个默不作声的人就像审判“四人帮”时的张春桥,就像哑巴一样牢牢地管住了自己的嘴巴,口风如此之严的人我从未见过,每当某个饶舌的上访人凑了过去,一看见那双恶狠狠的充满杀气的眼神,马上又赶快缩了回来。整个间房里,只有那几个中学生之间的小声交流,上访者自己之间是很难交流的。

     上一次我被囚禁的时候,监房里最多的时候关押了22个人,每一边的大木炕上睡11个人,监房里,有许多是在外地抓获被押解进京的嫌疑犯人,当然,在本市(北京市)抓的也不少。一位个子高高,在广州被抓押解进京的中学美术老师,在一次早上放茅的时候突然拉住我留在最后,还拉住了另一位大约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中科院大院的一位炊事员,被当作某某集团的成员被抓了进来,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囚室里,他一边一个把我们二人拢在一起激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们三个最贴心。”可惜好景不长,半个月后,我被关押进了另一栋楼的三人间囚室,同一个极力赞扬太原酱肉的山西人和一个狗子关在一起。

     长话短说,在这间囚室,我住了正好八天八夜。八天里头,从来就没有提审过我,在我上一次被关进来的时候,最初是单独囚禁,曾经有二十来天不提审我,这一次莫非翻阅了我上一次的囚禁档案,要照此办理吗?第八天的傍晚,天还没有大黑下来,与我当初在先农坛墙外被绑架的时间相仿,正是往外地递解嫌疑犯的最佳时间:夜车,囚室房门的铁锁一响,看守——此地称作班长,高喊“老军务”,然后是我的名字,我们双双被带了出去,来到前面的监管科。

     等着“老军务”的,是三个年轻的现役军人,一个上尉,一个中尉和一个军士,上尉同“老军务”是熟人,客气但不热情地打招呼,手续已经办妥了,“老军务”被戴上了一辆挂着红字的军车,连回头同我打招呼话别也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车出了大门,只看见他拼命地在向我招手——这是个好兆头,他没有被戴上手铐。

     没有人来理睬我,我被吩咐(不是喝令)等候在监管科的屋外,屋里面灯火辉煌,七八个人都在忙着,但不知在忙着什么。

     终于天大黑了,是我八天前被强制带进来的那一时刻,屋子里传来指令,要我进去,立在桌子前面,八天前命令给我办理入监拘留审查手续的同一个人,高高的,胖胖的,带有一丝的无奈和厌烦,现在宣布说:对我的拘留审查已经结束。不等我回过味来提出抗议,纸口袋一抖,我入监房时被收走“保管”的手表、钱物,现在又物归原主,尤其是那本鲍尔斯.原野的《掌上流云》。曾经把我送进监房的那位瘦瘦的监管科科员,此时又送我走出大铁门,铁门在我的身后“咣当”一响,我被单独一人聊在了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没有人注意到我刚被释放了出来。

     你们猜我恢复了自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立刻坐车到先农坛墙外的人行道上,八天前我失去自由的那个地方,那两位摆茶摊的老夫妇还没有收摊,我一愣,噢,原来那个非常的日子过去了,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

     坐在这个老夫妇的茶摊前,我自在的喝了满满的一大碗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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