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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与国保朋友谈及六+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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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5月25日)
    
    
     尽管曾经历过多次学潮,但我一直避免给人造成我是民运人士的印象——对民运人士、对多次因追求自由而坐牢者,我内心十分尊敬,但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的确与民运有诸多不同。我自认是维权人士,或者自由民主信仰者。 (博讯 boxun.com)

     由于前段因申请抗日游行被捕入狱后,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住所实行了搜查,找到了我参加赵公紫阳遗体告别仪式的证据(赵公照片,治丧工作小组信封,上有我参加告别仪式的编号2316)。于是,我也成了此段时间的敏感人士。昨日(5月23日)中午,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处的两位先生找我“了解情况”,兹将中间涉及六+四问题我的回答简略记述如下。
     我首先还是告诉他们,他们找我“了解情况”是不对的。他们声明,他们希望被理解为善意的,你不是强调官民良性互动么。我说,对你们的善意表示接受。我的用词可在“违法”(适用于一切类似今年4月26日的场合)、“很不对”、“不对”三种之间选择,而我使用了最轻的。我们作出声明后,各自保留意见吧。
     关于六+四,我说,我认为大是大非是十分明显的,开枪杀人者犯下了滔天罪行。后来政府自己都把八九由“动乱”说成“风波”,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杀人是件丑事。我是不赞成平反话语的,它暗含着对政府主导的肯定。而自1989年以来,中国社会正逐渐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民间社会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成长是最重要的,民间社会已经对大是大非作出了判断,历史会按照民间社会的判断作出记录,民间不需要以平反为主要诉求,把它变成什么先决条件。
     我说,海外提出不要忘记六+四,可能有他们的立场和角度,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来说,根本不存在遗忘的问题。八九学潮参与的人多达几千万人,六+ 四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他们不仅不会忘记,而且把他们所知的信息和所作的思考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我说,关于平反问题,已经提了十六年,十六年没有进展,应该反思了。对海外我们不管,国内人士如果在五年前将主要诉求转向要求赔偿,而不是平反,是否更具实际意义?政府和六+四死难者家属长期处于对抗中也不是一个办法,如果索赔,政府公开很难答应,但背地里还是可以拿出一笔钱,比如几个亿,赔给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这样,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得到了实在帮助,他们很需要这种帮助,象齐志勇(左腿被打断)近来生活十分艰难,如果政府给了他们经济赔偿,他们心中多少会感到一些宽慰,(为了争取道义的说法)他们当然还会要求平反,但是和官方的关系就会变得缓和多了。政府因为拿出了钱,也多少会有一种还算过得去的感觉。这种赔偿的办法是有利于最终实现和解的。对于民间来说,政府愿意赔偿,本身就证明政府做错了。其余的事在一个好的起点上再慢慢地推动。
     我说,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很了不起,国共相互厮杀十年,为了抗日能够和解。现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又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见,国共这样有血海深仇的政治对手就能和解,为什么六+四问题不能和解?有那么大的仇吗?
     我说,要通过和解解决六+四问题,核心是作出赔偿和允许海外流亡者回国。象海外人士,长期不让人家回到父母之邦,不让人家回家见亲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情!你政府要让人家回国前写自白书,这不是侮辱人家的人格尊严吗?你不设条件让别人回国,别人自然不会那么激烈地骂你。(这就可以开辟另一条指向和解的通道)
     我又说了一些六+四的第一责任人已经去世了、其他人大可不必背上包袱的话。而第一责任人既犯了罪,也为改革开放立下了大功,93年时还曾表示过当时匆忙了,表示有所后悔,历史真是很复杂的。我们应该以立即启动政治改革为目标,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有步骤分阶段地解决象六+四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
     总体感觉,这次谈话双方还是多少投入了一些善意的。
    
    
    
    


附注:
     印象中我没有写过关于六+四的文章,便是出于谋求民间主导、推动和解而不是固化对抗的深层思虑,而非出于一时策略。维权派自由主义不是弱者,作为一场社会思想运动,它已历史性地崛起,它是强有力的,同时也是温和保守的。强硬者的温和不是假象,唯强硬者有能力实现温和。
     靠敌对思维,最后的结果必将是相互报复。相互报复对自由民主人士会有利吗?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还是找到了我的文章中谈及六+四问题的内容,兹摘录如下。
    
    


《中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操作路径初探》节选
    


郭飞雄 2002年8-9月于中国大陆
    
     3,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政治转型的起始阶段,当内部争论公开化、人民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时,还存在着六+四重演的可能。陷入了偏执和恐惧怪圈的实力派,有可能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果真如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平演变将转为暴力革命。
     一位有影响的学者预言,再次开枪,人民将抵抗到底。
     如果再有第二次六+四,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大陆将诞生加邦神父(俄罗斯,1905年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和列宁式的风云人物,他们将向人民直接发出1905 年那样的呼吁——“亲爱的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复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罗斯土地上所有的剥削者复仇。去吧,去劫掠帝国的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在中国这艘航船上已经流了够多的血,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流人民的血,象六+四那样。也不要再流大人物的血,象法国革命、十月革命那样。“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这样的人生哲学应该划上句号了。至少,你们的后代也将和我们一道生活在同一条船上、同一个地球上,又何必结下血海深冤。为什么不可以一道和平长入新时代,按照文明的游戏规则共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说过,“如果我发现需要暴力,如果暴力是我能够获得的唯一方法,我会毫不迟疑使用暴力。我受过战斗的训练,如果有人试图对你施行暴力,我不会背对你的惨叫夹着尾巴逃跑。那是胆小鬼的行为,是卑劣的。我也不会坐着祈祷(内观),期望我的仁爱可以化解面临的严酷考验。我不是圣人。我会尽力保卫你。现在,我不喜欢使用暴力,但是,我绝不保证我会完全放弃它。甘地也说过类似的话。”
    
     4,从操作的角度来看,需要为当事人卸下包袱,解开6+4情结。
     不要让六+四包袱挡住了中国的和平演变之路。在今日中国大陆,正式地不可逆转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比为六+四平反更重要。
     我一直认为,六+四问题是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而不是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历史对大是大非早就作出了判断。平反话题暗含着对政府主导的默许和期待,而自由民主革命乃是人民主导历史进程和自己的命运。不需要向政府寻求合法性的认同。
     民主之路要研究操作的效率,六+四问题完全可以适当地放一放。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就没有去讨论对1927年4.12以来的大屠杀的平反事宜。在今天的中国,当务之急是不浪费民主化的时间,越向后拖,中国社会伸缩的弹性空间越小。
     毫无疑问,在和平演变的中途,将产生一场民族大和解。希望这场和解不要牺牲正义和人民,仅仅变成强人们又一次的幕后交易。这场和解如若发生,一定要高扬正义和法律,要让苦难的承担者得到最大的慰解,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类知道什么是可以饶恕、什么是不可饶恕的。当然也不能以怨报怨,要在正义的法律行动之后研究宽恕。帮助贪官污吏和大奸大恶消除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废除死刑,对一切人,包括罪犯,保障人权。这已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
     这一代人也有足够的智慧,象国共斗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分化瓦解专制阵营,欢迎一切染有血迹的人通过为政改和民主化立功来赎罪。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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