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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石油事件”维权有重大行动
(博讯2005年5月11日)
    11日,“ 陕北石油事件”民企维权代表300多人将展开对陕西省省级四套班子的诉前对话请求。全部代表已到达西安。他们将向省政府递交《要求与陕西省政府对话书》,向省人大递交《请求人大提起个案监督书》,向省政协递交《请求政协民主监督书》、向省委递交《请求省委责成陕西省各级政府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书》。
    
     “陕北石油事件”自2004年7月5日始开始法律维权行动以来,经律师团调查取证和几十位我国最权威的法学专家研究讨论,一致认定陕西省各级政府2003年没收陕北民企油井是一起严重的政府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现在第一阶段的法律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以陕西省政府、榆林延安两市政府、各县政府为起诉对象的《行政诉讼状(征求意见稿)》(后附)已完成。在此次行动前陕北石油维权代表已将《陕北民营石油行政侵权受害人要求与省政府诉前对话的一封信》递交给陕西省委并李建国书记和陕西省政府并陈德铭省长。 (博讯 boxun.com)

    
    请各位予以关注。
    
    2005年5月10日
    

陕北民营石油行政侵权受害人要求与省政府诉前对话的一封信

    
    陕西省委并李建国书记:
    陕西省政府并陈德铭省长:
    
    我们陕北石油民企的维权斗争从去年7月5日开始转向法律行动以来,经律师团调查取证、研究分析和首都法律界专家学者研究讨论,一致认定陕北政府没收民企油井国有化(政府称之为“收回油井三权”)是一起严重的政府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第一阶段的法律准备工作已告结束。律师团起草的《行政起诉状》(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拟于5月中旬在北京召集我国最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参加的“陕北民营石油案行政侵权救助策略研讨及媒体发布会”已准备就绪。届时媒体将了解陕北民营石油案所涉及的行政侵权行为的性质、诉讼策略和途径,与会专家将形成并签署一份法律意见书。
    
    从“陕北民营石油案”发生始,我们曾多次要求县、市、省进行对话协商,均告失败,最后不得已才选择了法律诉讼的办法。我们不愿对抗,我们希望对话,但各级政府不愿与我们对话,或者认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对话的资格。现在诉讼在即,我们还是本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再诉诸法律程序的原则,要求和县、市、省政府进行对话协商。
    
    我们已和县、市两级政府进行了对话,两级政府领导的答复意见可归纳为两点:(1)收回油井三权是省里的决定,对于事件本身我们不能也不敢说对还是错,是合法行政还是违法行政。(2)我们只能在我们职权的范围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诸如增加些补偿的问题,可以协商。
    
    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事件”本身究竟是合法行政行为还是违法行政行为,是对还是错。只有这个根本性问题明确了,才能为解决提供依据,所以我们决定五一节后适当时候到西安和省政府进行对话协商。我们将诚恳地以和平、理性、有序、遵法说理的原则与政府对话。为助于和二位领导达成共识,先通过此信概括谈一些我们的认识和看法:
    
    一、陕西省、市、县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关系,收回民企油井资产的行为是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以“整顿”为借口的“没收陕北民企油井国有化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迄今为止,我们所收集的证据,诸如:“吴旂会议”、“延安会议”、省整顿文件、贾省长某次指示、各市县XX文件,乃至中央XX部委XX官员的讲话,均不能成为“依法行政”的依据,都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相反,我们却能够提出政府违反《宪法》、《民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准确法律根据。律师团起草的《律师意见书》和《行政诉讼状》(征求意见稿)有详尽阐述,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二、“陕油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背离我国经二十五年改革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路线。
    
    陕西省及陕北市、县2级政府在“陕油事件”中所遵循的路线是:坚持计划经济抵制市场经济,通过打击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正当手段来扶持国有经济,固守垄断排斥竞争。
    
    正如有学者概括为:中国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改革与反改革、保护私人财产和侵犯私人财产、法律与长官意志、真理与权力的较量,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反映在陕北油田事件上。
    
    三、陕油事件的发生并迟迟得不到纠正,不仅将民企投资者逼上绝路,也将陕北地方石油工业经济发展引进了死胡同。
    
    油井收回后,投资者和油区群众的生存状态恶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不在少数,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到死也还不清债的不在少数。抢走人家的资产置人死活不管,这绝不是共产党的做法,绝不是用“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榆林市长王登记原话)就能说的过去那么轻松,我们为一些官员竟然麻木到如此缺乏人性的地步而震惊!
    
    而另一方面,各县钻采公司的浪子们,在肆意瓜分、糟踏从民企手中抢来的无主“国有”财产,环境破坏,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导致陕北地方油田终归要走上毁灭之路。政府把钻采公司“以挂靠的形式重组到延长集团”的国有+国有=国有的股份制做秀,或重新吸收私人资本参股的所谓改制,不仅背离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真谛,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把一份从私人手中强行抢夺来的资产再卖给另一个私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只会是把已经激化了矛盾推向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陕北石油工业经济的发展应该依靠陕北石油民企。
    
    “整顿”伊始,概以“不准私人开采石油”为主要借口。实际上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根据《矿产资源法》、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陕西省政府完全可以保护、引导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健康发展,说不定早已缔造出一个上市的民营公司了;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仅放着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不用坐失良机,反而做出令国内外耻笑的不合时宜的愚蠢之举。
    
    今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出台后,打破石油垄断,允许私人进入石油开采领域的决策,令我们陕北民企石油人非常振奋,“36条”为陕北油田事件的解决确立了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坚定了陕北民企石油人进行维权斗争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意志。
    
    李建国书记、陈德铭省长,请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陕北“私人油老板”,希望你们能认识到维护产权是我们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决心不可动摇,更希望你们能认识到我们陕北石油民企是经艰苦创业久经磨炼形成的一支较为成熟民营石油队伍。石油民企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全国石油行业中,从事勘探开采的上游石油企业中能形成规模和气候的仅我们陕北一家。油井被收走后,我们陕北石油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全国找油,新疆、青海、内蒙、东北,以至国外,到处有我们陕北石油人的踪迹。我们有100多副井架在给中石油打井,乃至给陕北的钻采公司打井。现在有眼光的石油发展战略专家已看好我们这支队伍,开始与我们探讨今后在开发国内、国际石油资源方面,在保证国民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发展战略中,民营石油企业应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陕北石油民企应如何能做出新贡献。
    
    国务院“非公有经济36条”出台后,对“36条”有关的解读和讨论,明确了民营企业可以开发经营石油这一国家战略资源。目前世界石油消耗前三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美国的石油安全是靠4000多家中小石油企业与埃克森、美孚等5家主体石油公司相互配合的方式实现,美国以客观、灵活的市场方式掌控国内和世界石油主产国的资源。日本则是不分企业和个人、不分行业不计比例大小,政府都鼓励支持私营企业在世界各地以投资分成、产品和服务互供、合资合作经营甚至政府援助等各种方式来争夺世界石油资源。而目前,我国的石油安全体系主要靠已在国外上市的两家集团公司来保障。如果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因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采取并不复杂的手段打垮其中一个,我们的石油安全体系就将瓦解;同时,两大集团的国企身份,导致获得和控制海外资源也很少,与国家的石油战略极不相匹配。我国迫切需要鼓励、扶持一批民营石油企业尽快发展壮大,弥补两大集团的不足,共同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况且两大集团因其固有的机构缺陷,特别是在缺乏外力竞争的环境下,腐败、效率低下,重大风险在所难免,“中航油事件”以及“川东12·23特大井喷事故”即是明证,两大集团正面临必须加速彻底改革的命运。在这种形势下,民营石油企业本应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陕西省政府有何理由不加以扶持反而要斩草除根呢?
    
    李建国书记、陈德铭省长,陕北油田事件的解决已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不愿看到政府再抱残守缺,再装聋作哑。一方面,陕北6万多投资者、几十万涉油群众的生存意志和权利意识在觉醒,这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我们在我国政府建立法治、保护人权、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承诺要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兑现的大背景下,会坚持不懈斗争下去,直至权益得以维护;另一方面,陕北油田事件举世震惊,陕北石油投资者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维权斗争为国内外所关注,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将会引起社会轰动;而且,“36条”出台后,各部委正在加紧制定相关细则,两大石油集团都已做出加快石油行业体制改革的积极反映,各省市都在如何通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地方经济方面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当此时,陕北油田事件,就成了陕西省政府必须跨越的一道坎,陕西省政府必须卸去这个沉重的包袱,否则,怎么能够在推进石油体制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呢?
    
    李建国书记、陈德铭省长,陕北民营石油事件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且早一天解决要比晚一天解决好得多。陕北石油事件经过被没收、象征性补偿、钻采公司糟踏性管理,到今天,局面确实已乱成了一团麻,但是,解决“陕北石油事件”并非“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政府能够放下架子,勇于纠正错误,本着诚实诚恳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希望省政府领导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话,能够以实际行动证明自身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证明陕西省政府积极推动“和谐社会”的真诚愿望。
    
    社会在前进,我们陕北民企石油人也在进步,不仅在历经近10年的开发过程中我们的技术队伍成长起来走向成熟,这2年多维权斗争中的苦难也使我们的观念认识不断提高,我们并非是“利欲熏心的油老板”,我们只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采油致富的商业人而已,我们希望能在我们所熟悉的石油开采行业中有所作为,为地区经济发展、为陕北石油工业的健康发展,为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过去在地方石油开发中我们和地方政府是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现在在维权斗争中形成了对抗关系,但是,当陕北石油事件一旦走入正确处理的轨道上来,我们会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不计前嫌,我们会重新和政府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当然原省长贾治邦应为其所犯的错误负责,像安塞县书记冯毅之类虎狼恶吏只是个别,他们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认为各方面的因素正朝着有利于陕北油田事件得到公正解决的方向推进,国务院“36条”已彻底打通了障碍,合理正确解决陕北油田问题条件已经成熟。这个问题应该在今天解决,而不是明天后天,事到如今,正视并正确解决陕北油田问题已不容置疑。我们不愿看到陕西省政府继续拖延下去,甘冒捏着一个举世关注的案子对抗中央政策的风险,甘冒数万人同时到法院起诉你们的风险,甘冒革命老区几千党员和石油投资者因羞辱和绝望而同时宣布退党的风险,甘冒陕西数以百计的涉油腐败官员的严重问题被同时揭发的风险,甘冒10万多投资者及其同情支持者自行宣布收回油井并采取行动的风险。恳请二位领导慎思、慎思!!
    
    有一位专家用“官抢民财、法理不容”八个字给陕北石油事件做出了精确的概括,纵观此案,政府的行为可归纳为十二字:违法律、背政策、逆天理、灭人情。古圣哲黄石公云:夫人之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明,自然所钟。我们坚信,陕北石油事件如果不能得到公正解决,不仅法理不容,而且天理难容!!
    
    良契存于上,危机寓于下。如何把握良契,化解危机?望请李、陈二位领导度时、慎思,早做利国利民之决断!
    
    
    顺致五一节日祝福!
    
    陕北100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投资人
    2005年5月1日
    

行政起诉状

    (征求意见稿)
    
    原 告:陕西省靖边县被政府收回油井民营企业
    诉讼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 唐国玺、张晔、赵建平、朱久虎祁永红 律师
    委托代理人: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 张献华 律师
    被 告:陕西省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德铭
    被 告: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登记
    被 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尤鹤洲
    
    诉讼请求:
    
    一、判决撤销陕西省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靖边县人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关系、收回原告油井资产的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二、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该条赋予原告的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实部分
    
    1、关于原告投资开发石油所依据的合同事实
    
    (1) 1994 年 4 月 13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 4 、 13 ”协议)。协议约定,“从当地各县钻采的实际出发,拟长庆局依法登记的工业区带勘探范围内划出约 500 平方公里,由安塞等 6 县组织开发;从延长油矿在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 580 平方公里,由陕北延安市等七市、县组织开发”。
    
    (2)继之,靖边县政府对外招商引资,其在 1994 年 4 月17日所发的靖政发(1994)15号文即《靖边县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开采石油的有关规定》中规定:“1、油井合作期限:油井合作开采期限由原回收投资后开采五年改为长期合作开采,┈”,“2、利润分成问题:提倡已投产油井实行投资方承包经营,县上经过测产核定产量,核定销售收入,根据协议分成比例确定承包基数,不愿承包的仍可按原协议执行”。
    
    (3)原告在被告关于开发陕北石油资源之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纷纷到靖边投资。为此,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相应的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手续,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开发石油协议。
    
    2、关于被告对上述合同关系采取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强行解除合同的事实
    
    (1)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给榆林市政府所发( 2003 ) 003 号文即《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油井收益权的紧急通知》指出,“为了实现省政府确定和省内地方企业重组的目标,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所打油井的收益权,经请示省政府领导同意,现紧急通知如下:一、你市立即对联营单位所打油井收益权的收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清没有收回的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果断措施,下决心于 2003 年 5 月底以前全部彻底收回”。
    
    (2) 2003 年 6 月 14 日,榆林市政府所发榆政发[2003]55 号文,即《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纪要和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讲话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产油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及有关工作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指出,“采取有力措施对油井实施接管”,“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投资者彻底退出,”“公、检、法、司要切实肩负起维权护法的职责,要为收回‘三权’工作保驾护航”。
    
    (3) 2003 年 5月 ,靖边县政府5名副县级领导向县委立下“回收不彻底,摘去乌纱帽”的军令状后,带领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的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民营投资人油井,6月7号强行将民营油井投资人及井场工人赶出井场,接管了民营油井。
    
    3、关于政府动用行政权力撕毁合同,强行接管民营油井后,又强迫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民营油井投资人接受政府单方确定的不足民营油井资产 30% 的补偿方案的违法加违法的事实。
    
    (1)政府动用行政权力撕毁合同,强行接管民营油井后,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先去靖边县政府要求返还油井,县政府置之不理。
    
    (2)后来,原告到省政府上访,省政府答复说让原告先回去,等待解决。被告自知其实施了严重违法行为,自知理亏,为了掩人耳目,就象征性单方定价,给予微不足道的所谓“补偿”,想以此来平息事态。
    
    (3)原告为讨说法,又去北京上访,被告派了警力拦截上访,原告历尽艰难险阻到了北京,这时,陕西省榆林市政府王斌副市长带领着榆林市公安局的干警,靖边县政府带县公局干警追赶到北京阻止原告上访。
    (4)之后,县政府动用各乡镇干部通过“包干”到人,软硬兼施、对于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是油井投资人的政府官员,要求停职回家做工作,在油井兑付之前不许上班、对一些人采取野蛮强暴等手段迫使民营投资人签订了所谓的补偿公证书。靖边县小河乡的任光明曾被监禁31天,后被带着脚镣手铐押到县钻采公司签字画押后才获得自由。
    
    靖边县民营油企上访总代表冯秉先被被告派公安人员押到榆林市、靖边县被关押30多天,直到他保证不再上访、承诺接受政府的单方补偿后才脱身。
    
    理由部分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超越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且性质非常严重,应当依法被撤消,具体阐明如下:
    
    一、被告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超越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被撤消。
    对此,原告从以下几个层次加以说明:
    
    1、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托人即被告存在合同关系。
    
    (1)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被告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
    
    A、1994 年 4 月 13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 "4,13" 协议)。协议约定,“从当地各县钻采的实际出发,拟长庆局依法登记的工业区带勘探范围内划出约 500 平方公里,由安塞等 6 县组织开发;从延长油矿在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 580 平方公里,由陕北延安市等七市、县组织开发”。
    
    B、国家经贸委国经贸石化[1999]1239 号文件中提到,"从长庆局和延长油矿管理局已经登记的探矿采矿权区块范围内分别划出一定区域委托安塞等 6 县开发"。
    
    C、陕西省经贸委陕经贸字[2003]23 号文件中也提到, "1994 年,中石油和陕西政府签订‘ 4,13' 协议,将部分资源区委托所在县区开发"。
    
    上述证据事实表明,被告仅仅是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根据我国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直接从事经商的规定,被告也只能是个组织者,不能成为直接开发经营者,而且,被告只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委托的组织者。
    
    (2)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开发石油协议的合同主体应该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被告。
    
    我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
    
    根据该规定,既然如上面已经说明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将所属的石油开发区域委托给被告组织开发,而被告作为受托人和原告签订了合作开发石油协议,那么,被告与原告的签约行为应当视为委托人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原告才是合作开发石油的合同主体。
    
    2、原告投资开发石油的行为是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表现形式,并不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何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自然人、法人等经营实体之间通过合同形式依法进行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综合体。
    
    就本案而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被告进而与民营投资人签订合作开发石油协议,应当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表现,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
    
    经济实体对外经营的方式很多,有承包经营,有租赁经营,有合作联营,有对外抵押等方式,而且,对外经营采取某种经营方式一般都表现为合同的形式。
    
    就本案而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本案涉及的石油开发区域拥有采矿权,那么,其依法可以对外采用哪些经营方式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除了第条规定的“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并没有禁止对外承包、合作经营等经营形式。
    
    本案涉及的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受托人的被告所签的开发石油协议中所体现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对外经营行为,并没有矿产资源法所禁止的买卖、出租、抵押行为。据了解,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其采矿权所及的区域范围内仍然以类似的合同方式与民营企业合作经营。
    所以,既然如上所述,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既然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没有矿产资源法所禁止的买卖、出租、抵押行为,那么,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并不违法。
    
    3、被告对其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委托方与民营企业所形成的合同关系的解除采取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除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就特定的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组织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1)2003 年,被告之一即陕西省政府所属机构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发布的( 2003 )003 号文件,下达行政命令要求榆林市政府立即对联营单位所打油井收益权的收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清没有收回的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果断措施,下决心于 2003 年 5 月以前全部彻底收回。
    
    可以看出,该行政命令性质的文件是针对收回民营油井收益权这一特定的事、针对民营油井投资人这些特定的人、收回油井收益权显然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是并非双方协商的单方行为,所以,该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进而言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所以,陕西省石油整顿办公室做出收回民营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视为陕西省政府的行为,并由其承担责任。
    
    (2)被告人之一即榆林市人民政府于 2003 年 6 月所发的榆政发 55 号文件,要求定边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对油井实施接管”,“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投资者彻底退出”,“公、检、法、司要切实肩负起维权护法的职责,要为收回‘三权’工作保驾护航”。
    
    可以看出,该文件所体现的行为同样是针对接管民营油井资产这一特定的事、针对民营油井投资人这些特定的人,接管油井资产显然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是并非双方协商的单方行为,所以,该行为也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3)被告人即靖边县政府于2003 年 5月 ,派向县委立下“回手不彻底,摘去乌纱帽”的军令状的5名副县级领导,带领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得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民营投资人油井,6月7号强行将民营油井投资人及井场工人赶出井场,接管了民营油井。
    
    可以看出,被告人之一即靖边县政府的上述行为更是勿庸置疑的具体行政行为。
    
    4、被告无权采用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动用行政强制手段干预上述合同关系,其行为是超越职权的行为。
    上述三个层次已经说明,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托人即被告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被告对上述合同行为、合同关系采取了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除方式。那么,被告有没有职权采取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当事人的油井资产呢?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合同争议。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从该条规定看,解除合同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协商解除,一种是约定仲裁解除,一种是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时由法院判决解除。可见,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对合同解除的管辖权归属人民法院。
    
    对此,为了防止干预合同纠纷,早在 1992 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就要求,“一、各地公安机关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正确区分诈骗、投机倒把、走私等经济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准确定性。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1995年,公安部又发布了《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其中规定,“对因越权干预经济纠纷造成行政或刑事赔偿的,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民警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解除合同的职权,而是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在协商不成,并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行使合同解除的管辖权,所以,根据公权力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明确授权行使职权的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如果单方强行以具体行政行为解除合同,将构成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
    
    据此可见,本案中,被告动用行政权力,以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关系对方的油井资产是明显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
    
    5、被告的上述超越职权的行为应当依法被撤消。
    
    上述已说明,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超越职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那么,这种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可以说,凡是坚持依法行政的法治国家,都在法律上确立了越权无效的基本原则。在代表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关于任一公共当局不得在其权力范围外行事的简单命题,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行政法中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视为司法审查的法理学的基础”。
    
    在代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越权之诉是法国行政法上最重要的制度”,“行政法治原则不仅需要制定各种行政法律,更重要的是建立各种制度保障法律得到遵守。最有效的保障是撤销违法行政决定,使它不发生效力”。
    
    我国在经历了漫长的专制统治后同样选择了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同样以撤销违法行政决定作为法律得到遵守的重要保障。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其中增加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其中规定,“(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 、主要证据不足的; 2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 、违犯法定程序的; 4 、超越职权的; 5 、滥用职权的”。
    
    可见,“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在司法上应当判决撤消。所以,上述所阐明的本案被告实施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强行接管民营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被撤消。
    
    6、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关系不是行政合同关系。
    
    上面已经阐明了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及法律后果,但为了进一步澄清本案中的法律问题,有必要说明这一点。
    
    被告曾对外宣传说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合同,对此,原告认为:
    
    (1) 我国没有像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上确立了“行政合同”的法律范畴,“行政合同”在我国只是在吸收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同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学理上概念。
    我国最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博士生导师在其主编的《行政法学新论》中说,“我国目前尚无任何法律出现过行政合同字样,所以,行政合同还是学理上对某些合同进行分析、概括的结果”。
    
    所以,既然在我国,“行政合同”的概念还没有上升为法律范畴,被告作为执法机关无权创设法律概念,那么,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其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2)被告用外国法中的“行政合同”法律概念来套用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其目的旨在为其利用行政权力、暴力强行解除合同关系寻找根据。那么,姑且以具有典型代表的德国行政法为依据,看能否得到被告想要的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家伟博士所翻译的由德国人所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说,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行政机关无权以行政行为方式确认或强制实现其合同请求权。如果合同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只能—像公民那样—向行政法院起诉”。
    
    可见,被告以行政行为方式强制解除合同的行为依照德国行政法中的有关行政合同的法律规范也构成越权,构成行政违法。
    
    (3)原告认为,即使我国立法机关将来制定了行政合同法律规范,也会像德国立法一样,不会允许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方式确认或强制实现其合同请求权,因为:
    
    A、合同的本性是约束双方的,而不是约束单方的,如果任由一方随意解除合同,则另一方的合同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B、作为合同当事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C 、在我国,官本位意识很浓,确立禁止以行政行为方式强制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则,并注入司法裁决的机制,能够遏制行政官员的专横、霸道。
    
    二、被告的上述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违法行政行为性质非常严重。
    
    1 、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具有掠夺的性质。
    
    根据我国法律,如甲借钱给乙,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乙到期不还,产生合同争议,对此,甲不去法院起诉解决争议,而是直接强制到乙家搬东西,则这种行为构成抢劫。
    
    然而,虽然甲的行为构成抢劫,但情理上还说得过去,因为毕竟乙欠甲的钱,而就本案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关系而言,原告冒着巨大风险投资,被告反而暴力强行解除合同,单方强行接管原告投资形成的油井资产,不仅法律上构成违法,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可见,其比前面所说甲的抢劫行为还严重。
    
    2 、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把政府的信用降到可怕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有些城市的黑社会性质的街头路霸强行向其控制范围内的经营者收取“保护费”,但尚能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在交纳“保护费”后,不会发生强行“接管”经营者的财产,本案中,原告每年向被告交纳几个亿的税费,不但得不到一定的保护,反过被更加贪婪地剥夺。政府的信用降到如此地步,还奢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保持先进性”之类的高调。
    
    调查中,一位当了十几年村支书、72岁的老共产党员这样说,“市长带着地区12个县的公检法,干部一千多人,“把油井上的人全部赶走了,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样子我亲眼见过。市长带着公检法抢油井的情况跟那时一样。……群众都不理解共产党还会抢人,每口井上的房子、洗漱用具、灶具全部抢走,一分钱都没给,跟国民党差不多”。
    
    3 、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市场经济是自然人、法人等经营实体之间通过合同形式依法进行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综合体。
    
    要保证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安全、稳定,就需要法律规范及法律保障,而实际上,像合同法等法律的立法意图、目的首要就是保障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争议,诸如解除合同,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就须通过人民法院司法判决。可以想象,如果在交易双方在协商不成时,不通过法院,任由交易方私力解决争议,则势必演变成无数个暴力冲突,经济秩序、社会稳定无从谈起。
    
    本案中,被告越权暴力对待合同争议,严重破坏了保障交易安全、稳定的游戏规则,其违法行为涉及到陕北延安、榆林两市 15个县,70 亿民营石油资产,1000 家联营公司,近万名自然人股东。陕北地方民营油井投资者中,许多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倾尽毕生微薄的积蓄变卖家产甚至借高利贷参与油井投资。油井被收回后导致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生活陷入困境,大量的围绕石油开采的其他相关产业的经营者和就业人员,失去就业岗位,生活难以保障。投资人到政府门口静坐请愿,到国务院信访部门上访。政府与民营油井投资人的矛盾不断恶化升级,给陕北地方社会造成秩序造成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其违法行政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4 、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严重破坏我国的共和政体和根本制度。
    
    共和政体与封建专制的区别在于,专制的本质特征是缺乏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的存在,而共和政体的特征是政府受到人大、法院等强有力的制约,可以说,人大的立法监督和法院的司法监督是构成我国共和政体的支柱。
    
    然而,本案被告即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只是其自身的单独行为,严重的是,其让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这些保障民主、法治、共和政体,监督其依法行政的机关协同其行为。
    
    18世纪最著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法官就是立法者,将对公民实施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则法官将掌握压迫的力量,如果同一人或同一机关同时行使着三种权力,则任何自由不复存在,我国“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把权力集中到革委会,所造成的浩劫悲剧,证明了这一论断。
    
    绝对的权力必将产生绝对的腐败,反过来,要干祸国殃民的腐败的事情,就得想办法掌握绝对的权力。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的一小撮人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采用了砸烂公、检、法,把权力集中到革委会,以掌握绝对的权力,同样,本案被告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破坏我国已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共和体制,采取手段让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和其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绝对的权力。
    
    5、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制造了巨大的腐败温床。
    
    在民营油井被收回并入国有性质的县钻采公司后,却出现了民营油井所没有的大量“寻租”现象:有的盗卖原油、材料,有的利用所谓的修井虚开票报账捞钱,有的多开吨位少装材料谋利,有的通过成倍加价获取暴利,等等。
    
    地方政府将抢夺的民营油井资产装入多年严重亏损、缺乏自律、没有活力的县钻采公司并没有带来新的活力,带来的是在坐享民营油井投资人创造成果时,还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令民营投资人痛心欲绝的赞歌,带来的是在民营投资人做成的大蛋糕上进行层层吞噬,社会舆论认为政府收回油井的违法行政行为是个别官员私欲驱动下造成的。
    
    最近,民营油井投资人在与榆林市政府旨当在撤消政府违法行政行为的一次公开对话中,当投资人要求政府官员拍着良心回答,从油井收回一年多的时间看,是民营投资人对油井管理地好,还是国有公司管理得好,市石化局局长感慨的说,现在看来,还是民营投资人管理得好。
    
    我们知道,对国有企业进行注入民营资本的混合制形式的股份制改造是党、政府及全体国民经过多年的教训而做出的痛苦选择,然而,陕西省地方政府通过抢夺把民营油井资产“国有化”后注入国有性质的县钻采公司,然后又把县钻采公司以挂靠的形式重组到延长集团,显然是国有 +国有=国有的作秀,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严重背道而驰。其做秀的行为不是出于对国有公司本身的信仰和热爱,不是想着国有企业,爱着国有企业,而是像老鼠爱大米一样为一些人侵吞创造条件。
    
    中国目前在石油行业上游领域介入民营巨大投资的领域在陕北油田,陕北民营油井投资人经过多年的创业已成熟起来,其中一部分已开始到国外考察国际石油市场,准备进入国际市场,地方政府消灭民营油井资产的违法行为葬送了陕北民营油井投资人尽早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在中航油几十亿资产在海外流失等悲剧让党、政府及国民清醒认识到在石油领域开拓国际市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的情形下,对国家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恳请法院提出司法建议部分
    
    鉴于本案被告违法行政行为的严重程度,涉及到其他重要部门,及立法的完善问题,为了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防止政府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讼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原告现提出如下建议和理由,恳请人民法院采纳,并在判决撤销被告违法行政行为的同时,向以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一、向国务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由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下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时,应当首先审查其合法性,经审查后,认为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违反法律规定,有权向上级政府提出意见,有权拒绝执行。
    
    2、下级政府拒绝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上级政府不得利用行政职权强制下级政府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
    
    3、上级政府认为下级政府不予执行行政命令是违法的,应当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司法裁决。
    
    理由如下:
    
    1、据了解 ,本案发生后,原告在上访对话中,榆林市市长王登记说市政府的行为是迫于省长贾治邦官大不得已而为之,定边县尚书记说他的官是上面给的,迫于乌纱帽被上面摘掉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现象暴露出,在我国,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关系仍然是权大于法的行政命令性机制,缺乏各级政府首先向法律负责的保障机制,缺乏抑制、纠正违法行政命令的免疫机制。
    
    2、与此有关的外国立法模式值得借鉴。在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领导关系。各级政府,如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纠纷可以借助与普通私人相同的司法途径予以解决。
    
    3、公民之间的争议在协商不成时,尚且由司法裁决,那么,作为公仆的各级政府之间的争议,更应当引入司法机制,这样,既防止公仆上下形成官官相护的绝对权力的腐败体系,又能避免下级公仆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建立独立的司法基金会,保障司法机关在经济上独立于行政机关。
    
    2、建立全国法官的统一任免机制。
    
    理由如下:
    
    1、根据我国法律,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保持中立,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而在本案中,被告让法院也参与其中,协同行使不是其审判职能的行政职能,法院成了县政府的“行政工具”。
    
    这暴露出,支撑、保障我国民主、法治的司法机关还没有足够的法律地位制衡政府,遏制政府的违法行为。
    
    2、如果要使政府遵循法律行事,那么就必须保障要由一个尽可能独立的司法界来执掌法律,否则就会出现法律服务于政府的目的而非公正的利益。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由地方人大任命,法院的办案经费、法官的工资都是由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等等因素,决定了法院无法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
    
    3、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一切开销都由政府财政拨款。行政机关控制着法院经济上的“命脉”,如果法院为了公正的目的作出政府不欢迎的判决或者不按照规定执行政府的政策,法院将面临政府经济上的制裁。在这种体制下很难保证法院能够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为了免受政府经济上的制裁会尽量迎合政府的目的,而非独立执掌法律,势必将成为行政机关行政的“工具”。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首先应当从经济上独立于行政机关以免受到行政机关经济上威胁。
    
    4、法官职责就是宣示法律并适用法律,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我国现行地方法官的任免体制下,地方法院院长、法官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代表地方的政治利益。这样,院长、法官任免由代表地方利益的地方人大行使,法官就不仅仅是宣示和适用法律了,还必须符合地方政治利益需要。法官为了地方政治利益的需要,服务于地方政府,由法官构成的法院自然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属机构,法院院长、法官为了自己的任职不被到威胁,而听命于执行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
    
    原告认为,地方政府作为民选政府应当保持相对的自治,但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偏离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法律在国家的统一实施,应当保持司法的高度统一,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统一任命全国法官的司法体制是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保障。
    
    三、向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以下司法建议:
    
    建议内容:
    
    1、建议人大常委会依法提起取消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的人大代表资格;
    
    理由如下:
    
    1、据了解,定边县、榆林市领导认为收油井是在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巨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的,靖边县委书记马乐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说,收油井是省上的决定,如果说错了,也是上面的错。
    
    2、据反映,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之所以不通过协商、司法裁决法律程序来解决原告、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是因为走协商、司法裁判的程序太慢,通过行政权力方便、快捷。
    
    3、可见,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在这次违法行政案中一意孤行,无视法律,无视人民的利益,他的行为表明,他已没有资格担任人大代表,因为他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反而给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
    
    四、向榆林市、靖边县政府提出以下司法建议:
    
    建议内容如下:
    
    1、建议榆林市政府撤消不允许司法机关受理与收回油井有关的案件这一严重干预司法独立、破坏共和政体的行政违法行为;
    
    2、建议靖边县政府对其要求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协同其实施接管油井的严重干预司法独立、破坏共和政体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讨。
    
    理由如下:
    
    1、地方政府在所谓的清理整顿过程中,为防止民营企业投资人寻求司法救济,陕西省榆林市政府所发的《榆林市市长办公会议(第17次)纪要》竟赤裸裸地规定:“特别是公检法司,要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在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对干扰、破坏或无理取闹,拒不接受重组工作和不予配合的,要坚决予以制裁和打击,形成强大的震撼力”。
    
    2、很明显,被告竟公然干预司法独立。政治学、法学以及历史的经验表明,干预司法,破坏共和政体,搞独裁专制的危害远远大于小偷等公民的犯罪、违法行为的危害,因为前者的危害将会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会对一个民族造成整体危害,是危害国家稳定的根本原因,也一个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
    
    五、向靖边县人大 、政协、检察院、法院提出如下司法建议。
    
    建议主要内容:
    
    1、建议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对参与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主要负责人给与通报批评;
    
    2、建议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制定内部管理规定,即如参与、协同、帮助政府实施行政行为,对有关人员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理由如下:
    
    1、人大的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政府,政协更是对政府监督的机构,检察院是提起公诉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负责侦查的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上述机关及工作人员都无权对公民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上述机关工作人员之所以参与、帮助政府实施接管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除我国目前的体制原因外,还在于缺乏维护法律尊严的勇气和人格。
    
    2、砸烂公、检、法,人大形同虚设,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革委会的“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本案中,上述各机关尽管不是自愿地协助政府实施行政行为,但客观上帮助形成了政府的专制、集权,不失为助纣为虐,对国家、人民极为有害。无规矩不成方圆,应该制定遏制上述行为的规则。
    
    最后,鉴于:
    
    (1)本案涉及到陕北延安、榆林两市 15个县, 70 亿民营石油资产,1000 家联营公司,近万名自然人股东,人数众多、范围广、标的额巨大;
    
    (2)多达80多家媒体直言报道此案,几十名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进行了专题研讨,严肃指出被告的行为系“官抢民财”,6位专家、教授先后三次就本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致信呼吁监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保育钧又向本届全国政协会议就本案提交了议案,这已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被告涉及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三级政府。且如前所述,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根本制度;
    
    据此,原告认为本案应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大的行政违法案件,为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特向贵院起诉,恳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陕西省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靖边县人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关系、收回原告油井资产的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此致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靖边县被收回油井民营企业
    诉讼代表人:
    2005年 月 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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