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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昕获释谈外界声援营救(图)
(博讯2005年4月01日)
    
    
    
赵昕获释谈外界声援营救

    赵昕(中)和六四伤残人士齐智勇(左)、庞梅清(右)合影。(图片由赵昕提供)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赵昕先生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关押之后,已被释放回家。大纪元记者辛菲3月30日采访了赵昕先生。赵昕先生谈了被关押原委,并向海内外关心和为他呼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同时指出外界呼吁声援的重要性,他说,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好的。
    赵昕先生表示,他出来后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营救所有的这些在押人员。他认为,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
    
    赵昕,37岁,云南昭通人,长春大学中文系学生。89民运期间是天安门广场“外高联”领导成员。98组党期间,是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始人成员。
    
    赵紫阳先生去世后,赵昕积极组织多方人士,上百人之多,准备一同上赵紫阳家悼念,遭警方阻止,未能成行。而后他依据法律,要求游行示威,以示抗议,也被当局拒绝。 在被警方带走前,他一直被软禁在家,从1月19日凌晨起失去人身自由,直到3月24日晚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
    
    下面是采访实录:
    
    记者:赵先生,您好,祝贺您获得自由,大家听说您被释放回家,都放心了。
    
    赵昕先生:谢谢你,辛菲小姐,谢谢大家。1月21日下午5点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警察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你打完电话没多久,他们就把我手机拿走了。那是我出来之前最后一个电话了。
    
    记者:是的。后来有别的媒体的朋友找我要您的电话,他们说打过去已经联系不上您了。
    
    赵昕先生:是的。一直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了,跟外界都无法联系。
    
    记者:海内外人士对您的事情非常关注,不断地在呼吁声援。
    
    赵昕先生:我非常感谢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呼吁。要是没有大家的共同呼吁,我是很难出来的。我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受,他们对我的态度上有很多转弯的时候。
    
    记者:他们主要是以什么理由关押您的呢?
    
    赵昕先生:他们跟我谈了四个方面:1。赵紫阳的这个事情,我们那时申请游行。他们说我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我问他们要判几年。他们说:你甭管几年,到时候判你不一定以这个罪,我们可以找其它的罪名,比如:涉嫌资助非法组织,涉嫌接受非法组织资助,等等。
    
    2。还查了经济上的,他们把我在哪个公司工作,什么关系背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都一一调查,他们以为是国内有谁资助我了,谁给我钱了。其实是我对朋友们的接济,纯粹是我个人的工资高一点,再加上平时省一些。大家都是同道的难友,我觉得应该帮忙。
    
    3。还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4。他们还在我家里查出几百人的名单,看我跟海内外的各种联系,包括我给海外寄的国内需要救助的人的资料。
    
    基本上主要是查这些方面,他们能想到的都查,就是想尽力罗织罪名,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什么证据,所以就放我出来了。
    
    记者:您可否讲讲被关押的大致过程,包括您提到的他们态度的转变?这样也许可以对营救更多的中国良心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赵昕先生:好的。1月21日,他们把我带到了苍平的一个商务会馆,在那里被软禁起来了,整个24小时轮班看着我,没有任何自由,电话也被收走了。
    
    后来,快过年的时候,有些警察回不了家。他们有的有太太,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有个警察的孩子才5岁,发高烧,也回不了家。考虑到他们也要过年,我就从2月1日开始绝食,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么把我和这些警察一起放回家,要么把警察放回家,把我送到看守所,别影响别人过年。
    
    绝食第三天的时候,2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他们把我拉到北京市看守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刑事拘留了。在此期间,他们几乎每天提审我。
    
    他们很奇怪我的状态,看我入监等搜查身体的时候,我还在哼着歌,有个警官问我:别人进来都害怕紧张,你怎么会这样?我说:我非常坦然,我也没犯任何罪,而且我坚信肯定会放我出去的。他们说那不一定。我说:不管一定不一定,哪怕判我死刑,我也非常坦然,我心安理得,我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后来和警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因为他们在调查我的过程中,也看了我写的文章,包括我做的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尊敬。
    
    审讯的过程中,我很清醒的感觉到刚开始,他们想方设法地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后来我出来才知道,在刑拘我的当天,他们还到我家搜查,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很多东西,还有通讯录,笔记本,我写的一些诗、文章,都被搜走了。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想把我整个查个底清,感觉到好象是中共想治我一下。
    
    但是,查不出什么,预审处的官员就急了,又换了一个人过来查我,我所谓的“作案”的时间、地点、工具、过程、结果、动机、目的,想方设法想罗织罪名,但是他们还是查不出什么东西。
    
    后来,我被改为监视居住的时候,预审处的警官对我说:赵昕,别得意,我们还要继续对你审查,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抓回来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好象没有为党国立下功勋,觉得特遗憾。他们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的恨。
    
    他们跟我讲,对我最恨的就是1月20日,我们就已经把游行示威申请书上网了,网上满天飞,23日在计划游行处的出发点,清华西门,据他们说,聚了很多人,他们说:赵昕,你知道吗,你差点闯下大祸。我说:什么大祸?他说,23日早上,清华西门聚集了大量的人,后来他们派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去,现场还抓了几个人,我后来出来听说,胡佳现场就被抓了,好象还有几个朋友,在现场也被带走了。他们觉得,要不是那么多警察去打压的话,那游行示威就成了,就要闯出大祸来了。
    
    后来,他们报请检察院逮捕我,检察院没有批捕。3月6日凌晨,我都睡着了,他们把我叫醒,把我带到离河北非常近的一个很偏僻的荒废的村子,设施条件非常糟糕,但对我非常“关照”,整个房子,所有的门脚角落全都包上棉絮,就怕我自杀。后来他们还特意安上了监视器,24小时对我监控,两个人站在离我30公分之内,就那么时刻地盯着我,包括上厕所,洗澡,都在旁边盯着。
    
    虽然不是监狱,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比在监狱还难受。监狱里,好歹还可以走动,还可以跟别人聊天,他们也不跟我聊天,随时随地盯着我,非常难受。吃的伙食也是很糟糕。
    
    我天天就人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跟他们抗争。经过不断争取,他们原来只允许我坐在床上,后来可以允许我出外面的房子散散步。争取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他们又给我买报纸,几天买一次,还给我水果吃,每天给个苹果。
    
    我就不断地争取,我说: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这个监视居住按道理应该回家,我要见我的太太和律师。他们就说;好,我们转达。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关押一年半。后来我才明白,监视居住半年,取保候审一年,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整个过程,我确确实实感到海内外的朋友对我呼吁比较多,他们说:赵昕,你怎么在海外认识那么多人哪。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到肯定是海外有很多朋友为我呼吁。
    
    到最后,我逐渐感到他们也是因为压力的缘故,本来可以关我一年半,最后还是放我出来了。
    
    记者:什么时候放的呢?
    
    赵昕先生:3月24日晚上11点,前后加起来共关押我两个月零三天,现在是取保候审,之前是监视居住。后来把我带到派出所办手续的时候,突然又办取保候审。3月6日带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办了监视居住,我问他们:以前我办的监视居住就不生效了?他们说:可以这么理解。
    
    记者:那现在是取保候审,对您有什么限制呢?
    
    赵昕先生:在中国,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给我写的理由是:还是要继续审查,所以就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出家门都要申请。取保候审,离开本地需要申请。
    
    他们随时随地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民警、保安随时监视,电话监听。
    
    记者:通过您的经历,您觉得国内外的朋友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
    
    赵昕先生:是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确确实实是这样。对政府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压力,那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更加随心所欲了。如果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他们就会有所收敛,对国际观瞻还是有些顾忌的。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在呼吁营救,不知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说的吗?
    
    赵昕先生: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听说胡佳先生他们为了在一起商量怎么营救我,还被警察打了一顿,我心情就特别沉重。后来又听说,严正学被法警打了一顿,还关在笼子里游街,我非常愤怒,这简直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我出来后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为营救张林、郑贻春、师涛先生等,还有其他的所有被关押的良心犯、法轮功学员,积极努力,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出来。
    
    记者: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在外面呼吁、海外媒体暴光,会给在押人员带来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想法呢?
    
    赵昕先生: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清华大学的,91、92年关在东北的监狱里,我和其他朋友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呼吁,后来他出来后,我跟他讲起外面的呼吁,他说:你们瞎折腾,我们在里面吃的苦更多。当时确确实实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很难理解。
    
    根据我的经验,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越是积极地呼吁和救援,对里面的人越好。
    
    另外,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说,89年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确实也是想把牢底坐穿,但那时很年轻,思想也不成熟,心理上也很有压力、在里面着急、焦虑,但象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确实想得很透,明白了:要想真正地坚守良知,维护正义,不仅血要热,头脑要冷静,骨头要硬,并且还要有宽大的心胸,还得有一种真挚的爱。
    
    在这么一个腐败专制的社会,对坚守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监狱恐怕是我们唯一适当的去处了。监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了,所以,我这次进去心态也比较好,跟大家有说有笑的。看守的人问我:你为什么睡觉总笑?我说:是吗?我只知道有一次睡觉梦见我儿子,笑醒了,其它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老笑。
    
    同时,每天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跟他们不断争取、交涉,确实有效果。
    
    这又回到您刚才问的问题,据我所知,对绝大多数非法关押的中国良心犯来说,其实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象我们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积极抗争,我们本身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争取合法抗争的信念。对我们来说,宪法高于其它国内法,同样,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法也高于中国国内法。我们认为我们无罪,我们也没有违法,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经得住考验的,所以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往外不断讲、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其实对我们只有益,没有害。
    
    记者:呼吁声援本身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方式。
    
    赵昕先生:对,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互联网还没有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被抓起来,判了很重的刑,包括89年、91年,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红色恐怖的时候,很多很优秀的朋友继续坚持斗争,百折不挠地进行抗争,努力地付出,但被抓去判了重刑,可是由于外面知道得非常少,外界的报导和宣传非常少,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也非常少,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地苦难。呼吁对于他们非常重要。
    
    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积极地抗争,才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
    
    而且大家一定要团结,齐心协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求大同存小异,搁置分歧和争议,把当前做的大事做好,以此唤醒更多的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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