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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镜子 照出痛苦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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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月24日)
    亚洲周刊章海陵:赵紫阳飘逝了的身影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痛苦与希望。昔日他的政治改革理想因为六四而与中国人擦肩而过,但今日中国拥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中产阶级,近八千万富裕的小资崛起,社会也积累强大的改革动力,为实现十五年前流失了的制度创新奠下重要基础。赵主张党政分立、政企脱恥,公务员专业化和党内民主,都是今天中国急需实现的。

    一月的寒冷清晨,十五年前天安门事件中下台的前中国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去世。在两岸三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在媒体和互联网,各种悼念文字潮水般地涌现。

     在中国大陆,官方虽然仅用五十六字的简短新闻报了他的离世,但消息迅速传开。尽管中国官方媒体低调甚或不予报道,但人们用手机短讯彼此通告:「就在这几天,让我们都去吧,为紫阳送上最后一程;紫阳家灵堂已向亲友朋友开放;只要祭奠者说出一个紫阳家人的名字,再说出自己的名字,即可进入灯市口富强胡同六号紫阳先生家,去追悼、祭奠。赵紫阳女儿叫王雁南、夫人叫梁伯琪……」 (博讯 boxun.com)

    在这样的时刻,赵紫阳飘逝了的身影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痛苦与希望。这位曾任中共总书记与总理的河南人,曾有志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推动党政分立、政企脱恥、公务员制度专业化和党内民主等,可是天安门事件爆发,中断了赵紫阳的宏愿,万众瞩目的政治改革也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但就在赵紫阳死亡的这一刻,他昔日的政治理想却最有条件实现,因为今日中国出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中产阶级。中国强大而坚实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若要推行政治改革,比十五年前更具备条件。约占中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告别了贫穷和痛苦,近八千万富裕的「小资」已经崛起。尽管这些「小资」不见得认识赵紫阳,就好像今日在北大与清华校园的学生,十五年前还是娃娃,对赵紫阳和「六四」事件没有什么感觉,但他们和广大百姓对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中的社会矛盾却最有感觉,他们深刻体会到当前政治改革滞后的痛苦:政治权力缺乏制衡,导致贪腐丛生;人民的知情权被扼杀,媒体甚至不能充分报道赵紫阳的死讯;而党大于法,司法成为党政的工具;九亿农民及数以亿计的民工成为弱势群体,惨遭欺凌。当经济增长率急速上升,大都会灯红酒绿之际,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民工及矿工却成为被遗忘一群。在过去几年,他们的抗争不断涌现,去年底河南、四川、广东等地相继出现群体性抗争事件,成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这一切,正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

    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闭幕时,赵紫阳接受电视记者采访,被问到党代大会结束后想干些什么时,他急切地回答:「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赵紫阳主张对被群众视为「官倒」的公司进行清理;他还主张公布中共高干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殊供应;对群众举报高干或高干家属进行独立调查;建议由人大成立「廉政委员会」;「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舆论等密切结合起来」。

    赵紫阳更设想,今后的中共总书记应该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邓小平提出更彻底的建议:中共最高领导即政治局常委,由全体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产生,再由得票最高的前七人担任。

    然而,十八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它被中断、被噤声、被视为禁忌。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中国政治改革也被「软禁」了十五年。难道,政改真的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西化、就是敌对势力的伎俩、就是洪水猛兽?若有一颗从善如流的心,政治改革究竟有多难?难道是否真如人说:「政改是找死,不改是等死?」

    其实,赵紫阳本人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面镜子。「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可能对今天的中南海高层已经耳熟能详,甚至以为是邓小平路线的「真传」,其实它的「版权」属于赵紫阳,这是他在改革初期提出的口号。他坦承:「我只是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也不懂。」

    赵紫阳迷恋过「新权威主义」,认为强人政治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谢晋导演的影片《天云山传奇》控诉了祸国殃民的「反右」运动,最早就是在赵紫阳手中被禁,后来再由胡耀邦解放。「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来,思想界、文艺界和学界一片肃杀,赵紫阳独善其身,仅肯为经济界「保驾护航」。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时提出对「姓资姓社」之争,不搞争论,其灵感也来自赵紫阳,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赵就向邓小平提出要「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邓小平表示赞同。

    政改滞后必祸害经改

    可是,赵紫阳终于明白了中庸之道的危害。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的,远不是唇亡齿寒,而是休戚相关的关系。政治改革滞后,必将祸害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开放事业将全功尽弃。姚依林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子就在经济界」,尤其令赵紫阳警觉。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赵紫阳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左」,斗争意志与爆发力十分惊人。

    在中宣部高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穷追猛打,并提出要「第二次拨乱反正」时,赵紫阳在会议上义正辞严地责问:「你们要拨谁的乱,反谁的正……一听到邓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就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他还告诫那些「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学者「不要闹出笑话来」,嘲笑他们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还搞什么批判?赵紫阳撤掉了极左派当道的中央研究室,更拆掉了中共意识形态基地《红旗》的招牌,命其改名为《求是》,似乎胡耀邦都不具备他如此雷厉风行的作风。

    不过,赵紫阳真正高大的形象是他在一九八九年极其难能可贵的表现。流血事件发生后,力主镇压的前总理李鹏就对外国记者表示,中国缺少经验,也因情急而来不及向外国购买橡皮子弹。

    北京在史书上抹掉六四

    十五年来,每当遇到外国记者追问,中共领导人都会表示,那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对它描述的敌意称谓也一路降格,由「反革命暴乱」、「动乱」、「事件」,直到「风波」。

    近年,北京当局大量撰述改革史或北京史的图书已只字不提天安门事件。特别是,事件当事人、前总理李鹏去年要求出版三十万字的日记《关键时刻》,在六四开枪问题上撇清自己,(见本刊二零零四年第十三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去年也制作光碟,为天安门事件□清责任(见本刊二零零四年第二十四期)。而当年积极参与天安门镇压行动的陈希同等人都因各种原因,或不得善终,或郁郁而终,或羞于露面。

    既然是「风波」,参与者分明不可能是敌对势力、阶级敌人,镇压也就失去了合理性。所以,中共高层早已失去了当初誓言打击的「底气」,代之而起的则是难言的尴尬,而这不正是赵紫阳当年的告诫?赵青年时代也鼓动过反对国民党的学潮,他说,他深知学生大多数珍惜光阴,不可能忍受持久的学潮,所以动用武力绝不可取。

    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赵紫阳提出「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看法立即赢得全中国人民的赞同。赵更指出,学生维护宪法、推行民主、深化改革和反对腐败的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赵紫阳的这些精彩观点源于他对文革浩劫、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维的深刻反思。

    可是,邓小平、李鹏等人却一意孤行,硬要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称学生被少数坏人操纵,是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准邓小平。学生针锋相对于四月二十七日举行空前规模的大游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紫阳提出,他愿意为四二六社论向被激怒的学生承担责任,而邓小平只要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那样严重」即可,他有把握化解学潮的怨气。以今天的眼光看,按赵紫阳思路,学潮未必会以「血洗广场」收场,而中共当局付出的代价也肯定小得多。但对天安门镇压已生悔意的中共,至今仍对赵紫阳八九政治风波中所谓「支持动乱、分裂党」错误耿耿于怀,那只能对未来「还赵紫阳公道」时添加更沉重的道德枷锁。

    在中共十三大的新闻公报里,人们讶异地发现总书记赵紫阳仅是初中文化程度。但在随后举行向全球直播的记者会上,他的镇静自信、谈笑风生、幽默机智却给中国与世界人民留下极深印象,可与一九六五年陈毅元帅在外国记者会上的卓越表现媲美。这种自信与智慧,正是赵紫阳八九年对待学运「不激化矛盾」缓和手段的底蕴。

    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呼吁提高中共执政能力,却不知赵紫阳的领导能力在这方面却是一面镜子?五十年代,毛泽东整肃广东「地方主义」干部,赵紫阳作为南下干部却善待被批判者,受到广泛敬佩。文化大革命中,赵紫阳用有限的小恩小惠来堵截「祸水四溢」的红卫兵串连潮。在动乱的广东,「李一哲大字报」横空出世,赵紫阳一方面组织写作班子展开以理服人的批判,另一方面大量散发「以供批判」的「原文」,令这篇声讨极权政治的檄文风行全中国。这些都突显了赵紫阳高超的工作能力与政治智慧。

    赵紫阳二十一岁任中共地委书记,三十四岁任华南分局副书记,四十六岁任省委第一书记,六十岁任政治局常委,在每一领导层,都以年轻有为、精明能干、举重若轻的风格,受到上级好评和同僚仰慕,这一点与邓小平十分相似。

    邓赞他是党的宝贝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就赞扬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地委书记,对身边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陶铸说:「紫阳同志是我们广东的三『家』──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农业专家」。叶剑英说:「紫阳是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赵紫阳得到邓小平赏识理所当然,更不必说在批邓的严酷岁月里,邓、赵同仇敌忾四人帮,建立了非凡友谊。邓小平复出后,赵紫阳领导的四川连续两年粮食增产一百亿斤,全中国大陆的百姓都在流传:「要吃粮,找紫阳」。批「凡是派」时,赵紫阳从经济角度论述华国锋的无能,再次深得邓小平之心。八十年代,因欣赏赵紫阳的经济观点和工作能力,邓、赵两人越走越近,一直到八九年爆发学潮前,邓小平仍对赵紫阳「宠爱有加」。刘华清上将最近在《刘华清回忆录》中提及,邓小平一直想把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留给赵紫阳。

    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曾何等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改革派「铁三角」是全中国大陆人民的感情寄托、希望所在。「天塌下来,有胡赵顶着」,邓小平满怀豪情和骄傲地向天下宣示。可是,现实无义,真理无情。在反击「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防止个人崇拜、推动党内民主、善待自由派知识分子方面,邓与胡赵因观点分歧渐行渐远。

    要论性格,邓、赵十分投合,而胡、赵间倒颇为骶触。可是,胡、赵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却观点一致。在中国惊天动地的八九民主运中,赵紫阳更以行动追随胡耀邦的理想主义,而告别邓小平的强权政治、老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

    赵紫阳与邓小平分道扬镳。但赵、邓不把对方视为敌人,仍珍惜彼此的友谊。曾有人问,邓、赵交恶,是否因为中苏两党会谈时向戈尔巴乔夫「泄露」邓是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赵说,「邓不会这样狭隘,他还是伟大的」。

    性格相似的对手会彼此怀念。在被软禁的十五年里,赵紫阳难道不希望在有生之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再尽一分「绵薄之力」?而邓小平又何尝不希望在左祸回潮、「姓资姓社」之争如火如荼的九十年代初,请赵紫阳重新出山?但不言而喻,条件是还邓一个检讨,说一声「我错了」;这是共产党不变的王法。

    赵紫阳当时只要向党内说一声「我错了」,就可以重新进入中共权力中心,不仅有机会改正错误,也有可能抹去错误记录,更可能变错误为「功绩」。邓小平「三下三上」,不就是以这样的模式避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不是向华国锋写过「永不翻案、继续批邓」的保证书吗?中国民意并不看重这种忍受胯下之辱的「软弱」,反而极表佩服,可是,赵紫阳决心要跟这种丑陋的「检讨文化」决裂,也算是为中共政治改革作一贡献。赵紫阳以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告诫全党同志:人民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向人民开枪;尽管他爱戴邓小平,但「吾爱吾师,也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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