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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也说上访,你说访民冤不冤
(博讯2005年1月01日)
    


我国信访人群调查:漫漫信访路何处是归程

       调查报告里数据: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博讯 boxun.com)

    国家信访局: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

    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访办就得让访民进去

      “小心啊!今天来接访的人多,千万别讲是哪里来的啊!”11月24日一早,我跟来京上访农民许永年去国务院信访办。路上,他接到了这个语气急促的电话。

      许永年62岁,是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村民,来北京反映村干部卖地问题,我们是在社科院农发所碰上的,他来找于建嵘。

      于建嵘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有的上访农民还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区农村的家,老许就是自己摸上门的。

      “我一点儿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他们倾述。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上访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信访引发的冲突原因在哪里?政治后果又会怎样?直到今年5月,我才下决心做一个定量定性分析,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进行系统调查。”于建嵘说。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信访问题,已是社会焦点又是敏感的话题。11月,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一披露,闻者哗然。

      去年,本报报道过于建嵘《让农民自己讲话》。“有人骂我今年就变了,是不是想取消信访,不让农民讲话了。总之,批评和误解的声音很强,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孤军奋战。”

      读完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后,我又跟上老许去信访办和上访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上访的。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

      “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果然,离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还是不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空气混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6个窗口,窗口上方标着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窗口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

      一个30多岁的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哭哭啼啼。她披头散发,裤子也破了,露出里边的红毛裤。“刚才在路口,她被接访的打了头。问她哪里的她不说。”

      “那就讲嘛,省得挨打。”我说。

      “不能讲!讲了会被截访的拉走。”好几个人同时告诫我。

      她的丈夫排在老许身后。我问他们是哪里的,说是山东的,来告村官。

      我指着地上的女人说:“又花钱,又受气,别告了。”

      男人面无表情,眼睛死盯着窗口,没说话。

      “来北京上访几次了?”我问。

      “7次。”他答。

      “不耽误干农活吗?”

      “现在冬闲,地里没活,就上来了。”

      9点,正式开始“挂号”。不断有人站在排队的人身边攀谈:“哪里的?”、“反映什么问题啊?”上访者称接访者是“截访”。在大厅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接访的,他们从各省来,多是中青年男人,衣着整齐,有的手里拿着喝水的杯子,到处转悠。而来上访的人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着行李;有的人拄着拐,还有人是给抬进来的。

      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一伙人扭打成一团儿。混乱过后,有个拄拐的人头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棍子,用陕西话大声嚷嚷道:“在家打,来北京还打。让不让老百姓活哩!”她举起棍子,像疯了一样往上冲,棍子被人折断。

      老许身旁也站着一个男人,软磨硬泡地问:“哪里的?哪里的?”瞥见老许手里的材料后,他立马高兴了:“啊,原来是福建的。你也别怕,福建没来人接访。”接访的人只管本省的上访者。第一次来北京上访,老许也是被接回去的。“一共上来4个干部,从福建坐飞机来,坐飞机去。说好了一定解决,回去把我丢在家里又不管了。”两次上访,老许花掉家里八九千元钱。

      旁边队里,几个人围住一个50多岁的男人劝说着,他们讲的是安徽话:

      “回去,回去,我们回当地解决去。”“哎哟哟,我就是当地没得到解决,才跑北京来。要是你们能解决,我跑北京做什么?”

      “你来这儿,也解决不了。”

      “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

      劝不动,几个人就动手拉。被拉的男人不急不恼,只是用力甩开拉着他的手。然后双手一抱拳道:“各位,对不起了!”又回队里站排。

      “老太太,走吧,咱们吃饭去。”一个接访的人,正竭力哄劝一个老太太。

      “不去!”老太太一扭头道。

      “你看,马上就到11点,排不上你了,咱们吃饭去啊。”

      “不去!”老太太不再搭理他。

      差一刻11点,老许排到了,他交上材料和身份证,里边的人往电脑录入登记,然后递给他一张表。老许填完后说:“下午还得来排队,交表。”

      “这一屋子人全是来告法院的。要么不给你立案,要么怎么打都肯定是你输”

      出了“两办”,我跟老许回上访村,一大群上访的人都往陶然桥南走。走了一站地,到了一片居民区,有栋楼上挂个牌“东庄”。路边,有人在卖中央机关、新闻单位通讯录,有人支张桌子替人写材料,还有人家的窗户上挂着替人上访、打官司的招牌。

      两个穿黄胶鞋、戴蓝呢帽的壮汉站在背风向阳的墙角,翻看着什么。老许跟他俩儿招呼道:“怎么样上午,表拿到了吧?”

      “哎呀呀,别提了!我们地方截访的堵门呵,根本没进去,身份证也给抢走了。”

      “你看看。”其中一个抬起胳膊,衣袖露出一道大口子。“真凶!拖我俩儿上车,我俩儿死活不上,跑掉了。”他边说边从地上的化肥袋里扒出上访材料。

      另一个笑嘻嘻地说:“截访的骂我俩儿,来上访,你们脑子里有蛆啊!”

      出了居民区,走到一片草地和小树林边上,碰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身上挂了四五个包。老许问:“你也来上访?”见人搭话,老太太卸下身上的袋子,就势坐到地上。

      “东家推西家,西家推东家,我都上访多少年了。”她有气无力地道。

      “你住哪啊?”

      说夏天住小树林,冬天睡南站候车室。“天天夜里11点往外头撵,3点才让回去。”西北风夹着沙土一阵阵地吹打着人脸。她眯着眼叨唠着:“谁来救救俺吧!救救俺吧!”

      猛地,老太太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问:“同志,你是哪儿的?是中南海里的?”说罢,她又匆忙从包里掏出一摞打字复印的白纸。

      在一堵距铁路十来米的墙边,几个人正用木杆搭窝棚。我把头伸进一个搭好的小棚子里,里边坐个抽烟的男人,他们一家三口从江苏来。女人的手和脸皲裂,不停地淌着清鼻涕,说是花了25元钱买了块塑料布,搭起这个小棚子。“今天我们去人大了。”她还挺高兴。

      “在这儿过冬?”

      “没得办法啦,房子没了,地也没了。我们就是来告那些土霸王,让我们有家不得归。”

      上访村到了,它也在铁路下边,是一片杂乱拥挤的砖房。进出南站的火车昼夜不停地驶过,火车经过时“轰轰隆隆”地震得地动屋摇。

      30来岁的刘群替人管房子,他也是上访农民,在上访村住了3年。他说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一开始就一两家,现在二三十家。‘呼呼’地上人,天天还能住满,得有2000人哩。”因为离“两办”和高法信访办近,宿费便宜,一宿3块,这里就成了上访人聚集地之一。

      刚进村口,就被一个白发白胡子老者拦下,他颤巍巍地拿着一张纸,要人帮他拨个电话。纸上是驻京新闻单位电话表。他指了一个号,我替他拨通。

      “喂,”他讲很重的方言,大意是问人家收没收到他寄的材料,一句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撂了。“天天打,天天打。”看电话的女孩不耐烦。上访村的房子里全是简易大通铺,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能挤20多人。从东北来的于德水坐在床铺上说:“俺们来上访,就是想要个判决书。”

      拆迁扒房子,他和开发商没达成协议,结果被强迁。“把俺家东西都拉走了。上法院打官司,不给判决书。一股火,我的青光眼也给急瞎了。”

      他不停地眨巴一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说:“俺们是月月交表,天天去信访口等,二十多天才叫了一个号。多急人啊!俺又不能闯门,那样犯法。俺是8月8日来的,这都多少天了。我一个瞎子,能有什么办法?”

      屋里很快挤满了人,我手上、包里也被塞满了材料。刚坐一会儿,几个女人又把我拉到隔壁房里,郑重其事地说:

      “你去反映反映,截访的人抓人、打人怎么就没人管?‘两办’我们都不敢去了。”还说她们的一个访友上午被打,是用胶皮管子打的,鞋都给打掉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访办,就得让访民进去,就得接我们的材料啊。”

      “我怀疑信访口的人,被各省买通了。为什么告到这里,推到那里,让我们在北京转圈子?”

      我问他们怎么不去法院打官司。

      “你瞅瞅,这一屋子人全是来告法院的。要么不给你立案,要么怎么打都肯定是你输。想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人还没到,人家电话早打过去了。”

      她们又拽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赶快说:“俺们大队书记的亲戚给人杀了,书记托了个梦,说人是我儿子杀的。把我儿子抓起来了,现在还在沈阳大狱里圈着哪,都13年了,真杀人的人还搁外头待着呢。”

      “没证据,怎么会判?”我问她。

      “要是真有证据,我儿子早给崩了,还能关到现在?”她说表交了,但等了一个月也没喊到号。听别人说话时,我瞥见她双手合掌,嘴里嘟囔着,冲墙又叩又拜。

      “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记”

      “既然连门都进不去,别告算了。”在上访村,我劝他们。

      “我们依法上访,大老远地来了,门都没进,能死心吗?”

      “中央政策,国家法律,都好!可下边就不执行,这不是逼老百姓上访吗?”

      “党中央听不到访民的声音了,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央知道。”

      在上访村,一个女上访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个故事:

      “头年我来上访,在前边桥洞底下住了一些上访的。有一天,来了个人,穿得可板整了,后来俺们才知道是×××的秘书。”

      “你怎么知道的?”我打断她。她口气笃定地说:“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的,他一边还站了一个警卫人员。他问:你们来上访都是什么事啊?大伙儿就把上访材料拿来给他看,他看了老长时间才走。过了大概半个来月,‘两办’门口的墙上,有人贴了一张纸,是中央领导下的批文,写了3条,全是维护俺们上访人员权益的……”

      于建嵘及课题组曾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有90.5%上访人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让中央知道情况”;88.5%的人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

      我问刘群,在上访村,见没见过有人拿到了中央领导的批文。

      “3年了,我没见过一个。能拿回一张带‘回执’的单子,就已经不得了了。”

      他说自己来告地方乱收费问题。“光填表,不管事,农业部我跑了不下20趟,最后也告烦了,冤死拉倒!开始有几个村扒钱(筹钱)叫我上访,看我总告不赢就不管了。我也没脸回去,回去也怕打击报复。”

      “我算幸运,能在这儿找个活干,有口饭吃。有的人上访花光了积蓄,连回去的路费也没有,天天捡烂纸卖。有人没能熬下去,最后精神崩溃,天天坐在铺上扬着脸,破口大骂。还有的夜里不睡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在上访村里,女人多哭诉个人冤情,男人多探讨信访问题。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用四川话跟我说:“跟你讲吧,但凡来上访的,没几个不懂法,虽然不很精通。他们以为手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信了依法治国,才拼命跑来上访的。”

      “你可以天天来排队,填表交表,就是不解决问题。好像一个魔术大师在台上耍魔术,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这个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来看,还拼命挤上去看。可怜啊!最后,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么回不得呢?”

      “信访上有规定,叫‘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从虎口里逃出来上访,结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会放过我吗?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吓人喔!”他摇晃着头,连连叹息道。

      一个人指着自己灰白的头发说:“10年了!我从一个满头黑发的小伙子,访成了个半老头子,问题还没解决。在上访路上,我亲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饥挨饿,被打、被抓、被关。上访不但是条不归路,而且是一条死路。”

      “哇———”地一声,屋里传出一阵哭声。一个女人抢过话头,边哭边讲,语速极快。她说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检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国家当今的法律处理就行,尸体要法医鉴定,凶手要抓起来判刑……”

      她拉开外衣,露出一只尼龙口袋,眨眼间,掏出一摞纸。

      “都藏在怀里,见到领导人,我随时随地发一份。”

      “你能见到领导人?”

      “我天天告,日日访,没有一天停留的,哪个部门没跑到,整个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饭,晚上不想睡觉,半夜也在想办法,我现在到处摸门。”上访人称找别人的家为“摸门”。

      “摸着了吗?”

      “摸着了。卫兵把我拦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里,一天一宿只吃了一个盒饭。”

      她的眼泪“唰唰”地流,边抽泣边说:“谁愿意跑到人家门口招讨厌?谁愿意忍受这份饥寒?没苦没难的,谁不老实在家待着?我一天生活费只4块钱,3块交宿费,一块买馒头,每天捡烂菜叶子吃。看看住在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天天哭天抹泪的。”

      “如果还没解决,你怎么办?”我问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着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联合国去!”

      于建嵘的调查报告里有如下数据:

      一:您因上访,有没有受到打击报复?

      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二:您对上访效果不满意,打算怎么办?

      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5.8%。

      三: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

      下午,我又跟老许回“两办”排队交表。人比上午稍少,一些接访的人跑到大厅门外抽烟、换气。我问一个接访干部,他们省一共来了多少接访的。他说除了省里,一个县还来了五六个,算算有多少个县吧。

      他又说:“我们也很辛苦的。住的地方离这15公里,早上5点,天黑着,就得爬起来,坐车往这儿赶。一天都得在这儿,下班才能回去。有的人工作方法不对头,天天要吵架骂人的。”

      我问干吗非要接访?他答:“我跟你明说了吧,上访量大,领导有责任,中央要说他的,所以派人来接访。年底了,哪个地方信访量大,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领导叫来就来呗,反正只待一个月,再过十多天就可以回家了。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记。”接访是一项浩大的财政开支,据报道,四川每“接回”一个上访者,来回要花费上万元。

      老许排到窗口,交上表后接到一张比名片稍大的纸,上边写着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地址。这地方,他已经去过4次了。

      “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于建嵘及课题组在上访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调查):接待第一天刚到的上访者。

      “他们背个包,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来了,个个对上访充满信心。来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来向党中央讨公道。我们问感觉怎么样啊?一般都很激动:党中央欢迎我们来反映下边的腐败啊!我反映的问题,中央肯定会查处。我们说,好好,没问题!7天后咱们再见一次。”

      7天后的调查表明:刚进京上访的农民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人数下降,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人数则上升,多数认为“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

      “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高层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访制度,带来国家政治权威和认同性的流失。”于建嵘直言道。

      通过对两万多封上访信分析,于建嵘发现:近八成的上访问题是土地问题。“在土地纠纷中,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怎么能指望它来解决问题,老百姓又怎么能信服?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信访,在上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确曾起过作用,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但现在是利益问题,怎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信访办,责重权轻,机构繁多,归口不一,对信访案件只是层层转办,但老百姓并不清楚信访办的权限。据对进京上访农民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原来的上访问题还没解决,上访过程又引起新的冲突,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

      于建嵘说:“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的一份《上访人员上议书》中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一,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

      “假如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

      于建嵘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一些人不这么看,认为信访是个解压阀,能释放民怨。

      “我说你错了!恰恰不是减压,而是在加压,积压民怨。原先是怨地方,现在是怨中央,最后一线希望也没了。”于建嵘说。

      还有学者拍桌子道:信访,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方式,要加强信访,让老百姓有说话的权利和地方。

      “我问他们:你接触过几个上访人,看过几封上访信,到没到过上访村,上访问题有多少得到解决了?你没接触,怎么知道上访人的苦难,而这苦难又是怎么造成的?最好自己去体验一下上访者的辛酸,看你还说不说这些屁话了。”

      为了了解上访者的感受,于建嵘找了个问题,亲自跑到中央某部委的信访办上访。

      信访办一般都设在偏僻的地方,光找地儿就得花些功夫。“从小窗口里喊号,就像叫犯人一样。我进去,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头。他接了材料,也不登记,溜了一眼说:回去,回你们湖南省解决。我说,我就是从湖南上来的,没解决才来。他不耐烦地说: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过去?他眼珠一瞪,说:给你打电话,长途话费谁掏?

      “一个上访者,要受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时,他们心中会产生怨恨。这哪里是让老百姓讲话,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这是怎样的讲话,这是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讲话!我们还是给老百姓一个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讲话吧。”

      采访中,于建嵘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寄希望于人治,寄希望于某个青天、好人帮他们伸冤,而是让他们寄希望于法律体制。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让老百姓相信法律,说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靠司法公正解决问题,由对公民的行政救济改为司法救济,这才是惟一的正道。

      “信访办可以存在,相当于民意上达的信息反馈部门。老百姓照样可以上访,但政府不再派人接访,不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

      “信访部门应该明确告诉老百姓: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也没人给你批条子。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老百姓对信访的预期。同时,还要给老百姓指出一条道:最高法院可以在各地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厅,降低诉讼费和收费,你去那里解决问题。法院必须下判决书,必须在期限内给答复,必须建立问责制,必须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等等,让司法,真正成为老百姓的救济底线。”

      然而有人在骂于建嵘太迂腐,老百姓告的就是司法腐败,你还要加强司法。

      “司法确有腐败,难道强化信访,就能保证信访不腐败吗?在眼下的中国,难道还有更好的出路吗?正因为司法有腐败,所以,才要全社会盯住司法,监督它。真正依法办事,好多上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假如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

      前不久,于建嵘出访了一趟,他说有一点感受特别深。他问过许多农民相同的问题:

      “假如农会不给你贷款,腐败了,你怎么办?”

      “不可能啦。”都这么答。

      “就是腐败了,你怎么办?”

      “那我告到法院去。”

      “法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

      “不可能啦。”又是这么一句。

      一再追问后农民答:“那我找区议员,他会去指责法官。”

      “区议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于建嵘还接着问。

      “不可能啦。”被问急了,答:“那我下次不选他。”

      于建嵘这样设想:“我们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最终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大,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听说新的《信访条例》将在年底出台,于建嵘表示非常担心。

      “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虽较原条例有进步,但没有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反而从部门利益出发试图强化信访机构职权,并且规定了许多明显违反《宪法》的禁止性条款。应当预先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充分论证,并可以考虑组织公民广泛参与讨论。”

      “假如新的《信访条例》出台,起码几年内不能改动。等着看吧,不知又要积聚多少民怨,又要有多少人走向上访不归路。”

      12月3日,在北京缸瓦市前英子胡同的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里,我见到了两位从福建来的干部,他们是来接老许回家的。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常红)


作者: 恨不公(2004-12-11 16:34:54.0)

    信访办一般都设在偏僻的地方,光找地儿就得花些功夫。“从小窗口里喊号,就像叫犯人一样。我进去,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头。他接了材料,也不登记,溜了一眼说:回去,回你们湖南省解决。我说,我就是从湖南上来的,没解决才来。他不耐烦地说: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过去?他眼珠一瞪,说:给你打电话,长途话费谁掏?

      “一个上访者,要受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时,他们心中会产生怨恨。这哪里是让老百姓讲话,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这是怎样的讲话,这是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讲话!我们还是给老百姓一个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讲话吧。”

    全国人大接待山东省的那个老女人一脸横肉,好象家里死—了—人,阴风阳气!好象上访的欠它的钱一样。


衡阳三湖镇九十农民遭暴打 省府不容 百姓拭目以待

      文\吴兴华

      1999年9月,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乌云滚滚,邪气逼人,群众正在遭受一场打砸抢的厄运。

      从9月10日到至少是11月4日,三湖镇的脱产干部在镇和责任区(该县撤区并乡后,在乡镇下设立的机构,相当撤区并乡前的乡镇)的党政负责人带领下,对欠税费和欠计划生育罚款的所谓“钉子户”进行打砸抢。他们乘坐汽车,在清晨或夜晚,突然包围“突击”对象户,对拿不出钱的就打、罚跪、搜家、抬东西,并将一些人捆绑罚跪示众,有的还被押至责任区机关,继续毒打,逼款;对突击对象不在家的,就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搜钱,抬东西。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惨叫声阵阵,哭声震野。一时间,整个三湖镇人心惶惶,一片恐怖。据记者目前调查的材料,仅被殴打的村民约90人。到12月25日,记者最后一次离开三湖镇时,许多被打伤的村民仍在治疗中。

      为保乌纱 铤而走险

      近年来,三湖镇村民欠税费较多。据镇党委书记王永久介绍,到1998年底,全镇村民欠农业税、农林特产税90万元,欠统筹提留款330万元。

      三湖镇欠税费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三湖镇经济落后,人均耕地少,工作落后,农民仍然靠种田和养猪为主的传统农业度日,镇、村两级基本没有什么企业,农民除了出外打工,基本别无其它挣钱门路,村民收入低,极个别村民实有困难;也有极个别村民国家、集体观念淡薄,有钱不交。但欠税费的绝大多数村民不是不愿交,也不是全交不起,而是对乱收税费有意见。记者在三湖镇采访时,许多村民对记者说,自古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国家规定应该交的,我们都愿意交,应该交,但不能乱收我们的钱。屠宰税、农林特产税不是按实征收,而是按人头摊派,成了“人头税”;有的由于没有发放农民负担卡,他们要交“明白钱”;有的由于集体与集体或个人与集体的经济纠纷没有调处好,帐目没算清,要求算清帐再交;许多费收走了,正式收据也没有一张,给张白纸条子;有的费交100元,开80元的白纸收据;等等。

      9月初,县里开财税会和计划生育会,要求集中思想、集中领导、集中力量,完成财税任务和计划生育任务。王永久告诉记者,县里分配三湖镇101万的工商税收的任务,但实际上,只能收到50万元左右,完不成任务,要免职。他思考再三,要完成任务,保住乌纱,只有从农民身上打主意。三湖镇计划生育工作差,历年超生多,罚款收回少。王永久决心用收取计划生育罚款来弥补税收50万元的缺口。12月10日,王永久告诉记者和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当时作出这一决策时,我知道,这样做是公开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规定的,是要受处分,要丢乌纱帽的。但我想,不这样,完不成税收任务,也要丢乌纱。县里领导要求我们集中思想,集中领导,集中力量抓。我这样做是按县领导的布置干的,出了问题,不一定丢乌纱。因此,作出了这一错误决策。

      1999年9月7日,王永久主持召开镇党委、镇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全镇计划生育工作、财政税收、农村合作基金会兑付等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决定集中全镇脱产干部对全镇个别计划生育“钉子户”、税费欠款大户实行重点突击。会上,王永久安排集中三湖、鼓峰、甘泉三个责任区干部,从9月10日下午3点开始到9月13日下午结束,集中突击计划生育和收取农、特两税及历年老欠款。每个责任区突击一昼夜。同时拟订9月10日早晨召开全镇党员、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

      9月10日早晨6点半钟,镇党委、镇政府在三湖中心小学召开了镇、责任区、村、组的四级干部会。会上,王永久提出了突击行动的“六个一”目标,即组织100人,奋战100天,结扎100例,收回计划生育超生费100万元,收回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以及老欠款100万元,收回欠“农村合作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款100万元,并提出对计划生育钉子户、税费欠款重点户进行“重点教育”。据参加会议的许多责任区干部、回乡的退休党员干部、村民组长反映,王永久在会上说,对个别人可以打,青年人可以打,只是不要打得太厉害,不要打头,打屁股可以,只要掌握“轻伤不敷药、重伤不住院”的原则就没有问题。镇里的会议上午8点结束,当天上午9点,镇下属的各责任区相继召开会议,确定了各自的“突击”对象和行动方案。

      拳头逼款 抬物作抵

      9月10日下午3时开始,三湖镇党委、镇政府组织80多名脱产干部和职工,每人自备手电筒一支,分坐三辆中巴和一台吉普进行“突击”。第一天突击甘泉责任区,第二天突击鼓峰责任区,第三天突击三湖责任区。三天突击后,甘泉、鼓峰责任区又分别组织了5次小突击。

      鼓峰责任区祥民村姚家村民小组,1995年以来,与同村的良冲组因鱼塘权属和村办小学占用姚家组水田等问题迟迟未得到圆满解决,部分村民拒绝上缴税费,欠税费较多。9月12日凌晨6时许,由镇人大主席续先腊、纪委书记唐龙翔、副镇长丁正学、谭亚平等带队,组织3个责任区脱产干部80多人,分别由鼓峰责任区书记杨焕章、主任彭克俊、甘泉责任区书记王延福负责,分乘3辆中巴客车和一台吉普,开赴姚家组。据群众反映,他们首先团团包围姚家老屋,不准外面的人进入、围观,然后一部分干部进村行动。这时,56岁的村民姚佑启穿着一条短裤正起来小解。进村的一名干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姚佑启答:“我叫姚佑启。”话音未落,立刻包围姚家,将姚佑启抓住。姚佑启的爱人王爱香闻讯从屋内赶出来,问:“你们为什么抓他?”一名干部吼道:“你这个哈婆(当地土语:婊子的意思)不要闹,你闹,打死你!”姚佑启要求穿条裤,得到的是一顿拳头。然后,两个人拖着他的手,将他拖到姚家老屋坪里。杨焕章敲着姚佑启的额头说:“你今天讲,交不交钱?”姚佑启说:“村里还欠我690元。你们这些干部哪能这样做!哪能这样打人!”杨焕章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嘴硬!”接着左右开弓,两个耳光,然后下令:“给我打!”20多个干部将姚佑启打倒在地,使其趴在地上,对其拳打脚踢。接着,将其双手反剪着,押解至姚家老屋前坪,往电线杆上绑,被姚佑启脚蹬电杆,未绑成。彭克俊说:“你还口 !”一边说,一边用脚踢姚佑启的大腿和胸部。姚佑启被打了1个多小时后,脸肿,眼红,鼻青,口里吐血。邻居将他拖回家,接了一个小孩的尿给他喝了。喝了尿后,姚佑启又出来看了一下,又被打了一顿。9月13日,经衡阳县法院法医鉴定,姚佑启的“伤势属轻微伤”。

      9月12日清晨6点多,姚家组56岁的村民姚中告在去打农药的路上,见村里被干部包围,吓得往回走。干部发现后,立即追赶至姚家大屋前的坪上,将姚中告抓住,对他脑袋、身上一顿乱打、乱踢。接着,周志强等人抓的抓手,抓的抓脚,喊着“一、二、三”,将姚中告从空中抛到地下。姚中告爬起来,又将他抛向空中跌落到地下,先后反复4次。之后,将姚中告倒拖20多米,扔在地上。姚中告苏醒后,想往家里爬,又将姚中告拖上车,押至责任区机关,扔在地上,其中一人又狠狠地打了他两耳光。经衡阳县法院鉴定,姚中告的伤势为“轻微伤”。

      9月12日6点多钟,姚家组下属的小组长姚中伟被叫到姚家大屋的坪里。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要他拿出上交款的数字。姚中伟说:“数字,村里有。”杨焕章说:“你当组长,数字都没有,你鸟!”杨焕章一声令下:“打!打!”杨焕章、彭克俊带头,10多个人围住姚中伟拳打脚踢。杨焕章将姚中伟推倒在地,这些人一齐打姚中伟,打了半个小时之久,打得姚中伟鼻孔出血,左边一根胸骨被打断。姚中伟清楚地记得,是责任区的干部周志强用脚踢断他的胸骨的。9月14日,经衡阳县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伤势为“轻伤”。过了半个月,姚中伟到渣江去的路上,有的群众给姚中伟开玩笑:“乡政府给你吃团子(挨拳打),吃饱了没有?”姚中伟回答说:“彭克俊、杨焕章打了老子。”在回来的路上,彭克俊喊了3个人拦着要打他,因群众多未敢下手。彭克俊恶狠狠地说:“我还要打扁你!打服你!

      这天,姚家组被打的群众12人,其中被法医鉴定为打成“轻伤”的2人、“轻微伤”的4人。姚家大屋的小孩、老人几乎全部被吓得躲到柴堆、猪圈里,躲了五六个小时,干部走了后才敢出来。

      兴隆村学堂组村民刘新良,欠上交款近900元。刘新良说,1990年至1996年他担任过村计划生育专干,1996年3月改选后他落选了,计划生育专干的补贴工资没有给;他两个小孩读书,学校随读代征,收了教育费附加200元。如果把没有给他的工资和已交的教育费附加作抵,他只欠上交款约200元。他多次要求镇和村将他的补贴工资算清楚,但镇、村、组无人过问。因此,他所欠的上交款没有交。责任区把他作为“钉子户”。1999年10月29日下午2点左右,鼓峰责任区主任彭克俊带领二十七八个人来到刘新良家,值刘新良去岳母家。杨焕章等人用欺骗的手段骗到刘新良寄存在邻居家的钥匙,打开刘新良家的门,搬走刘新良家的3000多斤稻谷。刘新良闻讯从岳母家赶来,在村代销店门口碰到运谷的汽车和干部。刘新良大喊:“干部,等一下,请留下两袋谷,让我家吃两个月!”话音未落,20多个干部将刘新良包围起来,周志强打了刘新良4个耳光,接着又是两拳。刘新良爬上车卸谷。这时汽车停了下来,三湖责任区干部周志强从驾驶室出来,将刘新良拖下车,摔倒在地。刘新良爬起来,给周志强打了一拳,周志强对刘新良“啪啪”就是两耳光。接着汽车又开动,刘新良又去追车,汽车再次停下。刘新良哀求:“你们有帐算帐,我究竟欠了你们多少,到村里算好帐。”这时,几十个人围着他,将他双手反剪,有的揪住他的头发,拳打脚踢,刘新良被打晕在地。刘新良父母、妻子相继赶来,刘新良的58岁父亲刘仁字,见儿子被打,上前劝阻,被打两个耳光和几拳。11月30日,经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刘新良“伤者右侧睾丸、附睾血肿,头皮、面部、胸、腰部与阴囊软组织挫伤为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属轻伤范畴”。

      三湖镇的干部对确有困难的欠款群众,不是与困难户商量如何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归还欠款,而是拳头逼款。

      村民王继国历年欠款2004元。王继国家里确实困难。记者看到,他家两间土坯平房,外面一间堆满了农具、红薯等,里面一间一头架着一张床,另一头作厨房,摆着一个黑呼呼的碗柜、一个铁桶做的灶。10月6日下午5时许,甘泉责任区书记王延福带领责任区13名干部到双峰村桥边河组收缴老欠款。到王继国家,王继国不在家。王延福即令在该村蹲点的干部把王继国叫回。王继国说没有钱交。一些干部即将王继国打倒在地,撕烂王继国的衣服。王继国说要去借。这伙人说,要从家里拿,一边打,一边说:“你这顽固分子,打不死你!”接着,押着王继国从村代销店借了500元交了欠款。这伙干部又要王继国写出保证书,保证第二天交1000元。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王延福又带着10多个人到王继国家收钱,将王继国家的门踢开,操起茶树棒、耙头。当时,王继国正卧床养伤,这伙人抓着王继国的衣领将其从床上拖下来。王延福吼道:“今天有没有钱交?”一个人举着刀子说:“你今天没有钱交,要你的命!”一个人用耙头顶打王继国的背。这时,王继国恐遭不测,爬到床底下。王延福一伙又将王继国从床底下拖出来,三次用木棒打王继国的背。王继国苦苦求饶,村主任王云祥代为求情,并代王继国交了200元,才放了王继国。1999年10月10日,经衡阳县检察院法医鉴定,王继国的伤势为“轻微伤”,至今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双峰村桥边河组王延林家欠上交款2000多元。10月6日,王延福一伙来到双峰村桥边河组找王延林。王延林家里没有人在家,门锁了。王延福一伙将他家楼下两张门、楼上3张门踢开,从楼下翻到楼上,将他家的37袋谷子往外搬。王延林爱人王翠英赶回来后,气愤地说:“要钱要得。人不在,就把门搞开,你们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国民党的干部?”王翠英要投塘自尽,王延福凶神恶煞地说:“打你这个孽妇(当地方言,捣蛋婆的意思)堂客!”上来5个人,一个揪头发,两个抓脚,两个抓手,将王翠英拖回屋子,将电灯熄灭,打王翠英的耳光,拳打脚踢全身。村民陈晓玲对干部说:“你们只能要人家钱,不能要人家命!”干部说:“你说,你说,一脚踢死你!”搬走王翠英家37袋谷子,其中有一部分是隔壁邻居寄存在她家的。

      1999年9月12日晚10点多钟,三湖镇镇长王腊生、甘泉责任区党总支书记王延福、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三湖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李胜利等带领80多人到三湖责任区信山村上高碧组徐家楚(三湖中学教师)家突击计划生育,许家楚的儿媳出外打工未赶回参加一季一次的妇检。王腊生一伙进屋后,将徐家楚及其妻子、儿子、孙女一顿毒打。其妻被打昏在地;徐家楚被皮鞋踢伤胸部,被电筒打伤右眼,鲜血直流;当着村干部的面,周志强卡住他儿子的脖子,打了他妻子两个耳光,打了其孙女一个耳光。抢走稻谷1800多斤、油菜籽200多斤、花生50斤。徐家楚的妻子被送至医院抢救脱险。经衡阳县人民法院法医鉴定,徐家楚夫妇的伤势均为“轻微伤”。至今,徐家楚夫妇已花掉医药费1500多元。

      以言治罪 格打勿论

      许多既不欠县税费,也不存在计划生育方面问题的群众,有的只因讲他们要整的对象不在,或批评他们的打人行径,或求干部不要打人,或讲了干部打人的情况,便招来横祸,惨遭毒打。

      9月10日晚上10点多钟,三湖镇镇长王腊生、甘泉责任区干部王大前带领几十名干部,打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到新建村阎王组计划生育超生对象阳利华家收超生罚款。阳利华和他的妻子陈丽云都不在家,就要阳利华的父亲阳中文去借款。阳中文夫妇外出借钱,王大前等人就到另外几户对象家里去了。约1个小时后,三湖镇党委书记王永久、甘泉责任区党总支书记王延福来到阎王组,看到阳中文的妻子抱着一个小孩想出去,就问:“哪一个?到哪里去?”正站在禾坪里观看突击情况、阳中文家的邻居58岁的吴秋凤便说了一句:“阳中文的老婆去喊阳中文,不是逃跑。”话音未落,王延福指使10多个人将吴秋凤包围,揪住吴秋凤的衣领吼道:“阳中文是你家里什么人?”接着,一伙人一阵猛打,将吴秋凤打倒在地,用电筒往吴秋凤头上打,右侧太阳穴血管破裂,血流如注。此时,王延福说:“那个堂客打得好!当打!”接着对吴秋凤的丈夫李邦佑拳脚交加,将李邦佑打倒在地,李邦佑被打得昏迷过去。11月23日,吴秋凤告诉记者,她在医院缝了8针。吴秋凤拿出她的一件留下的满是被鲜血染红的内衣给记者看。现在,吴秋凤的太阳穴上方还留下一道5厘米长的伤口。12月10日,经衡阳县人民法院法医鉴定,吴秋凤的伤势为“轻微伤”。

      在干部殴打吴秋凤时,吴秋凤的邻居王香娥在旁边说了一句:“你们怎么无故打人!”话音未落,王延福等立即对王香娥拳打脚踢,“啪!啪!”有人重重地打了王香娥两个耳光,并吼道:“不准乱讲!谁打人了?”

      22岁的村民王支南刚洗了澡,穿着条短裤,出门看到打吴秋凤、王香娥,初生牛犊不怕虎,便气愤地说:“你们打人犯法!”话音未落,干部对着王支南就是几拳。王支南见势不妙,竭力挣脱逃跑。这时,王延福指使并伙同一些人对王支南围追堵截。王支南跑过两丘田,跳入一口水塘。干部们便把水塘团团围住,威逼王支南上来。王支南知道上来没有好果子吃,便一直躲在水中不上来,被围1个多小时。

      镇、责任区的干部打了人,抢了东西,还要群众放鞭炮欢送他们走。9月10日晚10点多钟,甘泉责任区干部王大前等数十人来到新建村阎王组王先顺家。王先顺夫妇均不在家,王大前等人到王先顺已分家数年的哥哥王寿生家。王延福问王寿生的妻子陈晚香:“王先顺在家没有?”陈晚香说:“不知道。”王延福带领几十个人冲进王寿生家,将电视机和录音机强行抢走。陈晚香上前争夺,王延福这伙人对陈晚香拳打脚踢。陈晚香呻吟着斥问:“你们为什么打人?”对陈晚香又是一阵拳脚。这时,王寿生回来,王延福一伙又将王寿生打倒在地。王延福等人将王寿生拉起,吼道:“跪下!”王延福恶狠狠地说:“我们今天是来还礼的。你还要交200块钱,还要放鞭炮送我。不放鞭炮,就别想起来。”在逼迫下,王寿生的妻子给了他们200元,王寿生的母亲放了一挂鞭炮,他们才得意洋洋地走了。

      镇、责任区干部毒打官桥村新屋组村民杨少礼一家时,新屋组57岁的唐松献在田里看水,后来他胃痛,到村里药房拿药,便议论到:“他们给杨少礼灌小便,这样的搞法要不得。”一下子来七八个干部将唐松献抓住,并打唐松献两个耳光,接着拖上车,说:“拉去与杨少礼对证!”在责任区办公室,镇委书记王永久喝令唐松献:“跪下!”并伙同8个人对唐松献拳打脚踢长达数小时,并以“干扰干部执行公务的教育费”名义,开了一张白纸收据,罚他200元,才让他回家。唐松献告诉记者,他为治伤花去了六七百元医药费。

      9月12日清晨,杨焕章带人殴打祥民村姚家组农民。当来到村民姚水清家时,村民姚孝春和他65岁的母亲姚淑莲出来。姚水清家无人在家,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便问姚淑莲母子:“姚水清到哪里去了?”姚淑莲母子说:“出去几天了,不在家。”话音未落,杨焕章伙同几个人对姚孝春拳打脚踢。姚淑莲求饶,将姚淑莲两次推倒在地。将姚孝春再次毒打后,拖至前坪,令他跪下。姚孝春不跪。他们就用脚踹姚孝春跪到地上,毒打达半个多小时之久。姚孝春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家睡了几天,不能起床。同时,搬走姚孝春家稻谷10袋。

      9月12日清晨,当镇、责任区干部在祥民村姚家组打人时,村民姚文星、龙合美夫妇出来看,问:“这是什么事?”一个干部喝道:“这有什么好问的!”接着,一伙人对姚文星几个耳光,拳打脚踢,叫他们回屋去。姚文星不从,又反问:“有什么招打的事?”干部说:“你有什么好讲的!”将姚文星抓到姚家老屋坪里,一些人围着他打。姚文星被打得左耳鼓膜穿孔,左耳前软组织、右颈部软组织挫伤。9月14日,经衡阳县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伤势为“轻伤”。

      9月10日,王延福带领80多人到新建村李家组,殴打村民朱华良并搬朱家的财物时,该组村民李早生前往观看。王延福一伙不准看,随即10多个干部对李早生拳打脚踢,致使李早生昏倒在地。待李早生苏醒过来后,他们又将李早生拖上车,要押至责任区机关。李早生拼命挣扎求饶,才放了他。

      口含天宪 滥施罚款

      三湖镇的干部在所谓“突击行动”中,不仅任意毒打群众,毒打无辜,还以“车费”、“伙食费”、“干扰干部执行公务的教育费”等等名义,对群众乱罚款、滥罚款,不交,就拳脚交加。

      9月12日深夜11点许,王腊生、李胜利、王延福等又带着队伍来到上高碧组徐家益家。许家益的媳妇葛琴在深圳打工,责任区曾通知,其媳妇必须在9月15日前回家参加妇检,徐家已电话通知儿媳,还差两天到家。许家益的爱人段顺娥告诉来人,媳妇不在家。话未讲完,来的干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有的还揪头发,打耳光。段顺娥痛苦呻吟,他们又用毛巾堵住段顺娥的嘴巴。接着,他们将段顺娥抬出屋外,要她借钱交罚款。段顺娥一时不知从哪里借钱,他们又将段顺娥抬回来毒打。许家益睡在楼上。他们将门踢开,将许家益打倒在地。许家益求饶:你们别打我了,我去借钱。他们押着许家益借了200元。他们将许家益抬回家后,又进行毒打,许家益瘫倒在地。甘泉责任区干部刘本胜将许家益拉起,一边说:“你想赖!”一边对许家益狠狠地一耳光,将许家益打昏在地。接着,这伙人搜家。最后,以盖了三湖责任区党总支章子的收据,罚了许家益200元“计育车费”,搬走稻谷16袋约1200斤、菜油一桶、花生两袋、不锈钢菜刀一把。许家益的媳妇葛琴9月14日回到家,这200元“计育车费”和搬走的东西至今仍未退。目前,两夫妇已用去医药费600多元,伤仍未好。许家稻谷抢光后,靠借粮食度日。

      9月17日,20多名干部来到甘泉村新家组村民王大华家,要其妻子唐满去透环。唐满患有脑膜炎后遗症,当时回答不去时,一个干部给了唐满一个耳光,并对王大华一顿拳脚,推在门板上。他们在屋里翻箱倒柜,逼其交出200元罚款。王大华问:“出200元干什么?”他们回答说:“这200元是我们的车费和伙食费。”王大华无奈,从外面借来50元,给王大前拿去了。

      鼓峰责任区学堂组村民刘迎初欠上交款。10月21日,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主任彭克俊带领20多人来到刘迎初家。刘家无钱。在刘迎初出外借款时,杨焕章等人将刘迎初家3000多斤稻谷全搬上车。刘迎初回家看到后,就说:“我村乱摊税费(1995年至1998年该村乱摊农业税8900多元,已清出),你们怎么不处理?怎么乱收钱?还抱谷?”周志强等人给刘迎初一顿耳光。这些干部将他母亲的棺材搬出来。刘迎初哀求不要搬。周志强用皮鞋猛蹬刘迎初的脚,将刘迎初的右脚食趾踩破,顿时鲜血直流。这些人一溜烟跑了。刘迎初赶去向他们要医药费,周志强将他推出几尺远。这时,刘迎初的姐夫戈应均劝阻干部不要打人。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说:“干扰公务,罚戈应均50元。”戈应均无法,当场交了50元。他们又要戈应均放一挂鞭炮欢送他们,以示赔礼道歉。戈应均无可奈何,又买了一挂鞭炮燃放赔礼。接着,他们又要刘迎初出妨碍公务罚款100元,放一挂鞭炮,刘迎初无奈交了100元,因鞭炮没有买到,便强迫刘迎初口头检讨,以示赔礼。

      三湖镇福民村上塘组村民李水生之妻王美兰,5月18日进行过妇检。6月,村妇女主任送妇检通知时同意王美兰不必复检。9月12日,三湖镇党委书记王永久等人带领80多人,以王美兰未再妇检为由,到李水生家兴师问罪。李水生拿出5月18日的妇检证明。他们说,证明过期,不作数。李水生说:“如果要复检,王美兰现在西渡(在本县)电子厂打工,叫她回来。这样,还要罚款吗?”就因这句话,这伙人立即把李水生捆绑起来,把李水生、李水生的哥哥李佑生、母亲打得遍体鳞伤。李水生的57岁的母亲的右臂被打得不能动弹,李水生被打得口鼻流血。同时,抬走稻谷4000余斤,175型柴油机1台,抽水机1部,21长虹彩电1部,把橱柜锁撬开,拿走现金1300元。李水生兄弟和母亲三人已花去治伤的医疗费3200元以上。

      做贼心虚 欲盖弥彰

      三湖镇违法乱纪的干部知道,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是触犯国家的法律的,他们有后顾之忧。为了免于事后追究,他们在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后,毁灭证据,逼迫农民写假证明,假证言。

      甘泉责任区管桥村村民新屋组杨中元,今年58岁,1997年为负担重到省里上访,省里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份中宣部、农业部等部、委、办1997年2月19日联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决定〉的宣传提纲》。回村后,杨中元经常宣传这份宣传提纲,对镇、责任区的“三乱”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引起责任区干部的嫉恨。去年,责任区的干部还将他打了一顿。他家欠上交提留款,他的儿媳超生二胎。一次干部来收计生罚款,杨中元曾有过脱裤拒交的非礼行为。这次杨中元被列为责任区的“钉子”,作为重点“教训”对象。9月11日早晨7点钟左右,甘泉责任区总支书记王延福带领80多名脱产干部,乘坐3部中巴、1部货车、1部吉普车浩浩荡荡来到管桥村新屋组附近。下车后,将新屋组团团包围。杨中元见干部进村,从后门逃往深山。王延福恶狠狠地说:“老子跑了找儿子!”杨中元的30岁的儿子杨少礼刚起床开门,干部就喝道:“不准走!”杨少礼立即转身进屋关门,外面一脚,将门踢开,将杨少礼一顿毒打。杨少礼喊“救命”,他们卡住杨少礼的脖子,继续毒打,打得满脸是血。他们做贼心虚,为了掩盖罪责,将杨少礼的蚊帐的一边门帐撕下,擦掉杨少礼脸上的鲜血,又用水洗掉血迹,然后上楼解下一个箩筐的箩索,将杨少礼捆绑起来,押到马路上跪下示众。王延福还将杨少礼的53岁母亲陈秋娥抓进厨房,伙同其他人对陈秋娥拳打脚踢,致使陈秋娥昏倒在地。他们将杨少礼押上车,解到责任区办公楼。在责任区办公楼,干部写了一个材料,要他承认是他打了责任区干部才遭到干部自卫还击的,要他按手印。杨少礼不从,他们不放人。没有办法,杨少礼按了手印后,下午4点才让他离开责任区机关。杨少礼和陈秋娥至今已花了医药费3000多元。

      9月16日夜9点,王延福带领30余人到全丰村仁山组吴贤干家,见谷搬谷,到猪圈赶猪。夜里猪赶不走,他们便将一头80多斤的猪活活打死。吴贤干看到猪被打死,便跑出屋外高声大叫:“打死我一头猪!”王延福、凌万兵带人围上来,将吴贤干拖到屋里,说:“你败坏风气,罚款1000元。”王延福喝令吴贤干跪下,将其拳打脚踢。吴贤干说:“我去借钱。”吴贤干爬起来,黑夜之中借来500元,他们打了一张白纸条走了。走了不久,凌万兵又带领3人返回吴贤干家,逼迫吴贤干说猪是自己死的,由他们写一个假口供记录,两个人捉着吴贤干的手按了手印,签下名字,才离开吴贤干家。

      1999年9月12日凌晨3时许,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主任彭克俊带领带领80多人包围洋西村友余组华解良家,踢门打窗。华解良开门问:“干什么?”来人回答:“要你老婆去结扎。”一齐用手电筒照着华解良。华解良说:“要结扎,等明天早上天亮去也不迟。”刘运娥立即抱着小孩上车去结扎。而华解良话音未落,10多个人对华解良拳打脚踢,并拖至门前的坪里打。在外面打完,又拖至屋里打。打得华解良鼻子鲜血直流。打完,押上车。将华解良家的缝纫机、电视机、四套新门窗装上车,连同拖拉机,拖至责任区礼堂。喝令华解良跪在地上。跪了1个多小时,跪得受不了了,华解良只好用两手撑在地上。他们吼道:“跪好点!”并用脚来踢。后来,一个干部问:“打了你没有?”华解良:“这还没有打!”华解良被提起来,一个人抓住头发,用脚踢。并逼迫华解良写检讨书,说干部没有打他。华解良不从,他们就继续毒打。威逼下,华解良写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干部原谅等内容,干部不满意,要不得,被干部撕掉。华解良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帮我写算了。”责任区的干部代华解良写了一份华解良没有被打的检讨书,捉住华解良的手按下手印,于凌晨4点多钟才将他放回。

      大波村大波组王大买,今年32岁,欠上交款744元。王大买的妻子梁友凤告诉记者,她家4口人,只给了3人的责任田。小孩在学校读书,乡里违反政策,随读代征教育费附加140元(只开了70元收据),扣除相抵,实数只欠300多元。村里没有给她家算好帐,因此,欠款没有交。1999年10月29日上午10时许,责任区来了21个人,进屋就搬谷子,扛了20多袋,谷子撒得屋里、马路满地都是,又将电视机打烂。梁友凤喊丈夫王大买回来。王大买见此情景,要喝农药一死了之。有人劝他:“莫吃农药,不如去背一袋谷下来。”王大买去背谷,被打得眼肿鼻青,头破血流。押上汽车时,将头撞破,并被押至责任区。在责任区,要王大买承认责任区的干部没有打人,额头上的伤是自己撞在汽车上撞的,他家的电视机是他自己打烂的,并要求王大买将撒在马路上的谷扫掉。要王大买签字,不签字,就打。无奈,王大买在干部写的口供上签了字。

      省委震怒 严肃查处

      三湖镇的问题发生后,对党无限信赖的农民纷纷上告。湖南省委获悉三湖镇干部为收计划生育罚款和欠交税费殴打农民的情况后,十分重视。12月5日,省委书记杨正午立即在一份反映三湖镇干部问题的材料上作出批示:“问题十分严重,情节十分恶劣,请胡彪、载夫同志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同衡阳市一起,查实情况,依法依纪严处。”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胡彪也立即批示:“认真落实正午同志批示,请省纪委、监察厅去一名副厅长、省农工部去一副部长带队,省计生委、减负办参与,衡阳市配合,严肃查实,依法依纪严处。”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孙载夫也立即作出落实两位书记批示的批示。12月6日,由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周训刚、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农村办副主任符星海和省减负办、省计生委等部门的干部组成了调查组。12月7日,调查组到达衡阳县开展调查。

      衡阳县委、县政府对三湖镇的问题十分重视,从纪检、监察、公安抽调12人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12月9日,衡阳县公安局根据调查的情况,依法对三湖镇原甘泉责任区党总支书记王延福、三湖镇干部周志强依法刑事拘留,对鼓峰责任区党总支书记杨焕章等4人治安拘留。

      12月10日,衡阳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对三湖镇党委书记王永久、镇长王腊生以及三个责任区的书记、主任先予免职,待查清问题后,再依法依纪处理,对三湖镇以及三个责任区派出了新的党政领导干部;派出以副县长廖新生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三湖镇,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彻底查清被打村民情况,做好农民的思想情绪化解工作,稳定村民情绪。

      12月11日下午,衡阳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在职县级干部、县直部、办、委主要负责人、乡镇书记会议,通报了三湖镇情况,要求全县干部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三湖镇农民对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查处三湖镇干部违法乱纪问题感到鼓舞,说:共产党是真正关心我们农民的,维护我们的利益的。个别干部违法乱纪,打人搬东西,不仅不能代表党和政府,相反受到党和政府的处理,共产党就是好!人民政府就是好!

      12月28日,记者从省纪委、省监察厅获悉,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纪检监察部门对三湖镇干部殴打农民、搬抬农民财物一案已基本调查清楚,即将对该案的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大地 》(200003) 第99期 来源于: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14528/3042824.html

     http://www.sz148.cn/bszn/bszn_page.html?id=10378

    湖南常宁:滕国平“故意伤害”案件

    1999年9 月1 日,湖南省常宁市官岭镇观音村百余名村民为了迎接从常宁市看守所获释归来的青年农民膝国平,鞭炮一直放了一公里多路,直到把滕国平接回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发生在湖南省常宁市官岭镇一个小村庄里。

    1998年12月18日清早,官岭镇党委书记邓先君、镇长曹英雄、观音村支部书记罗运星组织带领“突击队员”约100 来人,乘3 辆中巴客车、一辆小车,佩带电棒、铁棍、木棍等凶器,气势汹汹地到观音材征收上缴款。村民尹成元(樟木组人)、陈桂生(樟木组人)、滕石连(新塘组人)、滕文祥(中木组人)等人,拿出常宁市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的批示与镇村干部说理,镇村领导无动于衷,并示意“突击队员”动手打人。

    首先他们将尹成元打翻在地,尹当场吐血:然后,几十人连打带拖把陈桂生、膝石连等4 人抓到镇派出所关押。接着,这ito 多人分批到各组收款,其中一部分人到陈桂生家破门而人,抄家取物,把他家的稻谷、食油、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等物品洗劫一空,并用汽车运到镇政府,连一把不值钱的旧吊扇也不放过。因风扇取不下来,他们就砸,直到砸坏才罢休,挂衣柜的锁也被砸坏,衣服丢得满地都是,好好的家被弄得一片狼藉。

    由村支部书记罗运星带头,还有一批人到中木组股文祥家收款,因女主人欧元秀不在,来人见大门紧锁,就令人冲门砸锁。膝文祥16岁的女儿滕美琼以身护门,被他们打翻在地,痛哭流涕。欧元秀闻讯后赶回家里,碰到村长刘桂生问她上缴款一事,欧元秀说:“要交钱可以,但要把账算清楚,按上面的政策,我家还有丈夫当组长的工资款可以抵上缴,别的组长工资款都已抵了上缴款,只有我家没有抵。”这时镇干部欧青山对她说:“我今天不和你抵什么账。”说话间,就有个镇干部一连3 脚把膝家的门冲烂。“你把我家的门冲烂了……”膝美琼指责这个镇干部的话还未说完,欧青山抓住她就是一拳,跟着几个年轻男子也对她拳打脚踢。可怜膝美琼才16岁,哪有还手之力?女儿挨打,母亲心疼,欧元秀上前劝阻欲教女儿,也遭四五个人围打。这时股文祥赶回来了,见到妻儿遭人围打,便与之理论,同样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时随即赶来的膝国平见镇干部在踢婶婶,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打人啊”,也成了攻击对象。只见欧青山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滕国平本能地用随身携带的铁钳回击了一下,致使欧青山头破血流。见镇干部挨打,数十人气势汹汹一哄而上,滕国平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突击队员”几十人形成包围圈穷追不舍,大约追了100 来米,在田拢里将滕国平团团围住,顿时,电棒、木棍、拳脚一齐向他袭来,滕国平当场被打得昏死在田里。这伙人见他昏迷不醒,以为出了人命,便溜之大吉。

    “滕国平被镇干部打昏在了田拢里!”消息迅速传递在乡间,村民们愤怒了。迫于压力,在滕国平昏迷在田里几个小时后,村支部副书记滕泽成才与滕国平的家人一起,将他送到常宁市人民医院抢救。当医生替他输完第3 瓶药液时,滕国平才醒来,这时已是下午5 点多钟了。

    突发事件并非无端而起。

    改革开放以来,常宁市官岭镇观音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地处偏远山区使得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世代靠种田耕地、搞一点家庭小副业养家度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子女在外打工赚钱,生活并不富裕。1998年,衡阳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连续三四个月未下雨,官岭镇观音材也未能幸兔。据村民反映,村里60%的稻田颗粒无收,可是官岭镇和观音村两级政府不但不体恤民情,反而巧立名目,强行摊派征收上缴款。根据1998年衡阳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衡阳市监察局联合监制下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规定,乡镇统筹的项目有5 项(教育事业附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村提留只有3 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总共8 项。可是,观音村1998年的农民上缴款达21项。比监督卡上的项目多出13项。按监督卡上的项目计算,全年人均上缴款只有76.8元,可村里所列项目人均上缴款达169.4 元,多征收92.6元/人。观音村现有人口550 人,根据村民统计,村干部仅1997年、1998年两年多时间,就向农民多征收12万多元。这笔钱对观音村来说实在是天文数字,每一分钱都凝聚着村民们的心血和汗水。那么村里巧立名目,强行摊派征收的钱又到哪里了?以老干部工资这一项为例,村里按5 元/人统筹,总金额为2750元,观音村有5 名老干部,可他们实际拿到多少?老村支部书记邓正球说:“我的年工资不到200 元,何必借老干部的名义去欺骗老百姓。”另据村民反映,建校费每人10元,而村里80年代兴建的两幢红砖结构的教室早就被村干部卖掉了。

    村里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农民得知实情后,表示抗议。1997年11月17日,观音村村民陈桂生、罗德云等人拿着村里的征收上缴款明细表,到常宁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投诉,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即给官岭镇人民政府作了批示。镇里领导接到批示后,免除了当时村支部书记的职务,但对部分不合理、不合法项目并没有取消,对已上缴的不合理征收部分也未返还。1998年11月新任村支书罗运星及其领导班子上任后,换汤不换药,他们在1998年征收农民上缴款时重蹈前任覆辙,并变本加厉地强行征收1997年不应征收的款项,从而激化了村干部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村民们以常宁市有关部门下发的1998年“农民负担监督卡”为依据,对卡上面没有的项目坚决拒交。村干部认为农民拒交与陈桂生、尹成元、滕石连、陈年生、滕文祥等人有关,向镇党委、镇政府领导作了汇报。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导不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与村主要领导联手,到观音村以暴力征收违法款项,从而引发了前面那一幕悲剧。

    悲剧事件暂告一段落,然而对滕国平个人而言,悲剧才刚刚开始。

    滕国平,男,1977年生,是常宁官岭镇观音村中木组农民。就在膝国平苏醒过来的当天晚上,常宁市公安局以找他“了解情况”为名,把他带走并送到拘留所。后来,其父到医院取病历,发现他的病历和医疗发票也不翼而飞。当时滕国平被围打以致昏迷田里数小时,然而事件的进展却出乎村民的意料,不但没有人追究滕国平被打的事情,1998年12月20日,他反而被送到常宁看守所。27日,官岭镇政府擅自将他从看守所拉到官岭镇游乡示众,并在其身上挂着“故意伤害罪”的牌子。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就明文规定:各级公、检、法、司对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追究有关领导人责任。然而并非司法机关的镇政府却置国法于不顾。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镇政府何以认定“膝国平犯了‘故意伤害罪’呢”?这不是有越俎代疮之嫌吗?

    不知是官岭镇和观音村两级干部精于法律,还是有先见之明,抑或是巧合,1999年1 月15日,“滕国平被常宁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逮捕。l 月25日,常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滕国平犯故意伤害罪,向常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1998年12月18日上午,官岭镇干部欧青山。周清贵、刘德义、蒋少荣等人到官岭镇观音村中木组协助该村收上缴款,中木组村民欧元秀将门锁住不肯交纳欠下的50元上缴款,镇干部做了思想工作仍不奏效,便将其门踢开,其女滕美琼冲上来欲打刘德义,被推开,欧元秀拽住刘的衣服不放。欧青山见状,拖开欧元秀,欧又揪住欧青山的衣服,被告人滕国平携带钢丝钳赶来,持钢丝钳猛击欧青山后头部,致使其左枕骨线型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被告人滕国平逃跑,被镇干部周清贵追上,被告人滕国平又用另一把钢丝钳打伤周的右颈部,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在诉讼过程中,常宁官岭镇人民政府干部欧青山、周清贵又以要求被告人滕国平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滕国平赔偿因故意伤害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1.5 万元。

    同年5 月25日,常宁市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滕国平无视国法,持械将欧青山殴至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并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欧青山、周清贵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判处膝国平有期徒刑1 年,并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欧青山、周清贵经济损失4300.80 元和3554元。

    滕国平之父滕文取接到一审判决书后,为儿子叫冤,认为判决书认定的事件经过有多处与事实不符。为了切实维护儿子的合法权益,二审时,膝文取经人指点,找到衡阳市天牌律师事务所的肖启斌、朱江华律师,委托他们为二审辩护人。肖。朱两位律师在通过调查取证,详细了解本案事实后注意到:一审辩护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证言、常宁市人民检察院出示的公安机关讯问滕文祥、滕美琼、欧元秀等人的证言,原判决书没有采纳且没有写明未采纳认定的理由;而常宁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只采纳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及镇、村干部的一面之词,而没有群众的证言,显然有失公正。况且滕国平是在亲人被殴打而上刚劝架反被围攻殴打的情况下才出手还击的,法律上应属正当防卫。原判决书认定采纳欧青山、周清贵的发票有失公正。欧青山因轻伤连续做了两次CT检查,周清贵的轻微伤也做了CT检查,2 人住院的花费不合常情。

    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辩论时,肖、朱两位律师辩称,根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农民对违反法律和政策的款项可以拒交,而官岭镇观音村干部竟不顾党中央、国务院和湖南省委、省政府三令五申的规定,采用冲门、打人的手段强行向村民收取违规款项,从而引发了一场纠纷。作为镇、村干部本应有良好的政策水平和法律水平,应模范地执行法律和政策,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即使是合理合法的上缴款项,农民一时有些想不通,也应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解决。而欧青山、周清贵等干部却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用非法手段收取某些非法的款项,从而导致本案的发生。

    在发表上述辩护意见后,肖、朱二律师还提出:欧青山轻伤鉴定疑点多多。据常宁市中医院病历上1998年12月18日至20日的首次原始记录:中、西医诊断,均载明欧青山是伤皮、头皮血肿及头皮裂伤,可12月18日该院的CT检查报告意见上,欧青山的伤情却有左枕骨线形骨折的记录,而这一点却没有记载在病历卡和出院卡上。另据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r 检查室梁教授对12月30日欧青山在该院作的CT片进行复核时证明:欧青山“左侧枕骨是否有骨折,目前无法确定”。如果欧青山的头部没有骨折,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规定就不构成轻伤,因而滕国平也就不构成犯罪。为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以免造成冤假错案,肖、朱两位律师再次申请对欧青山的伤情重新鉴定。

    1999年8 月17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核实作出法医鉴定:欧青山的伤情诊断为头皮血肿,头皮裂伤,其伤不构成轻伤,属轻微伤。

    8 月26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认定:滕国平持械分别将镇干部欧青山、周清贵打伤,其行为虽然违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尚不构成犯罪。据此判决滕国平无罪。

    党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湖南省政府颁发的有关通知中也明文规定:向农民收取款物时,“不得强行以农民的粮食、牲畜和家具等抵押,严禁动用公安、保安人员向农民收取款物,不准非法打人、抓人、铐人……但常宁市官岭镇及观音村主要负责人却对国家政策、法规置若罔闻,不仅如此,还巧立名目,强行摊派,甚至动用暴力向农民征收不合理上缴款。这次因滕国平伤人被告有罪而与镇干部对簿公堂,在老百姓看来,滕国平的胜诉就是对镇村腐败干部的有力打击,自然大快人心。同时他们也拭目以待,这起因加重农民负担而引发的恶性事件,究竟会怎样查处。

    滕国平白白坐了8 个月的牢,他准备申请国家赔偿。虽然本案已经终结,但其给股国平及其村民造成的伤害却会永远留在他们的心底。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横行乡里的“突击队员”是否还会再来?


一直以来,人们关注反腐败的焦点都在查办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村基层反腐败力度却显得较弱,使得农村“三乱”屡禁不止,镇、村干部作风粗暴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有所闻。这一方面由于监督失控,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力度不够。因此,加强乡镇干部的法制观念、群众观念、廉政观念教育,势在必行。 作者: 荒山秃岭(2004-12-31 11:51:19.0)

    太原市公安站前派出所一个老警察杨秀廷因“勇斗歹徒依法抓捕刑事犯罪嫌疑人”,由于太原某书记批示(案件发生本质改变)含冤沦为“罪犯”。基层两级法院在一致认定“警察正常执法遭遇犯罪嫌疑人暴力反抗”的法律事实,确前后矛盾地判决裁定了8次,持续了5年时间。

    2003年11月25日山西省高院(2003)晋法立信办字第65号裁定(第9次),太原中院复查此案。至今又一年了,老警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此案件,上海东方、山西黄河电视台7月份 [律师视点] 170期播出“老警察、大律师”;公安内参2004年8月18日、第33期、记者调查:“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执法”、“探寻罪与非罪的边界”。有详细的报道。(见:百度贴吧、[法律]“一个警察21世纪年关的遭遇”有9次矛盾的判决、裁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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