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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闻:农民维权英雄李柏光被捕
(博讯2004年12月19日)
    博讯记者正跟踪事件。

    附:李柏光维权的一篇报道

     (博讯 boxun.com)

    李柏光:送法下乡记 晓敏

    题记:他痛感于我们这个国度里公民法治意识的薄弱;他曾经是个激进的法治理想主义者,渴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法治的理想。他一直在寻求“捷径”,但始终没有找到!然而,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上了另一条路:走向田野,走进农民的小屋,去唤醒农民这个“权利意识最薄弱”群体的权利意识,教他们用法律的途径去进行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他认为,这条路通往公民社会。

    一、在农民大脑里撒播法治的种子

    吉普车驶过南加镇那条铺满如稀粥般黄褐色泥浆的路,停在一家小旅社门前。从这一刻开始,李柏光便似乎纳入了某些人的视线。旅店老板很有些担心,说他们的到来招得镇政府的人老在他门口转悠。

    李柏光10月2日从北京出发,斜穿了中国版图,4日下午才到达了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大山深处的这个小镇。因为要在从镇子旁边穿越而过的清水江上要建一座水电站,需要移民,于是,李柏光成了这里部分村民从北京请来为他们做咨询的法律顾问。

    五个闻风而来的村民代表端正地坐在床沿上,向他诉说已经向政府反映过多次的问题:移民补偿没有到位;被征用的土地没有补偿;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过低;没有了土地今后生活无着……

    当把这些都记入笔记本之后,李柏光问道:“你们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权利吗?”

    “没有。”5个人一起摇头。

    李柏光从包里掏出一迭在北京为农民购买的法律单行本,有《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人大代表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等,分发给他们。

    “以后不管遇上什么问题,都要先学习法律,移民啊,搬迁啊,选举啊,都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李柏光一边分发一边说。

    村民们接过这些册子,略略翻了翻,谁也不作声,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态。

    “我们是有冤无处申啊。”其中一个皱起脸说。

    “不是有冤无处申,而是‘申’的方法,”李柏光盯住他们,“要学会用法律去‘申’自己的冤。”

    这是李柏光的“送法下乡”方式:从具体的案子着手,帮助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诉诸法律程序,在此过程中,他尝试着将法治的因子像播种一棵植物的种子似地撒播到法治意识淡漠的农民大脑里。

    李柏光,今年36岁,1997年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过大学教师、自由撰稿人和法律工作者,现为北京某报法治新闻中心主任。相对于1米6左右的个头而言,他有一只硕大的脑袋。这只脑袋里装着22年寒窗苦读的墨水,本科读哲学,硕士读政治学,博士读宪法学。也许因为太喜欢思考,两年前还乌黑浓密的头发现在又黄又稀,能看见头皮。

    二、博士的第一次“送法下乡”

    李博士的第一次“送法下乡”,从两年前开始。福建闽侯因为兴建汽车城征用了大片土地。七年过去了,但当地农民却还没有得到应得的补偿。在一位新闻界朋友的“撺掇”下,李柏光想从书斋里走出,到生活中去用一用自己学了多年的法。于是,他开始关注这个案子。随后,李柏光成了当地近万名农民试图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自己权利受损问题的代理人。一户人家一份授权委托书,村民代表们给李柏光扛来了两大蛇皮袋委托书,每份委托书上签着姓名,摁着红手印。

    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到农村土地被征用的权利救济轨迹,常常是:上访,无效之后,从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该走的法律程序都走了,但行政复议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复,行政诉讼也往往会遭遇拒绝立案的结局。“这与我们多年来在书本学的不一样呀!怎么办?”这令他困惑不已!“在现存的法律框架内还有什么途径可走吗?”这位法学博士不得不重新钻研中国现行的法律文本。对于他这个宪法博士来说,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为权利与权力的边界作出了制度安排的《宪法》。最后李柏光与他的朋友们经过研究,从现行的《宪法》中找到了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中国现行《宪法》第102条赋予公民的权利!公民有权利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罢免当地党政一把手的行政职务或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以此来激活因某些党政官员的行政不作为而导致正当司法程序的瘫痪,促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司法程序的进展。

    于是,李柏光开始把自己的“发现”付诸行动。首先,他先对那些农民代表进行《宪法》、《选举法》、《代表法》的普法教育,让他们明白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今年3月,由近万公民联署的一份“罢免市长理由书”列举了该市市长“十年内800亩耕地丧失殆尽”、“挪用1800万救济金”、“侵吞数百万土地赔偿费”等八条理由,向市人大和省人大发出呼吁。

    “这是一场纯粹的法律行为。”李柏光强调,“不是政治行为。”

    类似的“法律行为”不久后又在河北秦皇岛、唐山掀起。那里2万多名移民因为七年前在当地修建桃林口水库而发生的补偿费被部分克扣,他们多年上访而无结果,最后移民在朋友的引荐下请李柏光担任委托代理人,向当地市人大、省人大发出了罢免当地党政一把手的呼吁。

    描述过往“盛况”后,李柏光不动声色:“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宪法实践活动。它的价值不在于这场活动是否成功,而在于通过这次学习和运用宪法和法律的程序过程,法治意识的种子开始在农民的头脑里萌芽。”他走路时身体很少大幅度摆动,说话时语调恒定,缺少表情,让你看不清他内心的波澜。

    李柏光说,到目前为止,被建议罢免的几位党政一把手中已经有一位提出辞职了。他把这看成是这场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点成效。虽然对于参与其中的数万农民来说,实际问题目前大多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参与这场法律实践活动的许多农民开始“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正当关系,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李柏光说,“我向他们的代表反复强调,政府就是公民共同纳税建立起来为公众服务的机构。”

    三、让农民和官员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正当关系”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道理,他曾讲给福州、福安、唐山、秦皇岛、沈阳、抚顺的许多农民代表听。2004年的这个国庆长假,他又来到贵州省的清水江边,讲给这里的苗族、侗族和水族农民听。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天晚上,在村民代表老潘那点着蜡烛和煤油灯的吊脚楼里,围着一个四方的矮脚桌,李柏光给一直害怕与政府官员和警察打交道的老潘和其他几位村民讲解这条抽象的法律条文:“这就是说,政府官员是咱们老百姓纳税雇佣的服务员,政府是为咱们提供服务的机构;不要把政府官员看作衣食父母,老百姓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为了让他的听众更好理解,他又讲了一个故事:聘请他为常年法律顾问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某村民小组一直为自己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程序的救济而苦恼,因为在行政因素的影响下当地法院一直无法立案。在李柏光把上述道理告诉三位村民代表后,那些村民代表第二天就运用这条法律武器与当地法院的立案庭长交锋。面对村民代表,这位立案庭长爱理不理地只顾拨弄电脑,村民代表理直气壮地说:“我告诉你,你吃的饭,你穿的衣服,你这办公室里的桌椅都是用我们纳税买的!你是我们雇佣的服务员,是我们养活了你,你应该尽心尽责为我们服务。”

    “立案庭长顿时惊讶不已,她没想到农民能说出这样的话!于是,她立刻说,我去请示院长。”很快,久拖不决的问题进入了法律程序的轨道。该院为了显示公正,特意在另外一个区的法院为农民立案,以示回避本区领导的干预。李柏光说,“看,这就是用法的效果。”

    四、老潘的故事

    56岁的老潘脑袋黑瘦。见陌生人一说话,脸上就会露出笑意。

    老潘全名潘承云,属于水族。他曾在今年6月底经朋友的介绍到北京认识了李柏光。在北京,李柏光在老潘三个人居住的简陋旅馆房间里,给老潘他们讲了三次深入浅出的普法课。听得老潘不断感叹:“要是早点认识李博士就好了呀,我们村民就不会犯那些可笑的违法行为,他们五人也就不会被判刑了!”

    7月初李柏光和他的同事到老潘的家乡为一个案子做法律服务,并向中央、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当地移民的问题,后来,事情得到了部分解决。

    于是,老潘在今年9月中旬再次组织附近几个村的十二个村民代表,相约一起到北京找李柏光去他们家乡提供法律服务。为防被政府截留回去,他们分成两拨人马:第一拨半夜一点出发,第二拨半夜两点出发。他们要在黑暗中,在险峻崎岖的悬崖山路上摸黑走五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湖南边境的小镇,再坐当地早晨的第一班车到湖南境内转乘到北京的火车。后一拨人马比前一拨晚一个小时出发,但最后到达北京的,只有前一拨,后一拨被截了回去。

    从北京回来,老潘便不敢回镇里自己的家里住,因为当地政府认为老潘带头上访,所以派警察经常找老潘“聊天”,老潘怕被抓走,于是,一直住在镇外大山深处的山顶上用树皮搭建的临时庇护所。因为李柏光等人说要到老潘家看望他,他才从山顶上下来,在山脚下的吊脚楼里与大家见面。老潘告诉李柏光,他现在已经学习了《宪法》、《土地管理法》、《刑法》,只是“还没有机会用呢”。

    “你们要多背些有助于自己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并能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条文,要背得滚瓜烂熟,常挂在嘴上。当然,更重要的是运用!”这是李柏光教农民的一种实用维权“技术”。“你懂得一万条法律条文,也不如在我们的生活中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运用一条法律条文。”这是李柏光在农民面前挂在自己嘴上的口头禅。

    “可是我们用法来解决问题,而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却不用法,那我们怎么办?”老潘反驳道。

    “那你们也要坚持用法!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付出辛血、汗水,有时候也许是短暂的个人自由。但是也要不断地坚持下去,一定会慢慢地出现变化的!”李柏光反复强调。

    当李柏光还在北大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他经常跟一些大学生、研究生以及一些到北大进修的老师探讨有关法治的问题。他发现,即使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对权利和法治也存在诸多误解,于是他把从这些朋友中听到的疑惑整理出来,提笔写了一个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公民常识读本》,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以近五万字的篇幅回答了有关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等十个方面共114个问题。当然,对于老潘这样的农民来说,这个意气书生的读本很不通俗,里头夹杂着不少概念和术语。而且,这个读本没有出版,只在网上流传。

    五、“不要相信人,而要相信制度”

    2004年的元旦长假,李柏光没有休息,而是与另一个朋友来到了寒冷的沈阳市于洪区T村做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在了解到该村近二十年来没有选举过村长,村里多年来出租和转让土地的收入村民没有见到一分钱,两年前一位民选的村长也因为贪污腐败很快进了监狱,村民对村民自治失去了信心。

    李柏光与村民代表一起分析了该村经济腐败、自治失败的原因,发现该村村民代表竟然很少运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他们多年来唯一的行动就是不断上访。李博士告诉村民:“虽然实践证明,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你们得首先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充分落实该法中有关监督村委会施政的法律条文。”接着,李柏光给村民代表讲述了如何通过竞选村委会成员参与村务管理、怎样利用村民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委会的工作。

    “你们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时刻盯着村委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地方,马上要向村委会提出警示,如果村委会拒不改正,立即启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罢免程序。”李柏光说道。“可是乡政府阻止我们罢免村委会成员,”村民回答。

    “乡政府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不能干涉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你们可以对乡政府的这种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针对该村情况,李柏光给村民代表讲述了在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框架内如何改善该村村务管理的办法。村民代表马良坤听后,激动地向李柏光发出邀请:“李博士,我们请你到俺们村来当村长吧,你一定能把俺们村治理好的!”“不一定,”李柏光回答,“无论谁来当村长,如果缺乏村民积极有效的监督制约,都会出现贪污腐败的后果。人是不可靠的,重要的是要靠制度和落实制度的决心和勇气!”

    六、“不要给他们金子,而要给他们点金之术”

    书生阶段的李柏光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渴望一夜间实现法治的理想。他没想到,几年后自己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走到乡间,到老潘们的吊脚楼里去普法。

    老潘的吊脚楼凌空支在稻田上,点着蜡烛,因为做晚饭而弥漫着一片呛人的烟雾。对着几张皱纹里都溢出苦难的脸,他把《中国公民常识读本》里的理念带了来。“根据我所接触的农民的问题,经验告诉我:只要告诉他们两点就行了,”他说,“一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正当关系,二是宪法和法律里规定了每个公民应该享有哪些权利。”

    他对这个读本不太满意,“只是写着玩的”,是草稿,他想用更通俗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改写,“要让只读过小学的人都能读懂。”

    他还想将他为农民所提供过法律服务的案例、为许多农民代表讲过的用法律来维护权利的成功故事做成光盘,要是能找到资金,“就做它80万张光盘,全国每个村子送一张”。

    而他目前最想做的,是办一份法律性质的刊物,全部用来登载各种通俗易懂的法律故事,告诉老百姓怎样用法律来维护权利。李柏光认为,他个人普法实践的示范效果是有限的,是‘零售’性质的,要把用法律来成功维护权利的方法和艺术普及到越来越多的大众头脑中,必须借助媒体的平台,就能产生‘批发’的效果。”

    在老潘的吊脚楼里,李柏光又给他们讲学法用法的故事了:

    邻县某村村民想要罢免村委会主任,镇里来人阻止,一位村民代表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举在胸前,告诉来人,我们罢免是合法的,你们来阻止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一天晚上,李柏光到北京通州某教授家做客。碰巧有该村管理外来人口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到教授家进行例行的检查。工作人员要求查看并登记我们五个人的身份证。李柏光对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按照法律规定,我有权利先查看你的工作证。”小伙子拿出自己的工作证给李柏光看。李柏光发现该工作人员并不是警察。看完他的工作证,李柏光对该小伙子说:“按照已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规定,只有警察有权查看居民的身份证,而你不是警察,所以我有权拒绝向你出示我的身份证。”

    工作人员惊呆了!在场的几个法学院学生也惊呆了!李柏光用认真的态度,给大家展示了一次实践法律,捍卫权利的“现场秀”。

    教授把两位工作人员送到大门口。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教授说:“我们心服口服,我们佩服刚才那位博士的表现!”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说过:“认真地对待权利。”那天晚上,李柏光把“认真”二字演绎得扎实到位。

    “法律条文是死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去用,才能变成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权利。”李柏光告诉农民们,“用一次不行,就用第二次,第三次……坚持不懈地用下去,就会有效果。”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给人民规定的权利,我们真正把它落实到生活中的还不到百分之十。”他说。

    接着李柏光又举出一位叫刘杰的“用法标兵”来。这位来自黑龙江的农场女工在权利受到有关机关的侵害之后,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后来,她认识了李柏光等法学界的朋友。她不再上访,开始诉诸法律途径的维权,最终,她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国务院提起了行政诉讼,震惊了海内外!作为刘杰的诉讼代理人,李柏光写了一封公开信邀请温家宝总理出庭应诉,他写道:“一个农民,一个中国的农民……依照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按照正常的法定程序决定起诉您领导的国务院了!”

    数年来艰辛地学法用法的结果,“这个老太太现在用法的能力比许多法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强多了。”李柏光告诉老潘。

    除了刘杰,湖北的姚立法、福建龙岩的丘建东、山东盲人陈光诚等“用法标兵”都是李柏光给农民讲述的众多用法律来维护权利的故事。

    与鼓励其他地区的农民代表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训练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一样,他鼓励老潘去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那怎么可能呢?”这是农民们通常的反应。于是李柏光会举湖北潜江的姚立法参选成功的例子,讲他经过几年的锲而不舍怎样从一个普通公民变成市人大代表。

    然而,老潘跟他的乡亲们对李柏光所说的用法效果和远景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实,我希望你能将关于我们移民问题的调查报告送进中央,送到国务院,我们也相信你们能做到,我觉得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老潘抽了一口烟,说道。

    “你的思维还是没有变过来,”李柏光说,“老潘,你们要清楚,不要把我们当成救世主,真正的救星是法律,是你们自己用法来维护权利的决心和勇气。”

    老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南加镇,不同村的村民跟李柏光说着同样的话:“希望北京来的几个同志能帮我们把问题解决。”“希望帮我们讨回个公道。”“我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我们共同努力吧,除了我们努力,你们也要努力,努力学习法律,特别是运用法律,这才是最重要的。”李柏光说。

    李柏光说过:“我们不是要给他们金子,而是要给他们点金之术”,但农民们似乎更喜欢金子。“他们心里还是强烈要求有人为他们作主,把我们当作救星,去帮他们讨回公道,而不是把我当作他们的委托代理人。后者是一种平等的公民意识,前者则是臣民意识。”

    李柏光并不指望这种“公民意识”的播种立刻能开花结果。“只要有一天,他们遇到问题走投无路时,还能想起我讲过的法律和那些维权故事,能够大胆地去用一下,哪怕只是尝试着用一下,就足够了。”他说。

    离开南加镇的前一天,老潘牵着一条狗来找李柏光。两人一前一后走向老潘为躲避警察而搭建在山顶上的树皮架“避难所”。

    “今天有人来找我,问你们来干什么,说是法院的。”老潘说。

    “你看他们的工作证了吗?”李柏光问。这也是他教给农民们的实用“技术”之一:来人谈话先看工作证,传唤要有传唤证,搜查要有搜查证。

    “没有。”老潘有些胆气不壮。

    “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叫你们每次都先看他们工作证吗?”

    “我知道你让我看他们工作证,但是……”

    “我说的学法用法,这就是用法。一切从细节和小事做起:看他们的工作证,记下他们的姓名和号码,这就叫履行法律程序,出了问题好找人负责,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七、困惑和前景

    李柏光私下也对记者坦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法治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为了使某些问题获得解决,特别是,为了鼓励农民勇敢地用法,相信法律的作用,除了法律的手段,有时也得借助一些其他途径,比如新闻的途径,对他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案件进行报道,“否则,讲求实效的农民对用法律来维护权利产生不了任何内在的冲动。”

    谈到为什么会选择权利意识比较薄弱的群体作为撒播用法律来维护权利的对象时,这位普法“独行侠”的回答令人深思不已:

    “权利受损恰恰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契机,”李柏光说,“在他们的权利未受侵害之前,他们不会意识到权力与权利之间天然的冲突。权利侵害发生之后,权力与权利之间激烈的较量开始了,我们公民能做的,就是用法律的力量来逼退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过程很艰难,但舍此别无他途。”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柏光所做的不仅仅是普法,而是成了一种眼下被大家热切关注的公民教育活动了。只不过,这是搭建在田野上的公民教育平台。

    而他所做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这群“法治意识薄弱”的人们学会用法律去捍卫权利: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让权力先是遭到权利铠甲——法律的轻微抵抗,然后这种阻力慢慢变得坚实起来,最后让权力被迫回归到法律程序为它设定的限度之内。

    他把这种尝试看作是一场实验,一场公民教育的实验。

    (原载中青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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