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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维权浙江纪事 ——文/钟灌乾
(博讯2004年9月15日)
     这些年由于吏治高度腐败、司法救济大面积失效,地方诸侯不听当局中央的话,违背国家法律与中央政策,基于维护国家宪法尊严,基于维护公民自己的基本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出于对政府与社会改革转型的义理支持,敢于承担的人们开始纷纷走向维权的道路。在这期间,诞生了很多为了大众利益、特别是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农民与城镇下岗工人的权益,很多知识精英,包括大学学子放弃教舒适的城市生活,不畏腐朽力量的强暴与对生命的威胁,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坦然走向与腐败专制做斗争的漫漫维权征途。下面就是以刘浩锋、郑一剑、刘柏江等公民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五峰村的维权活动纪实。


第一回合 正义剑在湖州


缘 起

     位于浙江省东北方向,界于安徽省、江苏省三省交界处的长兴县,是中国经济百强县之一。该县盛产蓄电池而闻名全国。可是发生在该县郊区五峰村,县里勾结劣商违法征地的事情,使农民在抗争无效,反遭打击报复后,别无选择的人们走向了上访之路。那么到底因具体什么事情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呢?请看下面的上访材料,与图片资料。

    尊敬的中央领导:

     您好!

     我们是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五峰村的农民,在2004年7月9上午8时30分左右,我们见到镇政府、县政府的领导到村里来,我们有村民就问领导关于返还我们土地的问题,领导说:“你们不要上访了,你们上访也没有用。”并责问我们村口马路及被征用的1150亩土地上悬挂着的标有“抗议非法征地”和“还我土地”的标语是哪个村民写的?我们正在和县委、镇政府领导评理时,突然之间,一支由县公安局及湖州市特警部队组成的公安队伍(大约有300余人)在公安局长的带领下冲进了村里,我们村民还未反映过来,只听公安局长说“抓人”,公安、特警们马上就动手抓我们,我们毫无反抗之力,眼睁睁的看着公安把我们的村民抓进了警车,一个上午共抓走了我们10个村民,就连我们村上年纪最大的老大爷(今年已78周岁)也无缘无故被干警硬抓走了,下午3时左右,公安干警又冲到我们村又抓走了两名村民,公安干警在抓女村民时,该女村民因受不住公安的硬拖,被公安人员拖到晕死过去。

     尊敬的领导,7月9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起源于我们长兴县强制征用我们村1200多亩土地引起的。事情经过是:200 3年1月,县政府以建设“土地储备中心”的名义汇用我们村的全部土地(土地中涉及基本农田950亩,耕地200亩,其它土地约140亩)由于政府未给我们留下口粮田。我们村民对政府的做法都有意见,不同意政府全部征用,我们拒绝在征地同意书中签名,但政府说“征用土地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我们信以为真,虽对政府的征地行为不满,但是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我们也是无可奈何。9月左右,在县政府出动多名公安、特警的前提下政府派铲车强行把我们尚未成熟的水稻全部推倒在地里,由于有公安干警把守,我们农民敢怒不敢言。

    在领用征地补偿款时,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比如:

    1、征地价名义上说每亩是24600元(包括青苗费等所有费用)但我们村民实际上拿到手人均只有15000元(村提取每亩工作经费1000元,管理费每亩864元,每亩土地面附属物2000元,由于房屋被拆迁,政府另按排屋基地,又要收我们每户15000元)。2、政府说给我们办理参加养老保险待遇, 但全村900余农民中只有20个人享受这种待遇。假如政府真的确保,我们全村够参加养老保险的人都能享受参加保险待遇,那么,我们的土地补偿款根本就不够缴纳养老保险费,如我们去借钱缴纳保险费,我们农民一无所有一分钱都没有了,借来的钱根本无能力还,买米吃都买不起,我们如何生存?3、政府未给我们安排出路。4、政府征地时说是建造土地储备中心,但我们看到杭州滨海房地产公司在我们的土地上建造高级商品房出售的广告。

     考虑到今后的生存问题,我们开始怀疑国务院是否真得批准县政府征用我们的全部土地?于是我们要求政府出具国务院批准征地的文件,但政府拒不出具。在我们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政府出示四份公告复印件,公告称:征用我们的土地是经过浙江省政府批准的,看到政府出示的公告,我们农民又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1、政府实际上共征用我们1 200 多亩土地,在四份公告中土地全部相加只有1150亩,还有140几亩土地未批。2、县政府明明是一次性征用我们1200多亩地,为什么要分4次只报批1150亩?3、被征土地中种水稻的基本农田有950亩,但公告中全部变成了耕地及其它用地。4、长兴县只有一个雉城镇五峰村,但在公告中我们看到县政府两次用征用知城镇,五丰村土地分别为22.7801公顷和33.8956公顷,县政府为何要捏造一个知城镇,一个五丰村?

    5、征用1200多亩地,明明是只有国务院才有权批准,为什么变成了浙江省政府的批准。

    6、公告上说明县政府征地足建造土地储备中心,为什么杭州滨海房地产公司在这1150亩土地上做出售商品房的广告和宣传?带着这么多疑问,我们开始向县政府、镇政府领导反映,要求给出合理解释,但政府领导不予理睬我们。在县政府领导和公安局局长的带领下,出动公安、武警约400余人在我们的1200亩土地上围成一个圈,由杭州滨海房地产公司组织施工队,强行在1200亩土地上建造围墙,把田都围了起来。无奈,我们开始向浙江省政府信访局,省国土厅上访,但是毫无音讯,我们又向省长信箱发邮件,向分管土地的副省长和副书记提交书面报告,请求返还我们土地,我们愿意退还我们拿到的15000元±地补偿款,请求省政府领导出面解决,但是也一直没有音讯,我们苦苦盼望着上级领导出面维护我们,上级领导没有盼到,却迎来了县政 府的打击报复,我们经常被公安局抓到派出所去关上几个小时,有时在半夜里,我们都会被公安惊醒,被带到派出所去。

     由于被征土地已闲置,荒芜了19个月了,我们多次要求让我们种地、种粮,但政府宁可把地荒着,也绝不允许我们耕种,在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没有领导肯站出来为我们农民说话的前提下,在2004年7月8日,我们把写有“抗议非法征地’’和“还我土地’’的标语悬挂到村口马路的树上,我们此举是希望能够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早日为我们解决问题,没料到政府在第2天一早(7月9日)派来了公安和特警部队到我们村来镇压我们。我们有冤无处伸,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请求中央领导为我们农民说句话,为我们主持公道,我们全体农民感激不尽,永世难忘!

     此致

    敬礼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

     五峰村全体村民

     2004年7月10日

     2004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浙江省杭州市某集团公司的法务经理朱琴芳在一朋友处反应情况,刘浩锋一看材料很气愤,就说,不如找个新闻界的朋友给曝光一下。当即,朱琴芳将材料留了一套给刘。刘答应帮忙联络。刘的朋友于建嵘是一个中国农民问题专家,他对朱说,他会将材料汇报给中央,但是什么时候到下面去调查处理,要有耐心等待。朱一听这么说,知道可能要很长时间,甚至有可能没有结果。她只好先回杭州。

     第二天,刘给几年未见,原《百姓信报》的朋友郑一剑打电话,赵接电话时正在海南采访,他说转身他要去福建福州、福安采访。于是刘只好等待。过了两天后,朱琴芳从杭州给刘浩锋打电话,催促事情有无结果。刘只好又给郑一剑打电话,并说,如果他实在没空,就让他把《南方周末》报北京记者站的寿蓓蓓记者的电话告诉一下。赵正在福建省采访“东南汽车城”的事,说没带她的电话,回京再说。大概一周后,当刘约见郑一剑,将材料给他阅读后,赵回话给刘,现在全国涉农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记者曝光后,当地政府很可能也是行政不作为。刘说,地方村民自治如果很规范的话,应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关键是农民兄弟公民意识的觉醒问题,要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做斗争,以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放弃对清官依赖这封建传统意识。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倡导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赵说,他也是这样的想法。应该让农民兄弟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和北京正义剑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主任刘柏江博士就在福建进行相关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刘说那就先见农民兄弟再说。

     当把联系好记者的消息告诉朱琴芳后,朱说带农民代表来北京。刘把消息告诉赵,什么时候方便见面。赵说正在东北采访,当晚七点坐飞机回北京,晚上再电话约见。于是,双方约好时间,朱琴芳带着农民代表胡批金坐飞机在确定日的下午两点左右到了北京。刘叫他先安排好住宿后,下午五点到刘海淀区香山的住所见面,晚上带他们去见面。朱下午如约而至。在刘家吃完晚饭后,由刘带到郑一剑处见面。


探 索 路 径

     维护正义我们除了给某个弱势群体要回权益,可下一次作战,作为个人或几个小机构有无足够经济、精力、资源继续去面对全国性因腐败、专制衍生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求与腐败势力的反击、报复?维护正义究竟有没有一条弱势群体、维权者、社会共赢的路径?维护正义的手段究竟要怎样才符合长远利益?维护正义的成本支付与风险承担模式是怎样的?

     以前的刘浩锋,包括郑一剑兄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郑一剑兄以前是个身价百万的富翁,在维权事业上贡献了全部,最后连准妻子也生气飞了。如果他们按老路走下去,那么大家面临的是生存难题。长期以来,人们的道德观认为要做好事不留名、不要利,作为一名罢免专家,大家没有来自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付,也没有或缺少国外资金的扶持,不靠民众,想做事的不仅做不了事,需要救助的这些弱势群体更是无人问津,听任专制宰割。而建立一种可以长期生存发展的维权策略是必然面对。

     回答前面的问题,仅仅靠一群知识、行动的民间精英分子是远远不能去面对全国性因腐败、专制衍生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求与腐败势力的反击、报复的。我们应该按照现在的法律与政策,组织、引导民众拿起法律武器,告别青官意识,在同腐败地坚决斗争中培植起群体的现代公民意识;只有民众自己的公民意识觉醒了,民众自己能强大到独立地支配自己的权利意识,才能最终一劳永逸地解决重复出现的腐败与专制问题。这样才符合长远利益。

     维护正义的成本支付与风险承担模式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做一件或几件好事是能够作到的,但是作好事只有付出没有实际收入,最后连自己生存也成了问题,那么,最后,想继续从事维护正义活动的人,也只好放弃,而改去谋生。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经济学观点:谁支付代价、承担风险就谁收益。我为你的利益支付了代价、承担了风险,要会了利益,我应该合理收取你的回报,以备生存、发展、继续维权事业。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

     出现这样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我们这样认真去探索,这是一个专制、腐朽社会的悲哀。在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维护正义是政府的天职,又怎么需要民间人士或机构当作专业来发动、推动呢???

     解决上面的问题,那就是可以在富裕的地方收取一定的法律咨询费(法律援助)或劳务费(公民代理),可以强大自己。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帮助那些掏不出钱告官的民众。因此,他们支持了“天村”与“北京正义剑法律咨询中心”的活动。他们希望不被那些叮鸡蛋缝的人来有籍口处罚我们,甚至封掉机构。

     对于这些问题的理智思索,完全是边行动边思索的结果。很多机缘在一起,迫使我们在正义冲动之余思索一条既根本又完备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当处在维权前线的郑一剑见了农民代表,讲了上访的局限,指出公民要靠自己的觉悟来走维护自己权益的道路时。当时的刘浩锋就开始认真思考上述问题。郑一剑的维权行为是有一个新闻机构的工作,成本转移支付了。那么作为一个敢于维权的无产者,被当局迫害地那些良心犯,他们除了正义之心,什么也没有。偏偏那些有产者对这些高风险事务表现了漠视。

     那么首先必须请个法律顾问来指导整个活动,或委托敢于冒各种风险来接民告官的机构与律师。农民代表接受这个概念是一个从臣民通往公民道路的启蒙开端。农民从福建福安罢免的过程中理解了民众团结的力量和宪法的威严。于是,第二天被介绍给了一直处在维权前线的北京正义剑法律咨询中心。

     刘浩锋是中国民主党第二阵线的负责人,曾陷狱22个月,是不能用真名的。但是,他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是可以用真名的。可是朋友们还是担心怕这些本来敏感的事情一旦他接触就能让别人抓住把柄来整治大家。于是他就有了化名XXX,并以该XXXXXX身份下去。

     一同前往浙江的除了宪法学北大博士刘柏江、还有《XX经济报》的一名记者、著名维权记者郑一剑。他们一行六人晚上到杭州,不见歇地跑到湖州市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在一起 吃完晚饭已经又过了半小时,这样他们先把记者留在湖州。刘浩锋和刘柏江博士凌晨一点多进了长兴县郊区的五峰村,等待已久的农民代表兄弟们见到他们很激动。刘做了十几分钟的谈话鼓励民众。在离开农户时,刘柏江发现门口有一个人飞奔而去。我们知道行踪被村里的既得利益的村干部的线人听去了。

     根据历史经验,去维权的人士必然会遭到地方腐败力量的干预甚至暴力袭击。为此,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设计往往考虑这些难以防范的因素。我决计天亮后由村民接去调查取证被强行非法征用的土地。(村民已经有了详细的录像资料)并约好了在接待所见面的时间。

     早晨八点半以后,胡批金来了。他们决计先和村民代表谈话,发动村民运用法律武器来行政起诉政府行政不作为。村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胆子大的活动。因为该村已经因为消极反抗政府非法征地和不合理补偿被抓了数十农民。这样积极的活动有点忧虑。通过好几个小时的 工作,最终农民兄弟接受相信了他们。事实上他们也是别无他法。而作为律师、社会活动家、记者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有通过群众大规模罢免,召开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来向全世界所有正义的人民宣告贪官的腐朽和专制。共产党官员在自己下辖往往也是要面子的。当局除了中央政治局的贪官世界皆知而不被追究处理外,一般中央委员以下还是可以处理,甚至派性斗争也让副委员长级别的成克杰下台。实在正常的法律程序,要求行政处理不下了,最后只有一条道路,以宪法为救命草,发动群众走维权道路。

     这场农民权益牵涉到的资金有至少三亿元之多。《XX经济报》记者在湖州通过自己在该地区的关系获悉,地方早已知道他们来浙江了。而且对方是该县民政局的干部,把土地征用的内情说了出来,土地实际在文本上的数字是每亩卖给开发商的价格是28万一亩。而据记者对土地市场的了解,一亩市场价达50多万元,也就是说,还存在着深层地暗箱操作可能。


利益攸关——来自朋友的背叛与指责

     朱琴芳在北京活动期间找过律师,别的律师不是不敢接案子,就是开口数百万,望而却步。农村由于经济较好,家家盖着小洋楼。柏江认为这里的农民较富裕,可以每户人家掏500百元来打这场维权战斗。推翻了刘浩锋协调每户100-200元的说法。因为就在农民代表纷纷签字表示同意时,小朱打电话给了远在北京的于建嵘,征询于的建议。

     朱没想到,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按于建嵘的说法,他说:我是被XXX收买了的人。试问,他在社科院搞科研拿国家经费又怎么是被XXX收买了呢?

     可见,他还是有超越党派集团利益的义理认同的。不过,牵涉到他的利益时,为了不受牵连,他又怎么可能支持这些普遍有着民间背景的在野异议人士呢?

     如果那样做,于将会受到处罚甚至离开体制内的危险。朱犯了关键的错误。当然,朱推口说是农民兄弟不同意每户500元的办事费用。其实真收这点钱,就几个律师的往返北京-浙江的飞机车路费,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各路最著名的相关专家、记者、全国人大委员长等的费用,造声势所剩也不多了。

     由于于建嵘怕受牵连地反对,甚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为专制充当话语霸权的工具而背弃了他当初在湖南衡山调查时的为农民谋利益的初衷与学者良知。并指称这些有着民间背景的他们都是一伙骗子。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和历史上重复已久的悲哀。

     刘浩锋说他是个好人,但在大是大非上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于是,在协议最终没有订妥的状况下,刘柏江博士生气,认为农民兄弟骗了他,就自己提前回了北京。而刘浩锋则继续协调记者带领农民代表去采访了湖州市委反应情况后再返回北京。农民一再挽留刘与记者一行,刘一行星夜回了北京。(后续如何,请看第二回合,附件见图片) _(博讯记者:钟灌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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