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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内斗加剧 转战“和平崛起”
(博讯2004年9月11日)
    (亚洲时报记者John J Tkacik Jr 9月11日报导)中共16届四中全会9月16日举行在即,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斗争被指随之日益白热化:一方是握著“枪杆子”,仍握著军权不放的江泽民;另一方则是以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中国总理温家宝为首的温和改良派。究竟谁将为中国这个经济大船掌舵,四中全会自有分晓。

     世界对此深表关注,须知今日之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扮演的绝非小角色。简单来讲,江泽民代表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强兵乃富国之本;胡温主张适度的社会、政治改革,保持各地区经济平衡健康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甚少强调“用武力威胁来解决台湾问题”。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江泽民身居中央军委主席之位,而且在中央政治局也不乏他的“上海帮”亲信。 (博讯 boxun.com)

    SARS比拚较量 胡温大获全胜

    应该说,胡温趁著去年的SARS危机的确一度占据上风。江泽民在两会期间下达了封锁非典消息的命令,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也一直隐瞒扩散情况。如果不是中国一名老军医蒋彦永揭露了非典疫情的严重程度,所有中国人都还被蒙在鼓里。东窗事发后,江泽民依然没有采取措施积极抗击非典,反而带著自己的糟糠躲到了疫情较轻的上海避灾。江派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胡温,意在袖手旁观看胡温的笑话:一旦局势失控,或者难以收拾,上海帮就可以对胡温进行反扑,强迫两人引咎辞职。

    不料胡温技高一筹,江泽民的如意算盘落空。胡温首先对新闻解禁,鼓励及时公正的报导(非典、腐败甚至政治改革);罢免卫生部长张文康(江泽民的御医)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高官,迅速建立疫情每日通报制度,向社会公布。去年4月,胡锦涛更是亲自到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广东省考察,称对SARS威胁群众健康和安全“揪心”,充分表现出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作风。胡温还向西方记者透露,将推动直选,增强政府和政党运作的透明度,放宽党内讨论。

    去年8月,胡温推动取消了党政高层夏天去北戴河避暑开会的多年惯例,再次突出自己的“亲民务实”形象;然而,上海帮偏要唱对台戏,江泽民第一个带头上北戴河,随后曾庆红为首的大批江系人马以看望正在休假的抗非(SARS)功臣为名,公开到北戴河度假。

    虽然胡温多次重提江泽民“三个代表”,尤其是果断处理SARS危机、威望提高之时大讲“三个代表”,又安排将“三个代表”入宪,有效地化解了江系常委的戒心。观察家认为,这只不过是胡温避免在羽翼未丰时同江派摊牌而采取的策略。

    从北戴河避暑归来后,江泽民开始重新钳制新闻媒体。中共中央宣传部警告各大新闻传媒负责人:“有人别有用心利用非典危机宣传西方的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思想。”政治改革的报导立即无影无踪,“识时务”的新闻媒体又变得温顺起来。

    “一国两制”Vs“一党两音”

    江派和胡温不仅在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方面发生摩擦,而且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也意见不一。胡温主张温和、和平和循序渐进;而江派的战略家、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强调发展军事力量,打压香港的民主力量及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处理香港去年因反对“23条”立法而产生的政治危机时,中共中央甚至出现了两个“司令部”,向香港市民传达著两种声音。胡温对香港人民表示,对23条内容和立法时间没有硬性要求;江派则要求23条立法必须按原计划进行。北京的最终处理方式,将标志胡温等温和派官员到底在中共高层具有多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将是衡量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策走向的晴雨表。为了避免在“一国两制”外又造成“一党两音”的印象,中共最后决定由江派的先锋曾庆红来主管香港事务。

    很快,港岛的政治讨论不断遭到打压。香港的民主人士都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多位赞成民主的电台主持人因受到北京的威胁而被迫辞职;民主分子被人袭击;亲民主的议员探访大陆被拒入境;即使允许入境,也会被大陆当局以种种理由加以迫害(8月13日,香港民主党立法会九龙东候选人何伟途在东莞虎门以涉嫌“嫖娼”被抓)。

    “和平崛起”,胡温不敌江曾

    比较一下两个“司令部”对香港的政策,就会发现胡温的“温和派”和江泽民的“极权派”政策可谓泾渭分明。譬如,双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设想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在二○○三年博螯亚洲论坛上演讲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宣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应该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郑必坚,该理论的主要设计师、原政府高级官员,拥有很高的党内威信,与胡温关系密切。他的发言标志著两派关于“和平崛起”定义的口水之争揭开序幕。

    去年12月访美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阐述“和平崛起”理论时讲到:“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简言之,和平崛起就是依靠自己,发展自己。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上,胡锦涛在演讲中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字眼。今年2月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再次提到“和平崛起”。4月26日,《解放日报》用整版刊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黄仁伟的《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选择和战略观念》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会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在环境、健康、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协调自己的经济发展步伐,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崛起的局面。

    奇怪的是,文章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倒是回顾了“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藉以批驳军事冒险主义。黄仁伟还说:“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 这不就是批评老江的“军事第一”立场嘛?

    江派人士自然大为光火。江泽民在5月中旬颁布命令,要求“和平崛起”内容抑或修改,抑或作废。但是,“和平崛起”已经深入人心,只好作些修改。胡锦涛7、8月份凡是提及到“和平崛起”的内容,都被改成了“提倡战争”。另有一些军事评论家见风使舵,宣称国家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平只是奢求。

    这个观点得到了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曾庆红的支持。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近日登载了《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开门见山地提出“和平崛起”有两道“坎”:一是台湾问题,一是中美关系。文章说,中国并不会因为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而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不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力。不能因为中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要行使武力统一台湾的正当权力就不是和平崛起;更不能颠倒黑白,说什么是中国在威胁什么人的‘安全’,挑战什么人的‘和平’。”

    文章继续说道:“如果真有什么国家要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以武力支持台独、挑战‘中国统一’及其‘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这些强权国家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决不是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问题。”

    对于美国是否会搅入“台海冲突”,文章如此分析:“美国人民对于战争,对于涉及到与世界其他大国的战争,尤其是对于美国对外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都是美国政府对外战争决策的根本性制约力量。”美国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自然就明白即使中国要“入侵”台湾,也是合情合理的。车臣和俄罗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可能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另一道“坎”。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 苏特说:“中国的官员和专家都承认,中日关系本会是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因为中韩关系因为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而变得紧张,“和平崛起”也不会主导未来的对韩外交。

    尽管标榜自己“在90年代后期同美国建立真诚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江泽民频频攻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其怂恿台湾独立的行径;而现在胡锦涛的外交政策是亲近欧洲。中央党校一篇文章说,江泽民正是由此确立了“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政策,作为实现“统一中华”这一至高目标的重要手段。江泽民曾沾沾自喜地说, 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起到了震慑美国的作用,这就说明他的美国政策是成功的。

    在与胡锦涛在“和平崛起”博弈中,江泽民似乎是处于优势,这对美国和其亚洲盟友不是好兆头,要知道老江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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