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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征地事件调查:“新圈地运动” 后遗症
(博讯2004年7月15日)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 孙亚菲

       黄永农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多起床,到一个居民小区清扫卫生;白天,走街串巷,捡些汽水瓶罐和废纸卖;晚上,他给一个私人老板看门市,每月100块。 (博讯 boxun.com)

      而黄永农不是农民工 ,更不是盲流,他是“城里人”。

      8年前,他所在的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会溪村6组被政府集体征地后,黄永农和儿子就“农转非”,摇身成了“城市居民”。

      可是,“城里人”的身份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幸福些,相反滋生了许多怨气:“地没了,房没了,城里啥东西都要钱,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他和儿子住在临时搭建的周转房里长达六年,两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八九十块生活补助金和捡破烂度日。去年央视记者到自贡调查失地农民生活时,正在翻捡垃圾堆的黄永农进入镜头。就此,他“幸运”地吃上了“低保”,每个月能从居委会多领走50元。

      事实上,黄永农只是自贡市失地农民的一个缩影。跟他有相同命运的还有近八千人,绝大部分都是红旗乡的村民。

      他们让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成就了自贡高新区的繁荣,自己却在城市边缘挣扎。

      据统计,这八千失地农民中,有一半靠每月143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另一半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少,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

      近一年多来,拿自贡市政府的话来说,是在“殚精竭虑”解决遗留问题:修建安置房,扩大“低保”范围,对特困户进行一定程度救助等。

      这些措施起到立竿见影的安抚作用,风波似乎在渐渐平息。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矛盾的根本没有被完全拔出:过低补偿费的纠结,生存技巧的匮乏,对城市的不适应,都非一时能够修正。

      谁的利益被牺牲?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老工业城市,以盐、恐龙、灯会闻名于世。

      1992年,一块“自贡市汇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自贡市郊大安区红旗乡的土地上。

      按照四川省政府的批文,这里要建成为集城市功能与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为一体的新区,规划面积十平方公里。

      一条红线,几乎将整个红旗乡都圈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这片本来靠蔬菜和副业一直欣欣向荣、和谐富足的土地,再没太平过。

      自贡市一份关于高新区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有关情况的材料里写到:开发区从1992年以来经批准实际征用土地7775.26亩,撤销建制农业组24个,对7925位农民实行“农转非”。

      这只是开发区最核心的一部分。据了解,自贡大大小小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区级各类开发区,占用土地远不止于此。

      罗庆全,高新技术开发区助理调研员,高新区“元老”级别人物,以前曾分管过征地拆迁及建设规划。有农民来问他,他都如此回答:“我们制定的任何政策,都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法律法规的,不能拿现在的新政策要求我们。”

      按照老《土地管理法》规定,一个补偿标准很快出台:16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8000元安置费,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补助费54元,未满16周岁的发至年满16岁或初高中毕业。生活费两年一调增,每年增加约5元,直到现在,被征地农民每月生活补助90.6元。

      8000块买断,农民觉得亏,就去找管委会和国土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这已是很宽松的政策,8000块甚至比沿海的标准都高。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按产值来算,每人不足5000。

      但是,这些昔日的农民还是觉得不理解。在各项赔偿中,一项是青苗费。记者查阅自贡市政府2001年签发的《高新区经济林木花木赔偿标准》,看到一组组价目表:桃李梨苹果等幼苗,5毛一株;直径达到10厘米的桃树,110元一棵;香蕉,每棵8元,已挂果的增加到10元;桂花树,小的3元一棵;黄角树,特大的20元!

      于是,老百姓“开动脑筋”,与征地人员玩起了“斗智游戏”:折断果树枝桠插在土里冒充果树;一夜之间放干鱼塘,栽满树木,密度大得连鸡都挤不过……

      这场利益调整之中,双方的博弈始终没停止过。然而,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一方必然是最后的赢家。

      最让这些失地农民诟病的,是自贡市政府的1993年第75号文件,规定征地房屋拆迁只能按农村的标准来赔偿,这与城市居民拆迁标准相差了5倍以上。就这样,还没坐稳“城里人”资格的居民们,又被打回到“农村人”的地位。还有文件规定,在补偿房屋面积时,每人只能等量对换15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780元左右计算。这样一来,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分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需要倒补给政府两三万。

      居民们质疑:“农转非”已经多年,为什么不能按城市拆迁标准补偿?得到的解释是,拆迁是征地工作的延续,当初按农村住房报建的,只能按农村拆迁标准赔偿,不随房主身份变化而改变属性。高新区管委会还向记者出示了四川省建设部门的解释,认可高新区的政策。

      原白果村村民刘正有不肯按此标准进行拆迁,2000年被强制执行。大安区法院带了执法人员和炸药,炸掉了刘家的三层小洋楼。为此,他上法院,进京上访,前前后后六七年,成了“告状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没得到解决。

    城市“新贫人群”

      十来年时间,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无疑是一件引以为傲的成绩。

      但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档建筑群相对,成片低矮的周转房,已成了高新区另一观。这些房屋不仅位处偏远,往来通行不便,而且质量低劣, 大多有严重安全隐患。

      王德芳在罗家湾的周转房,长期渗漏滴水,外面下雨,屋里洪涝,要用上家里所有盆子接雨水。就这样,她在那里住了6年整。

      那里更是她的伤心之地。76岁的老伴赵树良,到山坡处的公共厕所解手时摔得半身不遂,半年后不治辞世。王德芳每天都要把老头子的遗像取下来擦拭,擦一回哭一回。

      而事实上,居民很早前就向居委会反映过周转房没有公厕和道路破烂的问题,但无人过问。即使这之前,王德芳家邻居林树芝就因上公厕途中道路溜滑、摔断颈骨而死之事,也没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直到央视记者调查之后,街道才派人修葺了地面,并在危险地段砌了一段矮墙。

      会溪5组村民黄芳英,原与丈夫叶兴华承包鱼塘,栽种果树,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区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块的一次性土地补偿费,以及一万多元青苗费,从此告别赖以为生的土地。

      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踵而至。叶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叶兴华贩水果。去年6月的一次请愿活动中,黄芳英被抓,性格内像的叶兴华受了些惊吓,情绪一直不好。加上后来贩水果被城管追赶,生意不顺,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他,在7月的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

      周转了6年的黄芳英目前已分到一套安置房,但由于没有8000元“补差费”,领不到新房钥匙,目前还和15岁的女儿、老父老母住在破漏的周转房里。

      一些已搬进安置房的居民,生活压力更大。

      “每个月水电气都要100多块,有时候紧张得洗衣粉都买不起。”21岁的唐勇紧蹙着眉头。一家三口人,只有妈妈扫大街300来块的收入,还要照顾爷爷奶奶,生活十分拮据。

      高新区丹桂街办事处主任代丽萍说,去年中央电视台来报道了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后,市里非常重视,委托街道对所有农转非居民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大面积实施“低保”,“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

      街道办5月的“低保”统计表显示,整个高新区人口12万余人,享受低保政策的2295户共计4924人,其中3949人属失地农民,占80%以上。

      “新圈地运动”

      高新开发区目前成了自贡市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多从旧城搬到了新城,带动了这一代的商旅发展。繁荣的景况,已经超过老城。现任管委会主任吴丕告诉记者,自贡高新区是经过四川省批准认定的,这次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的行动中,在保留的名单内。

      “虽然有人质疑我们高新区没有高新企业,但我们的规划是先建成功能性城市,再带动高新工业的发展。”吴丕说,自贡市要建成人口50万的“大城市”,因而高新区还要继续扩大范围。省里面日前已经批下来了,高新区扩大边界,继续向南扩大10平方公里,建“板仓工业园区”。

      那么,现有规模究竟圈了多少地?

      管委会的回答是:规划10平方公里,但目前实际征用7775.26亩。

      “我们都做到了合法合规,也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是经得起检查的。” 他说。

      然而,就在去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到自贡调查,发现高新区管委会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操作行为。

      数十份土地征用协议,没有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签字。许多关键性条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设项目名称、总投资、总占地面积等等。甚至在赔偿的数字上,都有涂改痕迹。

      一位知情人透露,一般情况下,开发区征地,应该在有项目时,按需要占地,且要与农民协量。

      原高新区国土处处长、现自贡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王敦富说:“从我1994年当高新区国土处处长开始,就实行了‘五统一’管理体制: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征地、统一供地和统一管理。”

      “所谓统一征地,就是‘打捆征地’,不一定非要有具体项目,按照规划一次从集体组织征来,等有项目的时候再作安排。”王敦富告诉记者,这种征地方式在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区早就有了,操作起来比较简便,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土地法规定,但可以在程序上做些变通,比如编一些项目名称之类。

      这种类似圈地的方式征来的土地,不一定短时间内有合适的项目进入,管委会就让它荒着,甚至一搁就是七八年甚至十来年。

      紧邻市政府一块面积约71亩的土地,至1995年征用后闲置抛荒长达9年,被央视曝光后,无偿给予静峰园艺和自贡市百盛园林有限公司做苗圃。今年3月31日,自贡市国土局公告拍卖此处为商住用地,起拍价每亩60万元。

      一直关注自贡失地农民命运的北京法学学者俞梅荪概叹,一亩地价差高达十至几十万之巨,7700多亩土地,是何种利润概念!

    土地流向何方?

      很多失地农民一直关心:征来的土地具体收益究竟如何?

      分管土地的自贡市常务副市长、原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侍俊在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依法批准征用的7775亩土地中,经营性用地3439亩,出让所得2.9亿元,每亩地均价8.5万元,其他土地属行政性划拨。7700多亩总征地成本2.28亿,每亩土地征地成本近3万元;加之拆迁等费用,每亩地成本在7万左右。

      侍俊告诉记者,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并没有规定经营性土地要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所以大多采用协商价格。所以,只要管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了价格,就可以转让,最后报市国土部门批准备案。

      “小宗的土地,我也可以直接签字同意。”侍俊市长还说,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诬陷他在中间倒卖了多少土地,得了多少“黑钱”。事实上自1997年他从管委会调任副市长后,虽然分管国土基建,但再没直接批过一块地,“都是他们管委会自己定价定买主,按程序报到国土部门审批,最后我签字过目。”

      那么,那3439亩经营性用地土地是如何进行流转的?

      经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大概分三个渠道进入市场。一是政府将1600多亩土地转让给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直属企业“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经营和进入二级市场;二是将1307亩土地,转让给红旗乡政府直属企业金马公司,由其经营转让。剩余的400多亩地,由国土部门管理。

      为何政府愿意将如此大宗的国有土地,交由两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来经营?政府的收益又如何核算?

      当年组建汇东股份公司的主要参与者侍俊讲述了来龙去脉:开发区征了土地之后,由于是一级政府,无法进行经营,就成了汇东公司来承担经营土地的任务。1994年5月,政府以590.5亩土地折价3300多万的形式,入股汇东公司,占51%,另有几家企业占股37%,并向定向社会募集股金占12%。

      董事长由管委会主任兼任,侍俊就曾经兼过几年汇东公司董事长。但他说,他是兼职不兼薪,也没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证地说,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领导,都在里面没有股份,决不是外面说的那样一次分红几百万。”

      1996年,市国土部门再次以7.8万每亩的价格,一次性向汇东公司出让土地1060亩。应该交纳给财政的8000多万出让金,以汇东公司为政府修桥筑路的工程款冲减。

      “当时政府规定了汇东公司二次转让土地的基准价:临街土地不低于23万元每亩,街后的16万每亩。”侍俊说。

      手握1600余亩土地的汇东公司,十年来却经营业绩寥寥,据悉没分过几次红。市里一位干部说,他买了几百股汇东公司的股票,只记得有一次破天荒的分了红,每股只有五分钱利,“还不如存银行”。

      另一家“土地专营”公司金马公司倒搞得有声有色。

      按级别说,金马公司只是一个乡属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却不让汇东公司。自1995年成立伊始,到2001年,先后受让土地1307亩。

      参与过金马公司组建的罗庆全介绍说,成立金马公司,是为了安置和发展红旗乡的乡镇企业,准备建一个金马工业园区,后来根据市里规划做了调整,改变了用途,以经营土地为主。

      这家公司2001年一笔值得关注的“交易”是:市政府以每亩四万元出让土地807亩,应该一次性收金马公司2508万土地转让金,让金马公司居然用这807亩中的375亩交还国家,以土地实物形式抵清了转让金,金马公司的理由是这375亩完成了征地拆迁等,由“生地”(未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前的土地)变成了“净地”(已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后的土地)。如此一“金蝉脱壳”,金马公司从政府手中凭空赚了400多亩土地。

      金马公司从成立开始,董事长一直由红旗乡原乡长、党委书记陈文贤兼任,直到去年下半年,陈卸去党委书记职务,到开发区管委会政策法制办工作,才辞去董事长一职。他告诉记者,他在管委会主要工作,“是协助管委会搞征地动迁”。至于金马公司,据了解,工作人员有30余人,实行全员招聘制。陈文贤表示,他并非像村民们讲的那样,三姑六婆都放到金马公司搞“家族式企业”,只有妹妹在里面做普通员工,女儿曾经为公司开过几天车。

      还有一笔值得关注的土地转让发生在2000年10月9日。

      那天自贡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现常务副市长侍俊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城市建设项目。当天《会议纪要》第四项内容是,把学苑街13亩没经过公开招标的土地,交由市荣隆开发公司和市外贸仓库开发,按每亩15万元收取土地开发费。

      而就在当时,一街之隔的对面地段,基价为36万元一亩。

      大约一个月后,红旗乡人民政府给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称乡政府与荣隆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学苑路7亩土地,原签订合同每亩按15万元向开发公司收取,后收到市政府(2000)07号会议纪要,认为该宗地内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大,房屋拆迁补偿费用高,开发后不仅无经济效益,并且亏损巨大,要求减缴本应由荣隆公司交纳的每亩15万元土地出让费。

      文件一角,是侍俊的亲笔批示:“鉴于乡政府为解决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已按每亩15万收取补偿费,故市里基础设施补偿费按每亩贰万元收取。”其意思是,市政府应该取105万土地出让费予以减免,只收每亩2万的基础补偿费。而这笔费用,基本上是任何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交纳的。

      据悉,7亩土地上原有红旗机械厂、空压厂、红旗医院三家乡镇企业,各类资产400多万元,仅一次性作价30万,连将房屋和附着物全部让给荣隆公司。

      对此,侍俊市长的解释是,商住楼开发完成后,荣隆房地产公司已将价值135万元的房屋交给红旗乡政府,其中105万是抵地价款,30万属企业房屋作价。但曾参与房屋修建原红旗机械厂经理曾顺清透露,荣隆公司还给红旗乡政府的550平米房屋为辅助用房,每平方米售价在1000元左右,而却以2400元每平米作价。他坚持认为荣隆公司在这桩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采访中,荣隆房地产公司和红旗乡政府屡屡被人提及,也屡屡被人提及荣隆公司老板吕荣渊和红旗乡乡长陈文贤。

      至于两人是否传说中的“铁杆”,陈文贤的说法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很多,都是哥们儿”。但从采访的情况看,陈文贤与吕荣渊应该颇有渊源,吕荣渊的夫人郭莉是金马公司财务总监,吕家跟陈家的别墅相距仅数十米之遥——那里都是由金马公司开发售地、自己修建的豪华别墅。

      记者查看了国土局的规划图,每个别墅位置上都标有购地人的姓名,以陈文贤的儿子陈刚之名购地的有两处:一处已建独立别墅,一处建连体别墅。金马公司郭莉、总经理邓昌明都购有别墅用地。还有一个当地老百姓提及颇多的名字:刘伟林。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佑林的弟弟,新区成立前原是泥水工,现在是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而陈文贤在红旗乡任乡长18年。在采访中他坚决否认老百姓关于他财富的传言,他说,所有财产来自于他的儿子陈刚。陈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东川贸易公司”,从事土石方、建筑装修以及少量房地产开发业务。陈文贤也承认,儿子以每亩八万元的价格,从金马公司买了6亩土地,修建了旧货交易市场。

      陈文贤向记者表示:“那是一处烂泥塘地,根本没人要,别人来买也是八万。所有款项都到了金马公司,有据可查的。”

      但是,一些失地农民坚持认为,一边是他们土地被廉价侵占后的窘迫状况,一边是一个乡属企业大肆倒卖土地,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操作上,金马公司的土地黑洞都应该得到清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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