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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昌盛: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博讯2004年6月17日)
作者:郭昌盛

目 录

"民工潮"--农村的"第三次改革"(代序)
第一章 我们为什么要进城--生为农民太困苦
税负太重,农民的第一苦
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迁徙难,农民的第三苦
缺乏社会保障,农民的第四苦
资源缺乏,农民的第五苦
没有表达权,农民的第六苦
挣钱难,农民的第七苦
地位低下,常受凌辱,农民的第八苦
知识青年,你们比农民还苦么

第二章 我们在城市务工--依然还是苦
就业,让我心有几多忧
职业,哪里最苦哪有我
办证,无尽烦恼无尽愁
遣返,让人心碎让人胆颤
清退,夺你饭碗让你回家没理由
健康,还有谁来关心
工资,拖你欠你没商量
歧视,心中无法抹平的伤

第三章 我们的子女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我们的首选
孩子们的呼喊,要学校不要"流浪"
公办学校,想说爱你不容易
孩子,夹缝中成长的一代

第四章 我们的心声--谁来倾听我诉苦
农民工,地位不如一个难民
为什么,听不见农民工的声音
媒体,再多关心些农民工

第五章 我们的明天--但愿不再苦
城市户口,寄托了太多的需求理由
拆除"柏林墙",我们可以跳"农门"了
进城当市民,你要付出多少价码
户籍改革备忘录,文明渐进的脚步

后记


谁不知生命的可贵,
谁没有幸福的渴望,
一纸户口,
把我们绑在了穷乡僻壤。

谁不知私人矿井,没有安全保障;
谁不知鞭炮工厂,随时可能命丧;
除了用生命作赌,
我们还能怎样?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谁不心慌?
闻着垃圾散发的恶臭,谁觉得香?
我们也是共和国的公民,
从娘胎出生就没见过平等啥样。

谁不想穿得整洁漂亮?
谁不想住得明亮宽敞?
我们就那点儿微薄的收入,
如何养活妻儿爹娘?

我们也不愿,抛妻别子四处流浪,
家的温暖,谁不向往?
我们也不想,遭人白眼被送沙场,
提留税费,谁替我们交上?

让我们干的,只有"险累苦脏",
谁能三天,把工作找上?
我们不想被收容,遣送回乡,
不敢去租房,只能东躲西藏。

我们也是共和国公民,
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流浪。
走出那一亩三分地,
我们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我们是"盲流"不是"流氓",
用自己的血汗养活自己,不偷不抢。
我们是"盲流"不是"流氓",
用自己的双手双脚,追求梦想。

我们知道生命的可贵,
我们充满幸福的渴望,
我们是"盲流"不是"流氓",
我们唱着"盲流"之歌在祖国流浪...

--《"盲流"之歌》作者:不祥


"民工潮"--农村的"第三次改革"
(代 序)

"民工潮"出现在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如同滚动的雪球,队伍不断壮大。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内的有10197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人口中,有2332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 由此计算出,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专家预测,今后五年将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农民打工人数将超过800万。
"民工潮"是农村的"第三次改革"推出的潮流。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第二次改革,使农民得到了对承包地的自主经营权。因为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及个体经营的习性,这两次改革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是在第二次改革之后,随着改革全面深入展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经济,难以实现产业化的要求,农业的比较效益日益低落,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只能解决温饱。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于是,从人多地少、交通比较方便、靠近城市的地方开始,部分青年农民脱离农业,出去务工经商。这种少数人自发的行为,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卷进去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股洪流。在安徽这个"大包干"的发源地,从开始的外出当保姆,十来年已经发展出来一支民工大军。这么多的农民改变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以种地为本、以农庭经营为主的小生产者传统观念,离乡离土走向城市、走进工厂,其势头与影响绝不亚于"大包干"。
民工潮不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推动和组织下形成的,基本上是自发的,但同样是亿万农民的自我选择,因而势不可挡,并对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和深远影响。外出打工已成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调查,安徽省2000年,打工者寄回和带回的现金达264亿元,全省农民人均518元。在河南省社旗县,全县农村劳动力42万,全县常年务工人员有8万多人,年创效益5亿多元。还有4000多人次走出国门务工,其中常年在国外务工的有2000多人,年创经济效益5000多万元。该县领导算了一笔帐,按一亩地年收入500元算,仅农民工打工一项,就等于为该县增加了100万亩耕地。(见2002年11月28日《农民日报》)。
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干的多数是苦、重、脏、险活,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满足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性需求,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南方外向型个业中劳动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据资料介绍,广东省外来务工者达1000多万,人口154万的东莞市外务工的就有500万。
大量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外出,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无为经营的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农民工具有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品德,吃苦耐劳,富于进取,适应性强,没有"铁饭碗"、"大锅饭"的历史包袱;他们有较强的自主性;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活跃,进可以到都市,退可以回农村,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群体。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学习知识、学习技能、获取信息、学习经营的社会大学,对于培育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和市民,培养一批适合中国社会的经营人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国正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大部分城市的公用设施建设的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还不得不从户口管理等方面对进入城市的人口加以限制。而农民进城就业,大多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定居的条件,因此还不能取得市民的资格。自发性的打工队伍,组织性差,暂时还不能得到城市社会团体的吸纳与保护。这些就使既是城市发展所需要、又为城市繁荣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得不到相应的居民待遇和起码的社会保障。广东一些企业里,超时加班、克扣拖欠打工者的工资是家常便饭。专家估计珠江三角洲企业对打工者所欠工资数额超过10亿元。不少工厂劳动环境恶劣,有的厂家甚至让打工者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采取轮换辞退的办法,使他们在尚未发病时离开,以逃避责任。打工者受骗、受辱、受虐待的事更是发生多多。打工者要以暂住证、计生证、健康证、就业卡等以表明身份、接受管理,有的打工者身上的证件达14种之多,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打工者每年办各种证要付出200多亿元,占他们总收入的9.3%。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开放最早、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打工者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发文,取消了农民外出打工办证的高额负担,虽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已把外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了范围,虽然一些地方在农民工的维权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虽然户籍制度已有所放开,使一些农民工有了成为城市人的可能,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离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第1章 我们为什么要进城--生为农民太困苦
第2章
同一个话题,诗人写了一千年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风干了,白发父母孤独的泪
揉碎了,稚幼孩子思亲的心
牵挂了,青壮夫妇无奈的情
盛满了,心里眼里无尽的忧

我不说乡愁,绝不说乡愁
在那泛着盐花的土地上
在那布满荆棘的土地上
过剩的是太多的愁

曾在那片土地上流淌着汗
曾在那片土地上滴洒过血
把一粒粒希望的种子撒下
却收获着太多的苦涩

好男儿不守家门口
自古就有进关东走西口

哪里不能驻足啊
哪里都能奋斗
就像一粒随风飘零的种子
渴望着扎根破土

我不说乡愁,绝不说乡愁
乡愁在我心里
往事不堪回首

我不说乡愁,绝不说乡愁
历经血汗泪水
冲尽那千年万年的愁

--《乡愁》作者:郭昌盛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人人尽知。这也是中国传统农民对生活的最大理想化的形象表述。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本份,最优秀的一群农民,他们勤奋,他们耐劳,他们爱家,爱土地,更爱家乡的人。中华五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这样一群最默默无闻,又最顶天立地的一群最可爱的人。
历史的年轮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这群最安份的农民却开始不安份起来,他们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转移,在中国的在地上,呈现了一股强劲的"民工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大的"潮流"呢,当然,与其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倒不如说这是中国农民对自身现状的一种重新认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重新认识的结果,那就是,天下惟农民最苦。


税负太重,农民的第一苦

中国政体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和各级政府拥有巨大的公共权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就造成了中国农民最沉重的税负。
在一些乡镇,全镇人口不到十万人,而党政机构少的也有数十个,多的达二三十个,财政供养的人员也从几十到数百人不等。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费用几乎吃掉了中国的财政收入。有权威人士说农民负担只有1200多亿元,其实农民负担至少也有4000亿元,全国县乡一级吃财政的人员有2500多万人,需要开工资2500多个亿;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3000万村组干部,最低工资也需要1000多个亿;全国农村债务6000多个亿,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几百上千个亿。此外,全国有2000多个县,50000多个乡,几百万个县乡部门要运转,需要多少钱?并且,上述支出是刚性增长的。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要农民负担。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所有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地方财政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政府开支,而基层政权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力,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直接摊派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公害。
据《经济参考报》2001年1月14日讯,1999年,漯河市上报的农民负担仅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8%,低于国家规定的5%以下的标准。但一些乡镇实际上加重农民负担的手段却是五花八门。近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一些基层干部"大路不通走小路",农民说:"一税(农业税)轻,二税重(统筹提留),收费是个无底洞"。
中央早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漯河市仍在继续收,尤以计划生育、宅基地和结婚登记等收得荒唐。有的乡镇土地所每处宅基地收取款额300至1000元不等,另外还收取宅基地勘测设计费、土地管理费、土地荒芜费、建房押金等。办理婚姻登记搭车收费更是严重,除收证件工本费外,还要买胸花、手花、纪念币、喜联、手提包等,价格还高于市场价。发放一胎准生证一般要300至800元,二胎3000元。不少群众反映,49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健康检查纯粹是为了多收钱,只要把钱捎到计生办就算检查了,有些办有免检证的妇女也得交纳检查费,有的乡镇育龄妇女一次不参康检就罚款300元。个别乡镇派出所向群众收治安费,规定每村600元。在郾城县龙城镇机关仅编外人员就有138人。2000年全镇预计财政收入432万元,仅支付人员工资等就需400多万元,加上办公费等支出,财政缺口228万元。镇领导说,要弥补缺口,就得动用村提留款。当前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数额巨大,有些地方需要年年向老百姓集资、摊派来归还银行的本息,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漯河市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14.1万元,最高的一个竟达1775万元。
在农民创造的收入中,我们究竟以税费的形式征走了多少,这竟是一个不很清楚的问题。可怕之处也在这里。朱总理的一个讲话说:"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起码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多"(引自朱总理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税费征收水平,一般要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鉴于农村的实际税费征收是平均征收,真正务农的农民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费负担。据有关案例调查,个别农户交纳的税费可占到纯收入比重的50%。(见《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十一--三农问题》)
据《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同志调查:1999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着近一半。
90年代,绝大多数农村税费是年年加码,增产也加、减产也加,增收也加、减收也加,生产也加、不生产也加。小猪还没有进家门、西瓜还没有种下地、果树还没有开花结果,农林特产税已先收了;有的乡村被洪水冲走了西瓜、台风扫荡了果园,而农林特产税落地生根,一分不少。总之,县里给乡镇财政下达财政任务是每年增长10--20%甚至更高,完不成的领导就地免职。中国财政之所以能够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中国农民是立下了汉马功劳,中国的县乡领导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根据世界税收经验,对生产环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对最终环节多征税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然而,中国农村税费体制却是一个对生产环节多征税,对最终环节不征税或少征税的体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5%的三提五统还是农业税、特产税,绝大多数农村都是按田亩或按人头平均摊派,这就是说同样的田亩和人头的家庭收入10000元与收入1000元交的税费是一样的,显然,从比例上算,自然是穷人的税费率高,富人的税费率低。
目前的农林特产税,是由乡镇财政所直接从农户征收。由于农民种植农林特产的品种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各户的反应快慢不一,种植面积的大小不一,收获量不一,甚至有的户根本就不种,而不同品种的税率也不尽相同,由此造成实际上的征收十分困难。相当多的乡镇为了省事简便,于是采用种不种均按人头或地亩征收,造成农民与地方政府组织之间的很大矛盾。同时,由于农林特产税直接与乡镇一级财政挂钩,这就非常不利于农林特产种植的区域相对集中,并进一步放大了农产品市场供求与调整的波动幅度。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是一种权大于法的税费制度,尽管中国的政策、法律、文件、报刊一在强调,农村税费要依法征收、要据实征收,然而,到了中国农村这些都见鬼去了。某些乡镇领导为了保住官帽子,哪还管得了法律,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不惜挖地三尺,哪还管得了民怨沸腾,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有官就有了一切。
报上曾刊登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英国巨富"避税"有高招》。报道说的是英国以食品包装发家的汉斯.劳辛以45亿英镑位居第二。《卫报》以1998/1999年度为例算了算劳辛的纳税情况:劳辛应交纳税金25.6万英镑。鹿场亏损为其免除税金6.5万英镑,劳辛预付税金为其免去4.1万英镑,实际应交所得税金不到15万英镑。而这一年劳辛的鹿场从政府方面申请退税3.3万多英镑,渔场申请退税近5万英镑,渔场领取政府财政补贴13.6万多英镑,合计收入21.9万英镑。这样一来,扣除应交所得税金15万英镑,劳辛竟然还有6.9万多英镑的赢余。"!
这里说的不是要教中国的农民"避税",而是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农业更需要合理征税和合理的退税!




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平等。
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至少在2002年之前是这个现状。
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然而,就在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制度设置造成的教育的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真不知道我国的《全民义务教育法》是起何作用的!
于是,在中国农村就有了无数渴盼上学的"大眼睛"。 那么排除政府经费投入的因素,农村人又可享受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呢?答案是农村人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十六分之一。这一点你感到很不可思意吧!
很多人通过相关材料--比如《南方周末》的文章--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2:8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是7:3。很多人为这个局面何以出现而感到迷惑,继而感到愤怒。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可能要比上面材料公布出来的更糟糕;另外,我还要简要分析一下,这么糟糕的局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调查中显示,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两个数值,我在下面引用时将它们四舍五入,变成80%和20%)。如果我们承认"一管可窥全豹",如果我们承认统计学中随机抽样可以反映全局的大致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上面的材料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真的是农家子弟天生愚钝,不可教化?是他们在考试的竞争中敌不过城里人?
有这么一个刊载于中国财经报的消息: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我们的社会公众、我们的政协委员为同一批学生做完全相同的高考试题,却因录取分数线的划线不一,北京考生比湖北等地考生少100余分的差别而愤愤然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许多农民的子弟,他们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就被极其不平等的中考分数线排挤在高中学习,和专业(职业)培训机会的门槛之外了。
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从很早的时候,就丧失了靠近高考起跑线的机会!
从上述事情可以知道:中国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不像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在地域间--比如北京和武汉之间存在,或只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
人们长期漠视了一点: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存在得更严重,表现得更恶劣,时间上更长久。它已经反映在一个人所必须经受教育全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可以说,城市权势阶层制订的对农村人民教育权利的歧视政策,从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在1998年的长江抗洪之年里,大家记得了一个"高建成"的名字同时,也会记起一个地名:湖北的"簰洲湾"。在簰洲湾所在的这个叫做"嘉鱼"的县,设有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该校的学生生源大部分(可能达到七成)来自本县的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本县总人口的两成。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是县城里出生的孩子比乡村出生的孩子聪明一些、勤奋一些吗?不是!原因在于:该县教育部门长期是这么设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要进入这所学校,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成!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高考是一场赛跑的比赛,许多的农村人,遭到了权势暴力的野蛮干预,致使他们的终生只能对这条起跑线遥遥相望,更不要说会存在着走进这个竞技场一显身手了的机会了……
许多农民的子弟无比悲愤地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果子")是这样分配的:仅仅占"2"成的城市人分得了"8"个"果子",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4;另外的一组,4倍于城市人的农村人口数量,即"8"成的农民阶层,分得了"2"个"果子",每个单位得到了0.25。最后,通过4除以0.25,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大家知道,在今天,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分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要知道,即使是在我们一直诅咒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代里,选拔人才的"分母",也是基于全国的民众呀!
中国社科院的雷颐研究员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曾经说,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属于"稀缺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的稀缺资源的调配权,完全是控制在城市权势阶层手里。很显然,多少年来,他们为自己的阶层利益,捞了多少不该得的好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常识。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教育权被人的这么个"玩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一种丑陋的局面,丑陋的现实。
下层的穷人们渴望改变这种现实,也呼唤着司法的监督和干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并不缺乏"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法律条文。
中国农民受教育难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众多农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更是难于上青天。且不论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乡差别,即使一个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能否供得起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我们采用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作一定的计算)来说明。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则人均可支配生活消费现金(用于2000年)=2200元-除农业税以外的负担200元-生产性指出660元(2200×30%)-自留口粮折合200元=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进一步分析各个省份的每人纯收入我们又发现:每人纯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农民不增收,而学费却连年上涨;一个农家孩子即使考上了大学,家长也只能"望学兴叹"! 为了子女升学,农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远离故土出外打工的、卖血的,为数不少。
重庆的一位姓周的先生痛称,为了儿子的学费,"卖啥都行"。
2002年秋季开学时,陕西省渭南市一位女生为了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给某报社写了一封征婚信,条件是"凡愿意供我上完大学且经济宽裕者,年龄下限,地区不限",她说"眼下只能以学业为重,为了理想,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包括爱情"。
令人心痛的"包括爱情"。

迁徙难,农民的第三苦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农民生儿呢,如果没有"意外",你只能是农民。
对农民的理解,中国人普遍是指,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它代表一种身份,而不是意味着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不能选择的,身份不但与自己生死相伴,而且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有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等这些"意外",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
国家选拔干部时"参加工作时间年限"、 "论资排辈",起码"参加工作时间长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一个农民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如何定论的?为国家选拔干部为什么就不能包括"农业户口"的人士呢?一个阅历丰富,博学多才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农业户口就没有报考国家公务员的资格吗?没有竞选乡长、县长的权力,那他还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
如果农民没有参政权,农民的生存权靠谁来保护?靠谁来赐予? 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1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
看起来像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像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一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80%的这一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
那么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一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
五十年多前,当那些泥腿子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前仆后继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时,他们当初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们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献出他们的生命、献出他们的胳膊、献出他们的腿、献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
这些怀着美梦,向往自由中国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着的却是未来的枷锁,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
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五十多年了!有的人已经尸骨无存,他们的梦想也早已随风而逝,可他们还有子孙后代。五十年了,今天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离和歧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憧憬。他们悄悄地走来,城市粗暴地驱赶;他们哀求,城市无情。他们喊不出声,可我们难道都没有看到他们那含泪的眼睛?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欠帐,它无法用金钱去计算:亿万农民的自由、幸福、尊严和人权。
1948年,中国投了赞成票的《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肯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这不是谁偶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中国需要自由和平等。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农民就在国家的名义下,有了法律的笼口。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徙"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徙。这一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他的社会心理潜因吗?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福,来自农村,是家里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家里惟一参加了高考、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
"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必须好好学习,这关系到你将来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的问题。"张教授回忆说,"在我老师的眼里,只有城市居民才穿皮鞋,我的老师穿了一辈子布鞋。直到前几年我回陕西老家,有的老师还希望我帮他解决一个公办教师的身份。"
通过努力,张成福成了大学教授、知名学者。他说:"我个人是幸运的,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这个社会的公民,因为没有平等的机会,他(她)们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农村居民的孩子,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要改变农民的身份,惟有考大学。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农民,到了我侄子这一代,还在走我20年前的老路。"他的一个侄女今年高考将近600分,如果是北京考生可以上重点大学,而她只上了宝鸡一所极普通的学校。"(2001年08月31日,南方网)
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北京,如果你来自天山脚下的农村,同样是在卖羊肉串,你是农民,而那位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就不是;如果你来自甘肃六盘山下的村庄,同作一家公司的录入员,你是农民,而有北京户口的那位小姐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你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经腰缠万贯,当着公司的老板,可你是农民,而你手下拥有北京户口的职员却是工人……
对于这一切颠倒的情形,我们几乎闻不到来自街头的呐喊,听不到飘自山川的呻吟,鲜见硕学鸿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无声无息。每当我看到和想到这些现象时,总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这样容易被践踏和遗忘?
虽然,现在政府部门已放开了中小城镇的户籍,农民也可以在小城镇落户,按自己的意愿,做一个城市人了。但是一些大中城市却依然关闭着入城的大门。虽然山东、浙江等省近两年来已经允许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了,但机会却仍是少之又少。
面对过去,只想说五个字:早该结束了!


缺乏社会保障,农民的第四苦

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养老保障,主要靠子女的家庭养老维系残年,这也是中国农村计划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更是薄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和消除所谓的城乡差别,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差别并没有大的改观,国家在实际上有意或无意实行的牺牲农村保城市的做法,使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加大之势。和城市人相比,农民不仅没有住房公积金,也没有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费,没有退休一说,自然也没有退休金(务农的职业倒是终身制!),更没有物价补贴,夏天没有防暑费,冬天没有烤火费,即使在生产中受了伤,也难以称为"农伤事故"而获得赔偿。国家公职人员在一年累计110多天的双休日和节假日中,不上班照样拿工资,而农民一天不下地干活就没有收益。公职人员嫌待遇不高不愿干了,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哪里给的钱多上哪里;农民想"辞职",把地交回村上不种却不行!你走了谁替你交土地承包费以及农业税?因为许多地方各种税费实际上都是按人头收的,你走了就丧失了税源和费源。农村户籍如一道锁链把农民死死地缚在贫瘠的土地上,除了个别农家子弟利用高考等机会逃亡似的跳出了农门之外,其他人都被一纸农村户口"软禁"在了农村。
农民今天部分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一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尽管比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就像我一样。上了两年自修大学,拿到了自考文凭,在省直机关和中直机关打工十余年,但我的身份仍是个农民。虽然干得不比城里人差,甚至还要好,但没有招工招干的机会,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干很多的活,却拿最少的钱。
还不仅仅是个户口问题、经济补贴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一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却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
对于农民也还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问题,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少得可怜,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么多年了农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也死活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都要换取回城的权利,也所以爱着农民姑娘的知青们只能在小河边对着"小芳"无奈之中说"bye-bye"。
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没有提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办有采取储蓄积累养老保障,即农民自己存钱,留到老了再用,即是农民自己保障。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只字未提农村社会保障的事。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是只字未提农村社会保障的事。就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也只是提到"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什么叫"有条件的地方"呢?又有多少"有条件的地方"呢?说白了,这句话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官话"。也就是说国家现在还不会考虑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各位农民要自重啊。
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为了养老防老,不得不多生子女,于是又形成了贫穷的恶性循环,致使农村人口难以控制。同时,乡镇经济困难,乡镇财政困难,计划生育罚款又成了许多乡镇的重要财源,于是,一些乡镇又故意放纵农民多生、超生,以便获得更多的财源。农村、农民问题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于是土地就成了农民唯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这个土地政策,似乎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政策。然而,细想一下,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很可能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一政策的宣布,一方面表明,中国人不会被饿死,中国用不到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是多么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带来中国农村巨大社会问题的社会保障政策暂时不会变。这一问题就在结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代表大会上同样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在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和投资等一些所谓的准入制度等途径转换而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大多数城市在招工时一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一定不包括农民中的闲散人员。
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资源缺乏,农民的第五苦

由于中国各地的资源都采取计划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优先获得各种资源就成为中央财政的导向,而地方城市优先则成了地方财政的政策取舍。各种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农村各种资源的缺乏。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道路资源等等一系列资源,在中国农村都极端缺乏。
大家知道,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
现在,一些区道、县道等公路改造、扩建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吊鱼"办法,上级拔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份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向农民摊派集资修路又成了官冕堂皇的说辞。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做法现在想当流行。
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国家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而是农民的义务。
试想,如果叫城里人每年出30个义务工,相当于城里人每年一个半月不领工资,我看政府机关肯定会给城里人砸碎不可。但是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负担。城市里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是财政开支的。
如今,农村集体企业因承受不起各种各样的负担多数已经关门或者改私有制了。即使私有制有这些负担压在头上生存也还是很艰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么根本不搞,要么向农民收钱,非常困难。农村并没有太大改善。人们天天看到的、宣传的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实际上大部份是靠近城市的农村,或者是已经是城市但还叫农村的"农村"。而绝大多数远离城市的农村2/3与80年代初没有太大差别。

没有表达权,农民的第六苦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博爱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中国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洛杉矶出现骚乱,中国认为那是对种族歧视已经忍无可忍……浩瀚万里的太平洋一点也不妨碍中国对那个陌生国度的隔离和歧视发出怒吼和抗议。
饱学之士也奋笔疾书,在书籍中、报刊上、电台里,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事例,列举起来不厌其烦。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肤色没有理由成为低人一等的证据。歧视黑人,那是美国的耻辱,也是世界各国的镜鉴。
美国宪法曾经可耻地规定,联邦众议员名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自由人总数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
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个白人。
如果让你站在黑人后裔的角度,面对这样的政治算术,请你告诉我,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让我们暂时放下对美国自由平等之虚伪的抨击,把关注异国人民命运的博爱精神和高尚品格,带回到自己的国土,思考一个也许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的问题:
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
首先让我们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第十四条里还是这样规定。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那么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上,我国的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也应有代表参加。""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条中还是这样规定。
够了,不用再列举了!
当你读完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心中可曾漾起一丝涟漪?
你可以把你算出的答案埋藏在心底,因为我担心你会和我一样羞愧得说不出口: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一个同胞只能等于另一个同胞的几分之几。但是我想,你也许还是会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中国成年农民作为公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有平等的选举权?难道只要身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行为能力就一定低人一等?立法时规定这样的比例根据到底是什么?它和宪法许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完全吻合?当那些自己就是农民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和投票表决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中国的决策者都住在城里,即使被选当人大代表的农民(其实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机会很少),由于素质较低,力量较弱,也不可能真正起到替广大农民说话的作用。所以中国农民基本没有表达权,也没有向上层反应自己权力的渠道。当然他们的表达能力也较低,也没有人替他们表达。这使得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很难占有全面而真实的信息,很难听到广大农民的呼声,所以政策的良性导向就很难有保障。各级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民的反映和呼声,一些上访无门的农民自杀的事例屡见不鲜。
黑龙江省绥棱县农妇黄淑荣为反映当地的土地承包和当地的干部腐败等问题,多次上访,竟被县信访办当作"精神病"送进医院强行治疗多达5次。
但是,即使选举权徒有其表,该轻蔑的不是选举权,而是不能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我们应该尽力改革制度。我们必须知道,在选举权形同虚设的时候,政治家们就可以忽视甚至践踏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利益,而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惩罚,因为他的政治前途并不取决于选民的选票。
更糟的却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法律和政策跟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是多么地不公正,可现有的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默默的忍受和无奈的呻吟。他们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可他们一样纳税,即使想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他们也难以做到!因为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也许你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你却只能在远在鄂西北的汉水河畔的村庄,才能够投下据说是神圣的一票(事实上,你可能根本不会回去)。等自己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重复父辈的行为!是开玩笑吗?不是的,因为这是法律的庄严规定!这时,他们和城市户口的人相比,不是一个农民等几分之几个城里人的问题,而是等于零。
就拿笔者来说吧,我从1992年离开湖北枣阳老家到外地城市进修和打工以来,从来就没有机会参加过选举,家乡没有人通知我行使选举权,打工地没有人通知我行使选举权,就更不用说能享有被选举权了。在美国大选期间,我很羡慕那些远在国外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即使远在中国,也能通过国内寄来的选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投下那庄严的神圣的一票。
再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美国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刚从华盛顿搬迁到纽约,按中国的说法,这是一个十足的"外地人"、一个"暂住者",她流入到这个世界上最繁华、最不好管理的大都市之后,纽约警方却不要求她去办什么"暂住证"。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还马上以纽约人的身份去参加选举,后来居然顺利地被选上联邦议员,相当于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不仅仅是纽约市人大代表!
不用说选举,就连政治寻求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员也不可能,因为你长期不在家乡,老家不会接收你的入党申请,你在外务工,户籍不在当地,打工地和单位也多半不会接受你的申请。
呜呼!只好死了求上进的"野心" !
这是户籍制度的罪孽,"离土不离乡"政策的怪胎。那一亩三分地成了农民的保留地,既是束缚他们的理由,也是变相剥夺他们权利的借口。他们只有在圈定的"农民家园"里才能够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



挣钱难,农民的第七苦

想请中国最有权威的会计师到中国的农村中去,到农民家里去,为农民算一笔账,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生存的!
全国现有九亿农民,有18亿亩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平均二亩。80%的农民仍然以种粮为主要收入来源。风调雨顺的话,每亩地平均每年可产粮食一千斤,这二亩地每年的产值也就是七八百元左右,其它收入加起来每年约有二、三百元。比起改革开放以前,只翻了两三番。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生产资料--化肥的价格提高了3-4倍;地膜的价格提高了4-5倍;农药的价格提高了5-6倍;石油的价格提高了10多倍;各种税费也提高了10多倍。
世间只有一样基本上不涨价,甚至还要降价。那就是中国农民的劳动成果--粮食!
20年前,小学生每年的收费也就是3-10元,中学生约10-20元,而今提高了上百倍;
大学生过去由国家财政负担,现在由家里负担,每年需要一万元左右。
人总有头痛脑热的时候,而医疗费、药费比20年前提高了几十倍,难怪相当多的农民"轻伤不下火线",只要还能爬地动是不肯吃药看病的,也难怪他们迷信巫术法轮功!
1996年以后,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逐年下降的,鸡蛋蔬菜瓜果等的价格也是下跌,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自己做过一个计算:1996至1999年,粮食总产平均市场价格为1.0355元/斤,当年农民粮食总产平均以10000亿斤计,1996年11月,大米、小麦、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为1.0355元/斤,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为10355亿元;到1999年11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为每斤0.7075元,农民从粮食所得为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0亿元。当然,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农民自食自用部分占大头,农民的现金收入没有减少这么多,但单从粮食收入这一项,农民年收入(包括实物性收入)就减少了3280亿元。如果把其他农业收入也粗略算进去,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要减少约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将比1996年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年到2000年,四年中,农民减收了16000亿元以上。这就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整中所做的牺牲和贡献。而这个贡献则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地区的农民做出的。
但是,在这些年,农业的税收却是逐年增加的,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中国统计摘要(二○○○)》,第38页)。
再让我们看一个更权威的解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给农民算了一笔收入账。"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包括家中喂养的牲畜、粮食,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之需,为第二年的生产购买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 "而去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人民币,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如买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助等,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第五届中国成长企业CEO峰会)
我们的收入增长缓慢已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说这句话,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农民收入太低,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如果把城乡人民消费作为100,农村居民已从1979年的68%降到1998年的47.1%,城市居民则从32%提高到52.9%。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中,乡村所占比重,1984年达到最高的59%,之后就直线下降,1997年已降到43.4%。这表明,这两年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1996年以来,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开拓农村市场作为重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统计部门的数字仍然显示,1999年,全国农村商品市场的销售总额增幅仍比城市低0.8个百分点,差距比上年有所扩大。2000年,我国城乡市场差距加大、农村市场销售乏力的状况并未改变,而且从7月份起,城乡消费差距呈逐月上升之势: 9月份,农村市场消费同比增长7.4%,增速低于城市3.5个百分点;10月份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147亿元,同比增长8.1%,城乡消费品零售增幅差距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大值3.8个百分点;11月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为1203.1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依然低于城市2.5个百分点。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巨大的、足以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消费超级市场"。中国市场有12亿国民,但理应是消费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主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利娜说,从消费总量分析,我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
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参考资料也为上述见解作出了佐证: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从耐用消费品城乡拥有量看,1999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台、电冰箱10.6台、洗衣机24.3台,基本相当于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拥有水平。 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国农民收入水平。
让我们再看点具体的例子吧!兴付村是座落在四川省西昌市毛牛山(海拨3500米)脚下,一个交通闭塞的半山坡自然村,有51户农民,人口大约250人左右。单一姓马,属于少数民族回族。人均土地:水田1.2亩、旱地大约2亩左右。我们现在向您核算一下一个人全年的人均收支。总收入:1.2亩*700斤大米(亩产)+840斤*0.8元(单价)=672元:
开支:税费:农业税66.70元,电费35.00元,水费18.00元(2000年以后的)牛支工钱(请牛耕田的费用)40元,化肥60元,农药5.00元,种籽9.00元,栽秧工钱60.00元,收割费用132.00元,总计426元。672元(收入)-426元(开支)=246元。
个人全年收入包括一年的个人全年口粮在内,246元/0.8元/斤大米=307.5斤大米。
上面这份一个人的全年收支核算,税费都是2000年以后稍减了的算入。而收入都是最高来衡算。每户人的月用电费10元左右,老人的病痛药费开支20元,学生的学费(1户1个中学生和1个小学生)1年要1200元左右。而且在这51户中有1/3的农户的口粮是青黄不接。这些开支我们往那里去找。(见一位农民写给某位专家的信中)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种田能手李开明在接待原乡党委书记、《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时倾诉道: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万斤,生产开支和税费6000多元。他家现库存1.1万斤粮。尽管苦求以远低于国家保护价的每斤0.35元出售,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库为由拒绝。算来算去,他1999年的种田收入竟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痛苦地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数据是枯燥的,乏味的。但是,透过数据,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农民的生活的不易!

地位低下,常受凌辱,农民的第八苦

亲爱的同胞,不妨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面: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孕妇不期而遇,一位未来的母亲对另一位未来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 面对此情此景,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位没有教养的妇女。孩子还没有出生,凭什么说,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就是人上人?
不幸的是,你错了。不是这位妇女缺乏教养,而是法律确实赋予了她和她的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权。中国的户籍制度使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可以这样夸耀。
如果林肯的母亲是在中国,面对这样趾高气扬的羞辱,她也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农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农民。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这是法律的规定。未来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为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而北京2002年要求农民工最低在初高中文化才能打工。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就是想当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也不行。尽管有限的教育也会使他念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可北京不欢迎他,这样,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他将随时被抓进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回原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他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完全一样,仅仅凭北京户口,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关爱,领到一笔救济金,更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对待没有该市户口的农民。
当然,它们这样做都能够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政策针对着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
我不想引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但我要告诉那些主张隔离的人,农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理由被解读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农民除外"!
我们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得城里人在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
农民除了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外,还受到了农村的乡村干部、恶势力的凌辱。
黑龙江省林口县的植树大王刘树德,种植了18年的300亩的成片林木,因被村干部眼红,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由于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刘树德没有同意,从此他便受到村干部的报复。1997年至1998年间,刘树德管护的300多亩天然林被砍毁,100多亩林地被改种了庄稼。
一个好端端的种树大王就这样被毁得倾家荡产。
2001年9月20日《衡阳日报》和9月24日《衡阳晚报》2001年9月24日报道的40个"失控村"因村的权利被黑恶势权所掌握,凌辱百姓的事。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有些乡镇领导因这些年来农民的税费难以征收,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做事十分凶狠,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乡镇领导扶持这些黑恶势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当地有名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政权"三主干"的一把手。
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失控村中,就有10多名村支书因此而被依法查处。这些地方黑恶势力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会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某些乡镇干部。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黑后台。
这些,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农民,你何时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知识青年--你们比农民还苦么

毛主席时代的上山下乡,使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了"再教育"。于是,若干年后,中国便有了一群通过电影、电视、小说、报告文学到处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队伍"。诉说着上山下乡的苦、是被上山下乡误了的一代,甚至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一种浪费。
那我们农民岂不是一生都在浪费?岂不是被误了一辈又一辈?
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什么苦可诉!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农村不是一般的苦啊,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
看来毛主席对农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包含着他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了。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
我们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浪费"了他们的终生!
在每一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稍微意识到这个公平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到:他们就要再生育一个农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一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一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子女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上演着。大家对这一点还是有一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一个爱情悲剧。
撇开不同的视点看,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
假如我以一个国家为一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正好配得上让人们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一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
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并真正理解斯宾赛的这句话,我愿意第二次重复它:"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第3章 我们在城市务工--依然还是苦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郊外;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作者:余世存

当农民工们背着破旧的铺盖,拖儿带女,满怀着对生活的希冀,背井离乡,来到繁华的都市里时,他们不知道,在城市霓虹灯闪烁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艰辛、多少困惑。
当他们泪水流干了,汗水流尽了、心血耗尽了、精力也耗尽了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城市的繁华不属于他们,农村的厚实也不属于他们。
他们,只是一群挣扎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浪人。


就业,让我心有几多忧

农民工进城,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尽快谋求到一个挣钱养家糊口的工作。可工作好找么?
无论你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广州。如果我们翻开当地的报纸,它们刊登的招聘广告中常常有一条是要求"有当地城镇正式户口"。
或许人们见的多了,已经见怪不怪。 没有人告这些媒体刊登歧视性广告,也没有人告用人单位进行歧视性招聘。
其实就是去告,也可能没门。因为这种广告和招聘符合当地城市政府的有关规定。而这恰恰是法院对之无可奈何的地方!因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不过,真的告起来,法院又敢接案么?
到底是谁之过? 难道真的就是弱者彻底无告吗?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1964年第48届大会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第122号公约)第2条规定:"向一切有能力工作并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每个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如何,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并获得必要技能与天赋的最大可能的机会,并取得一项对其很适合的工作"。我国1994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第3条也规定了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可事实是,我国实行的是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策。
1957年12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城市"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从此建立起了城市居民优先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冲击二元经济体制。但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远未实现。尽管理论界人士不断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对用人单位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了严格限制。只有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时,才可考虑。1995年2月13日,作为推行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随即公布了上海市各企事业单位不得招聘外地劳动力的首批C类行业和工种。
此后,该做法作为推进再就业工作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许多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 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
拥有中国最大农民工打工群体的广东省政府在2002年提出了春节后招工的"六不准"(即在春节后一个月内,省内的所有用人单位一律不准招收外省民工;回乡过节的民工返回工作岗位时,一律不准带新民工入粤就业;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机构一律不准开展介绍外省民工中介活动,不准举办劳务和人才交流集市;外省驻粤劳务办事机构一律不准向广东组织劳务输出;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新闻单位一律不准张贴、刊登和发布招聘外省劳动力的广告或信息)。
北京市劳动局1996年曾制定了《1996年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范围》(北京市劳动局通告第2号),明确规定了允许使用外地工的行业是12个,共204个工种,这些工种基本上都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脏、苦、累、险、毒活。同年,北京市劳动局还发出了《北京市劳动局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就发[1996]74号),明确要求用人单位招用外地人员应严格坚持"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原则。下岗待工人员较为集中的系统,要严格控制外地务工人员的使用数量,按市劳动局1996年2号《通告》精神,属于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必须招用本市人员;1999年底,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2000年北京市允许和使用外地来京人员的行业、职业及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的通告。该通告中允许外地人员在京务工的工种有三大类,全部为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农艺工等体力型工种,允许使用人员的文化程度为初中。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有:金融、保险、邮政、房地产、广告、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和旅行社等8个行业,全部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员业人员和生产与运输设备操作人员。通告规定,用工单位不得招用外地人员从事以上行业、职业,但如生产经营有特殊需要,需招用外地务工人员的,其文化程度必须在高中或高中以上,用工单位必须经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后,在《北京市劳动就业报》上刊登招聘本市人员信息,15日内未招到本市人员的,方能去管理部门办理招聘外地人员的手续。通告还规定,其中未明确提到的职业为调剂使用外地人员的职业,但其招用本市人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使用外地人数量的30%。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2001年提出的单位招用外来人员须知中,明确禁止五类岗位使用外来人员:一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各类工勤人员;二是社会公益性保洁、保绿、保养、保安人员;三是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四是各类商店营业员;五是机场、车站、码头清洁工。并要求上述五类岗位已经使用外来人员的单位,于6月30日前予以清退。对于用工单位未经批准使用外来人员,一经查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责令其在限期内清退,并补缴管理基金,另按每一人500~20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是中国其它城市的榜样。可是,"榜样"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俩城市历年来都在执行这样的地方法:绝大部分的行业、工种、明令禁止外地人涉足。这些"榜样城市"的管理者们,他们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把自己掌握的城市划归成了自己独享的、"外人"无权染指的"就业地盘"。??也就是说,北京是北京人的就业地盘,上海是上海人的就业地盘,武汉就是武汉人的就业地盘、昆明是昆明人的就业地盘……说到底,他们所排斥的对象,实质就是直接针对我们的九亿农民的!!
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企图独占中国所有的繁荣之地、独占经济改革带来的所有好处,企图把农民永久地围困在贫困的乡村!
只要是中国人,肯定对这么一句话,保持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句曾经立在一个公园门口告示牌上的警告语,它所透露的逻辑含义是:因为你非洋人,所以你无权进入我掌控的公园;
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做法与上面的做法是多么惊人地相像呀!那就是:因为你非北京人(或上海人或武汉人等),所以你无权进入我掌控的劳动力市场!
不同的是:对前着,城市人至今仍是义愤填膺,把它当作"我们没有站起来"的时期,作为"帝国主义"粗暴践踏中国人人权的恶劣案例编进了教科书;对后者,城市人已是习以为常,认为对农民的就业排斥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安排没有什么不妥……


职业,哪里最苦哪有我

在各个城市的歧视性政策中,那么我们的外来农民工还能干什么昵?
一个调查数据最能说明现在农民工的职业现状:个体经营(52.5%),然后是雇工(17.6%)、散工(9.9%)和租地农民(8.8%)等。
从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看,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后依次为种地、建筑、装修、收废品、保洁员等。其中种地13.7建筑、装修11.0,收废品、保洁员9.1,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39.0,售货员、餐厅服务员 7.1,公司、工厂里的工作人员 3.8,运输司机2.0,保安和其它13.9。主要的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另一个在北京随机抽查的样本中表明,外来民工中,有49.3%从事建筑业,21.3%在商业服务领域工作,11.6%从事装修业,其余人多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工作。从就业形式来说,56%的调查对象是雇工,24%的民工暂时无职业,10%的人是个体户,9.5%的人是散工(〈〈"民工潮"--关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问卷调查〉〉赵树凯,2002年)
据另一行权威调查表明,外出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范围首先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占近20%;其次是城市私营企业,占13%左右;再次是个体工商户,占12%左右。在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事业单位就业和独立或合作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比重大体相当,都接近10%。外出农业劳动力就业的产业领域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二者合计超过了50%;在饮食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也较多,约占15%。虽然外出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但大多数外出劳动力从事的是一般性劳务,即所谓"打工",比重接近70%;约有10%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就业层次是比较低的。(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室,曹新:《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北京建工集团1982年开始使用农民工,全集团最多时有将近9万外地民工。在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簋街是北京饭店集中之地,极盛之时有饭馆100余家,在簋街餐饮行业服务人员中,外地务工人员的比例高达80%左右。北京市三八家政服务中心成立于1983年,隶属于北京市妇联,中心成立至今已经累计为北京市民介绍了大约13万个家政服务员,目前登记在册的约有3万名。
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职业保留法规不是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上的制度创新,恰恰相反,是户籍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的一种逆转。在制度层面上,它强化了就业领域城乡分割的制度性歧视,强化了城里人和乡村人的身份等级色彩。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独占好的职业岗位,外来人员被明确地排斥在这部分职业之外,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变得日益狭窄和艰难。当劳动者职业的有无与好坏不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而取决于人的某类特定属性时,受歧视的集团就要支付更昂贵的代价,他们只好去竞争那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重、累、脏、险性质的而报酬低、待遇差的临时工作岗位。
从生活层面看,它直接恶化了外来劳动力立足城市的制度环境,使进城农民的就业活动转入"地下",成为打"黑工"。因为所建立的劳动关系不具合法性,自然难以规范,尤其无法通过加强政府管理来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都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更易受侵犯。
共青团广东省委最近做了一次有关进城务工人员的情况调查,调查显示,80.5%的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47%的民工没有休息日,休息1至3天者占33%,4至6天者17%。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佛山等地作的调查还发现,7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73%的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在外地民工聚集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65%的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和拒发工资的现象。
大多数农民工的流动都属于生计型,只要能获得一份工作,能得到比在家乡的劳动收入高就满足,再加上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其待遇明显低于任职的当地人,同工不同酬现象极为普遍。他们干活最卖命、最勤奋,日工作时间最长,但却不被当作正式职工,不能累计工龄,不得评定技术等级,没有资格参加技术培训,没有晋级升职的机会,领不到住房补贴和医疗救济等。根据1999年1 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虽然目前像北京、四川等地对农民工的保障做了一些规定,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且执行得如何也很难评价。
马克思当年挖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因为工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
这位能够设想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才思想家,却预测不到今天中国农民进城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他们连自己人身的所有者都不是,即使想成为马克思所嘲讽的"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也不可得,哪怕是甘愿把自己当"让人家来鞣"的一张皮也不行!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血汗养活自己,又碍着了谁呢?如果一个农民到了"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时候,却连自己的皮和肉都不能卖,而且想买的资本家也不能买的时候,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境地吗?
当农民的劳动能力无处施展时,他们就被美其名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拥有农民身份的中国公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岂不是只能"剩"在家乡吗?!只能等着青春逝去,等着皱纹爬上额头,只能等着终老山乡?
有人说,是农民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似乎失业工人的命运是他们给弄糟的。
这难道不是挑起对最弱者的厌恶和憎恨?难道农民是强盗?难道农民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混混?是从四面八方飞到城市的蝗虫?难道他们来到城市是接受恩赐,而不是靠出卖自己的智慧和劳力,挣得一分或薄或丰的收入?农民没有去强迫谁必须雇佣自己,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劳!难道这就叫抢饭碗?难道这也是罪过?他们没有工作时,没有保险没有救济金,他们生病时,如果没有现钱,没有医院会收留他们,只能挨到油干灯尽的那一天,……与其说他们是在打工,不如说他们是在玩命!如果是你的父母,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面临这样的处境在挣一份血汗钱,你还会认为实在是太过分吗?
恰恰相反,倒是城市通过职业保留制度,对职业工种进行分类,规定某些行业只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开放,而限制其他身份的人进入,才真正是弱肉强食,抢农民的饭碗砸农民的饭碗!难道城市的主政者们都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时的典型做法?是美国当年隔离和歧视黑人的手法?在2000年北京市限制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当录入员,这难道和1892年美国的佐治亚州宣布雇佣自由黑人当排字工为非法,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吗?
没人想到他们也是中国公民。可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难道他们不算是"劳动者"?以户籍为依据厚此薄彼难道不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办证,无尽的烦恼无尽的愁

一个农村人到城里打工需要多少证呢,得数一数: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有《外出人员务工登记卡》、《外出人员计划生育证》;务工地要办《暂住证》、《外来人员婚育证》、《就业证》,有的行业还需要《健康证》。最不济,你也得办个《暂住证》,否则,后果你自己想吧!
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公民身份证明的《身份证》还远远证明不了你的身份,虽然身份证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不知道这是喜还是悲。
农民工从踏进城市那时起,就被划入了管束的对象范围。名目繁多的证件强加于农民身上。据2001年10月底的调查,涉及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收费项目名目繁多,有暂住证工本费,外出就业登记卡工本费及管理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外来人口就业证工本费,婚育证的工本费、管理费、检查费,子女教育的借读费、赞助费,健康凭证的工本费、检查费,培训费,租赁私房合同备案手续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社会办学发展督导费,房屋交易费,咨询费,介绍费,车船票服务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等等。
一手交钱,一手拿证。不办就业证不给安排就业;办"健康证",医院一般不给任何体检。农民想不通,认为种种办证,一是为卡人,二是为收钱。"如果办证后,在权益上能得到一定保障,我们愿意办证",一位已来京10年的打工仔感慨地说,"问题是办不办证都是一样的结果,办证除了交费外,没有其他任何用途。"这位曾被评为优秀外来打工青年、现有幸获得A级暂住证的小伙子,每年都在办证,不但要花去不少的钱,还要花去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我在北京做工就像做贼一样,别说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上街,来京五年了,连天安门都没去过。"这是一位在丰台的打工仔的悲哀之声。该办的证件他都办了,但是他还是怕碰上联防队员,怕被送到某个地方去挖沙,然后被遣送回老家。在联防队员眼里,外来人口是"违法乱纪者"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
碰上心情不好的工作人员,即使手续齐全,办证也不那么容易。调查中一位姓白的打工妹,就曾三次到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办暂住证,均以没人办公为由拒绝给予办理;在浙江村打工的林先生把60多岁的老父亲接来北京住,本想给老父亲办个暂住证,但外来人口管理办以没有"婚育证"为由拒绝办理:60多岁了还需要"婚育证",谁能想得通?
外来人口为了尽量减少办证的麻烦,常以各种借口搪塞,为此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在大红门镇经商16年的浙江人卢老板,在购买商品房登记户主及家庭成员时,因没有"婚育证",就谎称尚未结婚进行登记。结果女儿在利用自购房申请开办美容美发室的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以无营业用房为由拒绝办理,因为这房主未结婚,不能有女儿,卢老板只好与女儿办了一个出租协议,以出租的形式为女儿提供营业用房,并交付一定的房屋租赁税,才把营业执照办好。卢老板开玩笑地说:"到了北京,连亲生女儿也变得不合法了。"
查房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姚丽被吓死的那晚,南海市公安正在进行清扫"三无"大行动。"外来人口"理所当然是主要清查对象。湖北安陆的姚芳,年仅20岁。她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来到广东,在南海盐步制衣厂打工。因为在凌晨2时许被查房查证,而被吓死。《南方都市报》披露此事后,在"外来人口"中引起强烈反响。深圳张女士称,这个事件根本不奇怪,在去年春节前一天深夜被查房时,丈夫因为要照顾有孕在身的她,开门动作慢了一点,结果被治安员当场打倒在地,而张女士也因惊吓当场流产。南海盐步的一群"外来工"称,他们"外来工"最怕查房。有次深夜查房时,只因他们动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铐把里面的5位"外来工"铐走关押,打了一顿后,每人罚款500元。
来自江苏南通的民工季先生说:"1999年,刚到务工城市不久,有一天上街买东西,碰到了查证的。一起去的十几个人,只有一人没带。结果,大家都被带走了,怎么解释都没用。"
他说,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有的甚至被遣返,更不用说管理人员随意毁坏民工的证件。
中国的历史往往让人不堪回首。 
90多年前(1918年10月),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湖南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没有听说他办过什么"暂住证"之类东西。
因为当时的中国公民拥有迁徙的自由。想在一个地方居住多久那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的私事,政府无权过问。
可是今天,一个湖南韶山的农民,如果到北京谋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暂住证办下来。
暂住证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尊严所系,是他的自由所依。没有暂住证,他在自己的祖国就成了野鬼游魂。
因为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就被一笔勾销。
从此,一个农民如果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是一个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理暂住登记(因为用不着防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要饭找工作!)。
这就是国内护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赶紧续签,如果你根本没有办理就十天半个月地呆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你就是一个偷渡者。警察都会因此将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出境。
所谓的常住暂住,其实并不是依据事实本身来判断,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一种对公民人身的强制,就是你不想"常住"也必须是"常住",你不愿是"暂住"也只能是"暂住"。所谓暂住常住,跟一个公民实际居住的时间和公民个人的意愿没有关系。即使你在北京连续住了五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你只能叫"暂住"而不是"常住"!既使你一年也不会在远在乡下的家里住上几天,你照样是"常住"。这使我们领教了什么叫法律的权威:法律能够让事实迁就自己,而不是实事求是。与南非当年的黑人家园制度可谓是不约而同:无论黑人已经在"白人地区"生活了多少代,只有"黑人家园"才是他们"永久的家"!
细细一想,这"暂住"两字时刻在提醒那些是身在异乡为异客,一个从小就会念"我爱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也只能"暂住",你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客!这和一个中国人到了异国他乡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居然要办"暂住证",博学的人们,请告诉我,在世界上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法律奇闻?
"暂"是什么意思?《新华词典》的解释是暂时、短时间。顾名思义,"暂住证"也就是暂时、短时间居住在某个地方的证明。那么,一年叫暂住,还是两年叫暂住?那么十年、二十年还是叫暂住么?是谁给了某个政府部门有权力决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居住多长时间或者不能居住多长时间呢?难道"暂住证"本身不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公民没有权利选择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一辈子?如果只有农村户口的他或她,找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妻子或者丈夫,难道他们就只能一辈子"暂住"在一起?!难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婚姻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黑色法律幽默么?
要是没有暂住证,农民就成了城市里的野狗!他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工厂工作是非法的、在街头叫卖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谈好了的工资,或者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也哭天不应叫地无门,因为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谁想挑战暂住证制度,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法"一天也不让他住!这和买路钱保护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北京工作,不仅有外来工与本地工的区别,而且外来工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今年北京市对外来人口暂住证实行A、B、C三级管理。根据这一管理规定,对来京三年以上、暂住就业正当合法、无违法犯罪问题的将发放A证;对符合上述后两个条件,但来京时间一年以上不足三年的,发放B证;对来京时间不足一年符合办证条件的,发放C证,持C证者为重点管理对象之列,是审查、防范和控制重点。虽然该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管理,但对于打工者而言,无疑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心理压力,而对于具体承办单位,则是增加了寻租的机会。在丰台区,在尚未开始正式办理之前,打工族中就广泛传言丰台区只有80个A证指标,几十万个打工者为了争得这80个的名额,只得找关系多方活动。据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处介绍,目前已办理的暂住证,80%以上为C证,A证不到2%,B证在18%左右。这样的比例分配,是否反映了北京外来人口的真实情况?
笔者从2000年8月来北京,可每年办暂住证时,都成了新来北京的人。2002年5月30日去办证,在《暂住证》来京时间一栏上,我又被办证人员写成2002年5月22日来京人员,如果照这样的办法,我永远也拿不到A证和B证了。虽然我早已有拿B证的资格,据A证也不远了。但我只能是个C证,被有关部门列入"重点管理对象之列,成为审查、防范和控制重点。"
按照许多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暂住证》是流动人口在当地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未取得《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就业、生产经营场所;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甚至在一些地方,如果不按规定申领《暂住证》就会被收容遣送。
你本来就是去找份工作做点买卖谋生,能不赶紧办?如果现在流动人口为1个多亿,以现行的每个暂住证10元计,公安部门每年就至少可以收10个亿!
可是公安部门在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时,可曾想过留在上面的血汗背后的辛酸和痛苦?那些进城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可能三四百块钱,甚至更少,当他们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的城市,一分钱没有挣,却必须先缴纳各种证件的费用。
在北京市,2002年以前,仅仅办一年的暂住证就得交管理费180元,这可能就是那个农民在乡下半年的生活费啊!(虽说现在已取消了一些费用,但要办齐各种证件,没有百八十块还是下不来)如果他要遵纪守法,就意味着将遭到一次彻底的合法的洗劫。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没有谁会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血汗糊口,他们会依法纳税,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可是如果他们身无分文,为什么还要在工作都没有找到的情形下,先交几百块?不对他们锦上添花到也罢了,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啊?!
也许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危言耸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政府的权威数据:我国1993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为,新列入的县人均年纯收入低于400元,"七五"期间已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只要人均年纯收入不超过700元就仍旧保留资格。
我不知道,如果一个新疆或者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民来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几百块钱的路费,初来乍到却不能不先把暂住证办了,否则就不能租房,如果没有房子住,露宿街头又是违法,仅仅凭这一条就可以被收容并遣送回原籍,非但工没有打成,连手里可怜巴巴的那点血汗钱也打了水漂!除非你认为进到收容遣送站里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和体验,否则他们只能满怀屈辱和痛苦地被驱逐回家乡,而且还要交一笔对他们来说是不菲的收容遣送费……他们又有多少钱可以来回折腾?!他们又有多少自由和尊严可以来回被践踏?
人心都是肉长的。法律规章的制定者们,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是你们怀里揣着省吃俭用,甚至是东借西凑的几百块血汗钱,来到陌生的城市希望找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时,你们希望什么样的法律在等待自己?!
南非当年的通行证法就规定,黑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那就意味着罚款或者坐牢。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
那么我国各地都在盛行的暂住证制度呢?


遣返,让人心碎让人胆颤

亲爱的城市市民们,你们也许永远都不会想到,一个外来人民工,因为逢到节日或重大活动,前一天还在这个城市,第二天却会莫名地从这个城市消失了,他们无一例外地是被公安收容或被遣送回了原籍。
这一切,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只因为你少办了暂住证,务工证,或根本什么证都不少,但警察或联防队员看也不看,就一把给把证撕了。因为城里有重大喜庆节日或政治活动,你不适合在城里待下去!
这不是夸张。我爱人在餐厅打工。她的一个同事早上出去到集市上采购,就一直不见再回来。老板娘还以为那小子拿着采购款跑了。后来接到电话通知让拿钱领人,才知道被收容了,不交钱,就遣送回原籍。老板娘觉得拿钱不划算,结果,那个倒霉的打工仔就理所当然地被"护送"回了老家。
《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2月25日6版刊出读者来信:一位从甘肃来上海的务工者,在上海干了5年,且在此购了房。如此一个合法公民,却麻烦不断:5年里,3次被警察拘押。其中2次是当场撕毁暂住证,然后抓走人。有一次因为收容所里没有达到收容遣送所需要的人数,这位苦难的同胞竟被关了13天!他见到许多和他一同被关押的难友,整日以泪洗面,一言不发……
遣返让农民工心碎。
"每当全国人民喜庆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我们在辛苦地建设北京城,北京城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一位曾被遣返4次的来京打工者悲哀地说。联防队员撕毁"暂住证"、没收身份证,辱骂、殴打外来人口的事例实在太多,诸如保姆出门买菜被送回老家,父母被收容而二岁的小孩被好心的邻居收留等事情,在打工族中广为流传。调查中,许多民工讲有点大事儿外地人就倒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大运会,他们的老乡被送回去不少。据网络报道,北京市仅1999年11月26日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全年共收容149359人,这其中有相当大一部份就是"三无"人员。为了让这些被收容人员返回原籍,北京市仅在节前一个多月就组织了123节火车车厢,出动警力9940人次。北京市在2001年大运会期间,近7万名"三无"闲散人员也已于上半年离开北京或被收容遣送回原籍,其中包括被动员离京的不符合在京条件的外地人员6万人。其中,海淀区东升乡八家地区有捡拾破烂和从事废品交易的外地人员近3000人,海淀区组织区公安、工商、规划等职能部门对这一地区清理离京外地人员2600人。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对管界内7个市场和京棉二厂宿舍区动员离京外来人口近2000人。现在北京申奥成功了,不知到2008年要把多少外地人赶回家。
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才废除的"原住民"(pribumi)和"非原住民"(non-pribumi)的称呼,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意味着对中国移民的隔离和歧视。
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当中国的城市把中国公民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时,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农民作为中国公民,他们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工作的自由遭到了否定。既然只能"暂住",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常住的自由和权利。而且城市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不拒绝他们血汗的结晶,但是在计算人均GDP时,他们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是!
虽然他们也是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纳税人!
既然只能暂住,他们就随时可能遭到"收容遣送"而被驱逐出城。在全国许多城市都设置这类的歧视性政策时,农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就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就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来清理去!这意味着没有流放之名的流放,因为他们只能蛰居于自己不愿生活的地方,默默承受生活的重担,而不能去寻求希望之光。
贫困是一种耻辱和不幸,而我国的政策法规却使不幸更加不幸,使耻辱更加耻辱。
当我们批判美国资本家住在豪华别墅,而穷人却只能露宿街头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依照中国的规章政策,穷人连露宿街头的权利都没有。
更有甚者,昔日,安徽凤阳尽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没有儿郎卖",至少还可以"背着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国,背着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讨成了违法!
事例固然极端,可我们的有关法律政策难道就人道而又公正?
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或者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就会被收容、遣送。
你可想象过,一旦政府使用这种"办法",将出现什么后果?
为了能够增加感性的认识,我们不妨来看上海《新民晚报》2000年9月1日的一则报道:"从现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100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
据悉,截止到2001年底,北京市全年收容"三无"人员29.5万人,与199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8.4%。根据一项对在京120名有合法职业、生活来源和固定居所的民工的调查,自身曾被收容过的有19人,占15.8%;回答自己亲属和所认识民工被收容过的59人,占了半数。另外,根据我们对182位父母是外地民工的中小学生的调查,提及其亲属被收容的24人,占 13%。这显示,外地务工经商人员被收容的比例已不少。这次的访谈对象,多数进城就业5年--10年。调查范围虽小,参考北京、上海市公布的资料,仍是有代表性的。上海市在80年代年均收容总量不超过1万人,1988年收容遣送1万人,约占外来人口总量的1%。进入90年代,随着外来就业人员较快增加及收容政策的变化,收容遣送人数增加更快,1993年达到4万人; 1996年为6万人;1997年超过10万人,占外来人口的比例升至 3.6%。收容数量成倍地增加,并不是因流浪乞讨人增多,而是收容范围扩大到"三证不全"的外来民工所造成的。
除了"三无"的外来务工人员,流浪和乞讨更是等同于违法!
没有谁问,除了流浪、除了乞讨、除了露宿,他们还有什么罪过?他们违犯了治安管理?没有!他们涉嫌犯罪?也没有!可是还是以治安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名义把他们拘押!
也许他们中间真有什么江洋大盗,可是能够使用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办法?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是已经否定了有罪推定吗?
退一步说,如果我想漂泊四方,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流浪要饭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你也许很喜欢《二泉映月》的优美旋律,不知你是否想过,如果创作了千古绝唱的瞎子阿炳,在上海地铁口拉着低沉凄凉的二胡小调,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是被警察扔进收容遣送站! 那么我们还有《二泉映月》么?
如果你是城市居民,失业了,可以去领一份救济金。可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如果碰上天灾人祸,他们去领什么啊?!剥夺一个公民在贫困潦倒时寻求社会救助的自由?难道谁觉得他们还不幸得不够?
也许,有极个别人是由于喜好,但大部分人是不会希望自己露宿街头;也许,有人是想不劳而获才去乞讨,但是我们怎么可以以偏概全?阴暗的心理总是把那些乞讨的人想象成富裕的装穷者,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统计调查依据。但我永远忘不了在北京地铁口见到的:一对瞎子夫妻,男人拉着二胡,女人唱着"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脚下空空的盒子等着施舍。
尊敬的官员们,你们可曾注意到,按照你们制定的"有关规定",一个农民,可能去年在北京或者上海还是百万富翁,如果他今年时运不济破了产,被迫流浪街头,城市的劳动部门不会把他们统计进失业者里去,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等待他们的只有收容和驱逐!因为他已经油干灯尽!如果一个昨天还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因为自己从事城市政府限定的危险工种,不幸的事故使得他残废并彻底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等待他的是同样的命运!当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他的身份是农民,就只能面临这样的命运时,难道不让人寒心?
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法律政策为什么能够出台并且长期存在?
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就可以这样被轻贱?
如果一位北京居委会老太太向警察局长举报,在她那个小区里住着一个叫张三的人,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任何职业和谋生手段,而且他还在写一本更为危险的著作。
你认为紧接着将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是依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忠于职守的警察局长将立即派人把张三拘押起来,然后送到该市的收容遣送站。随后,张三将被驱逐回原籍。
把居委会老太太换成圣麦多尔教区的神甫,把小区该成教区,把张三还原为狄德罗,就成了真人真事。只是这位被告密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并没有被巴黎警察局长拘押起来,然后驱逐出首善之区。
可在中国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北京晚报>>"法制周刊"2000年2月16日报道,位于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副站长丁连江告诉记者,春节前这里最多时有将近10000人,节前的一个多月,他们一共组织了123节火车车厢,遣送走16496人。记者了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创下了历史纪录,达到149359人,出动警力9940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过收容遣送4万到6万人。去年11月26日,这里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创下日收容的最高纪录。
这14万被拘押的人,可能有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身份证或者就业证;可能有在街头流浪乞讨的;可能有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可能有在北京市无合法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可能有流落街头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的;可能有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收容遣送的……
在中国,对进城谋生的农民来说,失业就是违法,因为你没有政府颁发的《就业证》,就很难逃脱被拘捕的命运。一个城市工人如果失业了,还可以领到一份失业救济金。而一个农民失业了,没有同情,没有救济,还要把自由搭上。
也许昨天你还在工作,可是,今天却由于就业限制法令的出笼,你的饭碗就被法律砸了!自由随之也受到威胁。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被逼到贫穷和犯罪的绝路。
如果一个湖北或者新疆的农民在北京打工,身份证遗失了,按照规定他只能在户口所在地补办,而没有身份证他就会被拘押起来然后遣送回去!等你下次补办后再从湖北赶回来吧!为了可怜的自由,你必须时时刻刻把所有的证件带在身上,等待随时可能出现的查验。你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生活。如果遗失了也就丧失了自由,如果小偷偷偷走了,也偷走了你的自由。
甚至有的城市还规定"认为应当予以收容遣送的其他人员"(北京市、昆明市),也可以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全由公安部门或民政部门"认为"了!
那么,如果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最长可能被剥夺多久的自由呢?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城市的规定:
《天津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收容遣送站应当及时遣送被收容遣送人员,待遣时间从查明其身份或者户口所在地之日起,本市的不得超过7日;外地的不得超过1个月,其中边远地区的不得超过3个月。"如果这个人一字不识,也只会说他老家人听懂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查明他的身份?这就意味着被拘押的时间加起来可以超过3个月,可能超过多少?不知道!
《洛阳市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规定:"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从查明身份和居住地之日起计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不得超过15天;本省内的不得超过30天;外省的不得超过60天"。"已查明身份、居住地的下列人员,可适当延长留站待遣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一)经医生证明,需观察病情的;(二)流浪成性,屡遣屡返,需留站教育的。这一个"可"字就了不得,使你的拘押时间可以6个月以上!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如果想流浪,就千万别老去洛阳一个地方!更可怕的是,它的第二十条规定"被收容人员住址不详或确实无家可归的,除继续查询外,有劳动能力的,可留站参加生产劳动和进行教育"。反正你不能自己回家,即使当野狗都不行;是帮你找工作吗?不是。而是留站劳动。可留多长时间?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收容遣送已经成为一种剥夺自由的严厉手段。 洛阳市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参加市收容遣送站组织的生产劳动"。既然要组织劳动,到底是自愿,还是强制劳动?如果不愿意被强制劳动怎么办?……也许你觉得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可你要知道,这对一个被收容的人却是他当前最大的问题:人身自由和尊严!还是不把公民的人身自由当回事?而我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即使违反了治安条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最长也只能拘留15天;而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而收容遣送却可以剥夺公民的自由6个月以上!如果你抗拒,那是妨碍执行公务,还是违法!
按照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能制定行政法规。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及各大城市制定的有关收容遣送的规定都是非法的,而且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滑稽的是,北京等城市的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居然说什么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岂不知收容遣送本身就是非法的!
此外,收容遣送也与我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背离。因为它不但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而且还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而收容遣送打击的就是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
尽管收容遣送明明是违宪的,可是它依然显得生命力特别的顽强!而且是公民权被侵犯,连司法保护的渠道都没有。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在一些地方,收容遗送已成为"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2001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导,1999年10月4日夜里,长期在广州从事装修工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三隆镇25岁青年农民张森,在路经广州市白云区松州街地段时,因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该街道派出所警察带回所里留置。后被送到广州市收容站、广州市沙河地区的收容站、从化山区的大尖山分站。10月7日,张森的叔叔张德裕东挪西借筹足800元并于当天下午赶到收容站接人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这里没有这个人"。10月19日下午16时许,失去张森音信多日的张德裕突然接到增城市镇龙镇康宁医院(广州市卫生局指定的病患"盲流"收治医院)一位自称姓洪的医生的电话,称张森因伤病被送到该院医治,希望他带600元前来缴纳治疗费用,还说"伤势严重,快带钱来"。谁知次日上午8时左右,就在张德裕怀揣借来的600元准备上路之际,洪医生却在电话里给他传来噩耗:张森已于早晨死亡!
10月21日,张德裕等4名亲属在洪医生的陪同下来到增城市殡仪馆,验证了张森的尸体。他们4人在后来提供给法庭的书证上这样描述了当时所见:"……解开死者的衣服,只见胸部呈紫黑色,下阴处肿胀,惨不忍睹……"见此惨状,张德裕即要求申请法医鉴定,但陪同的洪医生却以"威胁"的口气逼迫亲属在火化单上签字:尸体不许在这停留,否则作无主尸强行火化,届时你们连骨灰都拿不到。
就这样,一个健壮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2001年6月19日晚21时左右,长期在沈阳开小饭店的抚顺市顺城区刘尔村村民朴永根,因没办暂住证被沈河区团结路派出所民警带回所里留置。朴永根的女儿朴菊花好不容易东挪西借筹足了500元钱,准备赎领父亲回家,6月26日晚19时却突然接到抚顺亲戚传来的噩耗:快回来吧,你父亲不行了。
当晚,朴菊花在抚顺市第二医院见到了昏迷不醒的父亲。此时的朴永根从双膝到腹部呈现出漆黑一片,双臀两大块肌肉和后背一大块肌肉被毒打至脱落,臀部不停地渗血染红了大半张床单,小便处肿胀成一个黑色的气球,整个人已不复原样,惨不忍睹。虽经全力抢救,朴永根终因多发性外伤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和心功能衰竭,于7月11日晚身亡,年仅42岁。
沈阳市收容遣送站站长王宝林承认,朴永根在收容遣送站里遭到毒打。(摘自:中国青年报)
徐州市民政局下属的遣送站是全国14大遣送中转站之一,主要负责接收北京、上海两市转交的外流人员,然后将他们送返原籍。遣送站的个别管理人员与当地村民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将待遣人员"保"出来,关在家里,然后再强迫他们跟其亲属联系,借此勒索钱财。当地人管这个叫"保人生意",这些人的家便成了"地下遣送站"。就是这个疯狂的徐州"地下遣送站",不仅从政府的遣送站那里继承了本来应该由遣送站完成的工作,借以创收,甚至还很有创意地开拓出了一项新业务:将待遣送人员中的妇女卖出去当妓女!北京首例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大案中的不少卖淫女,就是从徐州遣送站间接买去的!(摘自:东方网)
"到昌平拉沙子"已经成为一句北京新俗语。北京市公安局有个外管处,不是管外国人的,而是管外来人口。说白了,就是,你如果一被收容,就免不了要到昌平,等挣够了路费,才能享受到"遣送"服务。
看到这里,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你还会有什么话要讲?
庄严的法律,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公民自由自在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
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人民的警察,你为什么就不保护作为人民的农民工?


清退,夺你饭碗让你回家没理由

"清退外来劳动力","清退临时农民工"。
每当要开展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活动时,这些字眼就频繁地出现在一些城市的报纸上,让外来临时农民工心里惶惶然,不知道那可怜的薪水明天是否还能继续领下去,那又脏又累的活计明天是否仍能属于自己!
让我们来看新华网天津频道2002年7月23日的一篇《四条措施让下岗职工上岗》的报道吧,"本市规划建设系统今年以来拓宽四条就业渠道安置下岗职工,又于日前健全了十项再就业措施,下半年,他们将计划安排1157个再就业岗位,帮扶企业下岗职工实现重新返岗。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规划建设系统共创造出就业岗位2143个,完成全年3300个目标的65.9%。他们今年拓宽了四条就业渠道,一是为下岗职工提供职业介绍和劳务派遣;二是清理外来用工,空出岗位优先安置下岗职工......
再让我们看一看《无锡市单位招工、退工管理暂行办法的意义》中是如何说的吧:"自《劳动法》正式实施以来,找市劳动用工制度由原来的固定工制和劳动合同制并存,逐步改革为统一的劳动合同制。""许多企业还置我市有关规定而不顾。私招乱雇外来农民工、造成一方面城镇劳动者寻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业又在使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给我市就业工作带来很大的社会压力,影响了安定局面。"
看看,招用了外来工,竟然"影响了安定局面"!
《广东劳动报》记者罗林满走访了数十名下岗职工,有一半以上人认为要让外来工腾出岗位给本市下岗职工。
浙江省宁波市规定,在使用外来劳动力时,应通过各类职业介绍中心先公开招收城镇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余职工。确实招收不足的,由单位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劳动部门批准后,按"先当地、后外地"顺序招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各单位必须按各级劳动部门批准的招用岗位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各级劳动部门按《宁波市"再就业工程专项经费"筹集、使用和管理办法》向用人单位征收"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安置费"。 对不准使用外来人员的工种,已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必须限期清退。原经批准已办理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手续并签劳动合同的,按劳动合同中规定的终止期限予以清退;未办理招收录用手续的,一律限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的二个月内清退。逾期未清退的,或本办法实施后继续招用农村和委外来劳动力,除下达劳动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外,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北京的劳动部门历年都公布《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这些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员、旅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回,转租给几位服完重刑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类限制工种的规定,可以肯定,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就是上了这个"岗",迟早也会被清退。
失去了饱读诗书、接受新思想的机会,还会有后来的毛主席,还会有后来的新中国么?
浙江大学人口与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赛权更指出这是一种"老眼光"。" 大多数城市人认为城市的一切设施、建设都是为他们的,外来农民工是乡巴佬,进城是揩他们的油。推究起来这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滋生出的'出身论'。市民阶层充满优惠特权的稳定生活,是以掠取八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和积累为代价的,应该尽早取消市民特权,在尽可能多的领域给市民和农民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外来工"东奔西走,看见到处是准备关上的门,听到"清退、遣返"的威胁。有的专家,也在附和着(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了)有关部门的短视行为,主张实行"栅栏"政策。"有选择吸取高素质的人才进来。符合条件的进来,不符合的就拦住。" 他们把"外来工"分成两个等级,他们认为人是有等级的,不自觉地流露出歧视"外来人口"的心态。有位专家说:"让他们(指外来农民工)都回到原地呆着当然好,但那是不可能的。"
城市是全体国民的城市,这一点应该形成共识。中国城市的建立更得益于长期巨大的工农业剪刀差,农村为此作出巨大牺牲,城市不应忘记。


健康,还有谁来关心?

《包身工》这篇文章相信很多人都学过。我们的农民工呢?
农民工干尽了脏活、苦活、累活、险活、毒活。他们的健康有谁在关心呢?
在宁波的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的,赔偿人民币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目前,职业病已成为影响我国部分劳动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国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重大恶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有关部门对发生职业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有4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工人缺乏自我保护和个人防护意识,只有19.57%的工人接受了职业卫生培训。工人因病被解雇在涉外企业中也司空见惯,在被诊断为职业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乡下有家中后才发现自己患上职业病,即使想求助法律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而只能放弃。
在一个正规药厂,同一车间同一工种,4年中有3位女工遭遇4次不幸:2次胎儿发育异常而流产,1次死胎,1次生下的孩子只有两根手指。原因仍未查明。-专家指出,胎儿致畸往往发生在妊娠期的头4个到8个星期。如何应对化工业女工生育异常问题,亟需全社会予以重视。
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有32000人,"能出去挣钱的都出去了",而在所有打工地点中,海南对村民的诱惑力最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乡就有2000多人到海南去打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了去一些私营金矿厂从事地下开采工作。因为采金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干几年后,村民们相继返回,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一种"怪病"开始出现并折磨着他们。35岁的汪发勇是西河口乡河口村村民,从1993年开始,汪发勇年年都和老乡一起前往海南的金矿打工。刚发现自己咳嗽带血时,他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太累了,便一直在矿里硬挺着。直到今年4月,他觉得实在受不了才回村。同在海南得下"怪病"的宋道仙说,现在想起来都是当年淘金时钻风钻惹的祸。特别是1995年1月份到5月份,当时宋道仙几乎每天都到井下钻风钻采石块,"风钻一钻起来,眼前就像蒸气炉放气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宋道仙当时每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上七八个小时,而且连最起码的口罩也没有戴。叶义根从干了11年的海南回家,每天干咳不止,连锄头都拿不动。"医生说孩子得了矽肺病,很难治的。"据叶母说,"给根儿看病已花去1万多,几年挣的钱早已搭上了。"她真的无能为力了,叶母担心儿子哪一天就离她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
广东省卫生厅的调查表明,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地方领导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说明,只用代号来代替。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外来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甚至中毒身亡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竟然把中毒当作感冒、头痛、贫血等病来治疗。中山市小榄镇骏利喷漆厂5名打工妹相继苯中毒,被误诊为贫血后遭到工厂解雇,最后,经过多方医治无效的两名打工妹被家人送到广州医治后才确诊为苯中毒。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院长黄汉林介绍:从1987年广东省颁布劳动安全条例后,职业病发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1997年以来,职业病发生率再度上升,每年收到的投诉信至少有60封,"安加事件"这样的案例每年都有好几起,东莞、南海、顺德等地均发生过类似事件。
问题随着广东的经济转型而变得愈加严重。黄汉林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的职业病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时有机溶剂中毒占职业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伴随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的是,新职业病种类也在迅速增加,去年新发现了11种,今年又发现了13种,如正己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铣氨等溶剂中毒;中毒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发现了职业病的发生。
在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后,为了逃避责任,包工头们经常采取"民工互换"的手段转嫁职业病侵害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农民工发现自己患了职业病,因劳动场所经常调换,导致包工头互相推卸责任,农民工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哪个矿患的职业病,只好自认倒霉。这种毫无保护的工作环境让农民工随时处于职业病的侵害和生命危险之中,仅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从1991年到1995年,死在海南的农民工就有十几个。
本想打工挣钱,让自己让一家人和得更好,却不想打工却让自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衰!




工资,拖你欠你没商量

在2002年两会期间,四川省泸定县咱里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高显明在北京大声疾呼, "四川民工一年有20多亿元合法的劳动报酬被工头克扣、侵吞,建议国家制定措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说,现在施工单位、工头克扣、拖欠、侵占民工工资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民工辛苦一年,最后两手空空,得靠家里寄钱甚至沿路乞讨回家。有的民工拿着合同状告工头,但由于个案涉及的金额小、难以找到责任人而常常不被有关部门受理和重视,有时法院判了也很难执行。民工对此强烈不满,有的还由此滋生了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
据计,在我国外来民工较多的珠海市工会及劳动部门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有80%-90%都是拖欠工资的。1998年与1997年相比,珠海市此类案件增长一倍,广州市增长131%。拖欠时间短者两三个月,长者半年、一年。在欠薪严重的中山市,有的外资和个体私营企业拖欠工人工资长达两年。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市的外企私企欠薪额均达两三千万元,中山市劳动监察部门近年来为工人追回欠薪达1.19亿元,广州市劳监大队仅1998年就追回欠薪9700多万元。至于打工者没有向工会、劳监部门申诉或申诉后并未追回的欠薪,估计有10亿元。
有一个姓张的小伙在郑州市经七路"草原兴发羔羊基地涮锅城"打工两个多月,准备转而求学,去打工的饭店结账时,从来没发过一次工资的饭店七算八扣,张童反而欠下饭店80多元钱,饭店因此拒绝返还张被扣在店里的身份证。他在经七路的"草原兴发"打工,每月工资300元。"怎么算我也不能倒欠他们钱啊!"张童说,打工之初他就交了身份证和50元钱的报名费,打工期间一次工资也没发过。在工作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向饭店借了130元钱,春节请假17天又扣300多元工资,因为违规被扣10元。
广东省东莞市是我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全市户籍人口仅有154万人,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外来人口达458万人,实际外来务工人员超过600万人。东莞市劳动局曾会同会同市妇联、市总工会开展了一次全市性的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提前部署,通知各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企业竞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12万元;有30间企业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80%:未达到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450元的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部分玩具厂、染厂等小型企业,每月工资连加班费共200至400元的工人为数不少;受检查企业中大部分的"正常上班"时间每天超过8小时、每月超过21个工作日。其中塘厦庆远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多达208.5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起"表演跳楼"事件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7位民工坐在他们亲手建起来的"东珠美地"18层高楼的楼顶边沿,除了7名准备"跳楼"的民工外,楼顶上还有数名民工在"增援"。这些民工大多是今年4月份来该工地打工的。按照约定每月结算一次。但直到8月中旬完工时,仍没有领到工钱。多次协商无果,所以他们才决定"集体"上楼顶"跳楼"。最后,一自称是公司的负责人夹着一个皮包匆匆来到楼顶,消防官兵和民警快速上前,强行将几个民工拽下,才结束了这场"表演跳楼"事件。
新华网河南频道2002年1月30日电 ,一民工为讨要工资,竟狂喝一瓶白酒后,站在几十米高的卷扬机上欲跳下,被及时赶到的巡警相救。据了解,这个年轻人叫李学友,现年33岁。因为在郑打工年终包工头不给结账,反而将他打了一顿,一气之下他就想寻短见。
为了生存,不得不用原始的、可怜的手段--"以死相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能不让人感到心酸和心寒。然而,设身处地的替民工们想一想,又不由生出几许同情来--面对良知沦丧而唯利是图的老板,讲理、哀求没有多少意义,诉诸法律也难以执行到位,除了借助"众怒"的力量来谴责和警示,别无他途。好在民工们的"跳楼"只是一种"表演",而不是真的跳了。也就是说,他们还对这个社会抱着某种希望,还相信人间存在着善心和正义。事实也是如此。每当发现有人欲跳楼跳江,立刻会有人报警,组织营救。不仅请来有关专家做思想工作,而且有时候连领导也到现场表态,解决问题。这样的报道,经常读到;不少久拖不决的问题,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得到了解决。民工们"表演跳楼"的结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叶知秋"。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不仅要看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准,更要看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当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尚且要依靠"以死相逼"来争取和维护时,那绝对不是社会成员的素质出了问题,而是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器出了故障。透过民工"表演跳楼"的尴尬事实就能发现这一点--信用缺失,老板才赖工资;法律软弱,民工才无可奈何。试想,在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在一个法治文明的环境,"表演跳楼"的尴尬事件何以上演?而信用的缺失、法律的软弱,责任也不在于普通百姓,而在于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一种心系百姓冷暧的责任感,没有一种法律至上的意识,而是事不关己、玩忽职守甚至首先背弃信用、法律。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准,怎么可能不让弱势者"病急乱投医"?
所有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必须把健康权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


歧视,心中无法抚平的伤

农民工为城市盖楼、修路、造桥,使城市的百姓生活更舒适、方便;他们在郊区租地种菜、卖菜,使城市的居民吃上廉价的新鲜蔬菜;他们捡废品、扫大街,使城市的环境更干净、整齐……这些脏苦累的边缘服务业,城市的"爷"们是断然不会去做的。
农民工不知知觉中已成为"城市脉膊"的不可缺少的分子。
可农民工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因为没有户口,你不能买月票。虽然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最后拿到了月票!
因为没有户口,你不能租到廉租房。你只能栖身于工棚、民房和地下室。据说,在北京,离地近十米的地下八层都住满了外来农民工。
因为没有户口,你不可能贷款分期买房,也没有可观的购房补贴。眼睁睁地瞅着那"每平米才6000元"售房广告做白日梦。
因为没有户口,不交借读费,你的子女孬想在北京上学。虽然政府已承诺可以在公办学校借读,但不菲的费用还有要回户籍高考的政策,让人让而却步。
城里人在享受着农民工辛勤劳动的成果的同时,甚至还对农民工嗤之以鼻。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甚至成了职能部门解释众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的当然藉口。公安部门经常会公布一个统计数据,刑事案件中,百分之几为"外来人口"所为;某市职能部门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增加了该市疫病控制的难度。至于传媒流露的对"外来人口"的有罪推定就更为普遍和明显。
让我们来在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南方日报》上随意摘录一些新闻标题吧:
"外来打工者蜂拥,企业下岗者增多"(实际在正文中并未提及二者有何因果关系)
"外来人口逾百万,治安压力日益增"
"外来人口刑事案占广州市发案总量三分之二"
......
普通市民的抱怨就更多了。一本畅销书中引述了北京人对农民工们的指责:"他们随意遗污,破坏市容卫生;刺激消费,拉动物价上涨;商贩们缺斤少两,粗制滥造,所制作的大饼、油条极不卫生,让人不敢吃......"广州人、深圳人还发现这些人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因为这些人聚居的地区往往肮脏不堪。有关部门管理上的问题被歧视掩盖了,只怪"外来人口"太多了,素质太低了。他们甚至抱怨"外来人口"破坏了当地的幸福婚姻家庭。广州一家市民报在讨论户籍制度改革时,天河区一自称被"外来妹"破坏了家庭的梁女士投书说,户籍制度不应该改革,不然"外来妹"破坏当地的家庭不就更容易了。这些"受害者"们没有去检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婚姻存在的问题。
"外来妹"成为了原因。
"外来人口"与当地人被理所当然地排列在两个阶梯之上。
在广西北海市某住宅小区,春节后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民工逐渐回潮,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防火……"这张告示,醒目地在那儿贴了近两个月,让人感到十分刺眼。
不知你看了有何感想?
《河北日报社》网站2002年3月13日报道:青岛的一位陈先生给《半岛都市报》提议,说"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乍一听到这个建议,我就回想起上个世纪美国"种族歧视"严重的时期,在公交车上划出专门区域,让黑人坐在车后,白人坐在车前,双方泾渭分明,不得越线。现在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仅仅因为民工"衣服上沾满油污",就建议将其与"高素质"的市民隔离,说到底是对民工的歧视。
一些民工衣服沾满汗污、油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主要是由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们也像我们一样没日没夜地干着苦活累活脏活,还能保持衣冠楚楚西装革履吗?全社会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不断改善民工们的工作和卫生条件。不问青红皂白,采用这样一个"身份隔离"的极端方法,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讲不通和危险的.出这样一个主意,丝毫看不出其半点平等的公民意识,更看不出他有哪些地方显得比民工"素质高"。
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是为了打工挣钱,或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寻一条更好的生路。无奈在一些人眼里,进城的民工仿佛带着"原罪",是理所当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城市交通堵塞,怪罪民工;城里人下岗找不到工作,归咎于民工抢了饭碗;治安不好,也是民工蜂拥进城所致;民工不签劳动合同,是"素质低,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官者当然不会说是自己工作不力),甚至于对于民工从事危险工作,也认为是"要钱不要命"。总而言之,民工进城,成了"麻烦制造者"。
城里人是上等人,乡下人是中等人,乡下到城里来打工的是下等人,有些城市阶层这么认为。民工们在街上走,往往都小心翼翼,有如过独木桥。因为他们知道,身边许多人对待他们都有一种歧视的眼光。
许多大城市这些年经济大大发展,生活水平与城市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民工的工资水平却基本上是原地不动。为什么?就因为民工多,劳动力多,人力资源便宜。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等对社会群体的保护措施和政策也往往因为民工不是"自己人"而将之排除在外。
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也一直是外出打工的民工的老大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儿童占3.6%,达1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他们千方百计办起来的子弟学校也几乎是得不到政府的认可,被执法人员赶来赶去,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农民工的"棚户区",夏不蔽日,冬不遮风,恰似"贫民窟",还有的农民工住在地下防空洞里。在北京,四环、五环外的民房是农民工的最好选择,在城区高层建筑的地下1、2、3层甚至更多层也住满了农民工。因为城里没有廉价的出租房。农民工还要经常受到当地公安、卫生、城建部门的盘查。冷冰冰的盘问,恶狠狠的指责,动辄以创建卫生城市为由,把农民工赶来赶去,弄得不得安宁。据了解,仅1998年上半年北京又有3万余间违章出租房和摊棚被拆除。同时,近7万名"三无"闲散人员也已于上半年离开北京或被收容遣送回原籍,其中包括被动员离京的不符合在京条件的外地人员6万人。海淀区东升乡八家地区有捡拾破烂和从事废品交易的外地人员近3000人,治安秩序混乱,环境卫生脏差,是多年来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海淀区组织区公安、工商、规划等职能部门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彻底整治,拆除违章300余间,清理离京外地人员2600人。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对管界内7个市场和京棉二厂宿舍区内违章出租房屋进行了集中整治,拆除违章出租房屋和摊棚400余间,动员离京外来人口近2000人。
再来看一则北京电视台2000年12月12日《朝阳区隆重推出申奥十大工程》的报道:作为规划申奥会主场馆选址所在地的朝阳区,新制定的申奥十大工程包括:完成奥运选址主场馆4平方公里的拆迁平整,并对周边进行百分之百的绿化。处在奥林匹克公园12.15平方公里预留地的朝阳区大屯乡、洼里乡年底前做好清理外来人口、拆除违法建设、整治环境脏乱及绿化等项工作。
奥运要来了,就得拆房清人。这就是北京的"人文奥运"!
城市一天天繁华,房租一天天见涨,明天,我们还能住哪?
农民工在单位是低人一等的,他们干的活绝对是最累的,但获的利却总是最小的,即使有些民工能力不凡,也往往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难以得到发挥的机会。像一些媒体上所吹捧的"打工皇后"、"打工皇帝"等等,对他们而言只是美好的幻想而已。在目前情况下,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都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更易受侵犯。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有一篇通讯记述蛇口的社会治安管理情况。作者说:"一个暂住和流动人口为常住人口3倍的城区,如果治安不力,靠什么招徕人、留住人?"
暂住和流动人口为常住人口的3倍,怎么就是城区"招徕人、留住人"的障碍呢?我很纳闷,流动人口不就是"人"么?细看之下,原来他们是要"招徕"外国公司的职员,虽然"老外"也是流动人口,但在作者眼里,此流动不是彼流动,"老外"才是"人"。
可见潜意识里有歧视心态的人,与前裾后恭两副脸孔的奴才是有类似之处的。
他们并非真的歧视"流动",他们只是歧视你不比他们更体面。
有人说,进城的农民工引起了社会治安的恶化,犯罪率升高。君不见,那些走私上亿元,逃税几百万、贪污数千万元、数百万元的都是些什么人?何况根据个案调查,农民工的犯罪发案率明显低于城镇人口的犯罪发案率,不到千分之一。农民工是城镇中最肯吃苦、工作最辛苦、待遇又最低的劳动者、建设者,那种认为农民进城务工会使城市犯罪率增高的看法是一种偏见。
户籍问题对民工来说是他们被歧视和瞧不起的根源。户口使他们游离于他们向往的大城市之外。
没有户籍,也意味着他们的许多正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身份不被所在社会认可。
每天面对自己用双手建设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还带着些许无奈。

第三章 我们的子女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我一叶浮萍
在阴冷的洪波中
飘荡不定

我是一粒种子
在劲烈的强风下
无处生根

我是一株幼苗
在贫瘠的土地上
挣扎求生

没有温暖的阳光
没有和煦的春风
没有沐浴的雨露
没有关切的目光

我"自由流浪"
我"孤独歌唱"
我"放任生长"

--《写给流浪的孩子》作者:郭昌盛

孩子是明天的花朵,孩子更是明天的希望。
城里的孩子是父母的宠儿。我们农民工的孩子也同样是我们的最爱。
对于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的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学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有统计说,目前我国外来流动人口1.2亿,其中适龄学童估计在200万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流动的加快,这个群体将日渐扩大。
民工子弟求学的艰难遭遇,主要原因是长期形成的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不够协调,造成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在解决这一特殊群体就学问题上定位不明,责任不清。
不管怎样,民工子弟做人的尊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尽管他们来自贫穷的农村,尽管他们是在城市的边缘徘徊。
让孩子有书读才是硬道理!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我们的首选

破旧的平房、简陋的桌椅……尽管它们至今没有合法的身份。"老师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生戴着非法求学的帽子。"这就是农民工(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现状。
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学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在正常缴纳借读费或赞助费后进入市属公立学校;进入收费较贵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学校;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由于进城务工者身处低收入阶层,公立学校和私立贵族学校交费门槛高,靠借助当地原有教育资源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据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博士韩嘉陵的调查,开始时的流动学校是外来人口由于无法缴纳"高额的赞助费及借读费",但又不能"坐视子女成为新文盲"而采取的一种"自力救济"、"自行解决"的无奈尝试。
在马鞍山三台小区一带,光寿县籍的打工者就有五六百人,而且大多是青壮年,孩子都在小学年龄段。于是"寿县跟踪学校驻马教学点"就于2001年应运而生。就是这所甚至连一个正规大门、一个正式校名都没有的"平民小学",却一下子就招了110名学生。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现在约有20万打工子弟,在外来流动儿童小学阶段90%的入学率中,实际上有90%以上的小学教育是由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的。在上海,外来民工子弟小学同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市共有500所,在校学生达10多万人。在深圳,各类民办学校增至144所,共接收10.28万名非户籍学生就读;还有77所未经批准的民办学校,也收有4.3万名非户籍学生。
之所以选择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据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学生家长大多是个体小商贩、清洁工和废品收购人员,每户每月收入1000元的家庭比较普遍,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20%,500-800元以下的占16%,800-1000元的占27%。按照北京市划定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很多两个孩子的外来人口家庭基本上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奢望借助当地原有的教育资源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是不现实的,公办学校较贵的借读费使他们望而却步,而为了孩子举家回迁又不愿放弃在京打工挣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把孩子送进教育水平虽低但收费较少的打工子弟学校。
长期从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赵树凯研究员提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北京本地的生源逐渐减少,很多公立学校都招不满学生,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的情况。但是一些地方高额赞助费和借读费对多数流动人口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不取消这道门槛,只会把流动儿童逼到打工子弟学校中去,造成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现实。



孩子的呼喊:要学校不要"流浪"

2001年今年9月初,正值全国的中小学生高高兴兴进入新学期时,有的城市对专为外来务工者子女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驱逐和取缔,也达到了高峰。在北京丰台区,一些治安联防队员把守"打工子弟学校"的大门,阻止学生们进入学校。
据称,从9月1日开始,丰台区委牵头,各个乡具体实施,计划将区内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进行取缔。丰台区有关部门表示:该区这次取缔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低素质的人群清除出去。这些学校没有经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都是非法学校。根据区里的摸底结果,全区现有外来打工子弟8000多名,非法外来打工子弟学校50所。这些学校几乎全部存在教学设备差、老师素质低的现象。为了让孩子们从这种学校中摆脱出来,去更好地接受正规教育。区里已经在公立小学中准备了4600多个空位,来容纳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至于多出来的这些学生,可以由家长送回老家,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全区现有外来打工子弟8000多名,但区里公里学校只有4600多个空位。还有近4000名打工子弟往哪里去上学校?
几天或十几天后,被取缔的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或在原地、或迁址复课。知情者说,这已是该区近几年来第3次大规模地行动,就像前两次行动一样,"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如取缔者所愿消失,而是以更隐秘的方式加大规模扩办。
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下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打工子弟学校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就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对这些未来的中国公民进行了起码的启蒙教育。
如果没有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孩子们连"非法"的学校都没得上。
但是,这些学校却不得不面对取缔和搬家的无奈。
尽管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已有200多所,城郊结合部的1000人以上的也已超过10所,但至今仍无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申请获得批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它出现七八年后的今天,仍在"黑"着。
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01年5月完成的调查报告称:北京现有约20万外来务工人口子女,其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而初中阶段入学率仅为20%。
这种情况在全国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带有普遍性。
想一想大西北那些土桌子、土凳子学校,想一想大草原上那些马背小学,想一想贵州山区那些在破草棚子里读书的孩子。那些政府认可的学校比今天的农民工学校又好得了多少?
打工子弟学校的性质完全就是堂堂正正的民办学校,而且在城市,它的条件再怎么差,也比内地农村的很多学校要好。什么教师学历低、课桌椅不规范、食堂不卫生?在央视《东方时空》里,我们可以看到,山西的一所小学,它的校长只有初中学历,破烂的课桌椅还要几个学生合用,那不照样办吗?
有学上总比没有学上好!
在一些地方,通过政府部门的引导,一些民办的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深圳市南山区,通过政府引导,守法、规范、公益性的民办学校在全区已有10来所,它们在没花政府一分钱的前提下,为南山劳务工子女提供了价格适中、质量合格的九年义务教育学位10060个,分担了政府15%的义务教育责任,成为深圳市较好、较早解决劳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典范区。1997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还在南山召开"公益性民办学校建设现场会"。
2002年8月15日至16日,教育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9部委在浙江召开了"全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大会提出,根据农民工子女就学特点,在以公办学校吸纳为主的同时,重视社会力量办学,改革办学体制,采取了改善学籍管理办法、简化就学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减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费用等多种措施。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使他们能够"进得来、读得起、学得好"。各地在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同时,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办的简易学校的管理和扶持,加紧制定并公布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
这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还有许多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我们期待着,阳光明天更灿烂!


公办学校,想说爱你不容易!

流动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公立学校的关注。
在全国的公有学校中,安徽省合肥市的二十九中大概是最先将目光盯向打工者子女教育这个市场的。2000年,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面向打工者子女,办一所完全是打工者子女的学校。他们招的4个班全部爆满。
2002年4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北京行政区划范围之内,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都应当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本市各中小学校有接纳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少年入学就读的责任。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参照本市的办学条件标准,举办专门的外来打工子弟学校。同时,从今年9月1日起,北京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借读费,小学由原来的每学期500元降为200元,初中由1000元降为500元。"
据教育界人士透露,北京目前很多学校都面临招生名额不足的窘境,甚至有的学校不得不裁掉一些班级。北京市就曾于最近两年,合并和撤销了不少学校。虽然北京现在还处在中学生入学的高峰期,但是三四年之后,生源就会大幅度减少。招收外地生这些闲置的教学设备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也可以解决学校的生存问题。
能借读,当然是好事,但许多家长对其中的手续感到十分繁琐。北京市《对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中规定"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市借读,须出具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其父母和子女的户籍证明、父母的身份证、北京市的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明材料,向暂住地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提出申请,审核批准后,为其开具《在京借读批准书》。凭此证明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即可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就读。"既然是借读,又为什么要那么多手续?这么多手续,又要花去多少时间啊!
学生在学校可能会受到校方不公正的对待,也是家长的担忧。在许多公立学校,对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中,借读生学好学坏都与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不相关。家长担心教师不拿借读生当自己的学生看,对其学习放任不管。由于借读生户籍不在本地,参加诸如学科竞赛之类活动都顶着当地学生的姓名,得了奖也归当地学生。这就是说,借读生与当地学生待遇不同,教育权利不平等。
据南方网讯,2002年9月开学在即,尽管湖北省武汉市已有近百所公办学校敞开大门:向外来人口子女承诺免收借读费,但敢进公办学校的却不多。在武汉市江汉区一民办外来人口简易小学,对不送孩子去公办学校的原因,几位家长解释说,家里条件不好,怕孩子去了公办学校受城里孩子欺负,这里虽说条件差些,但毕竟离家近,学生们家里都穷,不会有谁看不起谁。
据悉,武汉市的其他区不收借读费的公办学校招不来几个民工子女。汉阳区教育局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要想真正把民工的子女招到公办学校,老师必须更换观念,要分析这些孩子的心理,在教学中消除民工孩子与城里孩子心中的"距离感"。
在公立学校借读民工子弟,家境一般较差,但自尊心很强,一旦遭受歧视便沉默寡言。而本地学生也极易从他们身上得到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这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都很不利。有老师认为,本地学生对民工子弟的偏见,主要来自家长对民工的歧视,而这种歧视观念很容易转移到孩子身上。
据《杭州日报》电子版报道,为了让儿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宁波打工的夫妻俩决定每年花800元钱的借读费让儿子到宁波市某小学四年级借读,但时隔一年后的新学期,因忍受不了同班城里同学的歧视,儿子却怎么也不愿到公立学校去读书,坚持让父母将他送到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一年间,儿子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变得少言寡语,考试成绩也不断下降。
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孩子,夹缝中成长的一代

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他们却是城市的编外市民。
他们属于"第二代城市移民"。是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没有经历"第一代城市移民"所经历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他们大多跟随父辈来自农村,接受了传统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等。但另一方方面,他们每天所见所闻所感的大量的来自都市里的信息、规范和生活方式等。
他们生活在城市,在感受着城市文明的城市同时,也感受着许多人为的体制性歧视、限制。异己的城市文明的排斥,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怀着深深的自卑和不满。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的实现和地位垂直上升。
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城市新贫困"子女对于所面对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正规的有效的社会化,他们难免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难免会表现出一种角色上的冲突、认同上的危机和价值的失范状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边缘人,很容易造成其人性的扭曲和形成反社会的人格。
这群孩子,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也许将成为这座城市未来的主人公。他们的命运、心态与受教育程度,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统计说,目前我国外来流动人口1.2亿,其中适龄学童估计在200万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流动的加快,这个群体将日渐扩大。
这群孩子比谁都渴望捍卫受教育的神圣权利。在高考成了"跳农门"的惟一通道,知识和技能成了"改变命运"的有力武器后,在目睹了父辈在城市里的平等与不平等竞争中,在对市民生活方式的张望与自惭形秽中,他们更坚信了这一点。
到城市中来的流动儿童跟他们的父母跟之间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父母亲在农村的环境长大的,所以他们的价值关是有相当的传统的成分的,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善。而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城市里面的世界观,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跟父辈们一样的比较,孩子们的比较对象就是城市里的孩子。
我曾经问过一个孩子,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说自己是中国人。其实那些孩子跟城市的孩子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些孩子跟父母的代沟就很难解决。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基本上这些孩子很少跟城市的孩子打交道。有的孩子说城市的孩子不好,有的说城市的孩子瞧不起他们。而且这些孩子对警察和其他执法者的印象也是很特别的,他们见多了父母被带走的样子,他们有的害怕警察,有的恨警察。
不可否认,城市农民工中的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第二代移民"--城市边缘儿童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城乡壁垒造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受教育权利的缺失。
如何使他们健康地成长,不仅需要我们农民工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因为,他们同样是中国明天的建设者。

第四章 我们的心声--谁来倾听我诉苦

"牛奶浴""黄金晏""宠物装"
安知人间天上?

《绝对隐私》《上海宝贝》《棉》《糖》
演尽人间欢爱情伤。

足球、蓝球、"人体秀""布波族"
世人性情张扬。

明星、歌星、富豪、大流氓
三教九流粉墨登场!

三陪女、包二奶、情感陪护
有钱不怕道德丧!

赌场、情场、官场加贪脏
人生一张张"网"

贫困、失学、农民工、清退和收容、死伤
这些"玩意",还有谁放在心上?

这是一个魔幻的世界
这是一个富人的欢场

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和会场
一路把欢高歌唱响

--《世相》作者:郭昌盛

当城里人沉浸在"牛奶浴"中,沉浸在足球中,沉浸在选美中,沉浸在"黄金晏"中,沉浸在《上海宝贝》中,沉浸在"维护宠物的权益"中,沉浸在"一颗粒荔拍出五十万元"的天价的新闻中,沉浸在一个接一个的"晚会"中... ...
还有谁在想着"维护农民工的地位"?
还有谁在倾听农民工的声音?
... ...


农民工,地位不如一个难民

比方说,一个国外的难民携带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国,流入了北京,他有孩子要上学,他也想找一份工作干,或开展一项生意,他能如愿吗?
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补充规定(我国已于1982年加入了该公约),他要尽到的义务是:根据公约第2条,遵守我国的法律和规章。他该享有的权利是:根据第3条,他有"不受歧视"的权利。
具体到:依17条,他有获得工作以及报酬的权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许他从事苦力工种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这儿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护北京人的就业为由而企图挤兑他。也就是说,北京人能干哪一行,他也有权干哪一行;
依18条,工业、农业、商业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开,并要求所在国尽可能给他提供优惠和方便;
依22条,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权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样多的杂费,他丝毫不用去理会什么"赞助费"、 "借读费"之类的交费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钱,或一个铜板;
依22条,他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济;
依26条,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全家搬迁到上海,按此公约,上海人同样不能歧视他;实际上,他还享有许多的权利。这儿,就简单扼要说这几点。
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护他的权利,怎么办?他可以视作中国政府不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那么,他的祖国政府的外交部门也可以出面,发表抗议声明。另外,还有别的途径来维护他作为难民、作为人的权利:向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投诉;向国际法庭起诉。
一个外国的难民,如果他来了,他能拥有这么多的权利,拥有这么多的维权渠道。我们国家的农民工有吗?!
你是农民,想在北京这儿找得一份工,除了干那些卖苦力的重活脏活,你将别无选择--并且,你还要知足点!因为在邓小平发出指示说"可以让农民自带口粮进城"之前,这种机会都没有!
你是农民,你要送你的孩子在京城上学,那么,每学期你必须乖乖地多掏数百、上千、数千元。虽然现在北京的借读费小学降到了每学期200元,初中生降到500元。但据报纸反映说,在某些校,你不交上几上千元的"自愿"赞助费,就别想进学校的大门!
你如果认为北京的做法不公正不合法,要为此走上北京的街头抗议,那么我敢断言,立马,遣送回原籍的命运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遣送意味着四点:耗你精力,破你钱财,撕你面子,毁你信心。)在这方面,北京警察可是毫不含糊的,他的确能作到"严格执法"。尽管你的诉求是正当的,行使的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为权利而抗争的权利"。
如果街头抗议不行,那么法庭起诉行吗?也不行。没有哪个法庭会受理这样的案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一起这样的案例。
为什么中国农民那么像外国的难民?--衣衫褴褛的装束、憔悴的面容、一贫如洗的处境?--现在,原因不是很简单了吗:他们,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拥有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得不到最起码的权利:不但没有公民权,也没有国民权。于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几十年无难的国家里,过着难民般的生活,或者难民不如的生活。
可以这样说,在处境上,在权利的拥有上,中国农民远远比不上外国来的难民。
也许,中国农民能有幸做个无国籍的难民更好!


为什么,听不见农民工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下岗工人很苦,但是到城里打工的民工比下岗工人更苦。
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有农民工的汗水和血泪。但是当他们怀着美好的期望来到城里出卖他们的体力,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时。迎接他们的是冷眼,包围他们的是嘲笑。居住在城市最肮脏、最阴暗的角落;工资被刻意压低和拖欠;时刻面临着城里警察的骚扰... ...
为什么几亿的农民工过得那么苦,却听不见他们叫苦的声音?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显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零距离接触"的鸭子最先知道。
同样道理,农民工的冷暖,农民工的苦痛,也只有农民工自己最清楚。
如果我们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从常理上讲是会有效果的。
套用毛泽东的一个表达模式:假如"数亿农民一声吼",那么,可以肯定,"地球也应抖一抖"。我们有多少人呀!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沉默,在受苦时?另外,相似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四十年前的往事:1959年至1961年,数百万计(采用的是最保守的估计值,因为没有权威的、政府公布的数字可以引用。可能是有权的人觉得,花些精力把这事调查清楚是没有必要的。)的农民被饿死,高层决策人"似乎"也不知道。我们农民也是这么的沉默。
电视中,我们常能看到别国农民(或工人)为表达自己处境、为捍卫自身利益,表现得非常不沉默、非常壮观场景。人数不足中国农民千百分之一的法国、西班牙农民在自己国家繁华街头、日本农民在议会中频频地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只要不是"指鹿为马",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能否认,一个社会的上下层之间是有距离的。
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两千年前,三国两晋时期,司马衷陛下当政。当"处江湖之远"的饥饿的农民被饿死无数,消息报上来的时候,"居庙堂"最高的司马皇帝很惊诧:为什么饥民那么傻,宁可饿死,也不吃瘦肉粥?!
谁都不会怀疑,与"腐朽的"封建时代的帝王相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贤明的。但是,现今农民的确切的、真实的苦难程度,我敢说,它远远超出了我们高层、我们城里人的预料。
今天,在我所接触到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是非常纳闷:农民工在城里境遇如此之苦,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太傻了吧?
对上层来说,真实的、全面的、完全的信息获取和掌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也是决策的基础。
可是,当今的时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以信息可以便捷联通为基本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了解下情为什么这么难呢?是我们的主流社会的听觉迟钝了、信息闭塞了呢,还是我们农民在社会根本没有表达的途径与诉求的渠道?
直到最后,依旧没辙。我们的农民工们,只能凄然地忍受着悲苦的命运,只能在劳累伤心之余,悄悄地呻吟,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媒体,再多关心些农民工

当我们为申办奥运成功而齐声欢呼的时候,当我们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而如痴如醉的时候,当我们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如释重负的时候,当我们为两千多亿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可曾问过,农民工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
他们微弱的呼喊已被欢呼声所淹没,他们的存在似乎不再重要,上亿农民工的份量已经抵不上一个足球。
虽然,有些媒体在关注普通大众方面做得很努力也很有成效。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张越访谈"、"百姓故事"等栏目;《南方周末》报;又比如说《北京青年报》等。
但是,现在报刊版面上唱主角的仍主要是三类人。一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一些政府极力树立的先进人物,二是各行各业的董事长、总经理、CEO等等;三是各类影星、歌星,球星等等。他们的大照片、大标题,在报刊版面上非常突出。名人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睡似乎都成了新闻。此外,相当多的是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有关时尚、消费、休闲等等这一类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广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专业媒体和某些格调不高的小报,就是在我们称为主流的媒体中也有一定反映。
中国农民有个官方的大报纸《农民日报》,可那上面的文章往往是赞歌,主要还是给大大小小的干部们看的(虽目前内容已有所转变)。但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有影响的媒体。
农民工是如此之多,但他们的呼喊却是如此之弱。现代社会的信息是如此发达,但农民工的声音要传到施政者的耳中却是如此之难。我们的报纸多如牛毛,但关注农民工疾苦的信息究竟有几多?我们的政策层出不穷,但为农民工利益考虑的究竟有几个?
有人指出,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着媒体的运作,界定了一条新闻报道原则:什么不能报,什么怎么报,什么只能报一点;另一方面,媒体要步入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于是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尽量报道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
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因此而被遗忘了。
前几年,新闻报道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有选择地对下岗工人的生活进行报道,而且所报道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好的一面,如哪些人下岗之后找到了好工作,现在生活可红火了,有点鼓励在岗的人下岗的味道,而至于下岗工人真正的生活状况,却鲜有媒体去挖掘,并以客观、真实的眼光进行报道。何况农民工的"下岗"生活?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拥有者--广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运作的指挥棒。报道什么新闻,才能引起哪一类的人的注意,并成为吸引广告商刊登广告的契机,编辑围绕着广告转,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于是,"一平方米房价仅卖1万元""每平方十万元的商住楼被抢购一空"的字样就不断地刺激着市民的眼睛,刺激着农民的眼睛,更刺激着农民工的眼睛!
广告商关心的是广告是否得到了视听和阅读效果,他们并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不是广告商的义务。 由此可见,媒体的新闻报道间接地被广告商所控制,远离了弱势群体。
媒体受到广告商的左右,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不仅中国存在,美国也存在,但中国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加严重,是因为除了广告商的影响之力,还有政治权力的支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媒体不会报道有损国家利益的新闻,但起码它可以有点编辑自主权。如果编辑坚持采用某一篇稿子,该稿子就有可能公之于众;而在中国,编辑根本不可能有选择稿子的权利,顶多也就是在政治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当中,选择一些不违反宣传政策的新闻。于是绝大多数的编辑不可能坚持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原则,即使心中有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公道的想法。
广告商与政治权力的结盟,使中国的媒体经受了双重压力,这也是中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顾虑重重,受到诸多阻碍,缺乏真实、客观、公正的根本原因。
"社会公器"应有的社会义务无从体现,受到了众多受众的指责。如果媒体漠视弱势群体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并变本加厉地朝政治权力和广告商靠拢,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证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爆发矛盾,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媒介如何起到一种平衡剂的作用,去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我们不渴媒体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反映我们的状态。
只想说一句:媒体,请你再走近些!

第五章 我们的明天--但愿不再苦

命运可以走出冬天
记忆又怎么忘记严寒
春天是一个流泪的季节
你别忘了打伞

当你走出萧条
我知道
愉悦过后是孤单
当你泪花闪烁
我知道
你兴庆之余有哀叹

沧桑抹去了青春的容颜
却刻下了纵横交错的山川
--《纪念》 作者:郭昌盛

如果能够重生一次,你最希望出生在哪里?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希望自己生活在城市而非农村。
零点调查公司对中国的辽宁、河南、浙江、广东等十一个省市的农村进行了农民生活形态研究。百分之六十点七的被调查农民希望下辈子是个城里人,虽然他们对出生地的重新选择表现出较广泛的偏好:有的选择国外,有的期望出生在大都市。
生活在城市,拥有城市户口,已成为农民工的最大的愿望
为了城市户口,人们为此付出了太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拉开了幄幕。新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并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大加快。文明之光正在渐渐地照向农民和农民工!


城市户口,寄托了太多的需求理由

对于一个城里人,也许并不觉得户口有多大作用,而对于在这个城市漂泊奋斗多年的异乡人,户口就是一个标志。
没有它,会处处觉得别扭,比如不能平等地参加应聘,不能买闹市区的房子,不能选择入校,不能……
甚至使有情人无奈生离死别!
小小一个户口簿,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城里人令人羡慕不已,农村的年轻人要想跳出"农门",只有走读书这条独木桥。
一个城镇户口实在承载了太多内容,意味着身份不同,意味着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意味着特权。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户口曾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入学参军、买粮买副食品都离不开它,死的户口把活的人绑在了一个地方。
1958年,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之分。现在,市场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乡土闯荡世界。但已经实行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还是像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中国政府在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对于"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作了保留。
小小一册户口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束缚力呢?户口的作用与它被赋予很多功能有关:
195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1955年出台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以及以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对企业单位集体供粮、城镇居民供粮以及粮食转移证、粮票等管理使用办法作了规定,明确粮食按城镇户口(即非农业户口)实行计划供应。同年,国务院还公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农民吃自产粮作出了规定。此后,国务院及公安部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将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民的权益事务同户口性质相挂钩,进一步明确了以供应市、镇居民定量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城市户口的许多功能逐渐弱化,但附在其背后的利益对外来人口仍有很强的诱惑力。如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国营企业招工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社会保障制度中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此外,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还要交纳各种借读费、暂住费等等。这些限制条件,使外来人口无形中增加了生存成本。
北京大学行政法学陈丹洪教授指出:"迁徙自由本身是宪法人身自由的一个延伸,不管宪法有无明文规定,这种自由都随宪法存在的。几十年来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游离于《宪法》之外的。"陈教授还指出:现行户籍制度不仅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它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合的一种"管人"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将出生地作为人生的一个限制,使各地区的人缺少了平等分配国家资源、平等交流的机会。
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05年,我国农民工将达到一亿三千万人。户籍理论问题研究专家刘宏斌说,问题不在于人口流动,而在于外围条件和制度如何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观点来考察和预测市场经济下的变化。一句话: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形式上的一种创新,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当然,户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户口仍被附加了很多功能,要把传统的户口审批制改成登记制,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坚冰已经解冻,春天就不会遥远了。


拆除"柏林墙",我们可以跳出"农门"了

户口,几十年来像一堵"柏林墙"横亘在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难以逾越,演绎出千千万万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
四十余年来横亘在我国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有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打破。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可望根据新政策而成为"城里人"了。
公安部按照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7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在为期两年的全国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中,各地公安机关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选择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财政有盈余、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备,在当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城镇作为试点。两年中,公安机关共在382个小城镇办理小城镇户口544031人。
试点工作结束后,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实际,深入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湖北省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由原来的15个试点镇扩大到200个中心镇和25个与周边省份毗邻的重点镇,并明确规定取消"农转非"指标控制办法,改由各地根据小城镇发展规划及综合承受能力办理。贵州省取消了办理小城镇户口必须在所在小城镇实际居住满两年的条件限制。
2001年9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公布了《关于我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启动新一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凡符合在广西城市,城镇落户条件的人员,持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以及有关证明材料,向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提出书面申请,由公安派出所核实后,报经县(市)公安局审批,即可办理户口落户迁移手续,不再有任何指标限制。各地不得向其收取城市,城镇增容费等费用;取消城市、城镇蓝印户口(含绿卡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原已办理以上三种户口的,均转为城市、城镇常住户口。
浙江宁波最近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对进城镇落户指标的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并且对迁入公民居住和收入的要求更加放宽。在宁波户籍制度改革的试点奉化市,37岁的河南农民饶现刚成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受惠者之一。2001年年底,他把一家五口人的户口从河南信阳的偏僻小村迁到了奉化。
奉化市规定,凡在城镇内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且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非城镇户口公民,都可自愿申办城镇户口,其直系亲属也享受这一政策。37岁的河南农民饶现刚成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受惠者之一。2001年年底,他把一家五口人的户口从河南信阳的偏僻小村迁到了奉化。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户政处透露,目前,安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引进人才户口迁移管理限制,全面实行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登记户口的政策。此外,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户籍改革力度也比较大。
在省会城市中,河北石家庄的改革力度最大。2001年6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批转市公安局、市计委《关于石家庄市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公布了七条户口全面放开准入标准,在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外来务工人群户籍管理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只要你在当地务工经商两年以上,都可以落户。在石家庄市区生活的30万外来人口是最大受益者。这项措施自2001年8月1日正式实施。据石家庄市公安局户政处钱爱梅处长介绍说,"截至8月14日,已经有4000余人办理了进市的手续。"
河北省石家庄市户籍改革全面实施,市内六区户口全面放开。此次改革之彻底、动作之大,开省会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先河。在石家庄一家新闻媒体工作多年的孙先生,夫妇两人均没有本地户口,为了生孩子只好到老家开证明,在这次户籍改革中,他拿着一家三口的迁入证明,到户籍部门10分钟就办理好所有进市手续。在石家庄市某饭店打工3年的进城务工青年刘某,来自河南农村,受此次户籍改革之惠,只花了3块钱工本费就把自己的身份变成城市户口。
而在2001年8月1日以前,身为农民工的你若想要一个石家庄户口,你只有掏钱买。1992年全国各地忽然出现买卖户口,国家多次下文严禁买卖户口,但是地方政府依旧挡不住来自民间的自发的进城热潮,石家庄的城市户口曾经炒到3万元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地人成为第一次城镇户口热的受益人群。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从1995年开始,国家开始认可户口买卖,百姓自发热情转为政府行为,户口买卖费确定为城市增容费,石家庄市每发放一个城市户口要收1万元城市增容费。当年8月10日到23日,石家庄市便为两万人办理市区户口。如此高涨的进城热情让政府部门招架不住,公安、教育部门开始担心,落户的外地人中55%是17岁以下的青少年,正处于适龄教育阶段,是否对全市各中小学校造成就学压力。只放开了两个星期的户籍政策立刻停下来。9月1日,石家庄市各中小学校开学,政府官员发现他们担心的入学潮没有发生,许多已经办理石家庄市户口的外地学生仍在原籍上学。此次户籍改革有惊无险,户口买卖又开始运转,到1995年底,石家庄市区户口共"卖出"了3万多个。
据悉,到2001年10月1日,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将取消"农转非"指标,把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凡在当地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但是,一些特大城市还没有完全敞开大门。拥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城市户口,对于农民工来说,仍是一个梦。


进城当市民,你要付出多少价码

当一个城市居民,是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人生理想。然而,农民要想成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可谓比登天还难。要受到现行的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所包含的就业、住房、当公务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体制与政策限制。这个限制如果量化为经济成本的话,门槛有多高呢?
成都市规定,凡向该市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外来人员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城市户口和准许带一个家属户口,但家属户口必须交纳2至3万元的城建费。这样的成本,打工仔、打工妹能办得到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他们办不到,即使有钱,这钱也花的冤枉。
至于北京市的门槛,就更高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申请人申请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登记常住户口的,应是连续3年担任所在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户口迁入地拥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企业职工中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远郊区县须连续三年纳税40万元以上,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三年保持在50人以上或达到职工总数50%以上。此外,入户申请人员必须在户口迁入地有合法产权的住房。
按照这个标准,你倒底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2001年10月初,河南财经学院的工商管理副教授詹启智给《北京青年报》写信说,按照此规定计算,以《北京市2000年统计年鉴》提供数字为例,可得出以下结论:1.北京户口价值831万元:企业三年纳税(增值税和所得税)300万元;按人均工资14000元/年,职工100人计算,三年支付北京人工资420万元;企业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大病统筹)费111万元。2.为实现企业每年纳税100万元目标,须为北京创造经济增加值(国际通用经济指标)约500万元:我国工商企业主要有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增值税税率为17%,实际价内税率约为14.5%,简单计算500万增加值中,支付工资140万元,支付职工三险保险费约37.1万,各种经营费用约95万元,商业房租55万元(按租用500平方米办公、经营用房,3元/平方米日计),增值税72.5万元,所得税30万元,利润70万元。3.同样为实现每年纳税100万元,企业需实现工业销售收入1675万元:1999年北京工业销售收入22186280万元;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239887万元,应交所得税175886万元,增值税908616万元;销售收入各种税费率为5.97%,实现纳税100万元,需达到销售收入1675万元。4.新办企业需投资1350万元:为实现增加值500万元,按30.1%的增加值率计,需投资1661万元,以工业流动资产年周转率1.23次计,需净投资1350万元。此外,以北京市目前平均房价计算,还需要投资者投资约50万元购买一套商品房。
我想,如果你能够拿出1350万元开办企业、投资50万元买一套商品房时,如果你不是为了子女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占些分数的便宜,你也许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北京户口"了。
说白了,这个规定只是一个无聊的文字游戏。对于普通农民工来说,想要北京城区户口,根本就是"白日做梦"!据报载,到目前为止,通过投资办企业而正式获得北京市区户口的企业家也只有区区几人而已!
那么,在一个中小城市里安家,又得多少代价呢?
以当地的一般水平和打工者进城的一般路径计,在城里生活,需要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一个维持生计做买卖的门面房。加上房屋装修、孩子上学和做买卖的前期费用,共需100万元左右。在地级市安家需要50万元左右。这个费用是一般打工者根本无法企及的。所以即便是取消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大中城市的经济成本所构成的市场门槛也是很高的。据说"中国打工第一镇"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以上述办法落户大中城市的不到千分之一。
如果一时达不到这个层次,想进城安家的打工者,往往采取在城市自立门户,继续做生意赚钱的过渡办法,这种人一般限于成功的打工者,准备自己或合伙做生意的人,纯粹的打工者还进入不到这个层次。这类人属于进城不能,又不想回乡的人。在竹篙镇大概占百分之一左右。据打工者们说,他们采取的办法一般是在城边租一间廉价民房供全家居住,在成都租费一年3000元左右,加上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2000元,租门面做生意的本钱5000元左右,合起来最起码也需要1万元以上,才能在大中城市举家临时生活和做生意赚钱。但是,小本生意赚钱很不易。能否最终实现当城市人的理想,他们并无信心。
在一个县城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一个维持生计做买卖的门面房安家需要10万元左右。大都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后选择了转移到故乡的县城和小镇安居。这部分人占打工者进城落户的90%。原因是进入的成本他们能够承受。
在四川省金堂县到2000年为止,全县常年在外打工者达16万人,2000年通过邮局汇回收入2.72亿元,成功的打工者主要把钱用来在镇区建房办产业,致使竹篙镇区面积由过去的0.5平方公里,增加到1.5平方公里。在镇区规划区内从事个体经营的有400多户,外出务工者在镇区兴办的私营企业有22家,资金投入达500万。进入城镇的外出打工者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最成功的建房子办工厂,次成功的建房子,楼上住人楼下门面做生意。竹篙镇由此繁荣起来,辐射功能增强,成了方圆20公里左右,辐射中江、简阳两县的中心镇。四川全省有42万打工仔由开始挣钱填肚子,继后赚钱盖房子,进而回乡投资办厂子,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条路。据四川省农调队抽样调查,2000年全省举家外出务工农户达101.9万户,比1997年增加了20万户。
虽然城市的大门敞开了,但是现实在生计问题又严酷地摆在面前。
那么,又有多少人能挤进城市的"门槛"呢?
但毕竟,我们有了些许的希望.


户籍改革备忘录:文明渐进的脚步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当年底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成立。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3年9月3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此起步。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2002年2月25日,公安部官员表示,中国户籍管理的基本方向之一是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

后 记

我不想刻意地去描绘什么赅人听闻的情节。
我只想做一个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想想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心静如止水。
因为,我不想奢求什么,更不会感谢什么。
因为,不管社会改革如何,我都会说,这些权利早就该还给我!
作为一个身份同样是农民工的打工仔,比起那些没有文凭,做着苦力的农民兄弟姐妹们,我是幸运的,但也同样是一言难尽。
我六七岁时牵牛,十二三岁下地,十六岁时辍学,务过农,在乡镇鞭炮小厂打过工,后又在村里当了几年村干部。目睹了农民和农民工的一切辛苦,一切不易,也经历了一切辛苦,一切不易。因为家贫,我十九岁就成家,二十岁时,我厌倦了跟在村干部后面的虎假虎威,厌倦了乡下的农耕生活,厌倦了辛苦一年到头还手中无钱的日子,我背井离乡进了武汉的一所自修大学。
两年的努力,两年的泪水,两年的辛酸、两年的穷苦。终于我拿到了毕业证,成了个户口仍在乡下的"农民大学生"。
通过竞争,我作为临时工被聘进了省直机关。因为在科口农口,我拼命地工作,把一腔热情化作对农民的爱。
原以为可以"一步登天",但干了近七年,身边干部子女一个个和外单位干部的子女对调着招了工转了干,我仍是个户口在乡下的"农民工"。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1996年我参加了湖北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举办的全省首届公务员统一招考。在同一职位的35名考生中,我的笔试成绩位居第二,又经过了激烈的面试,我的总分仍位居第二,但录取名单下来时,我却名落孙山,录取的是第一名和第三名。
我百思不得其解。
2000年8月,我辞去了我虽然衷爱但不爱我的单位,从湖北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除了怕办证、怕清退、怕收容、怕遣送、怕挤排外,最大的烦恼就是住了。近十年来,我光房租就为房主"自愿贡献"了一二万元。
这在我们湖北的乡下,都快起座楼了!
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住的却不尽人意:住过搭建的仅四五平方米但却要花我近二分之一工资的小屋。就在屋里放盆水都结成冰砣的日子里,捱着渡过漫漫长夜。
住过单位通风的地下室。但大冬天里水管常常爆裂,常常水漫"金山"。
同样住过不透风不透光的地下室。在那漫长的一年里,我不知道在我头顶上的煤气管和水管,还有其他弄不清的管道什么时候会爆裂。如果真的爆裂了,既使不发生地震,我的小命也就不声不息地报废了!
好在,我现在已搬出了那个可怕的"地狱"!
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又会回去!
真担心那些仍住在地下一层、二层、三层,甚至地下七八层的兄弟姐妹们。可是,不住地下室,他们又能住哪呢!
能让农民工租得起的房子越来越少了。平房快被拆光了,就连地下室也都住满了。
北京城里到处都空着的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商品房和精品房,你住得起么?!
每平米售价仅仅1万元!
在外面务工近十年,我最大的内疚就是对我那年仅十一岁的女儿。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放在乡下的老家,由我的老父亲照顾。
女儿该上学了。本想把女儿接到武汉上学,可一打听,不仅要交近千元的借读费,还要交近万元的赞助费。
靠我们夫妻俩每月微薄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只好作罢。来北京后,虽然近两年,公办学校也开始接收农民工子女,但手续太过复杂,光办这些手续就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何况,报上还是报道过,一些学校还是在悄悄地收赞助费,只不过,要家长"自愿"。再一想到女儿如果高考,还要回到湖北乡下。只能放弃了把女儿带到北京上学的念头。
与其把女儿带在身边受罪,受歧视,倒不如让女儿在家里安心上学。
只是多了无限的牵挂。
作为一个具有大专身份的"农民工",近十年的机关打工生活,使我饱尝了无尽的酸甜苦辣。虽然我倾注了比城里在职干部更多的热情,但我仍是一个"临时工";虽然我比城里在职干部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我只能得到别人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资。最荒唐的是打了近十年工,竟然没有一天工龄!
我不知道我的明天是什么样?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只愿社会各阶层都来走近农民工、了解农民工、关爱农民工!
期待着明天会好!

郭昌盛 于北京魏公村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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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昌盛 中国农民工网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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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on 2004/6/1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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