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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的告海内外同胞书因情况变化提前公布(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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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5月29日)
    中国人权28日新闻稿称,中国政府官员通知丁子霖夫妇“在现政权下不可能解决‘六四’问题”,天安门母亲的告海内外同胞书因情况变化提前公布。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权从给丁子霖夫妇得知,中国政府的官员显然根据中国高层的指示,在5月24日一到丁子霖家中即对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宣布:“在现政权下不可能解决‘六四’问题”;同时还对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宣布“对你管理起来”。此后公安警察就对丁子霖家进行了好几层封锁,不许任何外人进入丁子霖的住房,甚至不许给丁子霖家修理门窗的工人进屋工作,只允许丁子霖到一个最近的指定超市购买饭菜等必需品,并且一出房门就有多名便衣警察贴身跟随。到丁子霖家中做上述宣布的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警官田刚和孙毅。由于丁子霖是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的名誉召集人,这使中国官方十分恼怒和不安,安全局的警察们就一再对丁子霖威胁说:你们现在的性质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对你立案。目前的中国高层对“六四”的态度,尤其是警察对丁子霖发出已经对她“立案”的警告,促使中国人权将原准备5月30日发布的“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提前几天予以公布,以防备中国警方对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突然动手,使她们甚至不能听到自己呕心沥血起草的告同胞书发布,以及对此表达态度和作出回应。
    
     这封由丁子霖执笔的“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正式的题目是“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落款是“中国天安门母亲”。告同胞书在第一段落就讲述了天安门母亲已经收集到182个“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情况,其中包括倒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旗杆下的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刀刺死的吴国锋。这份名单所讲述的具体事实,使我们了解到当年中国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放一枪,没有死一个人的说法,是设计将国际舆论引导到狭窄话题、尤其是难以争辩真假的谎言之中去。
    
     告同胞书的第二段落讲述天安门母亲15年来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始终通过致函等方式,向中国人大委员会和国家领导人呼吁: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但是直到今年从中国领导人那里所获得的回答都可以归结为:团结和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告同胞书表示这样的说法是明白无误地说,“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告同胞书因而谴责“这个制度是多么野蛮,多么没有人性,又多么虚伪。”
    
     告同胞书在第三段落讲述,天安门母亲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也经历了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明白了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的自尊,但更应该有个人的自尊。而15年前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专制集权与民众渴求尊严和自由的规模空前的冲突与较量,而在这场冲突与较量中,渴求尊严和自由的精神遭到毁灭性打击,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畏怯与逃避,现今“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但是这种情况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是专制者赖以生存的土壤。所以天安门母亲在告同胞书中呼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而“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
    
     这三段落的讲述,是天安门母亲15年来久蓄心中的话,在全球纪念“六四”惨案15周年的时刻,天安门母亲出于一种交流的渴望,而发表这份天安门母亲语重心长的告同胞书。
    
     中国人权受天安门母亲的委托,代为向全世界媒体发布这份告同胞书。中国人权认为这是“六四”难属迄今发表的最为重要的一份文件。这份告同胞书说明“六四”难属经过15年的艰难跋涉,从单纯要求政府对“六四”死难者予以公正公道处理,到不再期望专制集权政府会承认罪错,并从这一痛苦的过程中完成了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总结出人最重要的是自尊和自由,而专制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剥夺人们对自尊和自由的选择。正是由于15年前专制者通过“六四”惨案毁灭性打击了中国民众对自尊和自由的追求,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弥漫着晦暗、冷漠、绝望。“六四”难属们发表这份告同胞书,就是渴望交流自己通过痛苦而获得的精神升华,并坚信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属于中国广大民众。中国人权十分赞成赞赏告同胞书的观点,并且相信他们所完成的灵魂洗礼和思想启蒙,正是中国建设人权体制所需要具备的深厚土壤。
    

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是十五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
    
    我们是一群因命运相同而聚集在一起的89天安门运动死难者的母亲。
    此时此刻,请首先接受我们良好的祝愿与问候。
    今天我们给诸位写这封信,是出于一种交流的渴望,想就十五年前的“六四”惨案向各位说说我们的心里话,
    
    (一)
    
    当我们提起笔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手是那样的沉重,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份由我们亲手记录下来的182位死难者的名单。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有我们的丈夫或妻子。他(她)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或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有几位甚至连公民的身份都还没有来得及取得。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时,我们的心仍在颤抖,仍在滴血。
    
    在十五年前的那个黑色周末,他们从我们的身边抽身而去,从此便成永诀。
    
    我们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听到大屠杀的枪声以后毅然离家奔赴死亡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桥头阻挡军队向天安门方向开进时被密集的枪弹扫射致死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长安大街的西单和东单路口与戒严部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救护伤员或同军队抢夺同伴尸体的时候被射杀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抗议军队的暴行或用照相机记录下这种暴行的时候被夺去生命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在西单的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至少有三人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的,而且有一人恰恰倒在了广场中央悬挂共和国国旗的旗杆下。这个人的名字叫程仁兴。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一些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尸体一排一排整齐地堆放在一所医院的化验室,其中一具编号为“30”。他的名字叫杜光学。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死者脑部和肩、臂部都留有枪伤,但最后他死在了戒严士兵的刺刀下,他的双手手心还留有深深的刺刀刀痕。这位死者的名字叫吴国锋。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另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尸体全身沾满了泥土,面目已很难辨认。这具尸体是在天安门西侧红墙外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死者的名字叫王楠。在同一地点还掩埋了许多其他死难者的尸体。这些死者都是谁?详细数目有多少?他们的尸体后来又运往了何处?这一切至今不得而知。他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六四”失踪者。
    
    (二)
    
    让我们记住这恐怖、这残忍、这惨烈吧!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制度是多么野蛮,多么没有人性,又多么虚伪。如今,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已经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又从第三代过渡到了第四代。但是,这个制度的基本职能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扼杀“自由”、扼杀“民主”,扑灭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火种,无情地镇压一切向这个制度说“不”的挑战者。
    
    我们作为当年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十五年来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却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克制。我们摒弃了牙眼相报的敌视与仇恨,摒弃了以暴易暴的极端与偏狭。我们多次致函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主张朝野双方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这十五年来,海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也从化解矛盾、实现和解的良好愿望出发,纷纷提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要求或建议。今年3月两代会期间,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再一次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建议党政领导人早日为89学运和“六四”正名。然而,所有这一切要求和建议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回答是:
    “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强大。”结论是:“团结和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以现行制度代言人的身份在两代会期间就“六四”事件对中外记者所说的一番话。
    
    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请问,这与十五年前邓小平所说的“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难道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政治稳定;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不杀人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强国地位!?在这十五年里,几乎每一任党政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拿出“六四”以来的所谓“巨大成就”来为当年的镇压作辩护。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以同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这些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首都的那场大屠杀,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民族的犯罪。这场屠杀不仅严重地违背了本国的宪法和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且已经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而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反人类暴行。在这场暴行过后,历届政府加以推行并拿来炫耀的,也绝非什么强国之道、富民之策,而只不过是用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作抵押,来谋取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利益罢了。
    
    请不要再欺骗、愚弄善良老百姓了!他们已被欺骗、愚弄了半个多世纪,这难道还不够吗?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愚昧,更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放弃了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肆虐于整个中华大地、令千百万生灵涂炭的“中国特色”共产极权主义,而不是搞那些苍白无力的“亲民”形象工程。他们需要有一种勇气,一种敢于与传统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决裂的勇气,一种敢于抛弃伪善和谎言转而追求真诚、真实的勇气,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罪恶、作出良心忏悔的勇气。
    
    (三)
    
    我们没有放弃期待。我们期待今天的“胡温新政”能真正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民众之希冀、世界之潮流作出正面的回应。但我们同时认为:制度比人强。假如没有民众的普遍觉醒,没有民间维权运动的持续开展,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回归和良心担当,……一句话,假如没有民间力量的积聚及其对执政当局的压力,那么,所谓的“胡温新政”终将被旧制度的惯性所吞没,而且很可能成为一种包装得更为精致的谎言与欺骗。
    
    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使我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今天,我们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养供主人消闲取乐的宠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的自尊,但更应该有个人的自尊。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皆来自人们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并最终消灭人的这种渴求。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天安门民主运动,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正是人性中这种对于自由、尊严的渴求与专制极权主义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与较量。这场较量以前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而其最直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畏怯与逃避。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我们相信,历史终将服从人民的选择。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在这封信即将结束之前,我们愿意重申“天安门母亲”群体关于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口号,这就是:
    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
    
    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有一种持久的理性。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中国天安门母亲 (执笔者 丁子霖)
     2004年5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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