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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关于“六四”15周年的呼吁
(博讯2004年5月20日)
    部分華人知識分子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15周年紀念日。15年前,政府出動軍隊和坦克,鎮壓了主要發生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示威請願活動,造成愛國學生和無辜市民的重大傷亡。這一慘劇,使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萌芽遭受重創,也使執政黨醞釀中的政治體制改革被無限推遲。長期以來,當年爭民主、反腐敗的學生和市民請願運動,被執政黨當局定義為一場“反革命暴亂”。並且,在當年鋪天蓋地關於“平暴”的短暫宣傳之後,“六四”事件就從14億中國人的公共記憶、敘述和思考中被強行抹去。 (博讯 boxun.com)

    直到今天,公開談論“六四”仍然是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禁區,是每一個公民內心抹煞不去的恐懼,和籠罩在全社會、也包括執政黨頭頂上的一個巨大陰影。六四慘劇,就像一顆子彈深嵌在社會的肌體內。深嵌在多少死難者、屠殺者、參與者、旁觀者和後來者的腦海中。無數父母面對自己的子女,無數教師面對自己的學生,無數作家面對自己的讀者,在這緘默的15年中,不斷遭遇內心的掙扎、躊躇、憤怒或麻木,不知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表述這段歷史。如何在真相和恐懼之間,在個人良知和公共政治之間作出抉擇。

    因為“六四”陰影,使個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成為了一對反義詞。而對“六四”的強制性沉默和遺忘,15年來對這個社會的文明價值和心理健康,又再次構成一種持續和加劇的打擊。這是最可悲的一種現實。在當局刻意維持的“六四”禁忌之下,政治和解變得遙遙無期。而沒有政治和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在暴力罪行的威懾和負擔下,執政者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開明。在這樣的陰影下,知識分子的道義勇氣也像沙漏一樣流失。當這個社會所有的父母、教師和一切知識分子都沒有勇氣在後代面前抗拒最大的一個政治謊言時,我們盼望的社會正義和良知,就失去了一個完整的立錐之地,失去了令人仰望的力量。

    1995年,國內知識分子在長達6年的沉默之後,曾先後出現丁子霖、張先玲等“六四”死難者家屬聯名的《“六四”六周年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許良英、王淦昌等人《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公開簽名;劉曉波、陳小平等人題為《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的“六四”6周年呼籲書;以及王丹、林牧等人《關於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的建議》等。其中均要求為“六四”正名,並釋放政治犯。但政府卻在這一年的“六四”前夕,再次抓捕了劉曉波、黃翔、王丹、劉念春、陳子明等參與公開呼籲的人士。這一次鎮壓使“六四”的陰影再次被強化,全社會在恐懼下的沉默和遺忘達到了一個高峰。

    此後,除了海外華人社會不懈的呼籲之外,每一年仍有極少數國內知識分子本著尋求真相與和解的勇氣,繼續發出聲音,要求平反“六四”,呼籲政治和解和寬容。如王東海等人1996年《就“六四”七周年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及著名戲劇家吳祖光等人1999年的《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國人書》等。但在這些發出聲音的寂寞前行者中,歷年來仍不斷有人遭受著政府的打壓、逮捕和構害。同時他們也沒能夠得到國內知識分子更廣泛的支持和聲援。相反,包括我們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內知識分子,這15年來都程度不同地在這一事件上選擇了旁觀、迴避和獨善其身。程度不一地與公開發出聲音的所謂政治異議人士保持著審慎的距離。

    借助持續的國家暴力和言論禁錮,“六四”終於成為漢語中最恐怖的一個詞彙,成為全體中國人包括執政者在內一個無法克服的夢魘。人們被迫放棄真相,也就放棄了內心的平靜、道德的自信和做人的尊嚴。同時,“六四”鎮壓也扼殺了民間反對政治腐敗的勇氣和努力。因此90年代以來政府推行的市場化改革,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始終無法對權力的腐敗進行有效的制約。中國社會也逐漸成為了一個不健康的、缺乏起碼的政治安全感和道義價值支撐的社會。

    今年“兩會”期間,在去年SARS危機中因揭露政府隱瞞真相而廣受敬仰的蔣彥永醫生,再次發出一封致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的公開信,以自己親身所見所聞,講述了“六四”事件的部分真相,以個人的名義為這些事實作證。同時“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等124位“六四”難屬,也發出了致兩會全體代表、委員的公開信。上述兩封信均要求執政黨重新審定六四,公開承認和懺悔罪行。他們的勇氣贏得了我們共同的尊敬。作為一批華人知識分子,我們選擇在“六四”15周年來到之際,公開站在蔣先生、丁女士和一切有勇氣要求真相、尋求和解的人們一邊,並向社會公開表白我們對於“六四”事件的基本立場:

    1、我們認為發生在1989年的學生和市民示威請願運動,是合法的和正義的。是在行使憲法上的遊行、示威以及和平請願的公民權利。當年執政黨動用軍隊進行鎮壓的決策是錯誤的,導致了政府對人民的戕害,這是執政黨及其政府犯下的嚴重的政治罪行。

    2、我們不願再讓自己及我們的子女,繼續在這種政治陰影下沉默而屈辱的生存。我們不相信強制性的沉默和遺忘可以帶來和解,帶來政治民主的機會。因此我們呼籲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盡一切的力量打破沉默,讓“六四”話題重歸社會公共空間。我們呼籲當局解除對“六四”的一切言論禁錮,讓每一個公民可以公開談論“六四”,反思和敘述“六四”,讓每一個孩子了解15年前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3、我們要求全國人大依據憲法成立“六四”事件的特別調查委員會。要求政府公開當年的相關資料,挖掘真相。並在此基礎上為六四正名,為死難者致哀。要求黨、政、軍三方的主要責任者,最低限度應以書面、口頭和三鞠躬等莊嚴形式,向全國人民公開道歉。

    4、我們最終主張政治和解和寬容,我們認為要求真相的目標不是同態的報復,而是以真相尋求和解,以和解促進民主。因為憲政民主制度歸根到底,就是一個以和解尋求政治認同,以妥協尋求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因此我們呼籲通過立法保護言論與新聞自由,保護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自由。我們認為,政府只有放下歷史包袱,真正尊重人權,改變以往視言論為洪水,視民眾為仇寇的專制主義政治邏輯,才能徹底化解“六四”陰影,達成與人民的政治和解。也只有實現對“六四”慘劇的政治和解,才能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帶來一個嶄新和健康的契機,成為我們國家邁向憲政民主、尋求和平崛起的起點。最後,向所有“六四”死難者,表達我們遲來的敬意和哀悼。

    (65人,以姓氏拼音為序)

    包遵信 北村 范亞峰 江棋生 郝建 何永勤 劉曉波 廖亦武 樑曉燕 李南 李健 茅於軾 浦志強 秋風 任不寐 師濤 孫文廣 滕彪 王俊秀 王治晶 王天成 王光澤 王怡 徐友漁 徐曉 余傑 余世存 楊銀波 莊禮偉 趙誠 趙達功 張祖樺 鄭年懷

    蔡楚(美國) 陳破空(美國) 陳邁平(瑞典) 陳奎德(美國) 馮崇義(悉尼) 傅正明(瑞典) 郭羅基(美國) 黃河清(西班牙) 黃翔、雨蘭夫婦(美國) 胡平(美國) 孔捷生(美國) 康正果(美國) 劉賓雁(美國) 劉國凱(美國) 廖天琪(德國) 林培瑞(美國) 馬建(英國) 孟浪(美國) 茉莉(瑞典) 丘岳首(悉尼) 沈彤(美國) 一平(美國) 於浩成(美國) 楊逢時(美國) 王丹(美國) 王有才(美國) 伍凡(美國) 仲維光(德國) 張裕(瑞典) 張偉國(美國) 鄭義(美國)

    《觀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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