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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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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4月30日)
    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印度达兰莎拉 (博讯 boxun.com)

    (原为藏文)

     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二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丁关根在北京与嘉乐敦珠会晤,他重申邓小平一九七九年的保证说,除开独立之外,中国政府愿意与我们讨论和解决任何的问题。丁关根还说,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还在从事独立的活动」,但只要我放弃藏独,中国政府愿意立即开始谈判。中国政府过去曾再三说过的此一立场,显示中国的领导阶层还是不了解我们对藏中关系的看法。因此我利用这个备忘录来说明我的立场。

     一、西藏和中国过去是两个不同国家,是一个既定事实。不过由於对西藏与元朝和清朝间独特关系的误解,导致西藏与国民党和现在中国政府间的争议。中国政府於一九五一年与西藏政府签署「十七条协议」,就明确地显示中国承认西藏的独特地位。

     二、我於一九五四年访问北京时,得到的印象是大部份中国官员都很诚实、直率而且心胸开放。尤其是毛泽东,他曾数度告诉我说中国人入藏只是为了帮助西藏人开发其天然资源,并且利用这些资源来开发西藏,张经武和范明两位将军是在西藏帮助我和西藏的人民,并不是要统治西藏,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帮忙,而且将在西藏开发後撤离。任何不如此做的官员将会被送返中国。毛主席还说他已经决定不将西藏纳入中国政府所设「军政委员会」直接管辖,而以设立「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我在离开中国前最後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时,他对我详细说明民主的意义。他说我必须提供领导,而且还教我如何接近民意。他说话很温柔,很客气,很令人感动。

     我在北京的时候向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藏人完全了解我们必须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寻求发展,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如此做。

     我在回西藏的路上对张国华将军说,我在去中国之前心中对西藏的前途充满疑问和焦虑,但现在回去的时候则是充满了希望和乐观,并且对中国的领袖有非常好的印象。我心中亟於服务我的同胞,尤其是贫病孤独者,西藏和中国互相合作和发展友谊的前景使我感到希望和乐观。这是我当时对藏中关系的观感。

     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於一九五六年成立,为了双方的利益,我们只有努力合作。不过这时中国已经开始使用令人难以想像的暴力手段在西藏实施共产主义。藏人对中国的政策日益不满,结果酿成公开的抗暴运动。

     由於我在中国时毛泽东曾对我信誓旦旦,我不相信他会下令实施这种高压的政策,因此我连发三函,向他解释当时状况,并希望他停止这种高压政策。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回信给我。

     一九五六年底,我前往印度参加浴佛节的庆典。当时有很多藏人劝我不要回中国去,就留在印度继续与中国谈判。我也觉得我应该暂时留在印度。我在印度时还碰上周恩来,我跟他说我对於假「改革」之名对西藏人民进行军事迫害感到非常的哀伤。周恩来说他认为那些都是中国官员所犯的错误,在西藏的「改革」应该按照西藏人民的意愿进行,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决定要把西藏的改革推迟六年。他然後建议我尽快回到西藏,以避免暴乱再度发生。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周恩来曾经告诉他说中国「不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不同。所以中国视西藏一个自治区。尼赫鲁说他向周恩来保证西藏人民会尊重这个自治,并因此建议我促成与中国合作实施改革。这时西藏的情况已经又危险又紧急,但我决定回到西藏,给中国政府一个实行改革的机会。我经过亚东、江孜、日喀则回到拉萨,跟西藏和中国官员进行多次谈话,我告诉他们汉人入藏不是去统治藏人,藏人不是汉人的子民,而且中国官员承诺西藏自治,让藏人享有完全的内政自由,大家要一起努力。我强调,中国的领导阶层曾经向我保证,所有在西藏的中国官员都是去帮助我们的,如果他们不帮助我们,就是违抗他们政府的命令。我相信我在尽力促成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四、然而由於中国在西藏东部进行严苛的军事镇压,数以千计的西藏人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都逃到拉萨来避难。中国的行为使西藏人民焦虑,并且开始对中国的承诺丧失信心。这造成普遍的不满和情势的恶化。无论如何,我继续要求我的同胞忍耐,设法取得和平的解决方法。我冒著失去同胞信任的可能性,全力维持与中国驻拉萨官员的连系。然而情势继续恶化,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失控,迫使我逃离西藏。

     面临这种绝望的情势,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向联合国求助。联合国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五年连续通过三个决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剥夺西藏人民包括自治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责成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达成此一目的。

     中国政府并不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後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解决西藏问题更是遥不可及。我们连找一个可以共事的中国领导都不可得。

     五、虽然我与中国政府的交往甚感失望,不过监於西藏和中国将永远毗邻而居,我深信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和平相处、互相帮助的方法。我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努力的。由於这个信念,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致西藏同胞书中说:「虽然西藏人民要反对共产中国是事实,但我永远无法仇恨其人民。仇恨不是力量,而是弱点的象徵。佛祖常说,以恨不能止恨,他这句话代表人生的现实。因为仇恨所取得的,必不长久。在另外一方面,仇恨反而会制造问题。对於处身於如此悲惨环境中的西藏人民而言,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镇压。还有,我们怎样去恨一个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麽事情的人呢?我们怎样去恨千千万万没有权势而且无助地被统治的中国人呢?我们甚至於不能去恨中国的领导阶层,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和他们的理想受尽艰辛。我不相信仇恨,但我一直深信,真理和正义有一天会胜利。」

     针对中共所说西藏在被「从三大封建地主手中解放」之後,西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享受「空前的进步和幸福」,我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发表声明说:「藏人流亡在外斗争的目标,就是要谋求西藏人民的幸福。如果在藏的西藏人民真的在中国统治下真的很快乐,我们就没有理由流亡。」

     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的演说则对邓小平的「以实践检验真理」,给中国人民他们渴望已久的人权,和每个人都要了解他错误和短处等的说法表示欢迎。我在赞扬这些是诚实、进步和开放的迹象之余,表示:「中国现在的领导阶层应该放弃过去教条式的狭隘心胸和害怕丢脸,并且了解目前的世界局势。他们应该接受他们的错误,接受事实,接受所有人类都有平等和幸福的权利。不只要在纸上接受这些,还要付诸实施。如果接受并严格实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以诚信来解决。」基於这种信念,我重新敲定了我推动西藏和中国和解和友谊的努力方向。 六、邓小平於一九七九年邀请嘉乐敦珠赴北京,并且告诉嘉乐敦珠说,除完全独立之外,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解决。邓小平更进一步对嘉乐说,我们彼此必须恢复连络,而且我们可以派遣考察团进入西藏。这当然使我们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充满了希望,而且开始派代表团进入。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三日,我致函邓小平说:

     「三个考察团都看到好的和坏的情形。如果西藏人民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如果他们真的快乐,那我没有话说。但在事实上,九成以上的西藏人民都在心理或是生理上受到迫害,而且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些悲惨的情况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而起。因此我们必须全力按照现况以合理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改善西藏与中国,以及西藏境内和流亡在外藏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以真理和平等为基础,设法在未来透过彼此了解建立藏人与汉人间更好的关系。以我们的共同智慧,在容忍和宽宥的精神下为西藏人民谋求真正的幸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我这方面,我还是要为所有人类的福祉而努力,不分国界,尽我全力。

     「我希望你让我知道你对上述数点的看法。」

     这封信没有回信。到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八日,胡耀邦总书记给了嘉乐敦珠一份文件,「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这让我感到惊讶和失望。我们不断与中国政府沟通的目的,就是为让六百万世代住在中国旁边的西藏人民得到真正长久的快乐。可惜中国领袖选择不理会我们,并且试图将整个问题导入我个人问题的方向,以及在毫无解决真正问题意愿情况下让我回到西藏的条件等。

     虽然如此,我还是对邓小平的从实践中找真理和他的自由化政策存有信心。我派出一些考察团前往西藏和中国,以及有机会说明我们的立场并透过讨论促进了解的任何地方。按照邓小平开始时的提议,我还同意从印度派遣藏裔教员改善西藏人的教育。不过由於各种原因,中国政府没有同意这件事。

     这些接触导致四个考察团前往西藏、两个代表团赴北京、以及流亡藏人的返乡探亲。不过由於中国官员不遵从邓小平的政策,而且立场僵硬,因此这些步骤并未带来任何解决问题的实质进展。

     七、我还是不放弃希望。我在一九八一、八三、八四、八五年的三月十日演说中都有做以下表示:

     「过去的历史已成过去。更重要的是将来必须透过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而取得真正的和平和快乐。如果如此,双方都必须努力,互相容忍谅解,开放心胸。(一九八一年)」

     「表达和实行一个人意见的权利让人类得以有开创性和进步,并使人类社会迅速进化并得以享有真正的和谐。无论是以强制或其他手段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都是绝对专制而残暴的迫害。

     「全球人类不只是反对,而且要谴责这种行径。因此,六百万藏人必须有权维护并增强他们的文化和信仰自由,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并管理自己的事务,有权不受任何人干涉而有表达的自由。这合理而且公平。(一九八三年)」

     「无论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贫富有多悬殊,大陆、国家、社会、家庭、和所有的个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要与别人依存。每一个人都希望幸福,没有人喜欢受苦。明白这点之後,我们必须建立互助互爱,和基本的公平观。在这种气氛之下,我们可以希望国家和家庭的问题可以逐渐解决,人人可以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相反的,如果大家都自私、好嫉妒和好支配,则大至世界,小至个人都永远不会有和平与和谐。因此我相信根於互助和互爱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一九八四年)」

     「为使任何人类社会真正的幸福,思想的自由是极端的重要。思想的自由只能靠互相信任、互相了解和互相没有畏惧而获致。西藏与中国也是一样,除非我们除去互相畏惧和互相不信任,除非我们可以发展真正的友谊和善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我们彼此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要按照现代的新观念和新原则来行动,要有开放的心胸,而且要全力了解藏人的看法和真正的感觉。以怀疑或敌意的态度来因应异议是不对的。意见的不同必须公开检查和讨论。当不同的论点被公开陈述并经过公平合理的讨论之後,因而产生的决策或协议才是真正而且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只要有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而有意义的协议。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维持密切接触,来坦诚表达我们的意愿,来全力彼此了解。然後透过人际关系的真正改善,我相信我们的问题可以满意的解决。(一九八五年)」

     我用各种方式明白地表达我的看法,可惜我如此委曲求全,却没有回应。

     八、既然西藏对中国所有的交流都没有结果,我觉得有必要把我对於取得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所需做的步骤公开。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我在美国提出了五点和平方案。在导言中我说为了让这个问题有一个真正的和解和最後的解决,我愿意走这第一步。我希望这个和平方案将来会有助於促进所有邻国间的友谊和合作,这包括中国在内。五点和平方案的基本要素是:

     1.将整个西藏变成和平非暴力区; 2.停止中国的人口迁徙政策,这项政策威胁到西藏人的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 4.恢复并保护西藏的天然资源,停止中国在西藏生产核武并弃置核子废料的行为; 5.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藏中关系展开严肃的谈判。 做为对於这项提议的回应,阎明复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会见了嘉乐敦珠,并且提出一项五点声明,指责我的和平动作,并指控我策动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的拉萨示威事件并且从事违反藏人利益的活动。

     此一回应丝毫不考虑我的和平提议,是自贬身份而令人感到失望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一份详尽的十四点意见说明我的看法。

     九、我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两度说明我的五点和平方案。为透过谈判取得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我建议中国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在西藏设置有限的军事防卫设施,一直到地区和平会议召开,将西藏转变为中立的和平区为止。我这项提议受到很多藏人的指责。我的想法是在设法取得西藏人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同时,让西藏和中国能够保有长久的友谊。我深深地相信西藏如果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和平区,将有助於西藏和中国以及四邻和整个地区的和谐和和平。

     十、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三日,中国政府宣布愿意与我们谈判,并表示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达赖喇嘛决定。我们欢迎北京这个宣布,并於同年十月廿五日回覆,建议於翌年元月在国际承认的中立地点日内瓦展开谈判。我们宣布已组成谈判小组,并将小组的名单公开。

     中国政府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表示反对日内瓦,并建议在北京或香港举行会谈。他们并且表示我们的谈判小组不应该包括有「外国人」,而且都是「年轻人」,他们说谈判小组应该有年龄较大的人,而且要嘉乐敦珠在内。我们解释说那个外国人只是一名法律顾问,而并非谈判小组的成员,而且嘉乐敦珠也是谈判小组的顾问。

     我们以弹性而开放的心胸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同意派遣代表赴香港,与中国政府代表举行初步会谈。不幸的是,双方都同意以香港为初步谈判的地点之後,中国政府却突然拒绝任何进一步的沟通,而且他们自己所提的谈判建议从此也无疾而终。

     十一、虽然我这些建议已经提出来两年多,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政府考虑过这些建议,连承认都没承认过。

     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被迫声明,除非中国政府在近日内提出回应,否则我将认为我自己不受任何我在法国所提建议之约束。

     我所提有关解决西藏和中国问题的建议既然无效,我只有另觅他途。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我说:「我在考虑尽快返乡探视的可能性。这种返乡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亲自现场了解西藏的情形,并与我的同胞直接对话。我这样做还可以帮助中国的领导阶层了解藏人真正的感觉。因此中国派出高阶领袖,还有包括记者在内的外界观察员陪同我返回西藏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想建议并说服我的同胞放弃暴力抗争。我与藏人对话的能力可能是获致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我的返乡可能是促进了解和造成谈判解决基础的一个新契机。」

     不幸的是,这些建议很快就被中共否决。那一阵子我常常被新闻界问到,既然我宣布斯特拉斯堡发言无效,是不是转而支持西藏独立。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愿置评。

     十二、中国政府时常充满怀疑地形容我们在搞「封建社会」的复辟,这是不合西藏人民利益,而只有利於达赖喇嘛个人的地位和利益。

     我从幼年起就知道现在的西藏体系有很多的问题,而想改革这些问题。那时我已著手在西藏进行改革,後来我逃到印度之後,就在流亡社区内逐步施行民主,并再三教诲人民遵循民主的道路。结果是目前我们的流亡社区所实施的民主完全符合国际的民主原则。

     西藏想要回到旧式的系统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西藏的努力是否一如中国政府所称,是为我个人地位和利益,可以从我再三声明无意在未来西藏政府中占据一官半职而得到证明。还有,西藏流亡宪草和我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六日所提出的「西藏未来政治和宪法基本特性纲领」中,对此都说得很明白。

     我在这份纲领的结论中说,西藏不应受到其他国家政策或思想的影响,而应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独立国家。西藏应该与其邻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维持和睦的关系。西藏应该与所有国家维持热诚的关系,而没有任何的敌意。

     同样的,我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说,「当西藏和中国建立真正密切的关系之後,将使我们不仅可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还可以让西藏人贡献我们丰富的心境平和文化遗传给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年轻人。

     我设法与中国领袖建立个人关系,包括透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於一九八○年下半年建议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他出国访问时的任何地方见面。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当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新德里时,我又提议与他在新德里见面。这些努力全属白费。

     十三、仔细研究上述各点,可以明显地看到我的观念,和一贯谋求让西藏人和中国人可以和平相处的解决方案之努力。中国说,邓小平一九七九年所做有关西藏问题的说法仍然有效,而只要「达赖喇嘛放弃他的分裂主义活动」,谈判可以展开,在知道上述这些事实後,中国政府立场就很难了解。中共一再重申这些立场,对我的建议却置若罔闻。

     如果中国要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则中国必须制造必要的条件。中国人必须显示出来藏人和汉人可以和平相处的方法,中国人必须详细而逐步说明有关西藏的根本地位,如果有这样明确的纲领,无论协议是否可能达成,我们藏人就可以决定是否要与汉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藏人满意地取得我们的基本人权,则我们不会看不出与汉人共同生活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我相信中国领导阶层的远见和智慧,希望他们会考虑目前的国际政治变化,以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促进两个毗邻而居民族之间长远友谊的需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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