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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是程益中 [昝爱宗]
(博讯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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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益中先生:你好!    新年来了,似乎好消息总是与坏消息结伴而至,在《南方都市报》获得新浪2003年的年度传媒大奖的同时,我却看到了你被广州警方(或检察院人员)带走8个小时问话的消息,至少这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吧。    本月7日,我就在网上看到有关“南都”的传言,自然是不相信的,找遍新浪网、人民网、搜狐网的国内新闻,却看不到任何可以证实此传言的只言片语。8日,待我在〈中国青年报〉网上链接栏打开《联合早报》的新闻页面,一则消息证实了传言是真实的。该报以“抢先报道广州再现SARS疑似病例《南方都市报》遭当局惩罚”为题进行报道:“据可靠消息,首先报道广州出现SARS疑似病例的《南方都市报》已因为这篇报道遭到当局惩罚。该报管理层可能面对重新‘洗牌’的命运,而采写有关新闻的记者也已经暂时停止工作。本报了解到,由于当局不满南方日报集团下属的南方都市报抢先在官方之前,公布广州再次出现SARS疑似病例的消息,在南方日报集团中分管这份报纸的社委程益中周二被广东警方传召问话。(北京特派员孙传炜)”据说你是6日下午4点叫走,夜里12时才结束。也就是经过长达8个小时后才获得“解放”。你还可能因为“经济问题”面对进一步的调查。在南方都市报中主管本地新闻的编委方三文(也是我熟悉的朋友)则已经请假到越南“散心”。消息人士说,方三文可能被重新安排工作。”    我看到,联合早报的消息透出这么两点信息,一是“洗牌”,二是“经济问题”。前者大不了当不成领导了,实现新闻理想更加遥远了;后者就比较好办了,只要不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可以查的,查不到尾巴,自然就应该尊重这个当事人。我想,这其中的关键是你在面临调查“经济问题”的同时能否继续工作,就像一位将军在战场上不能打仗,对他来说比不上战场还要难受。    但我想,“洗牌”也好,查““经济问题”也好,这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你必须面对的。我还有一位媒体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们报社也曾经有一位优秀的记者,因为某种原因被调查半年,最后被解除了调查,因为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这其中肯定有某些“人为”的因素在作怪,就是某些人带着“人治”的观念、带着“有色眼睛”、带着“立功”心切和利益驱动去看问题,自然其结果都是不难预料的。    正如获得2003年新浪电影大奖的影片《手机》中一句台词“做人要厚道”一样,一个人,无论职务高低,无论身份如何,只要做人厚道,工作能力超凡,他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而面临某种指控,或者无中生有或者强加的“名份”,他不会感到有任何惊慌,而且更会坦然面对。如果他是因言获罪,他也将是成为“笑在最后的人”。    益中朋友,作为安徽老乡,你的现状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影响中国的安徽名人陈独秀,他正是你安庆的同乡,1996年我曾到安庆城郊一个山林里瞻仰了陈独秀先生的墓地,只见他的墓碑上只有这么一行字:陈独秀之墓(1879-1942)。陈独秀先生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坐牢,不用只言片语评价,他都会是一个推动历史的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巨大影响的人。今天我想说,一个是独秀,就是独秀于中华;一个是益中,就应该益于我中华。我相信安庆人应该有陈独秀的这点精神,去做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    在群星灿烂的二十世纪,陈独秀先生是一位对言论自由十分推崇的革命家,虽然他的后半生是因为言论自由而获罪,而坐牢,但坐牢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陈独秀先生认为,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治言论自由,而政治言论自由首先是发表反对(或批评)政府反对法律的言论的自由。如果人们对政府和法律不能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只能发表拥护和赞成的意见,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1919年12月1日,他在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在文明的弊端……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他还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原本受到专制主义迫害的人们在掌握政权以后,却反过来又以专制主义压迫别人,唯我真理,唯我独尊,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无休止地演下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著作文选〉1993年4月第一版)    益中先生,有同乡陈独秀先生这样的革命家做榜样,就不应该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本人在2001年网上研讨“严打”问题时也因“严打,新的恐怖主义”一文受到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的警告和处罚,后来起诉到上城区法院和杭州市中级法院没有打赢官司,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既然问题出现自己的身上,就要独立面对,坦然处之。我知道,起码“南都”在2003年掀起的“孙志刚事件”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孙志刚事件”本身的影响,意义非凡。“南都”作为媒体毫无疑问是十分优秀的,对比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我就感到十分失望了,比如那个名叫王志的记者,他居然对重庆“井喷”事件的受害人说你要感谢谁,无非是感谢一些领导嘛,为什么非要逼着淳朴的农民说感谢的话呢?难道受害者得到慰问和经济补偿就不应该吗?难道受害人是自己愿意受害的吗?他们的亲人会情愿送死吗?领导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觉得是一种“天下掉下来的恩赐”,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皇权时代了,农民没有必要对“青天大老爷”跪下,更没必要高呼“万岁,万万岁”。因此,作为记者或主持人,我认为王志的嘴脸就是一副“王感恩”的嘴脸,“对领导感恩戴德”才是王志之流喜欢看到了。    堂堂中央电视台,除了王志我认为是王“感恩”之外,水均益则是典型的水“耸蛋”,堂堂中央电视台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采访,“出师未捷身先退”,早早撤退为是;而我们香港的记者闾丘露微小姐则能够获得非常成功的采访,益中先生你说水均益不是水“耸蛋”是什么?还有白岩松,一副惟恐天下不乱的样子,每天口水滔滔,故作沉思状,仿佛“我”作为记者和主持人是天下最真诚的,这完全是扯淡。所以,我说这位老兄为白“扯淡”,屁话不少,实话没几句。此外,还有倪萍倪“大嫂”,朱军朱“哭君”,煽情的可以,肉麻的也可以,眼泪流的也不少,观众又有几个真正觉得感动呢?    记者就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不是历史的煽情者,形容者。作为记者,我佩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以及现在新京报的一些记者。我相信只要益中先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中国的媒体决不会老是停留在今天这个样子,而是更加出色,甚至将来有可能,中国的优秀的记者也和美国记者获得世界性的新闻大奖——中国将来的普利策新闻奖。    益中兄弟,保重吧,最后让我用一首〈怀念陈独秀〉的短诗来作结尾吧:“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老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食指说,“相信未来”,我对你说,也要“相信未来”!            兄弟昝爱宗    2004年1月9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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