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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喻华峰案情况介绍会
(博讯2004年3月22日)
    喻华峰案情况介绍会

     侯文卓:今天就“南方都市报案件”的案情,作为该案被告喻华峰辩护人之一的许志永将向大家详细介绍案情,并接受各位的提问。 (博讯 boxun.com)

    南方都市报可以说是报界最敢于说话的报纸。去年的sars事件,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都是南方都市报最先报道。当然,我们不敢说这次喻华峰案件是不是和这些有关。下面,先由许志永讲一下关于案件的内容。

    许志永: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关注此案。我们一直以来的关注点在于中国的宪政改革,我们在2003年所做的事都体现了这个宗旨。南方都市报的案子与此也是一脉相承的。南方都市报市场化,现代化的特色使其贴近于民众的道德良知和情感。其次,其内部采用的是市场化的管理体制,适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很不幸,就是因为这样的机制,导致了这次案件。

    中国的报社是属于事业单位性质,服从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南方都市报案件暴露出了这种特殊的国企的管理体制所出现的问题。中国媒体必然要面对现代化,市场化的潮流,我们不能阻碍这个潮流,而应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关注这样的进步。

    本案的判决结果是法院认定被告喻华峰贪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行贿罪,有期徒刑2年,合并处罚12年。行贿的对象是时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调研员的李民英,他曾被南方日报集团任命分管南方都市报及兼任南方都市报主编,认定行贿金额为80万元。这样的判决结果比照刑法条文中处刑额度是很重的。就像喻华峰在判决结果宣布后所说:“我感到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个人的能力真是太渺小了,作为一个无罪的人却要面对这样严酷的惩罚,我还能相信什么呢?”

    先说58万元的问题。这是属于155万的帐外帐中的一部分。这155万元钱中包括1999年第四季度广告部的奖金,27万多元;2000年的上门广告奖,42万多元;还有三个副总经理的奖金,82万多元。这些都是按照《广告管理大纲》规定应该获得的奖金。因为南方都市报是属于南方日报集团的一个子报,没有自己独立的账号,所以部分奖金就用一个员工的名义来支取。南方都市报在经过这些奖金的获得部门或员工个人的同意后,将这笔钱在员工中进行了再次分配。这笔钱为什么会有这再次分配呢?因为,南方都市报广告收入多,对于广告销售人员,其工作可以量化,按规定得到的就多。但采编人员的工作无法量化,得到的就会比销售人员少得多。因此,南方都市报内部就有了一个调节机制。再次分配是9个编委做出的统一安排。2000年度南方都市报包括这笔账外奖金在内一共可支配奖金605万元,这些奖金第一次是在全体员工中分配,第二次是在管理人员中分配,第三次就是这58万元,在9个编委中分配。

    第二个是涉嫌行贿的问题。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喻华峰送钱给李民英是代表《南方都市报》表达对李民英贡献的感谢。《南方日报》集团派驻《南方都市报》的调研员李民英曾经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被称为《南方都市报》“最大的业务员”——很多广告客户都是李民英出面谈判敲定的,他和喻华峰被称为《南方都市报》两大“铁人”,为《南方都市报》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根据《南方日报》社管理规定,李民英作为集团管理人员不准从集团下属《南方都市报》领工资和奖金。为了答谢李民英的贡献,《南方都市报》曾经多次讨论给他发奖金,2000年度的奖金名单上也已经明确列上李民英20万元,但考虑到集团的规章制度,李民英不能拿这些奖金。后来终于有了一个不太妥当的变通的方法:由喻华峰以个人的名义领出来奖金送给李民英。在《南方都市报》迅速发展的四年里,《南方都市报》以这种方式送给李民英共计97万元。正是这些奖金,被检察院认定为贿赂,喻华峰是行贿,李民英是受贿。

    控方认为,送钱给李民英满足行贿的基本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控方认为,南方都市报有将广告预收款计入当年任务,虚增业绩提前领取当年奖金的问题,李民英是知道和默许的。但是,当时是个特殊的阶段,南方都市报的业绩还不好,为了鼓励员工,采取了这种方式。虽然违背了财务管理规定,但是是得到了南方日报集团许可的,并且,当年也有负债,差不多都抵消了。

    还有程益中的问题。他可能会涉嫌“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当时,因为南方都市报曾经用广告换实物,广告销售所取得的实物出售给了南方都市报员工,可能价格稍低一些,这被认为私分国有资产。当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书面文件,仅仅是猜测。

    侯文卓:下面,由大家进行提问。

    问:现在那58万元在哪里?许:喻华峰得到了10万,程益中得到了10万,其他7个编委分得了其余的部分。

    问:现在涉案人员的情况怎样?许:现在除了喻华峰被一审宣判,程益中被刑事拘留外,邓海燕(2000年任南方都市报计财室主任,2001年4月起任副主编,分管办公室工作)已经被逮捕。

    问:广告部的人知道他们的奖金被再次分配了吗?许:知道。从案卷中都可以看到。三个副总经理也都同意了。

    问:是不是之前就奖金分配有规则?许:有。编委会有权决定奖金的分配情况。

    问:既然你认为他们没有犯罪,为什么会有人指控他们?许:当然有人会怀疑为什么控方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调查这个案件。对此,我没有证据说这些事实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我肯定有两方面的事实:1,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公正的。2,实际上,2003年7月就已经开始了对南方都市报的审查,其总经理喻华峰被拘禁,后来被取保候审。他们调查过和喻华峰有来往的所有客户,但是没有结果。对南方都市报和喻华峰的审查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当然,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系列报道,比如sars疫情,孙志刚案,孙大午案。包括2003年12底广州再次爆发sars的报道也是南方都市报发出的,结果导致南方都市报当天的值班经理被撤职。

    问:这笔奖金的分配是否得到法律的承认?公款还是私款?许:因为南方都市报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报社的收入全部要交给南方日报集团,然后由南方日报返还部分给南方都市报,这些都是规定好的。然后,具体怎么分配由南方都市报来决定。

    问:是不是相当于员工把自己的奖金捐一部分给南方都市报?许:情况与此非常类似。

    问:控方认为这笔钱是私款吗?许:控方认为这笔钱还是公款。

    问:是不是存在分配体制不合理的问题?比如,如果广告部分得了钱,是不是别的部门不能得到?这种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同工不同酬,南方都市报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对吗?许:对。

    问: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李民英的案件。他被判刑了吗?许:他被判受贿罪11年。

    问:他所收的是不是不正当利益?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认真讨论。许:对。

    问:据我所知,在喻华峰判案的当天,您下午去看望了程益中,我想知道程益中知道这个判决后的反映,您会不会做程益中的辩护律师?许:一个星期以前他在北京,我和他见过面。当时他已经被迫于3月9日辞去《新京报》总编的职务。19号的早上,我们快进法庭的时候,得到程益中被刑事拘留这个消息,心情很沉重。下午他的家被搜查,晚上我到了他的家中。我大致看了一下,在被搜查带走的物品清单中,我看到,带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书籍和报刊,通讯录,电脑资料。另外还有很有意思的现象。程益中是光盘收集爱好者,是著名的影评人,他们把程益中收集的光盘中封面带有色情的光盘都拍了照。这些光盘可能会被某些人作为程益中“腐化堕落”的证据。

    问:请问你们要不要上诉?在不同的地方上诉是不是会容易一些?许:我们要上诉。本来我们在考虑要不要直接申诉,后来还是倾向于先上诉。因为二审后,我们还有机会申诉。

    问:其他报社有没有类似的做法?许:据我所知,在中国其他较优秀的报纸内部的分配机制都比较灵活,我想,如果按照本案控方的观点,大部分这些报社的分配机制都是违法的。

    问:南方日报集团在本案中,是什么样的态度?许: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判决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喻华峰和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乃至整个中国媒体界口碑都是很好的。

    问:为什么没有南方日报集团或南方都市报的员工去法庭作证?许:有南方日报集团财务部的负责人的证言(法院没有采用证人出庭的方式)。他的证言一方面说南方都市报编委来决定奖金分配,另一方面说,如果南方都市报虚报成本,那就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事实上,这不是虚报成本问题,而是分配奖金问题。

    侯文卓:我们这里有一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先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询问这位王先生有关的情况。

    问:第一个问题:其他报社有没有因为类似的做法而被处罚?第二个问题,这个案子背后有什么别的力量在支配吗?第三个问题,中国其他媒体对这个案件的态度是什么呢?许:我还没有得知其他的报社有没有因为类似问题而被处罚。第二个问题我还不能肯定。中国从长远来看,媒体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个问题,我知道,《财经》,《羊城晚报》已经报到了。

    张星水:你在阅卷时,有没有看到举报人?许:没有。但是,最初控方在一份资料中说,根据举报,喻华峰有贪污嫌疑。

    问:我比较关心程益中的案子。他涉及的两项嫌疑是公开的吗?官方有没有明确表态程益中有这两项嫌疑?许:这两项嫌疑是在刑事拘留书上写着的。

    问: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考虑把这两个案子连在一起做?许:我不太清楚我有没有时间,因为我现在还在关注另外一个案子,但是我会适当地参加,并且会为程益中找律师。

    问:我知道南方都市报的部分员工写了一份致南方日报集团的公开信,请问是他们自己私下里做的,还是应你们的要求做的?许:是他们自己私下里写的。

    问:喻华锋是在家被捕的吗?许:不是,在四川丹巴县,当时他在参加一个客户联谊会。

    问:你不是律师,为什么你要介入这个案件?许: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这牵涉到中国媒体的改革问题。我们关注这个案件,也是在关注这个社会的进步。我本人不是律师,但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不是律师也可以代理讼案。对我来说,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公益的事业。

    问:当事人有没有请别的律师加入此案,有没有风险?许:有,还有广州的一个很优秀的律师。我不觉得这有风险,因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公益问题。

    张星水:我想补充一下。在中国,如果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可以请普通的律师来做。但本案已经超越了刑事案件的技术层面,更应该从技术层面以外来做。许博士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而且他在去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违宪审查的建议,同时他也参加了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个案件有社会影响力的问题,他们在选择辩护人时,考虑到了技术层面以外的问题,所以要选择许博士来做辩护。

    问:关于这个案件是不是存在报复的问题?因为不是说,前面南方都市报有一系列对政府不利的报道吗?许:我们不能肯定。但确实在2003年12月底因为南方都市报发出了广州再次爆发sars的报道,当天的值班经理被撤职。

    问:孙大午审前的时候,您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有心理准备的。那么喻华峰案审理前你有没有心理准备?许:我们已经有一个大致的心理准备,最坏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大概也就是现在的12年,好的结果就是缓刑,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包括审判以前我们都给喻华峰讲要做好10年徒刑的准备。

    万延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开放化。比如,像去年的sars事件,政府及时调整措施,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如果没有媒体的公正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将得不到帮助,就像在河南的爱滋孤儿院。如果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我们的政府将很难树立一个公正的形象。

    李健:在座的有很多媒体的朋友。我想,媒体应该全力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揭露事实和案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第二,媒体在这件事上应该吸取经验,同时媒体也要明白在报道中应该坚守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是个媒体整体的问题。

    赵岩:我今天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发言,不代表我所在的杂志社。我们的政府在号召大家走向政治文明。新闻界遭受这样的打击对我心灵的震撼不次于两年前的911事件。万先生说去年的sars报道事件与今年的南都案有着紧密的关系。南方都市报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面对这样的媒体,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sars事件确实是政府带领大家走出了困境。但是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许志永:我想插一句。第一,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个法律的问题,是开放式的,我们不想探讨太多政治问题。在这个会上,我们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这个研讨会的情况,我们将在网上公布,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王小山:现在我是新京报的编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做编辑。首先,我反对把这个案件政治化。今天在这里,我保证我说的是事实。我的话不代表我的单位。

    首先,在指控喻华峰以及程益中之前,我们报社还有过两次奖金分配,我作为编辑,分到了14400元,如果按照喻华峰分得10万元奖金,被判处12年,那我也得被判1年多。

    第二,编委会是有权力决定这笔奖金的分配的,是我们全体人员把奖金分配的权力交给了编委会。如果这样,我们全体员工都应该是贪污犯。

    再讲一下我们的收入情况。我们平时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800元,版面编辑费是250-300左右,还有稿费,所以加起来一个一般的编辑月收入8000以上;第三个年终奖分配,我们分了一次,经营人员分第二次,最后才轮到主编副主编分。一个普通编辑能分到14000多,那么对一个总编来说能分到10万并不多。如果说,这样的奖金分配,喻华峰分得了10万,就是贪污,真是无稽之谈。喻华峰作为总经理南方日报集团发给他一年的工资奖金就有100多万,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曾自己拿钱给下属发年终奖金。

    最后,我想说,我们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是不是安全的?从这个案件中,我感到了恐惧。如果一个记者要把看到的真相说出来是多么的危险,然而我不知道这个危险来自何方。程益中,他报道了很多新闻,但是他出事了。我在等着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事情就是这样,尤其在媒体工作,如果你工作好了,就肯定会出事。对不起,我有些激动,我就说到这里。

    张星水:另外,在执法机关和政府官员对法律的理解方面有些僵化。他们会怀有刑法帝国主义思想,认为刑法是法律中最高的权威。但是,就像一些法学家所认为的,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应该先民后刑,先看是不是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再看是不是属于刑法调整范畴。对于刑事案件的侦察、起诉、审理,应该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不应该一开始就认定嫌疑人有罪。还有下一个“私分国有资产”,这也是个体制问题。

    记者:我想这有一个角色冲突的问题,政府把媒体当作行政单位的一部分,为行政服务,这实际上是出于控制的需要。政府对媒体的要求与媒体本身应该担当的责任这两方面的矛盾不可协调。对此问题的改革又很落后。我认为,媒体必须变成一个独立的单位。

    侯文卓: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由许志永再做一次总结。

    许: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为了反对什么,也不是为了谈政治。而是为了制度的变革。正如喻华峰最后的陈诉中,他说到“二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贸着巨大的危险开始联产承包的尝试……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追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今天,媒体作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正是在这样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南方都市报》开始了新的探索”。

    喻华峰,程益中他们是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在做的是制度上的探索。但是他们违背了旧有的管理机制,所以才遭到了这样的厄运。我们应该还他们一个清白。最终,这应该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

    

    整理人:李玉洁20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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